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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是能够洞见并预言人类未来的人。他们通常是这样一些角色：乞儿、渔夫、王子、哲学家、艺术家、宗教信徒甚至疯子。当他们的面孔突然从茫茫人海中涌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头上并未戴着一顶“先知”的桂冠，只是到了他们的预言变成现实之后，我们才蓦然回首，发现先知的头上竟然真的笼罩着一圈真理的光环。我们诚惶诚恐地匍伏在他们的脚下，搜尽这个世界上所能有的最美好的言辞去揄扬、赞颂他们的远见卓识，并且绝望地吞咽因未能遵从他们的教诲而招致的命运的苦果。
然而面对先知，我们并未真诚地忏悔自己当初何以如此冥顽不化，更不能痛下决心去领悟当下生活中新先知的预言。现实的迷雾模糊了先知孤独而又充满悲悯的脸庞，我们看到的依旧是一个举止怪异、模样滑稽、思想狂悖、危言耸听的小丑。这是先知的不幸，也是人类的悲剧。 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形同水火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发现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筏驮摩那就曾提出过一种崭新的自然观念和生命伦理。他的基本思想是：整个世界由无数的个体灵魂构成，非但人类，所有的生命，包括动物甚至植物，都有灵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教义说：“最低贱的昆虫的生命与高贵的人的生命同样神圣、一样永恒。”而十八世纪英国塞尔波恩的奥瑞勒教区副牧师吉尔伯特·怀特更是首创一种“阿卡狄亚式”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使人类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即便在当代，他们的预言仍未成绝响，一大批人文和科学的“先知”起而大声疾呼。美国科学家雷切尔·卡森在她的《寂静的春天》里写道： 控制自然是一个傲慢自欺的词组，始自生物学和哲学的最原始时期，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是为了人类的方便才存在的……如此原始的科学使用最现代和最恐怖的武器转而用来对付昆虫的同时，也转而来对付地球。这真是我们时代的令人惊恐的不幸。 然而这些先知的命运，这些预言的反响又是如何呢?他们生前几乎无一例外受到的只是迫害、非难、冷落，或者只是传媒哗众取宠的廉价的喝彩，他们的预言都被当作了耳旁风。耆那教的生命伦理无人问津，怀特的田园主义遭到培根“帝国式”的冷笑，雷切尔·卡森的警告也只是一度成为媒体的“花边”。我们之所以对所有先知的预言充耳不闻，除了物质的欲望、对理性的盲从以及人类固有的惰性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不能放弃虚骄狂妄、惟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存观由来已久。它是伴随着人类意识觉醒的第一缕曙光而来的难以祛除的阴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剥离的孪生兄弟。 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它兴起于原初先民对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水系的驯服与控制。苏美尔人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把两河流域的水泽变成一座五谷丰登的天然粮仓，而现代人类不仅早就控制了包括水在内的生物圈的所有资源，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原子与太空。因此所谓人类的文明史，既是一部对自然的征服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自我膨胀的历史。这种无限度的自我膨胀起自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正如宇宙诞生于大爆炸一样，人也是文艺复兴知识爆炸遗存的一块碎片。如果说宇宙大爆炸的碎片混旋为星云，凝聚为星体，成为构成无限宇宙特定时空中的一个个有限的个体，那么，人这块碎片却以宇宙的中心自居。我们破译了雷电的奥秘，放逐了远古的诸神，甚而废黜了天国里的上帝。我们为自己加冕，然后拜倒在自己的脚下。我们是天地之间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尊神。 这是人类的荣耀，还是文明的悲哀?面对这个曾经美丽丰饶而今却危机四伏、面目全非的地球，先知的预言本身就是答案。 我们敬畏先知，是在现实印证了他们的预言之后；我们蔑视他们，是因为先知的告诫“亵渎”了人的无与伦比的高贵和尊严。在我们的想象中，先知就是那个屡次惊呼“狼来了”的孩子。而一旦“狼”真的来了，我们又把那个撒谎的孩子供入圣龛，面对接踵而至的狼群一笑置之。我们与先知的关系还有点像那座起火的剧院的观众与那位报警的小丑：一场大火在某剧院的后台突发，一个小丑跑出来通知观众，要求大家尽快撤离，但众人却认为那只是小丑的滑稽表演而报以热烈的掌声。小丑不断重复他的警报，观众的喝彩也更是持久而热烈。最后，在人们的一致欢呼声中，剧院被烈火所吞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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