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前后的索罗斯

对于那些你最近和他们见面的一些权高名重的人，你有什么看法？有一篇文章描述你，说你和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上又和另一位总统共进晚餐。

　　过去五年左右，我和历史舞台上的很多重要人物见过面，这和我先前的形象差异太大了！我曾经在几近遗世独立的状况中生活，现在大部分的门都打开了。我必须承认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个样子，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贯彻下去, 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跟一些最近认识的人在一起，我不是指掌权的人，而是指知名人士。

　　你心里有特定的人吗？

　　我最想见的是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他是我所见过最诚实的人，他根本不能忍受说谎。不管他的意见有多激烈，其实他是很温和的人，他具体表现出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典范——这就是他普受尊敬的原因。他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责任，在第一次大致算是自由的选举中，他当选进入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 )，成为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的领袖之一，这件事害了他，他在国会度过辛苦的一天后，心脏病发作去世，我觉得他因为没办法做更多事而死于忧伤。

　　我也喜欢哈维尔(Havel)，虽然他小有缺点。他把担任总统的初期，变成鼓舞人心的欢乐时光。我记得在一个国定假日去看他，有人神秘地宣布总统官邸要向公众开放，到场的人会和受邀的贵宾得到同等的招待。民众蜂拥而来时，庭院里已经摆好很多桌子，供应香肠和啤酒，这是我见过最欢乐的场合。他跟我解释说，他故意把宣布弄得模模糊糊的，免得总统官邸被挤翻。

　　我和波兰的布朗尼斯罗·吉勒梅(Bronislaw Geremek)在一九八八年认识，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好的关系，他在团结工会(Solidarity)时期，担任瓦文萨(wa1esa)的政治顾问, 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每次见面都值得回忆，我党得与他很亲密。政治人物当中，我觉得最亲近的是俄罗斯的格利哥里·雅夫林斯基(Grigury Yavlinsky)，他是夏塔林计划(shata1in Plan)的主要起草人，也是一九九0年我率团参加世界银行会议时的代表团领队，他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他的宏愿和我的愿望最接近——现在仍然如此，我们之间曾有一些歧见，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主因是他真的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的信念。

　　我还见过其他人，我努力的最大回报，是和有趣的人见面，以及参与有趣的事件。我想到你的投资哲学是从你的个人经验演变出来的，让我们谈谈其中的一些背景。你首次进入这一行是什么时候？你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和金融无关，是在英国当一家装饰品厂商的储训人员，这家公司制造新奇产品，纪念品，人造珠宝等等。我从学校毕业时，找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是没有关系的外国人，我通过一个朋友。一个在这家公司兼差的同学，得到这个工作。

　　你当过业务代表，对吗？

　　我是所谓的储备干部，但是他们没有训练计划，所以最后我变成业务代表。然后我替一位从事批发的顾客工作，成为巡回业务代表，负责在威尔斯海滨度假区对零售商做销售工作。那是我事业生涯中的低潮，那个工作和我对自己的期许差得非常远，而且又是很艰难的工作，主要的好处是他们给我一部汽车，是福特的安格里亚(Anglia)车型，在英国的福特车系列里，这是最低价的车种。这位批发商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设法对伦敦的香烟店促销，但是这些香烟店已经有组织，成为属于不同批发商的团体，所以我绝对没有机会销售东西给他们，在伦敦停车也很难，所以我有种被人排拒在外的感觉。到威尔斯海滨地区时，这种感觉稍微获得纤解，所以我至少做了一些买卖。但是，我明白这种工作确实不是我求学的目的，或父母亲期望我做的事，所以我决定彻底脱离。

　　我写信给伦敦每一家商业银行，写上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亲启，当时没有人会做这种事，你不能写信给你不认识的人。这招来一些相当有趣的答复，有一位叫作华特·所罗门(wa1ter Sa10m0n )的人打电话给我，要求和我面谈，目的只是要指出我把他的名字拼错了。我也获得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Lazard Freres )面谈的机会，这次面谈很有启发性，因为总经理很好心地告诉我，说我想进伦敦金融圈好比缘木求鱼。他说：“在伦敦金融圈里，我们采取一种我们所谓的聪明群带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总经理都有很多侄儿、甥儿，其中总有一位聪明的入会变成下一位总经理。如果你和他出身同一所学院，你会有机会被这家公司聘用；如果你出身同一所大学，你仍然还可以用；但是，你甚至不是我们的同胞呢！”他建议我远离伦敦金融圈，他说，因为进入商业银行的人，主要是要管理他们自己的钱，因此他们对薪水的期望比在产业界工作的人低，他们四十岁时的薪水，可能是在产业界就业的人三十岁时拿的薪水。

你离开匈牙利前，有过一些受苦受难的经验，那些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完全没有受过什么苦难，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伤害我，我明白身边的苦难，但是，我们尽一切力量帮助别人。就告诉你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我们曾经站在配给香烟的队伍里——他们每天配给一个人五支香烟——然后把香烟送给被拘禁在犹太人住处、不能去排队的犹太人。或许我唯一受到的实质影响，是布达佩斯刚刚被包围时，当时死尸四处散落，有一具尸体头盖骨整个陷进去，随后好几天，我都觉得恶心。

告诉我令堂被带到警察局，并且设法愚弄当局的故事？

她一定有钢铁般的意志。她独自一个人住在度假小屋里，邻居起了疑心，就向警方告发，警察盘问她，但是她表现得极为镇定，极为自然，所以警察释放她时还向她道歉。她在接受盘问时，表现得漠然之至，甚至觉得自己是从天花板上观察自己，确定自己给了警察正确的印象。折磨结束后，她才感受到至为惊人的危险，变得非常脆弱，她逃到布达佩斯，家父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我记得我还相当不耐烦地告诉她，要她恢复镇定。

你从令堂身上学到的教训，有什么和令尊特别不同的？

那很难说，我认为我从她继承了分析、自我批判的天性，但是，大部分的教训都来自家父，一般说来，在那段期间里，家父都是对的，家母和他意见不同时，经常都是错误的，这不只是我的看法，也是家母的看法，或许这一点会给你一些提示。

你经常回匈牙利吗？

没有，我根本不能回去，我们似乎永远被隔开了。我在一九四七年离开，我拿到护照，然后前往瑞士，参加一场世界语会议，因为家父是世界语专家。当时我还需要苏联的出境许可，但我没有，我拿到的出境许可是发给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团体许可，我因为没有及时拿到护照，错过团体的行程，所以必须在他们之后出发。我就这样上了火车、而且幸运得很，我设法通过了这一关，没有真的出示我的许可。我在那里和家父见面。但是，会议之后他回匈牙利，我却必须在伯恩停留，等待英国签证。我不知道要等多久，身上只有父亲给我的几百瑞士法郎，得尽量节省，熬过这段时间，我大约在两星期内拿到签证，马上就去了英国。他的影响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