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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鉴定
产品名称：粤语中的外来语
代表产品：从上世纪初开始，外来语就已经开始在广州话中出现了。无法考证每个词出现的具体时间，有些借词还在使用，有些已经“过时”，而又有许多新的借词出现了。广州话中比较常用的借词包括士多(store小商店)、贴士(tips小费、提示)、多士(toast烤面包片)、杯葛(boycott抵制)、落柯打(order下定单)等。有些借词也来自其他语言，比如“冷”(毛线)就来自法语laine。
质检报告
广州话的“土洋结合”
古时候北方人称南方人为“南蛮绕舌之人”，绕舌，说的就是南方人讲话语音奇怪，被北方人嘲笑为鸟语。无论是以广州方言为标准的广州话，还是以梅县方言为标准音的客家话以及以汕头方言为标准音的潮汕话，都是中原汉族居民在向南迁移中语言分化而形成的，这一路翻山越岭，桔逾淮而为枳，北方话一路南下也变了味。
其实广州话的特点很简单，尽管变了味，但还是北方话的底子，如果说变化之处，一是土，二是洋。
所谓土是指广东方言从古代汉语分化出来的时间较早，从古代汉语接受下来的许多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都保持不变，相对于汉语的其他方言来说，保留古代汉语的特点就更多。除了保留古汉语，另一方面，广东古代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主要有壮、瑶、苗、畲和黎语，也被通过各种词汇保留下来。
所谓洋，广东各方言在近代都向海外广泛传播，华裔、华侨们大量使用广东方言，也把其所在国语言的某些特点(特别是词汇)吸收到本地方言来，造成了广东各种方言都有大量的外语借词存在的情况。许多老广州，就是不会外语，也能够夹杂些已经按广州话的方式发音的外语，“洋”味十足。
广州是土洋结合，最擅长变土为洋，化洋为土，广州人把喝茶叫“饮茶”，保留的是古汉语的用法，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真正粤式茶楼的标志性语言，广州人把商店不叫SHOP，叫“士多”，但发音的时候又不像英国人那样卷着舌头，而是顽固地把声音发得很“扁平”。广州话表现出的气质是广州人的气质，也是广州城市的气质。不管是土的，是洋的，是时尚的，是过时的，只要落到南岭这一端，珠江口的一带，都要服了这里的水土，暑气蒸过，凉茶泡过，该是什么味，就是什么味。
原景再现
借词有趣却无处考证来历
广州话中借词的存在，和清末民初以来广州独特的人文经济地位，以及广东各方言在近代都向海外广泛传播，华裔、华侨们大量使用广东方言，也把其所在国语言的某些特点(特别是词汇)吸收到本方言来，不无关系。
借词反映生活变化
最初的借词能够反映生活的变化。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有的英语借词，比如波(ball球)，呔(tire车胎)等，反映生活中出现的新鲜事物。据专家介绍，广州话中的外语借词，绝大部分是英语借词，以名词为主，其中大部分都是借词出现时期的新鲜事物。比如厘士(lace针织花边)、士巴拿(spanner扳手)就是在相关行业最先出现的。
而这些“新鲜事物”既有来华的外国人带来的，也有华侨带回的，已经无法一一考证。
借词最初可能出现在特殊阶层
是谁最先使用借词，按语言学的说法，词语有“赋予说话人从属于某一群体的社会标记”的作用，体现了某种深层的文化心理。比较可能的说法是有几类特殊人群是最初使用借词的。归国华侨和他们的亲属可能是借词的最初使用者，和外国人有生意上的关系或者在外国人的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也可能将接触到的外语转换成“借词”。
借词是已经融入粤语中的外语
有一位老广州记得自己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就会叫一个胖胖同学“阿飞”，今天想起来是阿“FAT”的意思，自己那时候并不会外语，可见“FAT”这个形容词已经融入普通市民的生活了。华侨新村归侨联谊会副会长宋天文也介绍说，自己从印尼回国，参军后到工厂工作，工人师傅们都把扳手叫做“士巴拿”，这是很本土的广州话了。
采访实录
一个华侨家庭的语言实践
广州市海外交流协会顾问何光宇与太太(右图)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的华侨，和许多华侨一样，特殊的生活经历成就了他们的语言天分，他们的家庭和任何一个华侨家庭一样，都有着相当复杂的语言习惯，由此我们也可以简单了解语言交融贯通的过程。
每个华侨都是语言能手
何光宇祖籍台山，父辈一代就到了印尼，父亲曾经担任印尼的华侨团体“广肇会馆”的副主席，他自己1952年回国，1963年回到广州工作。在何光宇印尼的家中，“官方语言”当然是台山话，因为要和当地人交流，印尼华侨也能够掌握印尼话，在印尼读华语小学，自然也会讲普通话，印尼有不少广州人，广州话也略知一二。
何太太陈绪娥女士是新加坡归侨。她的父亲1927年从海南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们属于华侨工人家庭，父亲是厨师，曾经在美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的餐馆工作，因此无论是日语还是英语，都能够听懂和简单对话。在家里，他们一家人讲海南话，她就读新加坡的华人学校，在学校是讲普通话，而妹妹就读一间由福建人做校长的学校，因而也学会了福建话。在新加坡生活，不但对英语、印尼语都有所掌握，就是华语，也逐渐掌握了福建话和广州话等几种方言，1952年回国时，她可以讲流利的广州话，在广州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语言中的“借词”现象不只在国内有，许多国家的语言都有。据陈绪娥介绍，印尼语和马来语中，也有不少词是借用英语的，比如shopping(逛街)，已经成为广州人的习惯用法，讲印尼语和马来语的人，有时候也这样用。
何光宇与太太两个人讲普通话，偶尔也会讲印尼话。他们与广州出生的儿子讲广州话，何光宇与印尼的亲属讲台山话或印尼话，陈绪娥与娘家人还是讲海南话或者福建话，用陈绪娥的话说，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也不觉得语言的转换有什么困难。
至于现在广州话中的一些外来语，他们认为很难确定哪些是由华侨带来的，语言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比如印尼话中的慢慢也成为广州话的词汇，至于是什么年代形成的，就很难考证。
“酷” 英语cool的音译词，它不是以广州话的借词身份存在，却盛行在年轻一代的生活中。本报记者 黄皓
“士多”一词经常出现在大街小巷的小商店门牌上。本报记者 黄皓
“的士”及“巴士”的书面语使用率并不高，但在口头语上却是常用词语。本报记者 黄皓
异地追踪
开平语与外来语
广东开平是著名侨乡，现在广州生活的不少归国华侨，都是开平籍人，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在开平话中，同样有许多“外来语”。广州是最早的通商口岸，因此外来语不但由华侨带来，也在鸦片战争前后由英国人带来，但开平作为侨乡，很多外来语都是华侨带回的。为此记者采访了原籍开平的邓钧教授，邓钧1953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离休前任教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潜心研究家乡方言，是湖南省语言学会会员，曾编写了《开平方言》一书。
有些英语借词被普通话词语代替
记者：广州话中的外来语，有华侨的影响，也有英国殖民的影响，而开平话中不少语言属于“外来语”，而这部分“外来语”，则多是由华侨带来。在开平话中有哪些是属于外来语的？
邓钧：开平话中的英语借词问题，很值得研究。例如解放前连学龄前儿童和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都知道“邮票”的开平话叫做“市胆”(开平话拼音为xi〉dam－，国际音标为si21 dam55)。
记者：现在这些外来语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邓钧：我们在1999年9月－2000年3月编写《开平方言》一书的时候，发现解放前开平人口头中的英语借词已经逐渐被普通话词语所代替。现在很少人说“市胆”，都说“邮票”了。现在“公共汽车”仍然说“巴士”(开平话拼音为ba－xi215，国际音标为pa55 si215)。但是，从国外回来的老华侨说起开平话来，还是带有不少英语借词。
外来“新词”按方言来读
记者：按语言学的规律，哪些词容易成为外来语，比如邮票，是不是属于比较新的事物，本土语言不容易表达，所以才会借用外语？
邓钧：刚从外国回来的老华侨，口头上带有不少的外来词语，特别是英语。这些外来词语确实是他们出国前没有说过的新事物的名称。但是如果他们是回国定居的，慢慢就改口了。现在开平话说“打球”仍然说“打波”，但是这个“波”已经按照开平话来读了，“打波”读成da55 vu35，不是da55 bo55。
记者：那么开平话中有没有受东南亚语言影响的例子呢？为什么现在出国的人更多了，影响反而小了呢？
邓钧：我不懂东南亚的外语，但是我小时候接触到从泰国回来的华侨，已经是满口地道的开平话。我同村的一个叔叔也是从东南亚回来的归侨，也是满口的标准开平话。可能他们文化水平不高，还没有学会当地的话就回来了。
1999年10月我接触一位旅居加拿大刚刚回来参加中学校庆的老华侨，他是我的同村兄弟。我和他用开平话通长途电话的时候，满口yeah(yes的美国口语)。有时也夹杂一些英语词语，但是当我用开平话重复那个词语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国外时间长了，忘记了开平话怎么说了。至于解放后才出国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把“邮票”说成stamp的。
年轻人说英语不是“借词”
记者：现在年轻人说话夹杂英语是不是一种新的借词现象？
邓钧：借词，以前翻译成外来语，通常是按照汉语或汉语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来发音的。例如开平话以前说邮票为“市胆”发音为si21 dam55，英语stamp的p没有了，那个s变成开平话的一个音节“市”，带有元音，而且带有固定的声调。年轻人在说话中夹杂英语stamp的时候，是想显示自己会英语，他是不会把s带上元音和声调，也不会把p漏掉的。如果是那样，他想显示自己会英语的目的就适得其反了。
随想录
广州话与广州化
在口语中夹杂外语成为时尚，以前是崇洋的心理在作用，觉得外国的月亮圆，语言自然也高明些，后来是显示文化品位，给人一种至少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感觉，现在没那么浅薄了，“说外语”如果有什么附加值，那就是显示一个人国际化的程度。说得越自然越好，不要带炫耀之情，最好带着一种被逼无奈找不着中国词的感觉。
广州人向来不会去无谓地追逐时尚，但在说外语方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却不输于人。不是说广州人说得更多或者语音更标准，而是态度最随便，最是随心所欲，毫不做作。
无论在男女头顶上还扎着一根辫子，甚至管外国人叫“红毛鬼”的时候，广州人就已经把邮票叫市胆(stamp的广州话译音)，把定单叫“柯打”(order的广州话译音)了，如果说，外语也是文化，那么广州人在学外语方面的文化底蕴少说已经经历了两三代人，老广州们夹着外语单词的表达方式，不是对时尚的无聊复制，那种脱口而出的气质，完全不是现在的小白领能够学得来的。
在语言学的范畴中，我们说的外来语又叫借词，词不是人人都可以“借“的，你把order说成是order，说得再标准，都不叫借词，顶多叫语言的转换，语言转换有现实的意义，比如为了更简便，也有社会心理的意义，比如更时尚。
而借词就完全不同，借词，是借来以后变成自己的，这方面的本领，没有人比广州人更强。否则，语言学家不会说，在全国各地的方言中，广州话的外语借词最多。
广州话的借词背后，既有血泪，也有荣光，在这其间可以看到因为殖民者入侵，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渗透，看到广东人到南洋或者去在美国辛勤劳作的同时对文化的输出与输入，看到岭南文化中包容与开拓的传统品质。
这些借来的词汇在广州话中扎根，从而变得来路不明，背景模糊，它们和任何一样留在广州的本不属于这里的事物一样，融入广州话中，变得“广州化”了。
方言学习
广州话中有相当一批外语音译词。由于历史的原因，来自英语的数量最多。
这些音译词有的在意义上与外语原词完全吻合，但不完全相同的占大多数；读音上有的与原词基本上一样，而总的来说都是经过改造而适应了广州话的音韵系统的。翻译的形式则有全音译、半音半意译、音译之外另加说明以及省译(只译部分音节)等。从所涉及的范围看，绝大多数是名词，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的名称。
——摘自《广州市志》
专家观点
小心坠入语言混杂的误区
本期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 麦耘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夹杂的外语会对母语产生影响吗？广州话中的外来语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影响普通话的？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方面的专家麦耘。
从语言混杂到语言替代
麦耘介绍说，日常生活中夹杂的外语，还不算是借词，只能算是语言混杂，但一般来说，语言混杂是语言借代的初级阶段。
借词的特征是要进入语言集团之中，以自己的发音方式，有时候词义会有转变。除了语言可以借代，有时候语法也有借代的现象。
严格说来，广州话中的借词并不完全是由华侨带来的，广州话中的借词以英语居多，从广州的一口通商，到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做生意，英国人占领香港，这些都是借词产生的历史原因。当然，归国华侨语言混杂的情况比较多，对借词的产生也有较大的影响。
粤语中借词的变化
广州话中的借词早已存在，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很多借词在解放后已经不再使用了，尤其是“文革”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减少，很多借词也被替代。比如巴士的说法，麦耘老师印象中，解放前就有，但在二三十年前就不再使用了，反而都简称“人汽”(人民汽车)，倒是在最近几年，巴士的说法才重新开始使用。当然也有一些借词没有再“复活”，而随着广州人对外交往的增多，新的借词也会产生。
粤语中的借词与上海话中的借词
从中国各地的方言来看，广州话和上海话中的外语借词最多，麦耘认为，广州话中的借词产生得早，但上海话的借词对普通话影响大。
广州话借词产生的时间比较早，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中心向上海转移，上海话中也有大量借词产生，可能因为上海在很长时间内都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受海派文学的影响，很多上海话中的借词进入了普通话，比如沙发、派对，这些词就是由上海话中的借词进入普通话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广州话对普通话的影响也开始增大，普通话从广州话的借词中吸取的成分也开始增加了。
□名词解释
外来语
外来语，也叫外来词或借词，指一种语言从别种语言里吸收过来的词语。汉语的外来语，一般分为音译和意译两种。把别种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词就是音译词，如咖啡、沙发、苏打；利用汉语构词方式，把别种语言中的词所表示的概念介绍过来的词就是意译词，如电话、发动机、铁路。若再细分，音译词中还有一部分是译音加表意的词，如卡片、芭蕾舞、啤酒等，可称为译音词。
语言拾趣
广州话 普通话 英语
剔(打勾的意思) 勾 tick
呔 领带 tie
柯打 定单 order
巴 号码 number
波 球 ball
唛 商标 mark
巴仙 百分之 percent
巴士 公共汽车 bus
的士 出租车 taxi
梳化 沙发 sofa
蛋挞 果馅饼 tart
全息广州
外来语和汉译音
记得小学刚开始学英语时，把脑筋伤透，仍然记不住“肠子”的古怪发音，为此老爸特地过一绝招给我，“你把每个单词的发音都译成中文写在旁边，不记得时就看着中文念，保管从此阅读不成问题。”我得知后如获至宝，立即如法炮制，果然如获神助，连上早读也可以得意洋洋放声朗诵，不再因为在某个单词上卡壳而干着急了。后来发现同桌的课文每一排英文下面，都密密麻麻地进行了“同步翻译”，比我书上写的还详细！再翻翻前后左右同学的课本，竟没有一个不懂得使用“秘技”的！
如今像“巴士”、“士多”这类外来语，比起我们的“翻译”手段，可谓小巫见大巫，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这些时髦的用语进入广州地区，没费多大劲头就得到广泛流传，群众基础是从娃娃起就打下了。
汉字表意，而英语表音，当我们用习惯了汉语的思维去学习英语时，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同的理解模式——用汉字记录英语单词的读音，当某个记录渐渐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时，我们的外来语也就诞生了。
广州地区的外来语毕竟有广州特色，它们是粤味化的“洋泾浜”，非得用广州音来读，才能体会这些字的发音，与单词的英语发音果然相像。这些“伎俩”，香港人显然会比广州人更熟悉。香港作家西西在他的《飞毡》里写到这样一个情节，“花顺记”的伙记虾仔在店铺门口捡到一本教人讲“番语”的书，内容是用“龙文”把“番文”的读音和意思标记出来，比如“早”(good morning)叫做“骨摩宁”，“洗”(wash)叫做“窝殊”，“坏地方”(This is a bad place.)叫做“D时衣时A叭皮黎时”，虾仔拿着这本书日啃夜啃，不懂的就拿去请教番人，学到后来就不用再运冰了，“匿时时吐咧”(next street)的一家大洋行请他去当跑差，可风光了。后来有家印务局在报纸上做广告，标题写着“幼童初学各样书籍发售”，内文却是“法士卜昔近卜列丁卜”，“花顺记”里没人看得懂，最后请来了虾仔，才弄懂了，原来广告是卖书，“法士卜”是第一册(first book)，“昔近卜”是第二册(second book)，如此类推，直把人看到绝倒，不由感慨，发明外来语的人创造力简直不可小觑！ □瓦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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