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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海南作者断戈

2009-09-17  夜郎叫兽
苏 东 坡 的 海 南    作者 断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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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下以为,若谈地域文化,海南最应感谢的就是苏东坡。
  
  对于现代人来讲,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象。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 “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扬。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
  
  可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
  
  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轼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舒服诗句。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惇(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
  
  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是,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
  
  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他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即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吧,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炼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造物游”吧。
  
  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很快他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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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
  
  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草寇、野民或蛮夷,而是平等待之,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也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帮他搭房,送他肉食,共叙桑麻乐事。
  
  当初,他一身儒服打扮,“招摇”街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草莽的贵人,缘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吉贝(木棉)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便是田间七十岁的老婆婆,也常开他的玩笑,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苏轼也不恼,还调皮地称她为“春梦婆”。 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少数民族朋友黎子云,回来的途中遇上下雨。于是他就从附近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也许一位经常穿儒服的“国家干部”,突然穿上寻常百姓的衣服,形象显得有些奇怪和突兀。所以一路上,不断招来妇人和小儿的善意笑声,便是农家的看门狗,也跑出来“争吠”凑热闹。这时的苏东坡既不尴也不尬,倒是幽默感被激发出来,便故意问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在一路欢快的笑声中,苏东坡潇洒离去。千年之后,这般出尘的神仙风度,想象起来依然是如此鲜活,那般生动。
  
  黎族父老的热情和慷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对此,他在诗中感叹道:“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诗句中的雕题,意即绣面,这里指有纹面习惯的黎族同胞。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了,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时,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不难想象,他口里哼的小调,也必是当地的“黎语野音”了。他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便和当地“熟黎”、“野老”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了。
  
  对豪爽的苏东坡而言,这火辣辣、大咧咧的土风情趣,大概也颇合他的心意。铜鼓伴着节奏欢快地敲着,壶芦笙随着韵律愉快地合着,周边一群发簪茉莉花、耳吊大耳环、手戴黑亮的玳瑁鈪子的黎族姑娘,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跳舞对歌;须臾,这厢醉了槟榔的姑娘们,脸上泛起“ 红潮”,那边春心茂盛的黎族小伙,吹响撩拨人心的口哨……这样趣闹逗乐的场面,激起苏东坡的盎然诗兴,胸中顿时涌出“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漂亮诗句来。
  
  身居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依然洒脱不羁。皇帝容不得他,权贵容不得他,便是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可是,海南的百姓对他很是宽容,任他“无行”、由他“放荡”。那一日,他又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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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却嬉乐,当然也有许多正经的事情要做。像他这样一个深刻而不安分的人,更是如此。做些什么呢?他是大诗人,他是大才子,又曾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那么,“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自然是释放才情、造福一方的最好办法。
  
  当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命名为桄榔庵,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这座酒堂就是后世有名的东坡书院,也是他当年“讲学明道”的人生大讲堂。
  
  正是在这简陋的茅屋里,苏东坡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为这座海岛撒下了文明的种子,使得当地“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有说服力的对比,就是在东坡贬琼之前,海南仅出过一位进士,而在东坡离琼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名、举人317名,清代亦出了进士31名、举人178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并叹然评议道:“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开化教民的过程中,苏东坡是快乐的。他在《迁居之夕闻邻居儿诵书欣然而作》里愉快地写道:“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酌。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而琼州学子对这位伟大的人物也是崇敬有加,纷纷拜其门下。
  
  这片蛮荒千年的土地,太需要文明的滋润;这片土地的学子,太渴望高师的教化。为了明晓人生的意义,为了懂得圣贤的大道,为了学习文化的精妙,他们不怕风急浪高,不怕海贼劫道,也不怕困苦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不怕“站错队”的政治风险,终是克服一切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困难,成群结队,风尘仆仆来到这座草堂寻求人生的答案。
  
  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譬如“贫而好学”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再如“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等。当年,他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的“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苏东坡让自己的学生失望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幽幽叹道:“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更令人感叹的是,海南第一位登进士的人符确,也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在苏东坡的细心调教下,这位“沉静好学”的后生仔,终变得“博通经史,才识超群”,后在苏东坡北归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翠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这位得意门生,晚年引退归里,效法他的老师,兴办教育,并拿出自己的俸银当作“奖学金”,同时还修建了一个“兴贤坊”,以鼓励乡人子弟读书求学。
  
  也正是从苏东坡开始,这片土地的“儒雅之风”渐渐兴起,至明清之际,洗尽“蛮荒”的琼州府城,已经开始骄傲自己“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人文气象。而这都是缘于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世诸多海南名人,也多是以他为榜样,热心于助教兴学。据《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记载,自宋迄清,除了府城东南的琼州学宫、琼山县学宫外,一条美舍河,自上至下,沿河便办有石湖书院、琼台书院、苏泉书院、崇文书院、桐墩书院、雁峰书院、东坡书院等10多所著名学府。后世如丘浚、海瑞、薛远、许子伟、郑廷鹄、唐绢、唐胄等一大批海南俊杰,也都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教化,即而融入大中华的文明体系之中。
  
  如今,在儋州的东坡院,悬挂有这样一副楹联:“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如果苏东坡在天之灵有知,对此必然很是欣慰。
  
  千年往事,慨然一叹。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豪和坦然。地域的文脉,也因此鲜明地烙上苏东坡的名人印记,供后人骄傲和观瞻。
  
  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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