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幼坚
1960年9月，大姐陪我带着铺盖水桶来到西村，我成了广雅学生。“广雅书院”创办于1888年，校园一角的南皮亭内，还立着创办人清政府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石刻像。广雅是父亲20年代末、大哥50年代初读过书的名校，虽然护校河不再清澈，空中水泥煤灰弥漫，还有飞机火车的轰鸣，但我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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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37年-1909年）两广总督，奏准创办广雅书院
梁鼎芬（1859年-1919年）广雅书院第一任院长
吴道镕（1852年-1936年）广东高等学堂（前身为广雅书院）首任总理
1）简朴的物质生活———“为国分忧”：种猪乸菜，限购伊拉克蜜枣、古巴黑糖，做蔗渣糕、禾秆包、米糠角，难以下咽……
那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年月，狂热的大跃进一下把人民的生存条件抛入谷底。饿，每月21斤粮食，一日7两，正餐2两米、1两生薯干。各人保管着这些生存物资，到时把米放入口盅，排在大木格柜内，值日生加水后交厨房蒸熟。教室与厨房只隔一条路，上午第四节，饭香徐来，饥肠辘辘，有同学悄悄嚼起了薯干。班主任孔昭炯说：“你们把薯干做了零食，晚饭吃什么？又怎捱到明天？”老师给我们讲形势，教育13岁的少年们“为国分忧”。
很快，全校投入生产热潮。对生物感兴趣的同学，在老师指导下养猪养鸡，说起来好听，但严重地缺饲料，猪瘦，毛长鸡也不长毛。收益略为好的是种菜，人人动手，寸土必争，挂敲钟的那株树下，硬是栽上了粗生的猪乸菜，这种菜有闷甜的味道，因为长得快，一直用来养猪，可这时却是饥饿的人群赖以生存的食粮。礼堂和冠冕楼之间的大片空地被垦成菜畦。瓜菜收获后，最鲜嫩的分送十几位任课老师，其余的“加菜”，这是名副其实的加“菜”。油少，芥兰、菜心还可以一吃，猪乸菜不就是猪食吗？唉，好歹能填肚。
为预防水肿、肝炎，学校无可奈何地提倡“劳逸结合”，每晚播放优美乐曲催眠，最困难时连体育课都“改造”成“气功课”，不跑，不跳，在课室里坐着听音乐“做气功”。一天晚饭后，我和同学从学校后门出西增，买了瓶番茄酱，边走边吃，回到校门前已底朝天。学校偶有限购的伊拉克蜜枣。据说这些国家当时受“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做生意，中国自告奋勇从他们处进口这些物品)，在周六下午分发。我用纸包住分得的2两黑糖捧在手心带回家，可是去西场排长龙等车，糖却一点点被舔光了。
家里也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妈妈试做蔗渣糕、禾秆包、米糠角，统统难以下咽。连学校泳池，都养着据说有营养的小球藻。
从西村的学校走到法政路的家，45分钟。我改为周六留校，周日上午步行回家。
那时搞行军，常喊着口号上下白云山。从广州“跑”到北京之类的象征性活动频繁，逐日累计行程。也因为冬天凭票供应洗澡热水，许多人积极跑，暖了才去洗冷水，唱着歌给自己鼓劲。那时有口号———反修防修，学雷锋艰苦奋斗。
上图：作者（后右）与同学摄于广雅校门前（1970）
2）充实的精神世界———坦荡纯真：写长篇朗诵诗，坐草地谈心，校园东北角看奇花异果，同学友爱、老师慈爱……
初进校园，我就注意到男男女女成双结对，后来才领略到它那份坦荡纯真。初一每班都有“哥哥姐姐班”，通过“抓阄”，梅庆明哥哥和丘雅姐姐认我为妹妹，重点关心。我考进了校文工团戏剧部，同在部里的“哥哥”鼓励我写首诗，我一口气写了几十行。戏剧部辅导我们5个女生排练配乐诗朗诵，《白鸽啊，请你飞到北京去吧》在全校演出，接着被省电视台请去录像播映。我还为校庆、纪念向秀丽等写过长篇朗诵诗。其实我连押韵都不太懂，算是“无知才能无畏”吧。
按校团委部署，清一色男生的高一“和尚班”，派烈士子弟宋亮做我们班辅导员。开始有人约我绕跑道散步、坐草地谈心了。后来，我们班有了第一位团员叶燕红（后担任三水市副市长），级里有了团支书龙建安（现广州市人大副主任）。我向组织表示，希望像高三的黄小蓓姐姐，在生日当天划上生命第二道红线。15岁这天，支部为我举行了“通表大会”，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从此，除了模范完成学业外，我热情地投入团的工作。提前安排好本周每个晚饭后、晚自习后的时段，预约找我当介绍人的同学单独谈心。我常把装有衣物的水桶放在路边，下课钟刚敲一下，立马提起桶冲向洗澡间。不一会，我就和某位同学月下花前娓娓而谈了。周末特意留给家在外地的同学。做完功课，两人坐在礼堂门口，海阔天空，聊个畅快。我被选为团委宣传委员，与两位干事编印《广雅团讯》。如果赶任务，会瞒着老师开夜车。干到天快亮才回宿舍，干脆把脏脚伸出床尾不洗了，反正起床后也打赤脚。
文学组、美术组，这些兴趣小组在那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真是一个黄金世界。习作长廊，排练场地，体育设施，无数青少年在那里度过青春的时光。礼堂前左面的气象园，白色木栅栏，白色风向标，学生们一本正经地观测着温度、湿度、雨量……右面有地理园，按中国版图造出高山平原江河。“台湾海峡”和“琼州海峡”游动着“鱼群”──小蝌蚪们。我更喜欢校园东北角的植物园，看奇花异果，“偷”割一书包青草回家。直到兔子被妈妈喂的蔗渣撑死，才放下这个小秘密。
学校是有名气的，国际友人频频来访。一天，政治处廖宗扬主任通知我和初三郭胜，接受省委交际处任务向外宾献花。此后，广雅、执信等校，年年要学生停课前往白云机场、广九车站迎送外宾。初二到高三，我一直负责献花。记不清见过哪位皇帝、总统、首相或总书记了，只记得有一回交际处叮嘱说，别光顾看周总理，把花献错了。真到总理陪外宾朝欢迎人群走来时，我还是先看了总理两眼，再手捧鲜花走出队伍。平时我多是白衬衣蓝长裤，要献花则换上大姐穿过的裙子，同学们还热心地为我编辫子、结丝带。一回到学校我就急着脱皮鞋、换衣服，女同学笑说别忙，再欣赏欣赏……我常常沉浸在同学友爱、老师慈爱的氛围里，既憧憬不久之后的大学生活，又对广雅校园满怀眷恋。
正准备迎接升学考试的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后来我在广雅过足8年，成了“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父母已被关进监狱，我和广雅高一、初三，执信初一的弟妹，都要上山下乡。在申请表的5个空格内，我一律填了“阳山”，那是粤北的穷山区。我一走，家里只剩下14岁的小妹了。翌晨，11位男生17位女生，分乘两辆解放牌出发，烟尘迷蒙，校门的欧式尖顶和圆柱在树丛间隐现。那一年，广雅静静地迎来了八十大寿。想起母校的培育，我在心里说：广雅，谢谢！
(观宇/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