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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广泛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古老的民谣。悠悠黄河造就了黄河三角洲广袤的土地，而且逐年以几千亩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这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古往今来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
自明初以来的600多年间，先后有三次大的移民迁入高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大多分布于黄河三角洲中西部地区；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南的移民，大多分布于利津、沾化和垦利一带；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地油田的移民，主要分布于东营市东部地区。目前，黄河三角洲腹地总人口540多万，其中滨州市373万，东营市180多万。
这里移民中，数量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来自山西洪洞和河北枣强的移民。其中，洪洞移民远多于枣强移民，且枣强移民中的大部分也是来自山西，是几经辗转经枣强中转后迁入黄河三角洲的。因此，黄河三角洲移民大多是早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入的。如无棣县533个自然村中，由明初洪洞移民建立的自然村就有338个，约占该县村庄总数的63.4%。利津县北部的几个乡镇，80%以上的村有洪武年间从洪洞迁来的移民户。沾化县明初由山西省洪洞移民建立的村庄达116个。
《滨州市地名志》中表明，今滨城区黄河以北769个自然村中，在洪武元年、二年立村400个，属省外迁来的就有351个，主要是山西籍人。除去近现代以来在黄河新淤地上建立的村子，明初洪洞移民在黄河三角洲建村的比例达50%以上。
据考证，早年迁入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移民并不都是山西洪洞人。事实上，明初由山西移入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人口约在10万左右。而成化本《山西通志》记载，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总人口才11999户，92872人口。扣除二十多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目，洪武初年洪洞人口更少。因此，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均迁自洪洞不合史实。
不少学者根据《明实录》、《明史》、《日知录》等文献及方志、家谱、墓碑与民间口碑等考察分析后认为，明初由山西向外移民近百万，涉及太原和汾州府、辽州、沁州、泽州、潞州、平阳府7个府州，而迁入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泽、潞二州。那么，为什么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均以洪洞为祖籍呢？一是洪洞县所属的平阳府是明初山西输出人口最多的地区。成化本《山西通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输出人口的上述7府州共有6万余户，其中仅平阳府就有2万余户，超过7府州人口总数的1/3。到永乐十年，潞州与平阳的人口比洪武二十四年分别减少了376845、203505口，说明两地迁移出了至少58万人，占山西外迁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潞州与平阳毗邻，两地移民合并安置合乎情理。二是金元以来，平阳就是山西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地处晋南平原中央、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洪洞县又在平阳府中处于领先地位。金人孔天鉴在其《藏书记》中说：“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东接景霍，西临长汾，南间大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和，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造辈出。”而洪洞的交通枢纽位置优越，这里北达幽燕，东接齐鲁，西临河陇，南通秦蜀。正如乔逢辰在《惠远桥记》中所言：“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要津，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地处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优势，当地外迁人口又多，因此，明朝便选择洪洞县作为山西外迁人口的集散地。
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洪洞县贾村有座宏大巍峨的广济寺，自唐宋以来，这里便建有处理四方往来差务的驿站。广济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遮阴数亩”的汉槐古树，阳关古道由此穿越而过。明政府选择广济寺和大槐树下作为外迁移民的集合地是比较理想的。《文献通考》记载：“明洪武永乐屡徙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并发给凭照川资。”
当一批批集合在大槐树下的移民被迫上路后，难以割舍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回首望故乡，乡土渐渐从视线中远去，脑海中只留下了繁华的洪洞县和那棵高大、并布满老鸹窝的大槐树了。因此，洪洞大槐树便成了山西外迁移民魂牵梦绕的祖根与故乡的象征。由于外迁移民主要为“民之无田者”的“贫民”，纯属弱势群体，文化知识贫乏。因此，他们对故乡的表述，只能凭借外迁时那刻骨铭心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祖辈们对故乡的思念，表现为一遍遍向儿孙讲述外迁时的情景。久而久之，经过一代代的口耳相传，留给移民后代的记忆便逐渐模糊与淡化，只能概化地以洪洞大槐树替代。
近年来，我们利津牛姓家族重续家谱，派专人几上山西寻根问祖，走遍几省数市，但对祖籍都非常模糊，只断定为山西洪洞大槐树。可以推测，无论过去和现在，以洪洞县大槐树为故乡的黄河三角洲移民中，不乏以文化上的认同与从众心理，将自己述说不清甚至明知并非洪洞大槐树的祖籍也追认为大槐树的人不在少数。这是黄河三角洲地区“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广为传吟的历史和人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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