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中，作家群所呈现的是一个金字塔状，用数字表示作家的多寡，即：3→8→13 。第一个数字，包含了周、秦、汉三朝，差不多有一千二百年的时间；后面两个数字，分别代表明清，两朝加一块，正好是周秦汉三朝的一半。
以文学的视角，如果把上面五个朝代进行一个切割，我们不妨称周、秦、汉三朝的古典文学为先典，称明清两朝的古典文学为后典。进一步去表述，我们也可以将二者分别称之为先典文学与后典文学。我们暂且不管这一说法的合理性，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我们就分别说说先典作家与后典作家对历史的贡献。
㈠先典作家
周·李耳 先典作家我只选取了三个人，即周朝的李耳与孔丘（即老子与孔子），以及汉朝的司马迁。读者或有疑问，你怎么把李耳、孔丘、司马迁给划入先典作家的行列了？需要解释的是，这基于我对文学的一个认识。传统观点，一说文学，掰着手指就老三样：小说、诗歌和散文。狭隘的文学定义，自然就排挤了李耳、孔丘与司马迁在文学上的地位。真正的文学，应该具有人文视野。反过来说，人文视角下的文字，皆属文学范畴，这其实就是大文学观。当今世界上，有很多理科大家，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学术随笔，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华人耳熟能详的杨振宁，其物理视角下的一些学术随笔，堪称文学典范。以人文的理念，回看李耳、孔丘与司马迁的作品，当然就更是文学的了。
先典作家的作品有个共同点，即论与述。李耳所著人文随笔《老子》，开口即论“道”。这个“道”字，时兴时衰，承载中国文化，走过两千多年。即便是今天的日常生活，我们评价一个人，仍旧载道而论，如评说谁谁，就说他的道德如何如何。一个人的道行，直接决定着社会对他的评价；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又直接关系到他立世处境的好坏。可有意思的是，何为“道”，却连李耳自己都说不清，那么他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当作一首诗来读，更为合适。
中国诗贵淡不贵浓，恰与西方诗反着。中国诗还有一个特点，即讲究空灵。毫无疑问，“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也是空灵的。解读空灵的文字，最好的方法是意会。相信没有人会想得到，《老子》竟然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在中国传播了两千多年。道家文化孰优孰劣先不去讨论，一个民族，循着自己的文化胎记，一倒扯就是两千多年，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李耳思想体系中，为人诟病的是，它培养了中国人模棱两可的处世习惯，断论是非，典型的结果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错。当然还有比这更值得批判的思想，比如李耳的“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就属于典型的帮凶论。
从道家的角度说，李耳完全是一个抛砖引玉式的人物，真正深化道家学说的是庄周（即庄子）。我们来读一段庄周关于“道”的文学描写。他说：
世间不过是一个超越感官、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定的本体。这个本体，便叫做“道”。道体是无限的东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蝼蚁里面有它，瓦壁里面有它，尿溺里面有它。要说有神吧，神是从它生出来的；要说有鬼吧，鬼是从它生出来的。它生出天地，生出帝王，生出一切。它自己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是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万物一体，说我是牛也就是牛，说我是马也就是马，说我是神明也就是神明，说我是屎尿也就是屎尿。道就是我，因而也就什么都是我。道是无穷无际、不生不灭的，因而我也就是无穷无际、不生不灭的。未死之前已有我，既死之后也有我。你说我死了吗？我并没有死。火也烧不死我，水也淹不死我。我化成灰，我还在。我化成飞虫的腿，老鼠的肝，我还是在。这样的我是多么自由呀，多么的长寿呀，多么的伟大呀。你说彭祖八百岁，太可怜了……那种有数之数，何如我这无数之数？一切都混而为一，一切都是“道”，一切都是我。这就叫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郭沫若著：《十批判书》）
庄周的文学式幻想实在是太丰富了，没有他的这番“悟道”，老子也就不成其为老子；庄周呢？也就无法成为老子第二。庄周所奉献给历史的，恰恰就在于此，他实际提出一个另类宇宙观。这看上去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但能够提出万物为一的观点，在庄周的时代来说，已经是超前了。至少，庄周的文学触须，已经伸向一个陌生的领域，他为思维僵化的中国人，打开一个想象的空间。
周·孔丘 说孔丘是作家，好多人会有疑义。因为孔丘自己就声言过，他是“述而不作”。可也是，不写作的人，何以为作家呢？我想，我们对待孔丘，应有特例思维，也就是放宽视野来看问题的意思。今有口述历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论语》看作孔丘的口述文学呢？更何况，两千多年来，也没有人怀疑孔丘作为《论语》著作权人的法定地位。
摆定孔丘的文学地位，就该说说他的历史贡献了。单方面地说，我对孔丘有很多非议的地方；倘若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孔丘的影响，远在李耳之上。孔丘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根源，而李耳仅仅局限在道界。说得更大一点，孔丘的历史贡献，远远超出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能想像的范围——这个范围有三：文学方面他不仅有原创的《论语》，还整理了中国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史学方面他撰述了中国的第一部史书《春秋》；教育方面他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套用庄周的话来形容孔丘对中国人的影响，那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两千多年来，无论外来文化多么汹涌，新兴文化多么霸道，都无法取代孔丘的文化影响。
汉·司马迁 如果说李耳和孔丘是作家，还有勉强之感的话，那么冠司马迁为作家，则完全没有疑义了。大家都知道，司马迁的大著《史记》，本身就是一部大型传记文学，其中的很多篇章，还是文学名篇，如《赵世家》、《项羽本纪》、《李斯列传》等等。尤其后世根据《赵世家》改编的戏剧《赵氏孤儿》，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他几乎走遍中国，采乡里，访诸贤，这是《史记》充满文学意味的基础。而说到司马迁对历史的贡献，那就更不用说了——仅就历史课题而言，司马迁的贡献为中国第一。司马迁身后的史官、文人，但凡提及汉武以前的中国历史，所依无不以《史记》为首。
黄帝时期的人物，司马迁之前，少有载述。是司马迁天南地北地去民间采访，才有了姬轩辕（黄帝）一族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讲，黄帝的有无值得商榷；从文学的角度讲，黄帝是中国人无可辩驳的祖先代码。还有那位“举世混浊我独清”的屈原，也出于司马迁的挖掘。一句话，倘若不是司马迁，也就没有屈原；没有屈原，今天的中国人就少了一个传统节日端午节。至为重要的是，没有司马迁，中国的远古史，简直不可想像。因为有了司马迁，后世中国人才得以骄傲地说，中国历史下上五千年。你知道吗？这五千年的历史，最难书写的前三千年，就出自司马迁之手，而且那是引人入胜的具有文学笔法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无论用怎样的语言，来赞赏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都不过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更合适、更恰当的语言来彰显司马迁对历史的贡献，生怕那词俗了、艳了，降低了只有他才拥有的名分。
㈡后典作家
后典作家的作品也有个共同点，即以述为主。就是说，通过历代作家千年的努力与探寻，终于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即以讲故事为主（诗词盛秋的唐宋不在此例，但这一领域对历史有所贡献的，首推白居易与李清照，余不多赘），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了。中国的古典小说盛在明清，下面，我们仅选取这两朝的三位文学家，来谈一谈他们对历史的贡献。
明·兰陵笑笑生 如果一定要让我从二十余部后典作品中，选出两个作家，那么在忍痛割爱之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明朝的兰陵笑笑生，以及清朝的孔尚任。这是后典作家群中，不可多得的两位伟大的顶尖作家。先说兰陵笑笑生，后人读他的《金瓶梅》，多以“淫”字当头。这实在是一种误读——误读了书，也误读了作家本人。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难道没有被《金瓶梅》庞大的叙事结构所震撼吗？你难道没有被兰陵笑笑生的写作技巧所震撼吗？你难道没有被兰陵笑笑生痛斥专制的胆量所震撼吗？
中国帝制以来，第一个用小说系统而公开地抨击专制、揭露黑暗的，就是兰陵笑笑生。从中央政府的总理，到各部首长，再到省、府、县，兰陵笑笑生串各级官员就如串蚂蚱，一一写来，环环相扣。一句话，军政司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兰陵笑笑生所不写的，他写各路官员怎么贪赃枉法；他写京官莅临地方怎么吃喝嫖赌；他写钦差视察地方怎么戒严扰民；他写总理过生日全国各级官员怎么祝寿；他写司法所长西门庆一妾之死全县如何祭之……那真是写谁是谁，出首见尾，数百人物，一丝不乱。相比之下，曹雪芹简直是相形见拙。
兰陵笑笑生通过他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事实，即专制集团的本质就是贪污集团。贪污的结果就如西门庆个人的结果，糜烂而亡。自秦以降，不同标签下的专制集团，走的全是这条老路。兰陵笑笑生可谓是总结前人，预测后世，全让他说着了。兰陵笑笑生这么伟大的一个作家、《金瓶梅》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不为后世所正面接触，想来从作家到作品，一定触动了各路专制集团的神经。文人更是胆战心寒于专制集团的文字狱，大都闭口不谈《金瓶梅》。这一来，针针见血的《金瓶梅》，反倒不如儿女情长的《红楼梦》有影响。说起来，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滑稽而又荒谬的事。
清·孔尚任 《桃花扇》是孔尚任十余年心血、三易其稿的智慧结晶。人们看《桃花扇》，就如看《金瓶梅》一样，注重的也是男女情事。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有两条主线，一是政治的亦即官场的，一是欢爱的亦即情场的。情场不过是这两部文学作品的调和剂和烟雾弹，作者的真正意图，尽在前者，即揭露专制政治的丑陋。
一部《桃花扇》，主角看似秦淮名妓李香君，孔尚任实际所要鞭打的却是南明政要。大家知道，在清兵的追击下，明朝人马一路南逃，溃不成军。外族入侵，兵临城下，中国军政要人除了像史可法那样的极少数人外，抵抗者寡，多把精力放在了发国难财和享乐上。南明皇帝登基，发出的第一号政令是，采选美女；第二号政令是，征集春药。孔尚任的精彩之笔，处处可见，我们无法一一载录。这么说吧，孔尚任看待世间的一切，针针见血。记得我在前面，所给予兰陵笑笑生的评价，也是这四个字。
尤为可贵的是，《桃花扇》本身就是一部文人视野的正史。就像孔尚任自己在“桃花扇凡例”中所说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托。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换句话说，《桃花扇》中的历史事实，全有文献可查。作家搞创作就怕这个，在原有的历史事件基础上，去从事二次创作，一有禁区，二难突破。总之，束缚太多。孔尚任却驾轻就熟，他用文学的形式还原了历史。在他来说，创作无禁区（他因此而被康熙罢黜官职），作品也就有了突破；人们记住了《桃花扇》的同时，也记住了那段并不显眼但教训深刻的历史。这是孔尚任的能耐，也是他对历史的贡献。
清·吴敬梓 我不是太情愿地把吴敬梓拉入这个行列，但又实在找不出后典作家的第三位。筛来选去，就他吧。吴敬梓的贡献，历史方面倒在其次，占居首位的是其文学影响。也可以说，他带来一场小小的文学革命——自吴敬梓开始，中国古典文学，便走上了以讽刺为主的道路。仅以模仿《儒林外史》为主的文学作品，就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等。先不去讨论这些模仿之作的优劣，仅凭开一代讽刺之风气，这贡献就是非凡的。影响所及，后来又出现了谴责小说，如《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等。晚清至民初，中国文坛派生出一个文学新品种——杂文，并造就出一代杂文宗师鲁迅，推想开来，与吴敬梓及其影响下的文坛不无关系。
但我们又不得不说，除《儒林外史》外，其他作品，也仅仅以模仿为能事，我们很少看到作家个人素养、思想等方面的体现（刘鹗的《老残游记》尚属有个性的好作品）。《儒林外史》采取的是松散式写作结构，其他作品就连这缺点也照搬不误。比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我翻开这部小说，迎头就是一幅乱哄哄、无头绪的画面。再加上人物对话里的吴语，就越发使人头疼难耐了。
总结下来，前典作家和后典作家，我各写三人。不意发现，前典作家行列里有个孔丘，后典作家行列里有个孔尚任；他们的血缘关系是，孔尚任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两孔血脉同出，文脉相传，实属难得。又发现，在文化的影响力上，后典作家，远不如前典作家。而前典作家中，最能影响中国人的生活的，要数孔丘。这当然有汉武当局的推波助澜，但我们想想，汉唐当局也曾经推崇过李耳，他为什么没有像孔丘那样成为中国人的万世宗师呢？至少说明，孔丘的《论语》比李耳的《老子》，价值观上更具普适性。也因此，两千多年的时光，它一路摇摆而来，中国人代代相传，不遗不弃。孔丘的影响深入人心，孔丘的贡献超越时空。故而，中国人每每尊称他为孔子，意思就是：孔先生，你好啊！进而，孔子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精神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