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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犬奸》在体裁上可以说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小品,它与《聊斋志异》中的《偷桃》、《山市》、《农妇》等相似，它们篇幅较短小，内容主要是写实，基本没有涉及怪异。
上举几篇例证均有清代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语。在评语中，但、冯等清代评论家对上举几篇作品都给予了或多或少；或思想方面，或艺术方面的点评，而对同样体裁的《犬奸》，却只字未提。思其原因，或许是不屑于评论，或许是不知如何评论而付之阙如。《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甚至将本篇排除在外——未予收录。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做评论，不予收录，本身就说明这篇作品并未引起清代评论家足够的重视。当今学者打破了对《犬奸》的这种沉默，开始关注此篇的思想、艺术价值。应该说，这是对《聊斋志异》研究领域的小小拓展。从学术上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然而喜中有忧。
当今学者对《犬奸》的评论，往往是贬多于褒；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并未完全读懂、读透文本，这又未免让人感到几分遗憾。请看几例此类论说：“此篇(指《犬奸》，笔者注。)用因果法记叙一淫妇竟主动与犬交，致使亲夫被犬咬死，自己公堂对薄，出乖现丑。因故事趣味太低级（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故不屑于进行详析。”⑴1由于认为《犬奸》故事趣味太低级，以致于在一部“全本译赏”性的书中，2对它“不屑于进行详析”——非常例外地置而不论。其贬斥态度，不言而喻。再看一部影响颇大的《中国文学史》的论说：“蒲松龄的思想感情是很混杂的，这也造成了《聊斋志异》内容的驳杂不一。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他才华出众而毕生潦倒，在科举中经历数十年的精神折磨，而又以低贱的塾师身份坐馆于缙绅富贵之家，这一切造成他心理上极大的压抑。这种压抑经常表现为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尖锐抨击，但有时也表现为对某些野蛮、阴暗现象的兴趣（如《犬奸》就是显著例子）。……当然，《聊斋志异》中占主导地位的作品，是批判社会现实和幻想美好人生两类，这也是人们喜欢此书的原因。”⑵
细味此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因为蒲松龄思想感情混杂，造成了《聊斋志异》内容的驳杂不一。换句话说，即蒲松龄思想感情中有进步、健康的成分也有落后、庸俗的成份，因此造成了《聊斋志异》内容上的驳杂不一。其二，《聊斋志异》中有对不合理社会现实尖锐抨击的优秀作品，也有对某些野蛮、阴暗现象感兴趣、趣味不太高级的落后作品。《犬奸》即是后一类作品，它应该排除在《聊斋志异》中占主导地位、批判社会现实和幻想美好人生这两类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的上述理解没有错误的话，我们认为此论不够稳妥，失之公允；与原作的思想实际也相差甚远，我们不敢苟同。
与上述两种有代表性的论说相反，我们认为《犬奸》不是一篇趣味低级、格调庸俗的作品；而是一篇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尖锐抨击，捍卫人性尊严的佳作。对这篇思想价值很高的作品，我们应当深层解读，公允、稳妥地去评价。
一、从作品实际描写的角度观照
在中国文化中，人和兽是完全对立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人和兽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所以在我国的志怪传奇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些描写人兽纠葛，以兽喻人，以兽写人，以兽观人的小说作品。《聊斋志异》中的《犬奸》也属于这类作品。
“青洲贾某，客于外，恒经岁不归。家畜一白犬，妻引与交，犬习为常。”⑶从生物学上讲，性欲是一股非常活跃的力量，而女子的性欲范围远比男子为大，所以一经唤起，其控制与驾驭之难远出男子之上。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长时期绝欲还是欲念的升华，常人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的野史笔记中，即使那些旌表贞节的故事，也都对妇女绝欲的隐痛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例如《谐铎》中的《两指题旌》、《节妇死时箴》，《志异续编》中的《节母散钱》等等。但是《犬奸》中的贾妇因性压抑而一味追求性的刺激、情欲的放纵，使人性兽化，这实际上就已经严重伤害了整个人类的性尊严，故埋下了她日后被凌迟的祸根。
“一日，夫至，与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啮贾人竟死。后里舍稍闻之，共为不平，鸣于官。官械妇，妇不肯伏，收之。命缚犬来，始取妇出。犬忽见妇，直前碎衣作交状。妇始无词。使两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观其合者，共敛钱赂役，役乃牵聚令交。所止处，观者常数百人，役以此网利焉。后人犬俱寸磔以死。”
性是动物的标志性特征，它为人兽所共有。但是动物的性和人的性又有着原则的、本质的区别。兽性完全是一种自然本能的狂暴的驱使力量，它主宰着动物的所作所为，它依赖于本能行事，随时随地地听命于自然欲望的要求，它完全受自然力的驱动。这样，动物身上的兽性从来不超越自己，也从来不同自己分离和对立，动物的兽性在每一个瞬间都毫不犹豫地达成自我的圆满肯定。“犬忽见妇，直前碎衣，作交状”就是这种野兽性欲的形象版。人类的性欲则不然，它始终就被一种否定的意识充斥着，人在自然的进化中，在极力否定外在自然的同时，也在极力否定他身上自然的兽性。人类利用性立法，性禁忌，性道德等方式，对性围追堵截，把它作为一种隐私安置在隐蔽地带，把它塞进规范的强制性的框架中去，使性成为隐私，从而使它再也不能象动物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出没；最终，用深谋远虑取代了动物性的及时行乐。人类摆脱自身性的控制，虽然艰难曲折、困难重重，但从整体上说人类的性欲基本上是处于人类的自我控制之下，而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把性升华为情，这一点我们从《聊斋志异》中能看得非常清楚。
在《聊斋》中男女共赴阳台的速度是惊人的，甚至互通姓名也是在云雨欢会之后。男女之间在最初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动物性激情，但在男女完成身体结合之后，作者就再也不把性作为相互交往的重点进行描写，尔后便是他们之间的真心相爱。马尔库塞说：爱是一种高级的价值标准,性欲因爱而获得了尊严。⑷在《聊斋》中，性往往是情的马童；情是性的最后归宿；许多篇目都蕴含着一个从性到情的升华过程。贾妇在摆脱性压抑的过程中，使性完全脱离了情的约束，最后，人欲成为了一种兽性的疯狂。这种跨越人兽界限的性堕落，就像是一种病毒的感染源，既危害着自己，也毒化着社会中健康的心灵，影响着人类健康的生存和发展。从社会道德上讲，贾妇的行为虽是个人的隐私，但她伤害的却是人类的整体性尊严，所以其夫被啮死，尽管属于极其私密的家丑，但其邻里四舍一旦“稍闻之”，却要共为不平并“鸣于官”。其实，任何越轨的性行为一旦超越出隐私的范围，演绎成一种反社会的罪恶，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舆论、道德、法律都不会对之宽容。对贾妇来说，也不例外。
“使两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观其合者，共敛钱赂役，役乃牵聚令交。所止处，观者常数百人，役以此网利焉。后人犬俱寸磔以死。”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低级龌龊的一幕；人犬俱死，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残酷的酷刑。我们可以指责邻里四舍，是偷探别人隐私的卫道士，也可以指责差役看客是趣味低下灵魂委琐的群氓，也可以指责“人犬俱寸磔而死”是灭绝人性的残忍；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一旦丧失性的尊严，就会理所当然的被社会视为兽类。一个民族失去了性尊严就会被天火烧毁。
叔本华说：“……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头野兽，这头野兽时时伺机去狂吠乱咬，本能上他有着折磨虐杀其他动物的冲动，若果其他动物挡他的道，他就会冲上去杀死他们。也正是这一原因构成了一切争斗和战争的内在渊蔽。要想驯服这头野兽，或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拴在心中，也只有知识，即这头野兽的看护者，才能胜任这一工作。”⑸其实，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自我恶性膨大，过分放纵私欲，心中的野兽很容易挣脱锁笼。它即会狂咬人类，也要咬伤主人自己。贾妇虽是被官府寸磔而死，其实也是被自己心中的狂犬所害。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人类，都要小心看管好自己心中的野兽！只有踩住兽性，人性才会而立！
兽交对社会的实际危害并不大，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对兽交格外反感，对兽交的处罚也非常严酷。他们把兽交、兽奸视为一种滔天罪恶，在憎恶的心理之中往往又掺和上一些神秘与亵读神明的恐怖心理。在犹太人那里，尽管兽交对社会与个人的实际损害并不大，但它却比犯罪更可怕。历史上的犹太人曾主张犯兽交的人和被侵犯的动物都必须受以极刑。在欧洲的中古时代，特别是法国，这种严峻刑罚也曾流行过一时。犯者和母猪，母牛，母驴一并被处死的例子，记载上都见过。在法国图卢兹一个女了因和狗交而被焚死。
在《犬奸》中，人们用最残酷的酷刑捍卫了人类的性尊严，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犬奸》表明了人类远离动物的决心。
从《犬奸》的文本所流露出的思想、情趣来看，作品并没有什么低级趣味。相反《犬奸》主题严肃，表现出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犬奸》正文之后的“异史氏曰”，虽有某些亵语，但作者写得非常含蓄，其主旨也是对丧失人性尊严者的冷嘲热讽，是对人性的思考，是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也并非“趣味太低级”。
二、从《犬奸》的文化背景角度观照
蒲松龄之所以写出《犬奸》这种题材的作品并非偶然，这除了与《聊斋志异》总的审美取向有关外，还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我们把中国古代的野史笔记稍做梳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早在东晋干宝编篡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中，就已经有了人犬相交的影子。“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着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⑹
在唐代，人兽相交、人犬相交，已经开始成为传奇小说的重要情节，最有名的要算是《欧阳纥》和《杜修已》。
现据《太平广记》将《杜修已》节抄如下：“杜修已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斌之女也。性淫逸。修已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馔。食后。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内。欲啮修已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而后每修已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修已自外入。见之。即（即原作曰。据明抄本改。）欲杀犬。犬走出。……”⑺
蒲松龄是对中国野史笔记，志怪传奇非常熟悉的作家。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杜修已》就是《犬奸》的本事来源，但它们都从正面描写了人犬相交的性事实。从字面行文上看，《犬奸》似乎只是在如实报道发生在山东青洲的一件性丑闻，但从内容上分析，它的创作素材、构思脉络既有野史笔记、传奇小说的影响痕迹；也有作者驰想天外，幻迹人区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想象。
从这个角度观照，可以看出蒲松龄创作《犬奸》除了现实生活给予作家某种启示外，还有一定的文化渊源的原因在里面，并非完全是蒲松龄搜奇猎异、“趣味太低级”使然。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举两例略后于蒲松龄的文学家、学者所写的与《犬奸》同题材的作品进行分析。
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江都王刘建“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令宫人裸而据地与羝羊及狗交。齐王终古，使所爱奴与妾八子（妾号）及诸御婢奸。或使白昼裸伏。与犬马交接。终古临视之。”⑻《二十二史札记》是赵翼的史学著作，较蒲松龄在世稍晚的赵翼在这部史学著作中写到的兽交并非发生在赵翼在世的清中叶，而是历史上的事件，其记录与《犬奸》相似的事件并非是针砭现实，而是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于以史为鉴。而与赵翼几乎同时在世的纪昀记载的兽交事件，则是取材于现实：
“乌鲁木齐多狭斜，小楼深巷，方响时闻，自谯鼓初鸣，至寺钟欲动，灯火恒荧荧也；冶荡者为所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余，饲极肥，濯极洁，日闭户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隶恒窃窥之，何弗觉也。忽其友乘醉戏诘，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非我亲鞫是狱，虽司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杂诗，有曰：‘石破天惊事有无，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即咏是事。人之性癖，有至于如此者！乃知以理断天下事，不尽其变；即以情断天下事，亦不尽其变也。”⑼
纪昀如实地记录了一件他在乌鲁木齐听说的一桩兽交的真事，其文末的感慨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事是于理、于情都无法想象的。赵、纪两位文士都记录了兽交的奇闻，但还很少有人指责赵、纪是“趣味太低级”，指责其对野蛮，阴暗现象的兴趣。那么，为什么偏要对写了同题材事件的《犬奸》的蒲松龄进行上述指责呢？在我们看来，不仅不该特别的对蒲松龄进行指责，而且相反还要对蒲松龄给予更多的肯定和称许。因为赵、纪二人的记录均较可观，对此种事件的道德评判均显不足。蒲松龄在《犬奸》中，通过对野史笔记中兽交故事情节的加工整理、通过人物形象及文后的异史氏曰，对亵渎人性尊严的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批判。把本是暴露人类性隐私的丑闻，改编成了捍卫人性尊严的传奇故事。
三、从《犬奸》写作的主题立意角度观照
虽然蒲松龄在《犬奸》中写了不少亵语，显示出作者颇有一点狎玩的态度；但从小说最后的结尾看，作品并不是对犬奸这种丑恶性现象的欣赏和品味，而是对病态社会丑恶性现象的反思，对旧社会人性中卑污与阴暗的揭露和批判，是对人性本来面目的剥露。“呜呼！天地之大，真无所不有矣。然人面而兽交者，独一妇也乎哉？”“犬奸”在《犬奸》中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指代性放纵的信息符号。在《犬奸》中，即有蒲松龄对明清纵欲风气的批判，也有他自己对性问题的深刻思考。所以要真正了解《犬奸》的主题立意，还需要从明清的纵欲风气说起。
鲁迅说过：“大明一朝，以剥人皮始，以剥人皮终，可谓始终不变”⑽其实在中国人性史上，除活剥人皮以外，明王朝还营造出了另一道有名的黑色风景：纵欲。
在史书笔记中，关于历代帝王淫乱生活的记载很多，但明以前，纵欲还只是中国性文化中的一股潜流。从明朝中期开始，男子纵欲才渐成风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详细叙述了明中期以后欲望潜流逐渐泛滥的流变过程。“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至宪宗朝万安居外，万妃居内，士习遂大坏。万以媚药进御，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万，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献房中秘方，得从废籍复官。以谏铮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一时风尚可知矣。”⑾
一夫多妻会使人堕落。在中国两性文化中，本来就有一些病态因子，社会一旦失去了宗教、道德、舆论的约束，畸形两性关系中的细胞就会迅速发生病变、繁殖、扩散。到了明晚期，纵欲事实上已经成了一股难以制驭的浊流。那时纵欲成风，色情春宫画泛滥成灾，娼女娈童充斥于娱乐场所，服食春药风靡一时。与纵欲风潮暗相呼应，色情小说的创作在明朝后期也达到了高峰。谢桃坊的《中国市民文学史》据近年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清善本小说丛书》统计，其《艳情小说专辑》所收20余种小说，大部分创作于明朝后期。其代表作有署名“吴门徐昌龄著”的《如意君传》，署名“芙蓉主人辑，痴情子批校”的《痴婆子传》和李渔的《肉蒲团》等等。
明清色情小说的泛滥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其粗俗淫秽的程度在中外文学史上均可叹为观止。这类小说的性描写有两个特点：
其一，无论作者主观上的考虑如何，他们的创作实践往往是欲情不分，人兽不辨，把兽欲当作人性来渲染，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举例如下：
乱伦描写。《浪史》中，浪子先与赵大娘私通，赵氏又拉女儿妙娘与浪子淫乱。
集体淫乱。《杏花天》写封悦生的“大团圆”
又如《浪史》结局：“这浪子也登黄甲，赐进士出身。浪子也不听选，告病在家受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无日不饮，无日不乐。又娶着七个美人，共二个夫人，与十一个侍妾，共二十个房头。每房俱有假山花台，房中琴棋书画。终日赋诗饮酒，快活过日。人多称他为地仙。”在这里，作者所描写出的简直就是动物世界中的一个狮子王国。
明人张誉就曾批评《浪史》、《野史》这类色情小说是“鸱鸣鸦叫”。⑿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把这类小说归为“色情狂的淫书”，说这些小说是“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拔的形迹。”他认为这些小说是“以非人的生活为是”的“非人的文学”。⒀的确是诊断出了这类色情小说的病患基因。
其二，在明清的色情小说中，性完全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然力，作者任其自流，在极尽夸张的性的描写中，实际上充斥着对性的恐惧和茫然，他们不但不了解两性自然而神圣的情感，美好内涵，似乎都忘记了性的本初价值和原始的意义。在清初，就有人对其做出了严历的批评。“如今作小说的，开口把‘私情’两字说起，庸夫俗妇，色鬼奸谋，一团秽污之气，敷衍成文。其实不知‘情’字怎么解，但把妇人淫乐的勾当叫作私情，便于‘情’字大有干碍。不知妇人淫乐，只得叫奸淫，今日相交一个，明日相交一个，那等得是情？是所重在方寸之间，与‘情’字大相悬涉。甚至有‘止淫风’‘借淫说法’之语，正是诲淫之书。”⒁
经过明末清初的剧烈社会动荡，和满人刀骑一番血雨腥风的洗劫，在清朝初年纵欲风潮出现了消歇。经历过天崩地解式的明清易代之后，文人的心灵、情感都受到了严重创伤，也受到了一番洗炼。清初的文人明显少了一些狂放恣张，多了几分压抑和成熟，这使得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较晚明深刻了许多，对人生命姿态的认识较晚明也进步了许多。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清代才出现了《长生殿》、《桃花扇》以及文言言情小说与白话言情小说的两座高峰——《聊斋志异》和《红楼梦》。
蒲松龄出生在1640年，也就是明王朝灭亡的前几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自觉地把情爱当作主要描写对象的文言小说作家，也是第一位真正把情和欲区分开来，并对情欲作了真正思考的作家。他在《聊斋志异》中，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两性关系中丰富、美好的精神文化内涵，把两性关系真正赋予了人本思想的观照，让广大读者人群从纯洁的情爱中体验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感受到人生的尊严、美好和伟大。在蒲松龄的笔下，主宰两性精神世界的是情而不是性；人与人之间因情而温暖，世间因情而美好！
在《聊斋》中性已不再可憎可怖，无拘无束。在《聊斋志异·萧七》中，六姐坚决拒绝了徐继长的无情的性要求。在《巧娘》中，情可使阴裁如蚕的天奄神奇地变成能生儿育女的奇伟男子。在《聊斋志异》中，即使是对性的描写也大都充满了爱的诗意。
但是从性生物学上讲，性是一种冲击力很强的力量，西方性学认为：“性冲动是一种体内的发酵作用，由不止一种强有力的酵母发出”，⒂在中国文化中，性也是一个高危概念。“赌近盗兮奸近杀”。“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中教君骨髓枯。”中国文化中的女人祸水论，明清小说中“情欲与死亡”的母题，《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妇女观，其实都与中国文化中对性的恐惧有关。
到了《聊斋志异》中，虽然再也读不到“从来好色亡家国，岂见诗书误了人”“试看二陈同一律，从来亡国女戎多”之类的说教，代之而起的是一首首情爱的赞歌。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纠正了《水浒传》、《三国演义》、《三言》对情欲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丰富了中国文化中的情爱内涵。这也是蒲松龄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但蒲松龄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也是对社会极负责任的作家。他在《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目中，对性这种“危险的能力”也都充满着警惕和防范。在《董生》（卷二）中，董生因色心而丧命。“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这是在《黄九郎》（卷三）中的几句话，蒲松龄借此对当时盛行的同性恋风气讲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嘲讽。“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鸩，从无有相戒不蓄媚药者，不蓄媚药者，亦犹人之畏兵刃而狎床笫也。宁知其毒有甚至于砒鸩者哉！顾蓄之不过以媚内耳！乃至见嫉于鬼神；况人之纵淫，有过于蓄药者乎？”这是在在《狐惩淫》（卷六）中的几句话，蒲松龄借此批评了使用媚药纵欲的风习。《聊斋志异》（卷十二）中的《人妖》则反映了明成化年间一件奸污良家妇女百余人的奇案——桑冲案。
《犬奸》是一篇纯言性的小小说。它写了一次无情的性，写了一个由性畸变诱发出来的家庭悲剧。毋须讳言，这是一篇以暴露丑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从素材到人物形象都说不上有什么美感，但正是从这篇丑文中，我们透视到了蒲松龄超越时代的性观念，看到了他对性无处不在的防范意识。
霭理士说：“性冲动是一股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一股无可限量的力量，一个寻常的人，甚至一个超出寻常的人，要不断挣扎着来控制驾驭这股力量，本来就不容易，加上驾驭的人与被驾驭的力又都在不断变动，而双方所处的境遇也是不断在那里转移变化，其间危难的发生与不可避免，当然更是意料中的事了；这还是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论，或就当事人力求其正常发展的例子而论，如果遇到根本不大正常的例子，本来陷阱之多自更可想而知了。”⒃性学大师对性的深思熟虑，其实也正是《犬奸》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从人类性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性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性被控制、规范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被社会道德、法律、舆论压抑排挤到了意识的深层，基本上是符合人类性实际的。从性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在社会中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性压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一个人要摆脱情欲的困境，也无可厚非，但是人的情欲活动必需要在社会道德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起码不要偏离太远。堕落是无止境的，性的堕落尤其如此。如果一个人像《犬奸》中的贾妇那样随性所欲，随性所为，一味追求性的刺激，势必会沉沦成一个被性左右着的人，跌破人性的最低警戒线，最后只能蒙受非人的侮辱，被社会视为兽类。
弗洛伊德说的好，把性欲压制百分之五十，就是性的幸福。蒲松龄用《犬奸》警示后人，性是一种很危险的能力；无情的性更危险。在当今情欲备受重视的社会，这种对人类的性警示，比对人间情爱的赞美更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四、从蒲松龄的人格思想角度观照
要评论《犬奸》是否“趣味太低级”，我们还要与蒲松龄的人格理想与对两性关系隐私的态度联系起来考察。一般来说，作家的品德好坏及情趣高下对其创作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蒲松龄在这两方面均很不堪，那他定会在其作品《犬奸》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蒲松龄在给友人写的《为人要则》中的“正心”部分，详细地阐释了他的人格理想：“正者，反乎邪之词也。今有人于此，共指之曰：‘彼邪人也。’夫其耳目口鼻皆与人同，而人共鄙之，以其不正者在心耳。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并蓄戈矛，故令人接其步履，畏之而不敢不防，听之好言，亦疑之而不敢相信。孟子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何物?即心中一点之正气也。无此一点，尚得为人乎哉？凡人忍心动，则欲害人；贪心动，则欲作盗；欲心动，则欲行淫。然当其一念初萌,自已未尝不知其邪,便当急转,使之随起随消。此正人与禽兽分界之处,只在人之自定。为人之念定,邪言不得而惑之；禽兽之念定，良言亦不得而劝之也。”⒄蒲松龄在此处实际上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人格理想，即做人首先要心正。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凡事存心要正。而且人如果有了邪心，就应当随起随灭，及时纠正；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或曰“正人”，“好人”。《犬奸》就是用文学形象，传奇故事诠释《为人要则》中的人格理想。贾妇之所以沦为禽兽一样的人，也就是因为其心存邪念而又未能随起随灭，致使“禽兽之念定”招来了杀身之祸。蒲松龄对做人有深刻的见解，有着光明正大的人格理想，有着做一个正人、心存正气的高度自觉性，他就会以此责人并以此自责，从这个角度考察，蒲松龄写作《犬奸》，便不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决不会违心地去表现低级趣味！
在《聊斋志异》中，言性的作品其实并不少。从总体上看，作者对性是非常的慎言；尤其是厌恶谈性的隐私面目。他对对津津乐道他人性隐私的低级趣味，深恶痛绝；并认为这样做的人决没有好报。这种态度在小说《霍生》中有着鲜明、突出的表现。
《霍生》，写了两个侵犯别人性隐私的轻薄少年都不得好报：一个“私病加于唇吻”，“不敢大言笑；启吻太骤，则痛不可忍。”一个“以是得吼疾，数年不愈焉。”请看原作：“文登霍生，与严生少相狎，长相谑也。口给交御，惟恐不工。霍有邻妪，曾与严妻导产。偶与霍妇语，言其处有赘疣。妇以告霍。霍与同党者谋，窥严将至，故窃语云：‘某妻与我最昵。’众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众不信，其阴侧有双疣。’严止窗外，听之既悉，不入径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伏，搒益残。妻不堪虐，自经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严而白其诬矣。严妻既工死，其鬼夜哭。举家不得宁焉。无何，严暴卒，鬼乃不哭。霍妇梦女子披发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妻何得欢乐耶！’既醒而病，数日寻卒。霍亦梦女子指数诟骂，以掌批其吻。惊而寤，觉唇际隐痛，扪之高起，三日而成双疣，遂为痼疾。不敢大言笑；启吻太骤，则痛不可忍。”此故事之后，另附一同类性质的故事：“邑王氏，与同窗某狎。其妻归宁，王知其驴善惊，先伏丛莽中，伺妇至，暴出；驴惊妇堕，惟一僮从，不能扶妇乘。王乃殷勤报控甚至，妇亦不识谁何。王扬扬以此得意，谓僮逐驴去，因得私其妇于莽中，述衵裤履甚悉。某闻，大惭而去。少间，自窗隙中见某一手握刀，一手捉妻来，意甚怒恶。大惧，逾垣而逃。某从之，追二三里地不及，始返。王尽力极奔，肺叶开张，以是得吼疾，数年不愈焉。”（《聊斋志异》卷三）
蒲松龄用上述两则小故事，通过侵犯别人性隐私者得到的恶报，艺术地形象地表达他对侵犯别人的性隐私，趣味太低级者的鞭挞和否定。表现出了蒲松龄的高尚情操，和蒲松龄对性隐私的健康心态。有着如此道德准则和较高尚情趣的蒲松龄，难道故意去做自己所否定的事或坚持自己所否定的低级趣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这一角度关照，我们认为《犬奸》是在捍卫人性的尊严，而非趣味低级！对《犬奸》持否定态度者，实际是认为作品是在袒露人类的性的隐私。其实，无论是从文本实际看，还是从同类作品的旁证看，这都是一种误读。
通过以上四个角度对《犬奸》的考察和观照，我们认为：《犬奸》是一篇捍卫人性尊严的佳作。它思想内涵丰富、深刻，是一篇对人生很有启示意义的小小说，并不是如有的论者所说的“趣味太低级”的邪狎之作。轻视本篇或对本篇过分贬低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应当予以纠正。今天，我们要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
2006年2月18日
注释：
⑴引自陈恒昌、周禾主编《<聊斋志异> 全本译赏》，武汉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42页。
⑵引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444页，445页。
⑶本文所引《犬奸》原文，出自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第50页。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⑷请参阅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十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⑸（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521页，商务印书馆，1999。
⑹《搜神记·搜神后记译注》49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⑥《太平广记》第3569页，中华书局。
⑺《太平广记》第3569页，中华书局。
⑻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7页。
⑼（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二册第27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⑽《鲁迅杂文全集》第7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⑾（明）沈德苻：《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第541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⑿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第21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⒀《中华文学,邪言不得而惑之；禽兽之念定，良言亦不得而劝之也。”⒄蒲松龄在此处实际上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人格理想，即做人首先要心正。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凡事存心要正。而且人如果有了邪心，就应当随起随灭，及时纠正；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或曰“正人”，“好人”。《犬奸》就是用文学形象，传奇故事诠释《为人要则》中的人格理想。贾妇之所以沦为禽兽一样的人，也就是因为其心存邪念而又未能随起随灭，致使“禽兽之念定”招来了杀身之祸。蒲松龄对做人有深刻的见解，有着光明正大的人格理想，有着做一个正人、心存正气的高度自觉性，他就会以此责人并以此自责，从这个角度考察，蒲松龄写作《犬奸》，便不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决不会违心地去表现低级趣味！
在《聊斋志异》中，言性的作品其实并不少。从总体上看，作者对性是非常的慎言；尤其是厌恶谈性的隐私面目。他对对津津乐道他人性隐私的低级趣味，深恶痛绝；并认为这样做的人决没有好报。这种态度在小说《霍生》中有着鲜明、突出的表现。
《霍生》，写了两个侵犯别人性隐私的轻薄少年都不得好报：一个“私病加于唇吻”，“不敢大言笑；启吻太骤，则痛不可忍。”一个“以是得吼疾，数年不愈焉。”请看原作：“文登霍生，与严生少相狎，长相谑也。口给交御，惟恐不工。霍有邻妪，曾与严妻导产。偶与霍妇语，言其处有赘疣。妇以告霍。霍与同党者谋，窥严将至，故窃语云：‘某妻与我最昵。’众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众不信，其阴侧有双疣。’严止窗外，听之既悉，不入径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伏，搒益残。妻不堪虐，自经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严而白其诬矣。严妻既工死，其鬼夜哭。举家不得宁焉。无何，严暴卒，鬼乃不哭。霍妇梦女子披发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妻何得欢乐耶！’既醒而病，数日寻卒。霍亦梦女子指数诟骂，以掌批其吻。惊而寤，觉唇际隐痛，扪之高起，三日而成双疣，遂为痼疾。不敢大言笑；启吻太骤，则痛不可忍。”此故事之后，另附一同类性质的故事：“邑王氏，与同窗某狎。其妻归宁，王知其驴善惊，先伏丛莽中，伺妇至，暴出；驴惊妇堕，惟一僮从，不能扶妇乘。王乃殷勤报控甚至，妇亦不识谁何。王扬扬以此得意，谓僮逐驴去，因得私其妇于莽中，述衵裤履甚悉。某闻，大惭而去。少间，自窗隙中见某一手握刀，一手捉妻来，意甚怒恶。大惧，逾垣而逃。某从之，追二三里地不及，始返。王尽力极奔，肺叶开张，以是得吼疾，数年不愈焉。”（《聊斋志异》卷三）
蒲松龄用上述两则小故事，通过侵犯别人性隐私者得到的恶报，艺术地形象地表达他对侵犯别人的性隐私，趣味太低级者的鞭挞和否定。表现出了蒲松龄的高尚情操，和蒲松龄对性隐私的健康心态。有着如此道德准则和较高尚情趣的蒲松龄，难道故意去做自己所否定的事或坚持自己所否定的低级趣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这一角度关照，我们认为《犬奸》是在捍卫人性的尊严，而非趣味低级！对《犬奸》持否定态度者，实际是认为作品是在袒露人类的性的隐私。其实，无论是从文本实际看，还是从同类作品的旁证看，这都是一种误读。
通过以上四个角度对《犬奸》的考察和观照，我们认为：《犬奸》是一篇捍卫人性尊严的佳作。它思想内涵丰富、深刻，是一篇对人生很有启示意义的小小说，并不是如有的论者所说的“趣味太低级”的邪狎之作。轻视本篇或对本篇过分贬低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应当予以纠正。今天，我们要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
2006年2月18日
注释：
⑴引自陈恒昌、周禾主编《<聊斋志异> 全本译赏》，武汉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42页。
⑵引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444页，445页。
⑶本文所引《犬奸》原文，出自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第50页。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⑷请参阅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十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⑸（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521页，商务印书馆，1999。
⑹《搜神记·搜神后记译注》49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⑥《太平广记》第3569页，中华书局。
⑺《太平广记》第3569页，中华书局。
⑻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7页。
⑼（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二册第27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⑽《鲁迅杂文全集》第7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⑾（明）沈德苻：《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第541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⑿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第21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⒀《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第50—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⒁（清）苏庵主人：《绣屏缘》。
⒂⒃（英）霭理士：《性心理学》第492页、第49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⒄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中华书局1962年8月第11版，第291页。
评论百年精华》第50—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⒁（清）苏庵主人：《绣屏缘》。
⒂⒃（英）霭理士：《性心理学》第492页、第49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⒄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中华书局1962年8月第11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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