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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与治病：针刺疗法的诞生之迷 撰文/白兴华
摘要 本文对传统的针刺疗法起源观提出了质疑并阐述了新观点。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和恰当的逻辑推理证明: (1)针刺疗法并非源自遥远的石器时代, 经历了几千甚至上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2)针刺疗法的形成和发展与日常生产及生活的经验积累也没有必然联系；(3)砭石也不是金属针刺用具的前身，二者的用途迥异。针刺疗法为中国医学所特有，其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及自然和人文知识密不可分，包括“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气的理论及实践、经络现象的认识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只有中国才具备产生针刺这种独特治疗方法的土壤，针刺疗法只能产生于中国，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关键词 针刺疗法 灸法 砭石 灸兆 看得见的整体观 针刺疗法(acupuncture)起源于中国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荒唐可笑。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针刺疗法起源于中国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近年来随着针刺疗法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认可，一些国外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日本大百科全书》认为针刺疗法可能起源于印度[1]，1998年美国《科学》杂志甚至发表文章认为欧洲在5200年前就可能有针刺疗法了[2]。如果在“google.com”上面搜索“origins of acupuncture”（针刺起源），就会发现与针刺疗法起源地有关的国家至少还包括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针刺疗法究竟起源于哪里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转变为“古人是怎样发明扎针治病的方法的？”要回答这个，首先就必须搞清楚针刺疗法的特点。 在汉语里，人们通常习惯于针灸并称，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灸法的本质是运用温热刺激人体。喜暖畏寒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植物也有趋光性。采用温热刺激治疗疾病的方法普遍存在, 不为中国所特有。可以肯定的是, 早在旧石器时代(c. 2000,000～8,000 BC), 史前人类发现并使用火烤制食物并取暖散寒的时候, 就会发现温热刺激还能够缓解甚至治愈病痛, 原始的灸疗方法也就出现了。 针刺疗法则不同。针刺是一种创伤性刺激，无论针刺用具制作得多么精细，也无论医生的技术多么高超，总是要对机体造成一定的创伤, 而逃避伤害性刺激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在自然界中，许多动植物在长期自然进化过程中演化出刺状物，如带刺的荆棘树、刺猥、毛虫等，这些针状物是十分有效的武器，既用于防御也用于进攻。针也是人类最早发明使用的工具之一。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动物骨骼磨制成的骨针缝制衣物，抵御风寒。考古学家在西安史前半坡遗址发现了原始人类磨制得十分精细得骨针，一端有孔，显然是用于缝制衣服的。在医学上，人们也用针缝合伤口，或通过注射针头向体内注射药物或抽吸血液，但所有这些用途都与扎针治病完全不同。对许多人来说，简单地将根细针刺入人体再拔出来就能治病既神秘又不可思议。在英语中，“给某人扎针”（give somebody the needle）是惹怒某人的意思，而直译成汉语则意味着“为某人治病”。由于针刺疗法所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并且有悖常理，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西方人视针刺疗法为原始、野蛮的治疗手段。即使在今天，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用针治病还被视为非法，有些人被告上法庭，仅仅因为他们用针为人治病。 那么, 这种用针治病的独特方法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针刺疗法是古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因偶然创伤出血导致原有病症减轻或消失，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而形成一种系统的治疗方法。一般把针刺疗法的产生至少上溯到新石器时代(8000～3500 BC)甚至更早，把经过特殊磨制的石头“砭”视为最早的针刺用具，人类发明冶炼并使用金属工具后，就逐渐用金属针取代了石针。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针刺疗法的独特性，也与近年来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相矛盾，并且不能排除针刺疗法起源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可能性。 一、对传统针刺起源观点的质疑 1. 针刺疗法的历史到底有多长？ 在1970年代以前, 有关针刺疗法最早的医学文献记载见于《内经》。《内经》由《灵枢》和《素问》两部分组成, 前者又被称之为《针经》, 二者主要都是关于针灸理论及实践的。虽然《内经》作者为传说中的黄帝(c. 2650 BC), 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内经》很有可能是在汉武帝太初以后至刘向校书之前这段时期内(104～32 BC)由一些医家汇集战国至汉以前各个时期的医学著作, 结合当时的医学成就编撰而成, 而以成书于西汉晚期的可能性更大[3]。由于《内经》作者所参照的上古医书均已亡佚, 而《内经》所记载的针刺疗法体系又如此丰富和完备, 因此, 人们推断针刺疗法在《内经》成书以前一定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 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然而, 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书却对此种推断提出了质疑。马王堆汉墓共出土古医书14种, 其中帛书10种, 竹简4种。这些帛书和简牍, 都是汉初甚至更早一点的时间书写的, 久已亡佚, 是汉以来历代医家所未见的秘籍。虽然具体写作时间尚难确定, 但从发掘出土的一块木牌可知古墓下葬的确切年代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即168 BC)。所以马王堆古医书抄录年代的下限必在此年之前, 至于抄录年代的上限, 则出土各书互有差异, 但大致在战国及秦、汉之际[4]。 从马王堆古医书的古朴文风可以看出其成书年代在《内经》之前, 内容更是如此。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许多马王堆古医书就是《内经》作者所提及并参考引用的上古医书。在马王堆古医书中, 有《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两部文献, 二者不仅是现存最早的经脉学专书, 也是最早的灸疗穴著作。对比两部脉学专书与《灵枢·经脉》发现, 它们的基本内容与编写体例有很多相似之处, 《阴阳》与《灵枢·经脉》更是十分相近, 但又各自在其文字和具体内容方面分别由简到繁, 由不完备到逐渐周密完整的明显趋势。这两部经脉学专著很有可能就是《内经》中提到的《脉书》上、下篇(《素问·示从容论》)。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经络学说由《足臂》到《阴阳》, 再到《灵枢·经脉》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然而, 马王堆古医书与《内经》又有很多显著的差别, 差别之一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在马王堆古医书中, 虽然治疗方法十分多样, 如灸法、砭法(砭法与针刺疗法的区别详见于后)、放血法、角法(即拔罐法)、药物、导引、按摩、外科手术、祝由等, 却唯独没有针刺疗法。1983年底至1984年初,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也发掘出土了5种医学文献, 其中3种与马王堆古医书中的相同, 即《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和《脉法》, 另外2种则系首次发现而不见于任何其他传世文献中, 分别命名为《病候》与《六痛》。该墓的墓葬年代为汉·吕后至文帝初年, 相当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左右, 与马王堆3号墓的墓葬年代基本一致[5]。在这些古医书中, 也没有任何关于针刺疗法的记载。如果针刺疗法的历史的确十分久远, 那么在这些战国至秦汉初年的医学文献中就应该有所记录。上述事实表明针刺疗法的历史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悠久。 除《内经》以外, 现存文献中关于针刺疗法的最早和最确切记载见于《史记》。《史记》首次为扁鹊和仓公两位医家立传。扁鹊姓秦名越人,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姓名履历可考的医学家, 约生活在公元前407～310年之间, 和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同时代人。秦越人类似神授的学医经过, 高超的技艺和四处奔走为民解难的生活, 使赵人联想到他如同翩翩飞舞, 到处传递佳音吉信的喜鹊, 故尊称他为“扁鹊”[6]。据《史记》记载, 扁鹊曾指导他的学生“厉针砥石, 以外取三阳五会”, 治愈了虢太子的尸厥症, 因此, 历史上也有“扁鹊创制九针”的说法。近年在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 有4块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的神物浮雕。这4幅浮雕的技法和风格都有些差异, 似非一墓所有, 但内容却完全相同。神物一只手和来人中为首的那个相握, 另一只手则作扬举状, 或徒手无所握, 或是握一短棒状物。经专家考证确认这些浮雕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针灸行医图, 医生正在一边切脉一边行针, 而且半人半鸟的医神可能就是扁鹊[7]。 由于扁鹊的生活年代比较久远, 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和传说都蒙上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 使人们很难将史实与神话传说清楚地区分开来。仓公(c. 215 BC～？)则与司马迁(c. 135 BC～？)在年代上相距较近, 因此在《史记》中记载非常详细并且真实可靠。仓公姓淳于名意, 今山东省淄博人, 他是现存最早的一位有确切史实可考的医家。《史记》记载了仓公的25例“诊籍”, 是我国现存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医案。通过这些医案, 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汉初医疗的实际情况。在25个病例, 11例被诊断为不治之症, 均死亡；10例采用药物治疗, 均痊愈；2例采用灸法并配合药物治疗而愈；2例采用针法而愈, 其中1例单纯采用针法, 另外1例则配合理疗(“以寒水拊其头”)。此外， 在25个病例中还提到被别的医生误治的情况, 其中有1例误用灸法, 2例误用针法[8]。通过分析仓公的25个病例可以看出: (1)仓公运用灸法治疗龋齿的案例完全是遵循《足臂》与《阴阳》的理论, 因此可以认为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脉书”很可能就是《足臂》或/及《阴阳》；(2)仓公采用药物治疗10例, 而用针法治疗仅2例, 并且没有提到具体穴位及针刺操作方法, 这一事实至少说明针刺疗法在汉初还没有得到普及推广。 总之, 通过分析近几十年来出土的马王堆等先秦及汉初古医书, 以及与传世的《内经》和《史记》等文献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针刺疗法的历史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悠久。事实上, 针刺疗法可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发展于西汉初, 而西汉末《内经》的成书则标志着针刺疗法理论和实践的完全成熟。 2. 针刺疗法起源于简单的经验积累吗？ 一般认为, 针刺疗法源于人们的日常生产及生活过程中因偶然创伤出血而导致原有病症减轻或消失, 经过几千甚至上万年的不断经验积累, 逐渐成为一种系统的治疗手段。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很好说明: “传说在我国石器时代, 有一个庄稼人和一户猎人相邻而居。一次, 猎人腿痛, 在家躺了几天不见好转, 只好咬着牙外出狩猎。上山时, 他不小心把石头蹬翻了, 摔倒在地, 恰巧把小腿外侧摔伤, 流了些血。出乎意外, 腿竟然一点也不疼了。时隔不久, 邻居种田人也因腿痛, 卧床不起, 猎人去看望种田人, 告诉他自己上次的经过。种田人听后, 求猎人扶他到那块石头处, 故意摔了一下小腿外侧, 伤痛竟然也减轻了一大半。这就是传说中最早的刺血疗法。”[9] 假若针刺疗法的发展的确经历了如此反复经验积累的过程, 那么, 在中国4000多年有文字可考的文献中, 就应该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故事。然而到目前为止, 笔者仅在张从正(1156-1228 AD)的《儒门事亲》中发现一个因偶然创伤出血而导致疾病痊愈的例子。“昔一士人赵仲温, 赴试暴病, 两目赤肿, 睛翳不能识路, 大痛不任, 欲自寻死。一日, 与同侪释闷, 坐于茗肆中, 忽钩囱脱钩, 其下正中仲温额上, 鬓际裂长三四寸, 紫血流数升, 血止自快, 能通路而归。来日能辨屋脊, 次见瓦沟, 不数日复故。此不药不针, 误出血而愈矣。”[10] 然而, 上述实例最多也只能证明放血疗法可能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产及生活实践。针刺疗法与放血疗法之间的本质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当将针刺入人体并取出后, 除了对机体造成一定的创伤外, 并没有释放出任何可见的液体如血液, 相反, 《内经》经常强调取针后要“按之勿出血”。放血疗法则不同, 无论采用何种工具如针、刀或拔罐, 都必须释放出少量血液。采用放血疗法治疗疾病并非中国传统医学所独有, 在许多其他民族医学体系中都可以见到。例如, 在古希腊医学体系中, 放血疗法就是重要治疗手段之一。古希腊人认为人体内含有四种液体, 即黑胆汁、黄胆汁、血、痰, 当某种体液的过多或不足都会引起病变, 体液过多为实(excess), 不足则为虚(wanting)。因此, 希波克拉底将治疗原则概括为: “事实上, 治疗就是减或加, 减去过剩的部分而增加不足的部分。”[11] 自然地, 放血就被经常用来排除“过剩”的体液。古希腊人采用的放血方法有许多种, 除静脉切开术外, 还有拔罐法和蛭吸法[12]。在中世纪的欧洲, 放血疗法更加盛行, 不但用于病人, 还作为常规保健措施用于健康人, 放血疗法简直被视为万能疗法, 连相思病和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病症也用它来治疗。放血术也改由理发匠承担, 出现了所谓的“理发匠医师”, 而且放血术就在浴室中进行[13]。 尽管许多其他民族都采用放血疗法, 并且体系相当完备, 但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放血疗法演变成为与针刺疗法相类似的治疗手段。这一事实说明因偶然创伤出血而导致疾病痊愈并逐渐积累经验并不是针刺疗法形成的主要因素。这种观点是将针刺疗法与放血疗法混为一谈, 忽视了针刺疗法的独特性。如果针刺疗法源于简单的经验积累, 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它只起源于中国这个事实, 也就无法排除针刺疗法起源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可能性。 3. 针源于砭吗？ 在史前时期, 石制工具, 无论是天然还是经过加工的, 都是人们狩猎等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工具。将石制工具用于医疗用途的历史也一定十分悠久, 在马王堆古医书中就记载有用加热的天然卵石热熨肛门治疗痔疮的方法[14]。随着人们制作石器技艺水平的不断提高, 经过特殊加工制作的“砭石”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医疗工具。一般认为, 早期的针刺治疗是采用砭石进行的, 因彼时尚未发明金属冶炼, 只能用石制的针具“砭石”, 待到发明金属冶炼及掌握铸造工艺后, 就用金属制造的针具代替了砭石。也就是说, 砭石疗法是针刺疗法的前身, 二者之间的差别只是时间上的先与后及构成医疗用具的材料不同, 而没有本质的差别。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齐梁时期(502～557 AD)的全元起首倡针源于砭说。全元起是注解《内经》的第一人, 他在注解《素问·宝命全形论》“制砭石大小”时说: “砭石者, 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 一针石, 二砭石, 三鑱石, 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 故用石为针, 故名之针石。言工必砥砺锋针, 制其大小之形, 与病相当。黄帝造九针以代鑱石。”[15] 全氏认为“砭石”就是“用石为针”，就是“针石”, 显然是混淆了“针石”与“石针”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古代文献中，虽然一些词可以前后颠倒使用且含意相同，但有些词前后颠倒后含意就会完全不同，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的两种表达方式。“针石”与“石针”就是两个含意完全不同的词，前者是“九针与砭石”的简称，后者则是用石头做的针。《内经》时代针刺疗法与砭石疗法共存，因此常常“针石”并称，但却从未提及“石针”。其他先秦文献中也从未见到“石针”之说。事实上，如果从制作工艺上看，将石头磨制成针状医疗用具的可能性很小。 针源于砭说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来自于辞源学。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砭, 以石刺病也。”这个释义的确容易使人将“砭”与针刺疗法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果查阅一下许慎本人对“刺”和“病”的解释, 就会发现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许氏在“刺”字条下云: “君杀大夫曰刺。刺, 直伤也。”杀人只能用刀而不可能用针, 怀挟兵器进行暗杀的人为“刺客”, 古代“刺”的含义多从此。因此, 以石刺病的“刺”当理解为是用“刀”刺而不是用“针”刺。 那么, 许氏所谓的“病”又是什么呢？他说: “病, 疾加也。” 也就是说, 这里的“病”不是指一般的疾病, 而是指“严重的病”。具体又是什么病呢？考察马王堆古医书和《内经》可以看出, 许氏所说的“病”具体是指痈、疽等皮肤感染化脓性疾病。在古代由于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这些病症很常见。马王堆古医书和《内经》均列有专篇论述痈疽。痈疽的治疗可分为化脓前和化脓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可采用祝由、灸、服药和热敷等, 后一阶段则只能采用砭石排脓。 马王堆古医书中的《脉法》明确规定根据脓肿的大小及深浅选取合适的砭石以切肿排脓, 脓深砭浅, 脓浅砭深, 脓大砭小或脓小砭大都会有害[16]。这可能就是《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谓“制砭石大小”的缘由。《内经》的作者们一定十分熟悉砭石疗法的历史, 《素问·异法方宜论》明确提出砭石疗法源自东方, 主治痈肿[17]。虽然在《内经》时期已有金属制作的“铍针”用于治疗痈肿, 但是, 砭石仍然是切肿排脓的常用工具, 也就是说《内经》时代针法与砭法共存, 因此常常“针石”并称。可以肯定的是, 在晋代以前人们对针与砭的区别还是十分清楚的, 无论从医书还是其他古籍中均可找到证据。如晋·郭璞在注解《山海经·东山经》“高氏之山, 其上多玉, 其下多箴石”时说, “可以为砥(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注“砥当为砭字之误”)针, 治痈肿者。”说明郭氏十分清楚砭石的用途。而至晚到全元起的齐梁时代, 砭石就完全被金属制作的排脓工具替代了, 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全氏认为针源于砭的原因。 用石制刀具“砭石”切痈排脓实质上是一种古老而简单的外科手术, 和针刺疗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刀状的砭石也可能被用做放血的工具(《素问·示从容论》), 但如前所述, 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内经》中所记载的9种针具均取法于不同形状的器物, 如员针、锋针、长针均取法于“絮针”, 铍针取法于“剑锋”, 毫针取法于“毫毛”, 但却没有一种针具是取法于“砭石”的[18]。 针刺疗法与砭石疗法的区别如此简单明晰, 为什么人们却视而不见呢？产生这种现象是有十分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应当指出, 虽然以砭为针的错误认识肇始于全元起, 但这种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则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 到文革时期达到顶峰。原因之一为考古学的影响。世界考古史已近一个半世纪, 传入我国有80多年的历史。考古学的一些常用术语, 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 也早为人们所熟知。既然“砭石”即“石针”之说古已有之, 自然使人联想到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加之所谓砭石实物的出土, 使人们对此学说更加深信不疑。针源于砭说也符合解放后“群众创造历史”的史学观, 因为在史前的石器时代, 只有普通群众而没有任何英雄。与针源于砭说相对立, 古人还有“黄帝创制九针”或“扁鹊创制九针”之说, 二者都属于“英雄史观”, 这种观点在文革时期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除了石制针具之外, 许多学者认为古人在使用金属针具治病之前, 还可能使用过骨针、竹针、陶针甚至天然的草木刺等[19]。事实上, 单纯从针具发展史的角度探讨针刺疗法的起源是十分错误的。一种工具的发明与其后来的用途可能完全是两码事。犹如刀具的发明及使用史并非外科手术的历史, 针具的发明及使用历史也绝非针刺疗法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最早发明的针具是用于缝制衣服(《说文》: 针, 所以缝也)而非医疗, 完全有理由相信, 前者的历史要比后者悠久的多。针具是生产及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 世界各地使用的针具多种多样, 历史也十分悠久, 而唯有古代中国人才发明了用针治疗疾病。 二、针刺疗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推理证明传统的针刺疗法起源观是错误的。针刺疗法并非源自原始先民生产及生活经验的逐渐积累,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相反, 针刺疗法从产生到形成完整体系只经历了短短200～300年的时间, 即从战国的扁鹊(c. 407～310 BC)到西汉《内经》的成书(c. 104～32 BC)。 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某地特产某种植物, 必定与当地独特的气候、土壤等因素有关。用针治病这样一种独特治疗方法的产生也必定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 气的理论及实践, 经络现象的认识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1. “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 水是生命之源。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然而, 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中华民族在享受水利的同时, 也饱受着水害之苦。《管子·度地》就说: “五害之属(水、旱、风雾雹霜、厉、虫), 水最为大。” 鉴于水的二重性, 古人积极主张治水, 化水害为水利。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辉煌的治水史。约公元前23世纪的颛顼时代, 就有了共工因治水失败而被诛杀的传说。大禹治水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说之一, 在中国妇孺皆知。虽然很难将大禹治水的故事和真正的史实区分开来, 但中华民族悠久的治水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管子·度地》篇记载了许多具体的治水方法。都江堰则是一座活的中国古代水利博物馆。这座修建于战国时期的无坝引水工程,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变水患为水利。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引水口结构奇巧, 布局合理, 使枯水不缺, 洪水不淹, 泥沙少淤, 水旱从人, 2000多年来持续浇灌滋养着成都平原, 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古人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就是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 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塞的办法, 平地开沟渠把水引入小河, 疏通小河入大河, 引导大河汇入大海, 最终根除水患。因此, 在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中就出现了许多专门记载河道分布的书, 以《水经注》为代表。宋代的“禹迹图石刻”(1136 AD, 现藏于西安博物馆)则是以图的形式描述水道分布的[20]。 中国悠久的治水传统及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水利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指出, 有关水道分布的描述是中国地理学方面很特别的, 在其他民族文献中未曾看到类似的记载[21]。在距今4000多年前, 即地质学的“新冰期”之后, 由于冰雪消融, 世界上许多地区都经历了洪灾。古巴比伦、犹太、印度等地古代神话均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古埃及没有治水的传统, 因为正是由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 才使两岸土地得到灌溉滋润和养分补给。古希腊人也不需要治水, 因为大海至今还是不可战胜的。 中华先民的治水和其他民族的先民视洪水为神的惩罚或不可抗拒的天灾, 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古代中国人通过治水实践, 不但增强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信心, 而且, 他们还把从治水中所获得的经验推而广之, 用于管理国家和治疗人体疾病。这种经验就是做一切事情都要顺应自然, “疏而不堵”,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针刺疗法中屡屡提到的“疏通经络”, 就是治水经验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因此“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就成为发明针刺疗法的前提条件之一。 2. 气的理论及实践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和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与阴阳的概念一样, 气的概念也是古人长期观察自然现象的结果。气的本义是指天空中飘动的云气, 《说文解字》说“气, 云气也”, 引申为呼吸及所呼出和吸入的物质。呼吸是人类及其他所有生物(包括动物与植物)的重要生命活动之一, 也是最显著的生命标志。有呼吸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呼吸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希波克拉底曾作过如下描述: “一般地, 人及所有动物躯体依赖三种营养物质, 即固体食物、水和风。风在人体内为呼吸, 在人体外则为空气, 它能量最大, 值得研究。……一个人两三天不吃饭或喝水可以生存, 但是如果被割断气管, 他很快就会死亡, 证明身体最需要空气。并且, 所有其他生命活动都是间歇性的, 而只有呼吸活动是连续性的, 吸入与呼出交替着进行。”[22] 即使动物也深知呼吸的重要性, 虎豹等就是采用扼喉窒息的方式猎杀大型动物的。呼吸对生命如此重要, 自然使人们认识到尽管我们每时每刻所吸入呼出的东西如此细微而不可见, 但却十分重要。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民族传统文化都对气十分重视。古埃及人认为空气是构成环境的第一动力。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由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构成的, 这些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 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气的概念尤为重要。古人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 《周易·系辞》说: “天地氤氲, 万物化生。”人为万物之一, 人本身就是“天地之气”交感作用的产物,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 “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 “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人的形体构成及各种生命活动, 实际上也是以气为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气聚则形成, 气散则形亡”(《医门法律》)。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 对气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气的锻炼及实践上。虽然古人不清楚所吸入和呼出的东西究竟为何物, 但他们深知吸入的物质肯定对人体有益, 而呼出的则对人体有害, 因此将前者称为“清气”, 后者称为“浊气”。既然清气对人体有益, 浊气对人体有害, 古人就发展了一系列的呼吸锻炼方法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目的。这种方法在先秦叫做“吐纳”。《庄子·刻意》谓“吐故纳新”, “吐故”即呼出身体内陈旧之浊气, “纳新”即吸入自然界新鲜之清气。吐纳锻炼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吸入高质量的清气, 同时尽可能多地呼尽体内的浊气。马王堆古医书记载的“食气法”和《庄子·大宗师》的“踵吸法”都是吐纳锻炼的具体实例[23]。 中国传统医学中有关气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以古希腊医学为例, 虽然古希腊人在理论上认识到气为人体组织及生命活动所必需, “气不足”(anoxia)会导致许多疾病[24], 但是, 他们在治疗疾病时则完全依据体液说。这种理论认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phlegm)、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液体组成的, 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性质。由于四种体液组成比例不同, 人就有了不同的先天素质, 这是对人的先天素质进行的最早分类之一；并且如果体液比例失调, 就会患病。体液失调有过多和不足之分。治疗上, 体液不足者以适当药物(如温酒)补充, 体液过多则需采用放血法(如静脉切开术)、吐法、泻法及适当的锻炼将多余的体液排出[25]。 古希腊人关于病机的认识与中国传统医学十分相近但又有本质区别。根据中医理论, 经络运行气血, 疾病的发生是由于气血运行失调, 针刺治疗的目的就是“通其经脉, 调其气血”(《灵枢·九针十二原》)。在这里, 除了有形的血外还有无形的气, 血显而可见, 气则微而不可见。针刺疗法与放血疗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 当将针刺入人体并取出后, 并没有释放出任何可见物质。如果只有血的概念而没有气的概念, 则针刺疗法无异于身体偶然扎了一根刺, 避之犹恐不及。因此, 中国传统医学关于气的理论及实践也是针刺疗法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 3. 对经络现象的认识 《灵枢·经脉》开篇即说“凡刺之理, 经脉为始”, 也就是说针刺疗法的一切道理都是以经络理论为基础的, 说明针刺实践与经络理论的关系十分密切。那么, 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怎样的？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古人是通过长期针灸实践, 发现许多有特殊作用的点, 并将作用相似的点串连起来形成经络线。近年来, 人们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足臂》与《阴阳》两部脉学专著中只有经络而没有穴位的事实, 又提出经络现象的发现是由于针灸等刺激激发循经感传, 古医书上的经络线就是对循经感传现象的记录。上述两种观点虽然有所不同, 但关于针刺疗法与经络现象的认识之间的渊源关系则是一致的, 即针刺疗法发明使用在先, 经络现象认识在后。然而, 人们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 在上述两部脉学专著中, 只有灸法而没有针法, 并且灸法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同时, 在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的其他先秦和汉初古医书中, 也没有针刺疗法。这一事实使人们有理由认为, 经络现象的认识与针刺疗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并且古人对经络现象的认识早于针刺实践。 那么古人到底是怎样认识经络现象的？既然在最早的经络学专著里, “灸其脉”是唯一的治疗手段, 现代研究也证明单独使用灸法刺激穴位能够激发循经感传[26、27], 据此就可以推断灸疗与经络现象的认识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下列事实足以支持上述推断： 第一, 灸法的历史十分悠久。灸法是运用温热刺激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说文解字》: “灸, 灼也”, 它的产生与火的发明及使用有关, 自从人类控制并使用了火以后, 原始的灸法就可能出现了。今天我们有幸从马王堆古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了解许多比较原始的灸疗方法。早期的灸法材料繁多, 形式多样。在材料上, 除艾之外, 几乎任何能够燃烧的物质均可被用作灸的材料, 例如木炭、干柴、干稻草、粗麻、旧蒲席、鸡毛、草药, 甚至妇女月经布。施灸的部位多为病变局部或大面积的烘烤。例如, 治疗癃闭的方法之一是把干燥的饲草或干柴点燃, 让病人背对着火烘烤, 同时还有两个人按摩患者的腰骶部, 小便就会通畅[28。 灸法可能是人类发明使用并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治疗手段之一, 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主要治疗手段。在马王堆古医书中, 《足臂》与《阴阳》为灸疗专著, 病症不分虚实寒热, 一律“灸其脉”；《五十二病方》虽是一部以药物治疗为主的医方专书, 也大量采用灸法治疗, 在52种病症中, 有23种列有灸疗方法, 且许多病症列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灸疗方法。在《史记》所载的仓公的25个病例中, 虽然只有2例采用灸法治疗, 但据载仓公著有《仓公灸法》一书, 说明他比较擅长使用灸法治病[29]。 第二, 温度对激发循经感传影响极大。在采用针刺、电脉冲等刺激激发循经感传时, 若在受刺激穴位的周围或循经加温可以提高循经感传的敏感程度, 反之, 循经降低温度则可以使感传减弱, 感传速度变慢。此外, 室内温度对激发循经感传也有很大影响, 如果室内温度很低( 循经感传古称“得气”、“气至”。《内经》认为“刺之要, 气至而有效”, 也就是说气至与否是评判针刺效果的唯一标准(《灵枢·九针十二原》)。古人还认识到温度对气血运行和针刺效果的影响, 《素问·调经论》说: “血气者, 喜温而恶寒, 寒则泣而不能流, 温则消而去之。”(《素问·调经论》) 如冬天寒冷, 地冻水冰, 人体气血运行也涩滞不畅, 表现为手足不温的“四厥”症, 当此之时, 单纯采用针刺疗法以疏通气血效果就不好, 犹如“善行水者, 不能往冰；善穿地者, 不能凿冻”, 必须先热熨掌、肘、腋、项、脊、脚等处, 再针刺(《灵枢·刺节真邪》)。在治疗“寒痹”时, 《内经》也建议可采用先热熨再针刺的方法, 即“每刺必熨”, 或者干脆使用火针(《灵枢·寿夭刚柔》)。《内经》还据此提出“天寒无刺, 天温无疑”(《素问·八正神明论》)的季节性针刺使用原则。此外, 据《针灸聚英》记载, 在针刺治疗前, 还可以将针柄放入口腔, 或将针贴近身体处或投入热水中以“暖针”, 目的是加热针体, 使“气得温而易行”, 从而提高治疗效果[31]。 第三, “寒头而暖足”的保健治疗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 当寒冷的冬天在户外较长时间时, 首先感到手足寒冷, 而头面部虽无遮盖却很耐寒。《内经》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在生理上四肢部阳气偏虚而头部阳气偏盛；上为阳下为阴, 头为诸阳之会, 阳气较盛, 而四肢为阳气之末, 阳气相对不足(《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这种现象在病理情况下会更加明显。阳气虚时, 最常见的症状是手足不温, 而头部怕冷则不常见。因此, 马王堆古医书《脉法》根据“取有余而益不足”的原则, 提出“寒头而暖足(包括手)”的保健治疗措施[32]。 古代文献中未曾提及具体的“寒头”保健方法, 可能是因为头面部本身就一直暴露在外, 即使在冬天和夜晚。在治疗上, 仓公曾采用针刺足阳明经配合“以寒水拊其头”的方法治疗头痛身热症, 现代临床上经常采用冰块敷头的方法治疗高热, 达到降温及保护大脑细胞的作用。温暖手足的方法则很多, 如灸法、热熨、按摩、热水浴及穿戴保暖手套和鞋袜等。现代研究表明, 象耳廓一样, 手足也都是人体的缩影, 温暖手足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 达到保健和治病的目的。 灸疗的历史十分悠久, 单独使用灸法能够激发循经感传, 温度对针刺等其他手段激发循经感传影响明显, 并且在最早的经脉学专书中所使用的唯一治疗手段是“灸其脉”,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灸疗实践和经络现象的认识之间确实存在着渊源关系, 也就是说古人是通过长期的灸疗实践发现循经感传现象的。 虽然在两部脉书中没有提出具体的施灸部位而只言“灸其脉”, 但并不意味着要灸某一经脉的全程, 而是要根据“寒头而暖足”的原则集中在四肢末端施灸。有以下几方面证据: (1)在现存最早的经脉学专著《足臂》中, 将经脉分为“足”、“臂”两部分, 所有经脉都起于四肢而呈向心性分布, 且绝大多数经脉从腕踝关节附近发出, 许多部位与《灵枢·本输》中所记载的“原穴”位置非常接近, 如足少阳脉“出踝前”(即丘墟穴), 足少阴脉“出内踝娄中”(即太溪穴), 足太阴脉“出大趾内廉骨际”(即太白穴), 足厥阴脉“循大趾间”(即太冲穴)等。(2)在《史记》记载的现存最早的病例中, 仓公提到别的医生曾采用灸“足少阳脉口”的办法, 极有可能就是指足少阳脉“出踝前”处。(3)《内经》是现存最早记载穴位的医书, 《灵枢》与《素问》均有专篇讨论穴位, 区别在于前者主要讨论四肢部的穴位, 而后者则详述头面及躯干部的穴位, 对四肢部的穴位只简略提及[33]。由于《灵枢》的成书年代较《素问》早, 因此可以推断古人最早是通过刺激(灸或针)四肢部的穴位治疗疾病的。位于四肢部的这些穴位, 尤其五输穴、原穴、络穴、郄穴等特定穴, 作用强大, 应用广泛, 不仅治疗局部病症, 更经常用于治疗头面、躯干等远端的疾病。(4)临床上, 针刺四肢部穴位尤其肘膝以下者, 不但产生局部得气感, 还常常沿着经络线传导；而针刺头面及躯干部的穴位时, 则以局部得气感为主。研究循经感传现象时, 也主要采用刺激四肢末端的井穴或原穴以激发循经感觉传导。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古人是通过长期灸疗实践发现经络现象的, 并且认识到经络现象与人体病症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有关经络现象的描述为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 不见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医学体系。然而灸法并非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 灸法的本质是运用温热刺激治疗疾病, 源自本能, 采用温热刺激治疗疾病的方式普遍存在, 古希腊医学将运用温热刺激治疗疾病的方法称为“烧灼法”(cauterization), 其方式与中国的直接瘢痕灸十分相似, 就是采用生亚麻直接烧灼血管或病变部位, 常常引发出血、局部严重烧灼伤并遗留瘢痕。这种方法十分残酷, 但其疗效可能也很确切, 希波克拉底说: “药不能治者刀治之, 刀不能治者火治之, 火不能治者则为不可治。”[34] 在这里, 烧灼法被作为最后的治疗手段。可以想象, 古希腊人在长期的烧灼实践中, 也可能感受到循经感传现象, 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认识并描述经络现象呢？主要原因可能与他们的液体病理学说有关。如前所述, 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液体组成的, 烧灼法的目的是放出多余的体液, 阻断液体流动的通道以改变其流动方向, 或促进液体的流动等。液体是可见的, 犹以血液显而易见, 因此, 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对血管的分布有专门的描述, 并也明确提出“灼其脉”(cauterize the appropriate vessel)的治疗原则[35]。 与古希腊医学一样, 在中国早期的医学文献中, “脉”也是指肉眼可见的血管, 古人也曾“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 在经脉、络脉之中运行的除有形可见的血外, 还有无形不可见的气, 古人在灸治过程中, 十分重视人体对温热刺激的反应而忽略了对产生这种反应的形态结构的研究, 也就是说重视变化的功能而忽视静止的结构。有学者认为，这种认知方式可能与中国古代的占卜术有关，是很有道理的[36]。占卜是古代巫术中最常用的一种, 殷商时期尤为盛行。方法是选取牛或鹿的肩胛骨, 或龟的腹甲, 在骨面上钻孔或局部烧灼, 然后观察钻、烧后形成的裂纹情况(即卜兆)以预测吉凶, 并将占卜的内容刻在骨面上称为卜辞, 这些卜辞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并公认的最早而比较系统的成形文字记录。在占卜过程中, 巫师的注意力集中在烧灼后所产生的裂纹以及裂纹的走向而非烧灼的局部。占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判断疾病的吉凶。疾病被看成是鬼神作祟或祖先的惩罚，因此巫师便采用祈祷、祭祀、诅咒等方法，以祈求鬼神的宽恕或祖先的保祐，并由此逐步发展成“咒禁”、“祝由”等法术。灸法与烧灼甲骨的占卜术无论在形式、使用材料及目的上都十分相似。巫师烧灼甲骨，占卜疾病的吉凶；医师（早期的医师很可能就是巫师）则烧灼人体经脉，治疗疾病。如同巫师一样，医师在用艾炷烧灼治疗疾病时，既有宗教般的虔诚和神圣，也有同样的执着和耐心，他们认真仔细地观察施灸过程中病人所感受到的任何反应和变化并将这些现象记录下来。就像烧灼龟甲兽骨时会出现不同走向的裂纹一样，烧灼人体四肢部时最主要的反应就是出现沿着一定路线的感觉传导，可以称之为“灸兆”。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感觉传导的出现，位于传导路径上的原有病症会减轻甚至消失，感觉传导及其效应（病症）因此成为观察的焦点，所观察到的结果构成了经络学说中不可分割的两大内容，即经脉循行及其所属病症。 总之, 经络现象的认识与古人长期的灸疗实践密切相关, 并且受到中国特有的气的理论及实践和占卜术的影响。经络现象认识在前, 针刺疗法使用在后, 不仅如此, 作为针刺疗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的经络理论也成为发明针刺疗法又一前提条件。 4.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根本的思维模式, 其最基本特征为整体性。“天”是指人以外的天地客观世界, “天”与“人”共同构成大自然。这一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不但构成一个相互对应的有机整体, 而且受相同规律的支配, 即二者同构同律。 虽然“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是由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 AD)正式提出的, 但其思想见于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中, 是古人对自然界和生命现象长期观察的结果。《周易》含本文和解说两部分, 前者称为《易·经》, 约成书于西周初年；后者称为《易·传》,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系孔子及其弟子对本文的阐发。《易·经》作者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 中通万物之情, 总结归纳出“天”的运行变化规律和人对“天”的依存关系, 并且以“天”的运行变化法则推演社会及人生的变化规律。这种天理即人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一切学术的根源, 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 代表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 区别在于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 儒家则倾向于把自然人化, 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是一气相通, 一理相通的。老子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孔子晚年述《易》, 总结归纳出“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皆生于一个本体的实质性的“一”或阴阳未分的浑沌气“太极”, 因此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受同样的规律支配也就是自然的, 而阴柔与阳刚的相互作用转化就是天、地、人所共同遵循的自然之道。 传统思维决定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最根本的思维模式,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渗透贯穿到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影响重大。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因此这一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体现得也最充分, 是中医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的最重要的思维方法, 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天人合一”在《内经》中称为“天人相应”, 藏象理论就是以五脏为中心, 内合五腑、五志、五体、五官、五声、五变, 外应五音、五色、五味、五方、五季、五化等, 使人体自身及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有着对应的结构并受共同的运动变化规律支配, 因此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认识, 就可以把握人体自身的生命活动规律, 而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同样可以用于对人体疾病的治疗, 因此, 《内经》要求医者必须“上知天文, 下晓地理, 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种认知方式在《内经》中称为“人与天地相参”(《灵枢·岁露论》)。针刺疗法就是古人运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综合当时已经取得的自然、社会等多学科知识, 将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及积累总结的经验运用到治疗人体疾病的结果, 因此,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成为发明针刺疗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针刺疗法的发明 “人与天地相参”的实质就是“援物比类”(《素问·示从容论》), 即采用类比的推理方法认知客观世界。如前所述, 早在针刺疗法出现之前, 古人就对人体的经脉及自然界的河流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最早的哲学家管子(c. 725～645 BC)说“水者地之血气, 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管子·水地》), 就是将河渠中流动的水比作人体经脉中运行的气血；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六痛》说“脉者, 渎也”[37], 则是把人体的经脉比作自然界的沟渠。也就是说, 早期的哲学家和医学家都注意到了人体的经脉和自然界的河流之间的相似性, 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内经》明确指出“地有十二经水, 人有十二经脉”(《灵枢·邪客》), 《灵枢·经水》篇专门讨论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的对应关系, 即: 足太阳经对应清水, 足少阳经对应渭水, 足阳明经对应海水；足太阴经对应湖水, 足少阴经对应汝水, 足厥阴经对应沔水；手太阳经对应淮水, 手少阳经对应漯水, 手阳明经对应江水；手太阴经对应河水, 手少阴经对应济水, 手厥阴经对应漳水(《灵枢·经水》)。这些河流并非凭空捏造, 在早期的地理文献中都有记载, 广泛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虽然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的对应看似机械, 毫无实际意义, 但从这篇文献的内容可以看出, 编写者既是一名医学家, 也是一名地理学家, 更是一名哲学家, 他(她)不但十分熟悉人体的经脉, 也具备丰富的地理知识, 并且能够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体的经脉与自然界中的河流不仅在结构上存在相似性, 而且经脉中运行的气血与沟渠中流淌的水也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水往低处流, 若河床淤塞, 水流不畅, 则河水四溢, 泛滥成灾, 理当疏浚；气血运行以通为顺, 若经脉气血阻滞, “脉道不通”(《灵枢·口问》), 则发为疼痛诸症, 治当“以微针通其经脉, 调其气血”(《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气血阻滞时最常出现的病症就是疼痛, 不通则痛。痹症主要表现为关节肌肉酸痛, 病因风寒湿热邪气侵袭经脉, 阻滞气血流通而致, 是最常见的疼痛病症之一。根据《内经》记载, 九针中的“微针”(即毫针)就源自南方, 主治“挛痹”, 因为那里地势低, 夏天炎热, 湿热气盛, 冬日寒冷, 寒湿气重, 痹症十分常见[38]。 古人真的是通过这样浅显直观的推理发明针刺疗法的？下面这段2000多年前发生在黄帝与岐伯之间的对话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黄帝问岐伯: “我跟您学习了针道, 很多也很详细, 应用到临床, 常可如矢中的, 甚至对一些沉疴痼疾也很有效。您的学问是通过反复习练积累得来的, 还是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思考而产生于心中的？”岐伯回答说: “圣人创立道的时候, 必须与天、地及人事活动的规律相符合, 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度, 以便制定标准和规则, 然后才能传于后世。所以工匠不能舍弃量尺以测短长, 废弃墨线以求平直, 也不能抛开规矩而画方圆。”黄帝又问岐伯: “请讲一讲针刺之道是怎样效法自然之道的(针道自然)？”岐伯回答说: “从低处决开沟渠, 不用费很大力气, 就能使河水干涸。沿着穴位处疏通经脉, 无论皮肤坚密与否, 都可使经脉畅通。”(《灵枢·逆顺肥瘦》) “道”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主要指自然规律和法则。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说“道法自然”, 也就是说道是自然的, 所有的道都效法自然的规律和法则。“针道”是道的一种, 同样也效法自然的规律和法则, 即“针道自然”。因此, 可以肯定地说, 古代医家兼哲学家们正是将人们对自然界江河沟渠的认识及治水经验应用到治疗人体疾病, 才发明针刺这种独特的治疗手段的。治水者使用锹铲疏浚河道, 导引水流；治病者使用“微针”疏通经脉, 调和气血, 二者都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 道是自然的, 针刺之道效法自然之道, 然而, 发明用针治病绝非自然而然。灸与针都是通过刺激经络穴位治疗疾病, 前者是“灸其脉”, 后者是“刺其脉”。灸法是本能的, 无创伤；针法则是非本能的, 有一定的创伤。有证据表明, 在针刺疗法产生之前, 灸法应用十分广泛并且疗效显著, 仓公采用灸法治疗的2个病例均1次治愈。从“灸其脉”发展到“刺其脉”是质的飞跃。从现代人的角度讲, 灸法温暖舒服、安全又有效, 根本没有必要再发明一种痛苦的、创伤性疗法替代它。然而, 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却在2000多年前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除上述所讨论的前提条件外, 以下因素对这场革命性变革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 老子的辨证观。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反面, 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并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因此, 观察事物现象时不仅要观看它的正面, 也应该看到它的反面, 只有两方面都兼顾到, 才能算是对其作了全面的了解。一般人常常只看到事物的正面, 老子则主张要重视事物的反面。例如在刚柔、高下、有无等的对立状态中, 一般人多要逞强、登高、据有；而老子却要人柔弱、居下、重无, 因为柔弱胜刚强, 下为高之基, 有生于无。利与害也是对立统一的, 表面上有利, 实际却可能有害, 反之亦然, 老子说: “物或损之而益, 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 我亦教之。”(《老子·四十二章》) 从表面上看, 针刺是有害的, 将针刺入人体只能带给人创伤和痛苦, 而事实上, 针刺确实能够解除人体的病痛, 也就是说其结果是对人体有利的。针刺是小痛, 却能祛除大痛, 因此可以说针刺疗法是以痛止痛, 犹如药物的以毒攻毒。今天人们试图采用某种非侵入性治疗手段如激光或微波刺激穴位,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那种手段都不能代替针刺疗法。因为, 犹如外在的伤害性刺激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体自我防御行为一样, 针刺这种内在的伤害性刺激也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并加强人体自我调节机制。 第二, 标本理论。标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 也源于古人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本指植物的根, 标指植物的枝梢。植物的根系对植物的生长繁茂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经验的人可以通过植物枝叶的生长状况判断其根系的营养情况, 这就是植物根与枝叶的关系。同理, 要想彻底铲除某个植物, 也必须从根开始, 斩草要除根, “根死则叶枯”(《灵枢·邪气藏腑病形》)。象气的概念一样, 古人把从自然界观察到的植物根与枝叶之间的关系抽象概括出本与标两个概念, 它们是一对和阴阳同等重要的哲学术语。阴阳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 标本则揭示了矛盾的特殊性。本指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标则指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由于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而次要矛盾则属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因此抓住并正确解决主要矛盾(即“治本”), 就可以带动其它矛盾的解决。十二经脉也可根据其循行部位划分为本与标两部分, 经脉在四肢的部分为本, 而在头、胸、腹的部分为标。十二经脉的标本关系在《内经》中又称为根结或终始关系, 本为根、始；标为结、终(《灵枢·根结》)。四肢部为根, 头、胸、腹部为结, 因此元·窦汉卿《标幽赋》归纳为“四根三结”。象培育植物的根系能促进植物的生长一样, 刺激经脉本部的穴位也就不仅能治疗局部的病症, 更能治疗远处标部的病症。如前所述，虽然在两部脉书中没有指明具体的施灸部位而只言“灸其脉”, 但并不是要灸某一经脉的全程, 而是根据“寒头而暖足”的原则集中在四肢末端施灸, 也就是灸治经脉之“本”。自然地, 当发明用针刺激穴位时, 也是以四肢部的穴位为主, “病在头者取之足, 病在足者取之腘”(《灵枢·终始》), 而非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第三, 针刺疗法的即时疗效。针刺疗法的发明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然而, 用针治病毕竟有悖常理, 无论它的根基多么深厚, 如果针刺疗效不是特别显著的话, 就很难想象是否有人愿意长期坚持接受这种创伤性疗法, 并且沿用至今。事实恰恰如此。临床上, 疼痛、呕吐等症状在进针数分钟甚至数秒钟后即减轻或消失者屡见不鲜。《史记》记载的仓公用针治疗的2例, 均1次治愈, 并且均“旋已”, 可谓立竿见影。《内经》在提及针刺效果时也常常说“立已”, 是看得见的, 犹如风吹云散, 天气由阴暗顿时变为晴朗(《灵枢·九针十二原》)。与针刺疗法相比, 采用灸法治疗时, 需要一定壮数, 燃烧一段时间, 才能出现效果；药物治疗则更须费时采购、煎煮, 服药后还须一定时间待体内吸收后才能发挥药力。虽然仓公用灸法治疗的2例也很有效, 但均配合药物治疗, 经3～5日才痊愈； 而采用药物治疗的10例, 疗程最长者达20天之久。针刺疗法不但疗效迅速和显著, 而且治法简单, 不受条件限制, 只要有一根针即可。临床上, 每位针灸医生都可能有一针、一穴、一次即治愈的实例。由于针刺疗法的这些优势, 虽然在西汉初尚处于发展阶段, 而仅仅大约100年之后, 针刺疗法就发展成为当时医学的主流, 灸法和药物治疗则退居次要地位。 四、针刺疗法是看得见的整体观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为整体性, 应用到医学上就是将人体自身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 这种整体性只是思维的方式, 也就是以整体的观点看待事物, 事实上却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表面上看, 客观事物之间依然是各自独立, 彼此不相干的。古人运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综合当时已经取得的自然、社会等多学科知识, 将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及积累总结的经验运用到治疗人体疾病, 发明了针刺疗法。不仅如此, 针刺实践还是整体观思想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是整体观思想的物化, 是看得见的整体观。 针刺疗法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整体创伤性。在针灸临床上, 最基本的选穴原则是“病在上者下取之”, 就是选取远离病变部位的穴位治疗疾病。远道取穴主要是指选取四肢肘膝关节以下部位的穴位, 即本部的穴位。如前所述, 本部的穴位不但有治疗局部病症的作用, 更具有治疗远隔部位病症的作用；而标部(头、胸、腹)的穴位则以治疗局部或节段性病症为主。远道取穴治病是针刺疗法的精髓, 如果只是刺激局部穴位治疗疾病,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则不需要任何传统中医学知识, 只要熟悉人体解剖就可以了。对于一般人而言, 胃病取胃脘部穴位是理所当然, 而取小腿上的足三里则有些不可思议。而在针灸医生的眼中, 胃与足三里穴之间通过足阳明胃经联系在一起,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针刺足三里治疗胃病就是这种整体观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可以说针刺实践就是整体观思想的物化, 是看得见的整体观(Visible Holism)。 总结 针刺疗法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 不见于任何其他医学体系。传统的针刺疗法起源观既缺乏史实依据, 也存在严重逻辑错误。大量事实证明针刺疗法并非源自遥远的石器时代, 经历了几千甚至上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针刺疗法的发明与砭石也没有任何关联, 二者的用途迥异。而从逻辑上讲, 如果针刺疗法起源于日常生产及生活的经验积累, 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针刺疗法只起源于中国这个事实。 通过分析近几十年出土的古代医书和存世文献, 可以证明针刺疗法可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发展于西汉初期, 到西汉末期《内经》的成书则标志着针刺疗法理论和实践的完全成熟。针刺疗法的产生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及自然和人文知识密不可分, 包括“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气的理论及实践、经络现象的认识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人就是运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 将当时已经取得的对自然水道和人体经脉的知识有机地综合在一起, 并将“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运用到治疗人体疾病, 从而发明用针治病的独特方法。针刺疗法中屡屡提到的“疏通经络”, 就是治水经验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都江堰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 在世界水利史上举世无双；针刺疗法是使人体顺应自然法则的典范, 在世界医学史上独一无二, 二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象征。 用针治病是独特的, 只有中国才具备产生这种独特治疗方法的土壤, 因此, 针刺疗法只能产生于中国, 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且, 针刺疗法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 更是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实践, 是看得见的整体观。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Encyclopedia of 2. Leopold Dorfer, et al. "5200-Year-Old Acupuncture in 3. 河北医学院. 灵枢经校释. 第1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6. 4.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 第1版.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8. 5. 同4. 158. 6. 白兴华. 扁鹊释义. 中华医史杂志, 1996；26(2): 72. 7. 刘敦愿. 汉画象石上的针灸图. 文物, 1972；(6): 47～51. 8. 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486～494. 9. 刘少林. 中国民间刺血术. 重庆: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4. 1. 10. 李复峰. 历代针灸名家医案选注.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143. 11. Hippocrates, Vol. II, Breaths, 1. Quoted in William F. Petersen, Hippocratic Wisdom, p. 16. 12. 在古希腊和罗马医学中, 拔罐法分为湿罐和干罐两种。湿罐类似于中国从刺络放血拔罐法, 先刺破局部皮肤再拔罐, 从而达到放血的目的, 此法也称“人工蛭吸法”；干罐就是不刺破皮肤, 直接吸拔, 其目的与湿罐相同, 也有排出多余体液的作用。 13. Roberto Margotta.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4. 同4. 508. 15. 黄帝内经素问.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第161页. 全元起注解《内经》的书名为《素问训解》, 此书到南宋时已佚, 宋代林亿所校订的《素问》还保存着该书的编次和部分注解。 16. 同4. 286～290. 《脉法》: “用砭启脉必如式: 痈肿有脓, 则称其大小而为之砭。遍有四害。一曰脓深砭浅, 谓之不及。二曰脓浅而砭深, 谓之他过。三曰脓大而砭小, 谓之敛, 恶不毕。四曰脓小而砭大, 谓之泛。返者, 伤良肉。” 17. 素问·异法方宜论. 同15, 第80页. “东方之域, 天地之所始也, 鱼盐之地, 海滨傍水, 其民食鱼而嗜咸, 皆安其处, 美其食, 鱼者使人热中, 盐者胜血, 故其民皆黑色疏理, 其病皆为痈疡, 其治宜砭石, 故砭石者, 亦从东方来。” 18. 刘衡如校. 灵枢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4. 255～258. 19. 唐寒松. 草木刺也应是原始的针具. 针灸临床杂志, 1997；13(3): 封底. 20. 曹婉如主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第54图 21. 22. Hippocrates, Vol. II, Breaths, 3. Quoted in William F. Petersen, Hippocratic Wisdom. 23. 吐纳法是当今流行的“气功”锻炼的早期形式和最主要内容之一, 因此在英文中将“气功”翻译为“breathing exercises”(呼吸锻炼)也是恰当的。 24. Hippocrates, Vol. II, Breaths, 5. Quoted in William F. Petersen, Hippocratic Wisdom, p. 17. 25. 谢德秋. 医学五千年(外国医学史部分).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1992. 33～34. 26. 周楣声. 灸法激发循经感传研究. 中国针灸, 1982；(3): 20. 27. 陈克勤，郝少杰，成新艳等. 灸法循经感传规律的初步研究, 陕西中医, 1988, 9(5): 218. 28. 同4. 462. 29. 郭世余. 中国针灸史.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68～69. 30. 李志超，祝总骧. 千古之谜──经络物理研究.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 第95～97页. 31. （明）高武. 针灸聚英.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1. 194. 32. 同4. 279. 33. 见《灵枢·本输》、《素问·气穴论》、《素问·气府论》、《素问·骨空论》。 34. Hippocrates, IV, Aphorisms lxxxvii. Hippocrates, Vol. I-VII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H. S. Jones, et al. 35. Hippocrates, Vol. VIII, p. 79. Hippocrates, Vol. I-VIII, 1995. 36. 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92. 37. 同4. 164. 38. 素问·异法方宜论. 同15, 第81页. “南方者, 天地之所长养, 阳之所盛处也, 其地下, 水土弱, 雾露之所聚也, 其民嗜酸而食腐, 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 其病挛痹, 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 亦从南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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