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斑
双斑蟋蟀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台湾、四川、湖北、安徽等地,其他各省也有少量生长。它也是东南亚各国、地中海沿岸各国及非洲北部的常见种类。 双斑蟋蟀形粗壮硕大。体长2.2~2.8厘米,全身光滑,有光泽。头部饱满,圆球形。 雄虫不仅善于鸣叫,而且喜好打斗。其鸣声清脆响亮,声音为“举、举、举、举.......”节奏均匀快速,强劲有力,可连续而不间断。它的打斗场面也很值得欣赏。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东部和中部如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对这种蟋蟀也有很多爱好者,利用它们之间的咬斗来比赛胜负,来玩赏取乐。 双斑蟋蟀体形较大,象湖南、江西地区爱好者那样,用圆竹桐一劈两半,做成长形竹笼子饲养是合适的。 双斑蟋蟀喂饲的食物并不讲究,普通的米饭、粥、蔬菜叶、瓜果即行。此虫不喜欢强光环境,平时饲养处若光线太强,应给它在笼外用纸或布稍微盖住一些,但也不必盖至黑暗的程度。另外,取、放笼子时要小心轻取轻放,因此虫害怕强烈的响声和震动,一旦受到惊吓和震动,2~3天内都不肯战斗,并会使其身体受到损伤。另外它们不耐寒冷,入冬时要注意设法为其保暖,否则会冻死,但即使保护得很好,也只能养至春节左右。 天津在清朝时斗蟋蟀盛况空前,仆人们挑着蟋蟀盆奔赴现场。事前做局者用天平称好蟋蟀分量,分量相等者方能决斗。双方主人押上赌注,数字写在水牌上,旁人也可押码。蟋蟀到了盆,主人就用“探子”诱其相斗。如一方斗败要跑,用“探子”引回再斗,三个回合后都跑了就算输。于是做局者收集双方赌注,扣掉百分之十的抽头,再付给赢方。天津斗蟋蟀时不许围观,只许双方主人和“监盆”者围观。斗赢了的蟋蟀,振翅长鸣,主人在盆盖后面贴纸上记上它的战绩。这类蟋蟀如死后,主人无限伤心,用白银薄片打成小棺材入殓安葬,并谥以“常胜将军”、“开国大元帅”等称号。林希先生的作品中就曾详细描写了蟋蟀从“斗”到“亡”的经过。 观看蟋蟀格斗的激烈场面,饶有趣味。两只小虫,在拼搏中,进退有据,攻守有致,忽而昂首向前,忽而退后变攻为守,胜者昂首长鸣,败者落荒而逃。整个过程奇趣横生,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蟋蟀的格斗战场,行家观之,津津乐道:两雄格斗激烈精彩与否,与蟋蟀的品种、斗前训练和格斗方式等均有直接关系。
据老玩家说:“咱们中国武术有各种套路,而蟋蟀格斗也有‘套路’。两雄交锋如果只要对方仅仅一碰牙就可将其摔了出去,使对方根本无法靠近自己,有人形容这种斗法像一阵风从口中吹出,吹跑对方,称之为‘吹夹’;与‘吹夹’相反,若一开始就可把对方死死咬住不放,一直往后拖,最后对方不得不忍痛逃离,称之为‘留夹’;若一开始将对方的牙齿猛力钳住,继而左右快速甩头,荡来荡去,使对方无还击的余地,称之为‘荡夹’。此外,还有‘背夹’、‘攒夹’等多种格斗‘拳法’,蟋蟀也是一个功夫高手。” 古人玩蟋蟀有三个境界:一称“留意于物”,如贾似道之流,玩虫误国;二称“以娱为赌”,把斗蟋作为赌博手段,这是“贾之流毒”;三称“寓意于物”,此为最高境界,多文人雅士所为。“听其鸣,可以忘倦;观其斗,可以怡情。”只有后者才能使斗蟋蟀成为陶冶情趣、修身养性的娱乐。 地球上有100万种昆虫,蟋蟀只有25种。但它名气很大,史不绝书,历来是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的赏玩物。
蟋蟀所建立的是“大男子国家”。雌性善良、多情,也鸣叫,除繁殖后代外,其它无所作为。雄性能鸣善斗,历史上有关蟋蟀的一幕幕活剧都是由雄性扮演的。蟋蟀家族里的油葫芦、灶马、 雄蟋蟀勇猛善斗,一旦拼捕撕咬交上手,双方都显得杀气腾腾,绝不像毒蛇蜈蚣咬上一口就悄悄溜走的阴气和小家小气,而是拼尽全力要把对方打败。为了取胜,它们在互斗中有人类 白露开头,蟋蟀完成最后一次蜕壳,民间谓之“白露三朝出将军”,就是说蟋蟀开始进入它一生的黄金时代。到了寒露,蟋蟀长得钳老腿粗,威武雄壮,鸣声激越,弹跳有力,极爱打斗。但是白露以后的蟋蟀并不都是强虫,蟋蟀的品位决定于它的生存环境、种性、虫体质量。凡瓜棚、豆架下生存的蟋蟀,显得肥硕健美,但那是虫国的“纨绔子弟”,虚有其表,被比它小得多的强虫一攻,即折翅掉老腿。至于庭院、草丝、砖缝中幸存的蟋蟀,一般也是平庸之辈,只能在它们的同伙里咬咬斗斗,上不得大台面。而荒野石坑、古庙瓦砾、人迹罕至之处生存的蟋蟀,它们经受风霜雨露,秉承日月精光,吐纳自然之气,则能产生体性刚烈的强虫。如果在捕捉它时发现这与蜈蚣、毒蛇住在同一地域,则谓之“蜈蚣蟋蟀”、“蛟龙蟋蟀”,是虫中极品。它们一般中等个儿,头如 蟋蟀玩家们都希望得到一只大王蟋蟀,其标准是身挺、背宽、形长、头大、腿粗、尾全,出战时有套 历史 懵懂(唐朝以前)
中国对鸣虫观察最早的文字记载源于公元前11—6世纪的《诗经》和公元前5-2世纪的《尔雅》。据此可知,中国对昆虫鸣叫声的欣赏至少也已经有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 事实上,中国人对鸣虫的认识远早于此,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 在《诗经》的《国风-幽-七月》篇中,就对昆虫出现的时令、节气、习性及栖息场所都作了非常详细的描写:“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里所说的斯螽、莎鸡、蟋蟀,都是鸣虫。 稍后一点的战国时期,楚国大词人屈原的《楚辞》中,亦有鸣虫的一席之地,也是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
历史 懵懂(唐朝以前) 中国对鸣虫观察最早的文字记载源于公元前11—6世纪的《诗经》和公元前5-2世纪的《尔雅》。据此可知,中国对昆虫鸣叫声的欣赏至少也已经有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 事实上,中国人对鸣虫的认识远早于此,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甲骨文(非商朝的甲骨文)中得到证明: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蝉”,而秋字形似“蟋蟀”。这说明远古时代的人们是通过某些指示生物来感知季节变化的,现代物候学所研究的对像也正是这些。 在《诗经》的《国风-幽-七月》篇中,就对昆虫出现的时令、节气、习性及栖息场所都作了非常详细的描写:“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里所说的斯螽、莎鸡、蟋蟀,都是鸣虫。 稍后一点的战国时期,楚国大词人屈原的《楚辞》中,亦有鸣虫的一席之地,也是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咏鸣虫的诗词。
在唐朝以前,人们更多的是欣赏鸣虫优美动听、令人
在诸多鸣虫中,蟋蟀以其能鸣善斗的天性脱影而出,并为后世所大力发掘其潜力, 被誉为:“天下第一虫”。 斗蟋的发展,同宋朝的“
另一位推动蟋蟀文化发展的功臣,就是“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不过他在喜欢玩乐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减免灾区田赋,开仓赈饥 ,并且注意节俭,国力较强盛,算得上是一代名君,这 明朝太监若愚的《 同样,在野史中的记载也显示了斗蟋的高贵地位:皇帝甚至可为一只极品斗蟋专门辟出房间安置,为避免惊扰到斗蟋让住在附近的宫女搬到别处居住。并派饲养水平很高的太监精心照看,天气转冷时还要架设暖炉等取暖设备。到得斗蟋“驾御归天”时又自是少不了皇帝的一番哭天抹泪。为一只蟋蟀而至于此,真已是空前绝后了。 虽然
斗蟋的发展,同宋朝的“蟋蟀宰相”贾似道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虽然在政治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始作俑者;而在蟋蟀的历史中,他却是一代宗师,第一个把蟋蟀作出文章的人:第一个文章是他对蟋蟀的热衷间接导致最后宋朝的风雨飘零,“文章”不可谓不大,影响不可谓不广;第二个文章是他汇总历代蟋蟀迷们的经验和体会,编着了一步集哲学、文学和科学为一体的《促织经》。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开篇明理,论曰:“天之生物不齐,而人之所好异也。”他认为人的爱好不是强加的,而是人的真情流露。这是一部人类对蟋蟀类昆虫认识的重要文献(虽然其中有些缺乏科学依据)。表明了人们对蟋蟀的认识从自然状态型向智能型的科学艺术活动过渡。里面记载的用土炕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仍在今日的北方沿用着。 另一位推动蟋蟀文化发展的功臣,就是“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不过他在喜欢玩乐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减免灾区田赋,开仓赈饥 ,并且注意节俭,国力较强盛,算得上是一代名君,这斗蟋蟀也算是闲暇之余的调味剂吧。 明朝太监若愚的《明宫史》中记载:“祖宗为圣子神孙,长育深宫,阿佑为侣,或不知生育继嗣为重,而专宠一人,未能缚贯鱼之泽,是以养鸽,复养螽斯,千婴,百代名其门者,无非欲籍此感触生机,广嗣耳。”在当时螽斯之类的鸣虫地位已等同鸽子,并以虫名作为宫门的名称。其用意同样是使皇帝见景生情,感触动物的生机,以多生“*子”。 同样,在野史中的记载也显示了斗蟋的高贵地位:皇帝甚至可为一只极品斗蟋专门辟出房间安置,为避免惊扰到斗蟋让住在附近的宫女搬到别处居住。并派饲养水平很高的太监精心照看,天气转冷时还要架设暖炉等取暖设备。到得斗蟋“驾御归天”时又自是少不了皇帝的一番哭天抹泪。为一只蟋蟀而至于此,真已是空前绝后了。 虽然济公是否同蟋蟀真的有一段渊源,已经无可考究。但民间故事中对“济公与蟋蟀”的故事,还是非常生动传神。在明朝,蟋蟀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觉(当然真正的好蟋蟀例外),斗蟋蟀在当时确实已经深入民心,成为比较普及的娱乐项目之一。
在清朝,作为一种怡青养性的玩物,鸣虫受到宫廷的格外钟爱。
作为寻常百姓,他们更偏好于那些能度过寒冷季节的冬虫。潘荣陛在《帝京岁时 当寒冬降临,乡野一片寂静时,得宠于人们怀中的小虫仍能振翅 清末时候的虫市一片欣欣向荣,在冬季已经形成了一些专门的冬虫市场,其间有专门运用“点药术”来改变鸣虫声音的方法颇为流行。原理是将铜渣和松香涂于鸣虫的前翅,可使鸣叫之声更加宽厚动听,玩出了不少花样。 清末时,鸣虫的需求量大增,广泛的需求极大促进了鸣虫人工繁殖行业的兴旺,以北京、 新中国的鸣虫市场百花齐放,不仅北京、天津、上海这些有着多年传统的大都市更加繁荣,广州、香港、南京、杭州、苏州甚至安徽屯溪这样的小县城,都有规模不等的鸣虫市场。“鸣虫专业户”也有不少,例如北京
具有传统色彩的中国鸣虫饲育和欣赏活动能流传千年而不衰,并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又再度发展壮大,有其内在的魅力。人们对这一运动的兴趣之浓厚;历史之悠久;涉及面之广泛,是其它任何对野生动物有着同样兴趣的民族所无法相比的,饲育鸣虫不仅是一项普及的娱乐活动,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反映了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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