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互动：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

易易 2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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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忠太：(1958～)，男，山西长子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心理学研究。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31

张秀芬：(1966～)，女，云南会泽人，云南省社科院高级政工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云南昆明650034

【内容提要】作者试图通过对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学科互动的历史回顾，揭示民族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以便把民族心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学科互动/心理学/文化人类学

【正文】

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虽然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科，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一个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一个是研究人的文化现象，而人的心理现象与文化现象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所以，心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谋求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而文化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则不断地从心理学中寻求帮助。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互动使两个学科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形成两个新的学科，一个是民族心理学，一个是心理人类学。民族心理学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心理学，心理人类学则用心理学的观点研究文化人类学。两个学科沿着各自道路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目前已经出现逐渐融合的趋势，最终完全有可能合并成一个新的学科。鉴于我国的民族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两个学科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即从事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只关心心理学界内部的动态，而从事心理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则只注意文化人类学界内部的动态，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互动历史的回顾以揭示民族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的发展方向。

一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科学。要完整、准确地把握人类的心理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必须从三个方面加以努力才能得以实现。一是要研究心理的种系发展，弄清动物心理与人类心理的关系。二是要研究心理的种族发展，弄清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时期的心理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三是要研究心理的个体发展，弄清不同个体或同一个体不同阶段的心理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心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研究心理的种系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同时，把研究的触角扩展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开展心理的种族发展研究，以丰富心理学内容，完善心理学体系。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使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心理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冯特在积极开展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同时，发现实验方法对研究简单的心理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对复杂的心理现象则显得无能为力。对于像民族心理这样复杂的心理现象只有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他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神话、风俗与该民族的心理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语言与表象、思维等心理过程密切相关；神话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恐惧、惊异、希望等心理过程的表现；风俗则是表达社会对个人行为的要求以及个人如何对待这些要求。为此，冯特在1900～1920年间，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出版了10卷《民族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纲要》等著作。冯特在总结实验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研究时明确指出：“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资利用。这种辅助手段就是精神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学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由于它们不仅依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也依存于普遍的心理学规律，所以那些返导出普遍心理学规律的现象，就成为一个特殊心理学部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复杂心理过程的普通心理学，提供了极重要的辅助手段。”[1](P83)由此可见，冯特作为心理学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把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看得同等重要，并耗费了大量精力研究民族心理问题，为后来的心理学家继续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现象开辟了道路。

随着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心理学派别相继出现。不同的心理学派别虽然批评冯特的心理学体系，但他们并没有终止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各个学派的心理学家纷纷用不同民族的心理现象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或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不同民族在心理上的异同，由此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在英国，策动心理学派创始人麦独孤除了进行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外，还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1890～1894年麦独孤随剑桥大学人类学探险前往大洋洲托雷斯海峡列岛对原始民族进行心理考察，不久又单枪匹马赴婆罗洲研究当地的土著民族心理。这为他后来创立策动心理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本能心理理论。他认为，合群本能产生了人类社会；获得本能导致了私有财产；模仿本能产生了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好斗本能引起战争等。在《群众心理》一书中麦独孤以本能心理理论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了国民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法国，心理学家受孔德的社会学思想影响较深，他们在研究心理学时很自然地用社会学的观点看待心理问题，形成了群体心理学派。群体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勒朋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一书中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各种族间心理上之特性乃是极不相似，他们乃是受同一之外部影响而却各不相同的印入，其常生出的结果即一种绝对的与互相的不了解。此种不了解之出现，特别是在交通迅速使各民族易于接触以后。”并进一步认为：“除了由于文化进步所生出之新的影响外，各民族之生活乃是被少数不变的心理上之因子所支配着。贯穿古今上下，此种心理上之因子总是无时无地不在活动，从恒河河畔至欧洲平原，他们都是极有关于各大帝国之兴亡。”[2]

在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主义心理学的过程中，把他长期观察、研究、治疗心理疾病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论迁移到民族心理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理论。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图腾与禁忌》一书。他认为，乱伦恐惧引起的情感矛盾的许多特征是原始民族和儿童共同具有的原始心理特征。他特别强调原始民族弑亲行为的重大意义。他认为，人类的文明、道德、法律、宗教都是起源于原始民族对弑亲行为的追悔和其他反应。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一个发表于1913年书名为‘图腾与禁忌’的有关人类宗教和道德起源的研究中，我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也许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它的历史的开头，基于它的犯罪意识，使奥底帕斯情结成为宗教的最后根源。”[1](P345)1939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摩西与—神教》。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用其独特的理论系统地论证了曾被公认为犹太人领袖的摩西是埃及人而不是犹太人，摩西传给犹太人的宗教是从埃及带去的。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揭示了—神教的实质和起源，说明了犹太人与其他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分离的原因，并进一步论证了民族心理与宗教思想的密切关系，推动了民族心理研究的向前发展。

在美国，心理学界流行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都十分重视人的心理、行为与遗传、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把这种传统引入民族心理研究之中。1931年，美国心理学家高斯出版了《种族心理学》一书。该书把人的心理特点看作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他认为，种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有起有落。从血统遗传的观点看，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种族，即人类种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种族，仅仅是近亲繁殖的结果，或内部近亲繁殖的结果，是人类代代相传形成的一条条长流不息的涡流。种族心理学的真正问题是确定种族之间是否存在心理差异。在心理方面，种族之间是否平等，这只有通过科学测量才能获知。作为一种实验事实，种族在感觉、智力、颜色爱好、艺术欣赏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差异，但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教育以及宗教传统的影响，而不在于遗传。

大量资料表明，早期心理学家涉足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直接结果就是打破了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藩篱，初步确立了民族心理学在心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并为心理学理论在文化人类学界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它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揭示文化的本质，为解决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服务。由于文化人类学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因此，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对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作了较多的研究，而对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则研究得不多，这显然不利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为此，后来的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把它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的发展。

在英国人类学界，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1908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心理学大师冯特等进行研究。在德期间，马林诺夫斯基深受冯特的民族心理思想的影响，并被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所吸引，使他下决心从自然科学转向文化人类学研究。1913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出版则直接导致了他翌年前往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调查，以验证弗洛伊德的奥底帕斯情结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马林诺夫斯基调查发现，弗洛伊德的奥底帕斯情结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美拉西尼亚人中仍保留着母权制，舅舅代替了父亲执行社会规范的限制，对姐妹的禁忌代替了禁止对母亲亲近的戒律。因此，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父权制社会的恋母情结有弑父娶母的被压抑的欲望，但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母权社会里则有弑舅舅娶姐妹的欲望。[3](P78、79)马林诺夫斯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验证性研究不仅丰富了精神分析主义理论，而且拓宽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总结自己的研究时所说：“精神分析虽遭人唾骂，但我认为在科学上最有价值。应该使精神分析理论为人类学学者所重视。这就是说，如果人类学学者要研究对象而免除不必要的陷坑，或者免除虚伪的架子，他便应该重视精神分析理论。”[3](P2,原著序)

在法国人类学界，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列维·布留尔、莫斯等人都用心理学观点分析人类社会问题。迪尔凯姆主张用深层次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来分析社会现象。他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全体成员反复感知和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的东西，是可以经验、实证的‘社会事实’”。而集体表象则是“无穷无尽的协作的产物，这种协作不仅超越空间，而且也超越时间，大量的头脑把他们的观念和情感加以联系，结合和组织起来，以形成集体的表象，通过集体的表象，无数的世代积累起他们的经验和知识。[4](P85)列维·布留尔发展了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思想。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集体表象。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集体表象，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集体表象为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在该集体中世代相传，在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的情况引起每个成员对有关事物产生尊敬、崇拜、恐惧等情感。并由此得出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的差异不是思维形式的不同而是思维模式的不同的结论。[5](P5)莫斯则直接主张用心理学、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文化人类学。莫斯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的思想却对后来列维·斯特劳斯试图揭示人类的心理结构，找到人类心理构成的基本原则，建立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P276)

在美国人类学界，不论是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摩尔根还是历史学派的博阿斯，在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中都肯定心理学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摩尔根在研究易洛魁部落印第安人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研究易洛魁部落印第安人表现出的心理特点，并用来说明人类进化有共同的途径。摩尔根认为：“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7](P8)博阿斯在创立历史学派过程中，始终把人类学与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对种族偏见、原始人的心灵、原始人与文明人的心智特征等人类学中的心理问题作了专门研究，最后汇集成《原始人的心智》一书。该书—出版就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有力武器。

博阿斯不仅自己在研究人类学中广泛涉猎心理学问题，而且指导学生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从事人类学研究。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就是博阿斯的得意门生之一。本尼迪克特在博阿斯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开始对北美印第安人诸部落的文化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本尼迪克特以4种不同的文化为例，证明文化与人格的相互关系。她认为，祖尼印第安人具有严谨自制、善于合作、沉稳祥和、不酗酒、不夸张的人格特征，即“太阳神型”的人格；平原印第安人具有行为夸张、富于幻想、追求刺激的人格特征，即“酒神型”人格；夸库特尔印第安人具有粗暴狂野、骄傲自大、酗酒无度、崇尚暴力、藐视他人、自我折磨的人格特征，即“夸大狂型”的人格；多布人在与人相处过程中具有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内心压抑、怀有敌意的人格特征，即“妄想狂型”的人格。[8]

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对克拉克大学校长、美国心理学会主席霍尔的“青春期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米德调查发现，萨摩亚少女在青春期没有美国少女经常表现出的心情压抑、情绪波动、强烈的挫折感等心理冲突。她们心情平和、情绪稳定、没有明显的心理冲突。因此米德认为，青春期危机理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不是所有青少年在青春期都会出现心理危机。[9]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米德进一步对心理学中性别对气质的影响问题发难。米德在新几内亚3个原始部落中发现，在阿拉佩什人中，男女角色同美国人差不多，讲礼貌、很文雅、不轻易向人挑衅，男人希望妇女行为温和、对家庭负责任。在蒙杜古马人中，不论男女都非常粗暴，社会鼓励男人凶狠鲁莽、富于攻击性、多占有女性、不管小孩；女人也表现出粗鲁、嫉妒、自私、攻击性、缺乏母性。在查姆布利人中，男女的气质刚好与一般社会相反。妇女性格开朗，做事精明，管理生产，操持家务；而男人则多愁善感，喜欢打扮，爱好艺术，不管生产。因此，米德认为人的性格与气质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由性别决定的，而是文化影响的结果。[10]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对文化与人格相互关系的成功研究，标志着文化人类学界对心理学的把握已经脱离了简单的引用和验证阶段，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心理人类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米德和本尼迪克特独立开展民族心理研究的同时，文化人类学家林顿与心理学家卡迪纳、杜波依思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36～1937年间，精神分析学者卡迪纳和杜波依思在纽约心理分析研究所共同举办讨论会，邀请本尼迪克特、萨皮尔、班则尔等文化人类学家前来演讲，共同讨论如何修正和改进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的研究途径和方法。1937年，林顿到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工作后即与卡迪纳合作，在哥伦比亚大学连续举办了几年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由某位人类学家先叙述曾经做过的田野调查的文化对象，然后由精神分析学者加以分析和解释，最后大家共同讨论这些分析和解释。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人及其社会》、《社会的心理界限》、《阿罗人》等一批民族心理研究成果的正式出版。[11](P168)在这些著作中，研究者们提出了“基本人格结构”、“众趋人格”、“初级制度与次级制度”等概念，方法上广泛采用罗夏墨迹测验、联想测验、迷津测验、绘图测验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林顿与卡迪纳、杜波依思的合作标志着民族心理研究已经进入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的新阶段，对后来的民族心理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文化人类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文化人类学家找到了研究不同民族精神文化的有力武器，为揭示不同民族文化与心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文化人类学家在应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人类文化过程中获得的巨大进步也使心理学家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变量是检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普遍性的一种有效手段。

三

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经过长时期的互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论是心理学界对民族心理的研究，还是文化人类学界对文化与人格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为两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融合创造了条件。

在心理学界，心理学家在长期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而文化人类学家对民族心理的独到研究则使心理学界对民族心理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对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因此，心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对心理的影响，把民族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在实验设计和调查研究中加以考虑，并特别注意吸收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逐步建立和发展了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所谓文化心理学，用坎托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惯常行为的科学”。坎托认为，文化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自然主义的前提为依据，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2](P1～33)所谓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实际上就是用比较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科学。随着文化心理学，特别是跨文化心理学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研究的不断深入，1980年，特里安迪斯编辑出版了《距文化心理学手册》，汇集了一大批以往的跨文化心理研究成果。面对跨文化研究得出的全新结论，曾长期视自己的认知发展理论为公理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种以一定文化和一定语言为特点的环境中形成的心理学，如果不以必要的跨文化材料加以参校，就基本上是一种猜想。”[13]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界，民族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基本上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称呼。心理学与这些学科结合而成的民族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虽然学科名称不同，有的强调民族，有的强调文化，有的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但没有哪一个研究者只研究民族而不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或者只研究文化而不研究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或者只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不与别的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美国跨文化心理学家马尔塞拉在评价文化心理学时认为，文化心理学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似乎都不够严谨，表面上看它似乎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作用。[14](P15)而在我国心理学界，跨文化心理学被不少研究者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因此，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心理学的一种别称。

在文化人类学界，文化人类学家应用心理学方法开展文化与人格研究已经驾轻就熟。他们把研究的范围从原来主要研究远离现代文明的、人口较少的原始族群扩展到不同文明程度的、人口众多的民族，甚至把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也都纳入了研究范围，并相继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如R·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许ｌǎｎｇ＠①光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怀亭等人的《六种文化系列研究》等。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人的义务与人情、感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这种“耻辱感”文化使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既好斗又和善，既崇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的。”[15]许ｌǎｎｇ＠①光从“边缘人”的角度对中国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对比研究，得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大约可以被简化为两个相对的系列：首先是，美国方式强调个人，即我们称之为个人中心的特征，这与中国强调个人在其同伴中的恰当地位及行为的情景中心适成对照。第二种对比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情绪中心与中国深思熟虑的趋向适成对比[16](P12)。”J·怀亭等人对肯尼亚的古希族、印度卡拉普尔村的刹帝利族、美国果园镇的新西兰人、墨西哥的密克斯提肯印第安人、菲律宾的塔隆人、琉球的泰拉人在求助、养育、自立、成就、责任感、服从、支配、社交性与攻击性9个行为系统方面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17]

随着文化人类学界对民族心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已经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文化与人格的范围之内，他们希望通过改变学科名称以达到扩大研究范围的目的。1972年，许ｌǎｎｇ＠①光建议将“文化与人格”改为“心理人类学”。美国人类学界采纳了这一建议。197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正式确立了“心理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1978年，美国成立心理人类学会，以《时代思潮》作为他的机关刊物，J·怀亭出任首任会长。心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心理人类学独立以后，研究者把心理人类学定义为研究文化与心理、行为关系的科学，认为它不仅继续研究文化与人格这一传统课题，而且研究文化与认知、文化与情感、文化与意志、文化与态度、文化与行为、文化与心理发展、文化与精神异常等全新的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也由过去的一般田野调查法转变为以心理学的观察法、访谈法、量表测验法、投射测验法、实验法等为主的研究方法。心理人类学由此具有更突出的心理学特征。

如果我们把当今的民族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由于两个学科的学者研究的都是民族心理现象，所以，随着研究方法的日益接近，民族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小，共同点越来越多。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心理人类学’从内容上看就是‘民族心理学’”。[18](P21)在实际生活中，心理学的研究生在学习心理人类学的著作，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学习民族心理学著作，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因此，随着民族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的趋同，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两个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问题。也就是说，今后对于民族心理现象的研究是继续分属于民族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还是把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如果把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把民族心理学合并到心理人类学中，还是把心理人类学合并到民族心理学中？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会从本学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看待问题，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心理学研究者坚信，只有采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发现心理的“真实”。他们在研究中一般是以个体心理为单位，对一个或几个民族中的同一心理现象进行研究，以便对这种心理现象作出一个较为科学的结论。因此，他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把心理人类学并入民族心理学是最佳选择。

与心理学研究者不同的是，心理人类学研究者则认为，自己深入到不同民族文化中得到资料更生动。他们在研究中通常是以民族为单位，对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心理和行为特点开展研究，以便从总体上把握一个民族的“基本人格类型”。因此，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认为把民族心理学并入心理人类学是最好的出路。

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消除民族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之间的门户之见，以便从根本上提高民族心理研究水平，民族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确实有必要合二为一。但这不是用一个学科代替另一个学科，而是把两个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合并后的新学科既注重民族心理的真实性，又注重民族心理的生动性；既研究民族的个体心理，又研究民族的群体心理；既研究文化对心理的影响，又研究心理对文化的反映，使之成为一门能真正体现原来两门学科各自优点的新学科。至于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后究竟选用哪一个名称？是用民族心理学还是用心理人类学？抑或是另起新名？这可以由两个学科的学者共同讨论决定。

民族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的合并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这就要求民族心理研究者对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体系有更全面、更准确的把握。过去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民族心理的学者，需要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利用文化人类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有用的知识，在新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过去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民族心理的学者，则需要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利用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科学研究方法，在新的研究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今后准备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生而言，则需要对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作全面的学习，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能适应将来的工作需要。

综上所述，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经过长期互动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方面日渐接近，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共同点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把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由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联手共同开展民族心理研究，把民族心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解决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与心理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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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维特·巴诺著.瞿海源等译.心理人类学[M]，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