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期·广州史记篇] 清粤海关 一口通商成天子南库,两度战火失财富大门

2009-08-07  虾子
2006-01-11 09:57:42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天子南库”的美名,当年的繁华至今仍有迹可循。



  采访手记
  现代生活视野中的“粤海关”

  就像大河流淌,它的大拐弯处总藏着惊心动魄的景色一样。“粤海关”虽已不复存在,但它前后跨越清朝、民国、新旧民主革命几个不同历史形态,无疑也是观察中国历史发展大拐点的一个良好平台。而且它对我们的影响,频频出现在我们现代生活的视野中。
  比如说几年前第一次去北京故宫参观时,那里的清宫洋钟展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吸引观众的项目。那些钟五花八门,准点或半点时还有各种人物、动物随着音乐的吉祥祝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产自外国的和中国的又基本能区分开来,因为中国的多有亭台楼阁,弄得花花绿绿,今天是决然看不到这种钟表了。当时就注意到,这些中国钟基本都是广州产的,遂有些奇怪,为何这些都来自广州?现在明白了,原来这都是几百年前的“粤海关”监督的贡品。
  前几年被媒体关注的中国文物“外销画”回归故里。这些保存在英国藏家手中的外销画以特殊的工艺绘制着18、19世纪广州的市井风情,为的是给当时来到广州做生意的外国人购买后寄或带回国告诉亲朋神秘的东方是什么样子。它们算是当时十三行的特产、“粤海关”的外延产品吧。到如今英国藏家主动捐赠给广州,它们成了研究清末民初广州的重要资料。
  我想,如果当时一口通商的口岸不在广州,而在其他地方,那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否就会发生在广州,那其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康梁政变及之后的孙中山是否都会产生在广州这片土地上呢?那中国的近代历史会如何改写呢?

充满西方建筑元素的粤海关。

依托珠江,广州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

  大事记

  1731年 四月,嘎儿丹策凌(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兵围吐鲁番,八月,被清军击退。本年,因用兵西北,于内庭设军机房,此后发展为军机处。
  1732年 十二月,吕留良案结,留良与其子葆中皆被戮尸,其子毅中斩,孙辈发宁古塔为奴。朝鲜前因明代史书记录本国事实多误,请清国更正,本年,得到清国发下明史稿本,国王因此祭告宗庙。
  1735年 八月,清世宗死,皇四子弘历(高宗)嗣位,次年改元为乾隆。高宗即位,立命杀曾静、张熙。
  1738年 四月,停各省督抚进贡方物(土特产)。
  1741年 六月,禁止各省大吏草率秋审、张筵演戏。
  1743年 四月,命沿海各省严密缉拿“洋匪”。本年,朝鲜仿中国之法烧砖筑城。
  1745年 九月,禁止使用律例规定以外的刑具。  谭伯牛

  历史风云

  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沿海对外贸易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有沿着蓝色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唐代的广州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唐政府在广州首设专管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市舶使,当时广州城东部珠江边的番坊居住着十来万外国人,唐代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高峰,而清政府限制一口通商政策,使得清代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另一个高峰。
  从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设关起,粤海关存在255年,这是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变革的两百多年,经历了清朝、民国、新旧民主革命各种不同的历史形态。而粤海关也从一个封建的主权海关变成一个完全由洋人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海关,其分水岭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 垄断对外贸易管理
  在清廷限制一口通商之前,粤海关收泊贸易的外国商船一年比一年多,大量的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广州,大宗物品茶、丝、瓷器和南京布也从国内各产地荟萃广州,远销重洋。当时荷兰最早被批准与广州贸易,随后英国、法国、丹麦、瑞典也来广州设立商馆,其中英国来船最多,贸易额最大。那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欧洲列强都极力寻找扩张世界市场,进行资本积累,地大人多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的贸易倾销地。
  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长,粤海关已经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收泊贸易口岸,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谕为证:“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查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辉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等地贸易一案,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当年到宁波的洋船仍准贸易,“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个禁令原是针对欧美国家的“西洋”船只的,而后来东南亚地区的“东洋”船也逐步集中于粤海关贸易,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就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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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通商为什么选择广州
  以今人的眼光看,广州一口通商乃是对广州经济发展极大的优惠政策,但在当时当日,有学者认为,之所以选择广州是以天朝帝国自居的清政府统治者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广州比起其他三个口岸距离北京更遥远,即使再发生什么洋人骚动威胁统治的事件,毕竟“天高皇帝远”,比其它几个口岸更好控制。但不管怎样,这一规定,从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广州在中外通商中的地位,使它成为中外贸易中的枢纽。“一口通商”使广州垄断了当时最为重要的中国与西方贸易的管理与征税权。清代粤海关成为当时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和征税的最重要的机构。这种局面维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才打破了广州一口独占的局面,粤海关在管理中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随之丧失,并逐步由一个封建的主权海关变成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半殖民地海关。

  两次鸦片战争后 完全由“洋人”控制
  “由于1861年汉口对外开放,许多过去在广州交易的茶叶改在汉口交易出口。从上表可以看出,与1861年比,去年茶叶出口数量减少近20万担,税收减少48万两”。
  这是1865年粤海关税务司吉罗福向北京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呈交的《1864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中的一小段文字。此时,中国的海关主权已经由外国人控制,粤海关也成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海关。而从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其他海关的设置,粤海关贸易受到冲击而减少。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他上任后亲自制定由外人管理的海关制度,控制中国的财政收入,到他死时才卸职,控制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
  具体到广州海关,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按照上海海关由洋人“帮办税务”控制海关管理权的办法开办的,又称为洋关、新关。原清政府委派的粤海关监督只能管理原设的管理中国帆船及其货物的常关。
  海关关税都被用作偿付各次外债和赔款的抵押。只有约7%的税款拨作海关经费。此外,驻外使领馆、同文馆、清政府的海关监督署的经费也从税款中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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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档案意外保存
  外国人控制的粤海关采用西方文书处理制度,文件归档程序较为完善,因此,粤海关档案如今都较为完整地保留在广东省档案馆中,从同治三年(1864年)至1949年广州对外贸易的详细统计数据和贸易情形报告都有。这种报告又分为每年的对外贸易报告和十年一次的报告。内容不仅有海关业务、1947年前后中国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情况,还有广东政局、重大事件和社情民意的情报资料:比如说人口、灾疫、开马路拆城墙等市政建设、报纸出版、会馆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这与西方列强把他们控制的粤海关作为搜集广州情报和他们进行侵华活动的据点有关。这些档案流传到今天,却成了难得的原始、翔实的历史记录资料。

  历史追踪
  粤海关与十三行

  虽说清政府采取了一口通商的限制对外贸易政策,可当时的世界需要中国这个世界大市场,这种限制对外贸易政策并没有使得对外贸易萎缩,而是不断增长。
  
  开关后主流是正常贸易
  按中大教授黄启臣老师的看法,从康熙开关到19世纪初期,粤海关主流是正常贸易往来,那时的中国有最好的饮料——茶叶,最好的衣料——丝绸,最好的器皿——瓷器。
  据《粤海关志》卷10《税则》统计,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粤海关在80年间,贸易总值一直不断增长,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个海关的贸易总值加起来尚要多10倍以上。粤海关记载的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至1837年的税收情况也说明中外贸易呈逐年增加的趋势:1757-1784年粤海关的税收,平均每年为50万两;1785-1795年,平均每年为102万两;1796-1820年,平均每年为143万两;1821-1837年,平均每年为152万两。
  
  十三行商人富甲一方
  巨额财富会使哪些人得益?除了清政府统治者外,还有一群“新兴人类”——“十三行”商人。就像现在政府禁止官员下海经商一样,当时的清政府官员也不直接参与对外贸易,而是由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比如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
  这种长达近百年的垄断贸易诞生了富贾一方的十三行巨商。屈大均的《竹枝词》就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其中潘、伍、卢、叶四姓被称为十三行“四大富商”。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把伍秉鉴(十三行首席行商)列为世界千年50富之一,其家产达2600万银两;潘家花园的房子可容纳上千人,有法国报纸形容,其房产比一个欧洲国王的领地还要大。关于他们的经营手段、逸闻轶事,坊间流传也很多。
  
  只禁烟不禁商
  然而,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得西方列强开始用鸦片侵占中国市场,自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起,这种鸦片贸易就开始在伶丁洋面兴起,鸦片之害,使得中国民不聊生,于是就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林则徐禁烟运动。
  1839年,林则徐奉道光皇帝谕旨,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当时粤海关监督豫堃给予大力支持,或到货船亲自稽查,或以监督身份发出禁烟的文告,或亲自召见外国商人。在虎门硝烟后,关于是否禁海、禁止一切贸易,朝廷内也有不同意见。当时的福建布政使曾望颜就提出“大小民船,概不准出海”,林则徐与粤海关监督等一起商议,认为广东人民以海面为生,“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不许出洋,则势不可终日”。
  
  一场大火繁华成灰
  但鸦片贸易及走私的影响已经产生,在它们的冲击下十三行多数行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累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也不复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场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终使十三行付之一炬,如今只留下文化公园后的十三行一处地名。而粤海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也逐渐被上海取代。

  专家观点
  广州是当时的世界中心市场

  本期专家:黄启臣,中大历史系教授,研究粤海关、海上丝绸之路、十三行多年
  鸦片战争之前的广州“一口通商”,无疑繁荣了广州的经济。现在我们已经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期,而之前经过了鸦片战争前后的贸易全球化时期和产业革命后的产业一体化两个阶段。在贸易全球化阶段,很多人都认为那时的英国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市场,但据我研究,广州才是那时的世界中心市场。全世界的商人都来广州做生意,广州成了“天子南库”。1830年,英国议会曾对来广州做生意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问他们对广州十三行的评价,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容易、方便。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不少传教士来到广州传教,中国的第一家医院也是那时由美国人开设的,就在现在的爱群大厦孙逸仙医院的位置。与外国人做生意,需要语言的沟通,这也形成了独特的广东英语,这在今天的粤语中也有不少表现。除此之外,在建筑上广州也深受影响,像广州的骑楼就受到西洋建筑的影响。更深远一些,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拜天地会也是受到外国宗教影响而聚集在一起的,直到后来的康梁、孙中山,广州发展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都与广州开放口岸,开风气之先,很早进行对外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物掌故
  广钟 粤海关的特色贡品

  粤海关监督是个众所周知的肥缺,都是由清皇帝亲自委派官员上任,以历任监督看,多为满人。从粤海关进入的欧洲舶来品或新鲜、或实用,有的自然成为粤海关监督们孝敬皇帝的贡品。既然有人喜欢,这些新鲜的欧洲舶来品的制造工艺也逐渐被我国工匠学习,形成有地方特色的一类物品,如广钟就是其一。我国明末就已经开始制作机械钟。到了清康熙时期(1662-1722年),我国机械制造钟业逐渐兴盛。在欧洲舶来钟表的影响下广州开始制作钟表,一般称为“广钟”,从乾隆初期粤海关监督贡给皇帝的广钟来看,质量尚欠佳。一段时间,粤海关不得以高价购买洋钟表进贡。大约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广钟又出现在贡品之中。嘉庆时期,广东粤海关每年春节、端阳、万寿节三次贡品中都有广钟二至四件。可见这期间广钟制造技术已有较大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前粤海关都以广钟做贡品。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型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座钟、问钟、闹钟等大多是乾隆时期的产品。

  遗址寻踪
  湮没的钟声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附有五幅1910年拍摄图片,它们是位于沙面的粤海关官员宿舍,有税务司公馆、副税务司公馆和三座粤海关宿舍,这其中不少建筑仍有迹可循。
  
  红楼 细节中的风情
  从文化公园大桥下拐进沙面,不出所料,没走几步就见到了俗称“红楼”的1907年建的粤海关宿舍。这座在古木掩映中的三层老宅总体看起来还相当有气势,红沉沉的外立面至今仍没有给人俗旧的感觉,高阔的楼高、宽敞的走廊,还有建筑细部的小装饰和讲究的铁花栏杆,近百年前的西式风格建筑如今仍别具风情。走到楼里,发现所有的木门、窗都关上,里面空空。有一名保安守在门前,问过才知楼仍属广州海关所有,一个月前整座楼搬空改造,“休整后可能当文物来展示吧”。
  
  赫德旧宅 重叠的历史
  沙面的每座“老房子”都有一块小说明牌,告诉你这房子曾做过什么、什么时候建的:有英国医院、法国巡捕房、渣打银行、印度人住宅……对照着1910年的老照片,看老房子上的说明牌,把沙面所有的老房子都看过一遍后,仍没有找到照片上另外四座粤海关的遗址。像沙面的一座老宅,经过了近百年,它的用途主人也该是几作变更,应该不仅仅是如今说明牌上写着的某一种用途吧。
  意外的是,在沙面五街的一座房子里找到了赫赫有名的赫德住宅。这位把持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据说有段时间是住在广州的,还娶了个广州老婆。
  
  大钟楼 安静的大钟
  从沙面出来拐到沿江西路,就看到了著名的大钟楼。眼前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粤海关是1914年奠基,由英国设计师戴卫·德迪克设计,华昌工程公司承建,1916年建成的。大楼坐北朝南,面临珠江。新古典主义风格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建筑上的体现,提倡建筑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艺术装饰,整个建筑规整、雄伟、稳重,多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柱子。虽然这座只有三层高的大钟楼在周围的高楼大厦中已经很难显现出它的雄伟来,但真的走到大楼底下,抬头看着穹顶,高大的柱子,还是能让人想起法庭等严肃的场所来。整座建筑惹人注意的还有楼顶的钟楼,钟楼四面各砌塔司杆双柱,高13米,置大型四面时钟,内有5个大小不一的吊钟,为1915年英国制造。据说它现在还能用音乐报时,“声响可传至芳村”。可我在楼外一直等着大钟指针挪过正午12点,却没有听到任何响动。
  走进去,这里是现代广州海关的办公所在。地面细碎讲究的瓷砖据说还是当年铺设的,非常干净。高大黑色柚木窗、木门,木门中间还有两扇小门,这种像南亚住宅的设计大概是为了在适应广州炎热的天气同时,又可以起到保密作用:打开门但又用两扇小门遮挡以致办公室内的情景不至于毫无保留地一览无余。一、二楼还大约保留着当年的设计风格,有意思的细部包括室内走廊的日光灯全架在讲究的雨篷形状的铁花架上。就像那些奢侈宽阔的老房子,虽然只有三层,却都安装了电梯,大钟楼原来也是有的,现在二三楼木楼梯各竖着一扇毫无作用的铁栅栏,应该就是当时拆除后留下的。在三楼,只可以看到大钟复杂的底部,用绳子牵扯固定着。在轰隆的汽车声流中,如果真有音乐钟声,不知会否被淹没呢?

  广州史记专题由南方都市报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联合编写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陈樱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皓


  
    
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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