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一）]的字幕: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的李大龙。今天我们讲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第六讲：“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关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学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
20世纪20－40年代先后出版的葛绥成先生的《中国边疆沿革史》、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等都有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具体论述。今人对中国疆域的研究也多涉及疆域形成问题，如马大正先生《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
刘弘煊先生的《中国疆域史》等也对古代中国的疆域形成过程有过更为系统的阐述。这些探索虽然只是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阶段性分析，但为我们从理论上探索古代中国疆域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中国古代的疆域形成问题的研究，国外的学者往往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由此也就出现了“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中国乃汉民族国家”等论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
将古代中国等同于汉族建立的王朝。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完成了疆域的凝聚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探讨其中的原因将是揭开中国古代疆域形成规律的钥匙。
综观中国历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即古代中国经历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最终在清代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华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很早就存在一个理想中的
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天下”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理想中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虽然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之中，但这种观念却影响到了众多的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民族，导致了各民族为之不断争斗，
并在争斗之中不断密切关系，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的同时，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下面，试图从历史上各民族对“中国”认同的角度，从宏观上探索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规律。尽管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政权以“中国”为国号，但“中国”一词的出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及其衍变过程，以往学者
已经有过众多详细的考证。尤其是1981 年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之后，许多学者开始探讨“中国”一词的含义及其衍变，可惜的是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综观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尽管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多数学者不认同“中国”一词具有国家政权的含义，而是认为其是属于一个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如翁独健先生认为：“中国一词，从《诗经》上就可以找到，
不过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张璇如先生认为“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把它认为是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之说，
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是不对的。”陈连开先生认为在西周时期出现的“中国”有多重含义：其一“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以与四方诸侯相对举”。其二“周灭商以前，以丰镐为中心的周人区域为‘区夏’，即‘夏区’，克殷以后，
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称‘中国’或‘土中’（即中土），是指夏代的中心区域（地区）；又以商代的中心地区为‘东夏’。于是‘中国’包括了丰镐、雒邑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即后世称为中原的地区。以此地域与远方各族对称，
则与商代以‘大邑商’与各‘方’相对而称的含义相通”。其三“指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民族，以夏为族称，也包括夏人的文化。”等等。二是，在认同“中国”一词是地域概念的同时也认为有指称“中央之国”的含义。
如芈一之先生认为“中国之称在历史上是个地区的称呼，而且有变化和发展的。先秦时，指处于众多国家的中央地区的国家，而把四邻称作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当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且它的领域也不是当时的国家领域。
与‘中国’同时使用的名称还有‘四海’、‘天下’。”杜荣坤认为：“‘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尚书》。据史籍记载和近人研究，初含有‘京师’、‘京（帝）都’、‘国中’、‘王畿’等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域的名称。古代华夏族
最初于中原建立国家，为有别于四方蛮、夷、戎、狄，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
‘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历史上‘中国’一词是地域或文化类型及政治地位的区分，而不是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陈玉屏在杜先生的基础上从“中国”之“中”含义进一步认为“‘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
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概（理）念。”等等。综合分析这些说法，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第一类观点将“中国”一词完全定位为地域或文化概念，而忽略“中国”一词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似乎并不全面；
第二类认识虽然关注了“中国”一词具有“中央之国”的含义，但缺乏可信的论证，或阐述本身即存在矛盾，也并不完善。我并不否认“中国”一词具有地域或文化的含义，但却认为“中国”一词最初的产生即有很深刻的政治含义，它不仅是王权的标志，
也是古人“天下”观中权力中心的代名词。理由如下：第一，“中国”一词用于指称“京师”并非单纯地表示地域，也用于指称王权。“中国”的含义之一是指称“京师”，这是以往学者们普遍关注且认识较为一致的，
而经常被用来作为证据的即是《诗·大雅》所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等等。将“中国”确定为地域概念的认识应该说更多的是从地域的角度出发的，“京师”作为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是一个地域范围，由此得出的用于指称“京师”的
“中国”属于地域概念似乎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即学者们将“中国”认定为地域概念并没有对“京师”所具有的政治含义给予充分的考虑。实际上，“京师”之所以称为“京师”，是因为王或天子存在于这一地区的结果，
某一地域只有和王权结合才会被称之为“京师”。因此，“京师”并不仅仅代表着某一区域，它也是王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正因为“京师”代表着王权，所以“京师”在先秦时期众多诸侯国中才能够称为“中国”，
这应该是“中国”一词产生的直接诱因，其中的政治含义是十分的明显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一词在后来的发展中更多地具有了地域和文化的色彩就忽视了它的政治含义。二是，“中国”虽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含义，但在出现之时
即有了泛化的趋势，用于指称周朝的施政范围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夏各政权。不少学者否认“中国”具有国家政权的含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用近现代关于国家的认识来分析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而没有考虑到
“中国”一词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之上，何尊上的铭文中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一表述也得到了文献的印证，《尚书·梓材》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以往学者们多认为这里的“中国”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
如陈连开先生认为：“后者，即指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付与周武王治理。这可与上述铭文互相印证，‘中国’显然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但是这并非惟一的解释，仔细分析，
认为所谓“宅兹中国”、“皇天既付中国”中的“中国”是指周文王施政的范围似乎更为恰当，这与《诗·大雅》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记载中的“中国”的含义应该是一样的。关于周朝的疆域范围，《左传》昭公九年有：“及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学界一般以此来说明周朝的疆域，不过这或许是周王政令能够有效实施的区域。其后“中国”的含义
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不仅用来指称周朝的施政范围，也用于区分不同的人群以及华夏各政权。《礼记·王制》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此处的“中国”
很显然已经用于指称华夏人，而且这种含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引申为指称华夏各诸侯。如在《春秋》、《左传》、《国语》中齐、鲁、晋、陈、蔡等都以“中国”、“华夏”、“诸华”等称之，秦、楚则初期
并不在“中国”之内，战国时期才被纳入到“中国”之中。三是，“中国”在古人天下观中位居中央，是“王”或“天子”施政的核心区域，据有此地是“正朔”的重要表现。《诗·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是对王权为“天下”权力中心的经典表述，也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天下”观的重要内容，而“中国”之含义由“京师”向华夏乃至中原的泛化，实际上也是“天下”权力中心
和王朝政治格局演变在人们观念当中的反映。《国语·周语上》有“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的记载，这是先秦时期王权和政治格局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其中王权是核心，而“甸服”的区域也称为“王畿”，是京师的所在地，固也称为“中国”。
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周室衰微，诸侯林立，一方面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华夏族诸侯能够抵御夷狄的侵扰并企盼华夏统一，另一方面，诸侯为在争战中处于优势地位，代表王权的“中国”
由之成为了一个旗号，于是出于华夏的诸侯在《春秋公羊传》中都被纳入到了“中国诸侯”的范围，晋国对属于夷狄的楚国的抵抗则被称为是“桓公救中国”的行动。但是历史的发展
并没有遵从人们的意愿，出于夷狄的楚、秦则处于诸侯争战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涵盖范围于是在战国时期也包含了楚和秦。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了对中原的统一，
中华大地的政治格局由此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皇权的确立。秦王嬴政对中原的统一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认为是“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于是有了“皇帝”的称呼，“皇帝”自此成为了“天下”的权力核心和主宰。二是中原凝聚为一个整体，并以“中国”称之。由于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监”，秦对中原地区实施直接的管理，之后又将郡增加到了四十余个，结束了中原地区诸侯分裂的局面，实现了政令的统一，“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
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区域，“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于是“中国”更多地具有了指称中原的含义。秦朝大一统带来的这些变化也影响到了古人的“天下”观，
皇权和中原、中国的紧密结合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随着汉多民族统一王朝的持续存在得到了强化，“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即是对这种思想的精确表述。早在先秦时期即已经出现了“占据了天下之中心地带，
才能有效地实施对‘四土四方’统治”的观念，而随着秦汉的长期统一，被称为“天下的中心地带”的“中国”已经由“京师”、“王畿”发展为秦汉时期的郡县范围，
据有“中国”才能成为“天下共主”、正朔王朝的概念由此也得到了不断强化。因此，“中国”一词最初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或文化概念，它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政治概念。尽管古代中国用于指称
近现代意义国家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含义比较模糊的“天下”而非“中国”，但“中国”为“天下”中心，据有“中国”可以成为号令四夷的正统王朝的观念，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或政权，
这也是历史上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中国”却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称号的重要原因。综观中国历史，甚至可以说对“中国”的争夺
是一条贯串始终的主线，对“中国”控制权的争夺不仅成为华夏（汉族）内部各种势力奋斗的最高目标，也成为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众多民族政权南下争夺的重要动力之一。
而正是古代中国的众多政权包括边疆民族政权对“中国”的持续不断地争夺，不断波及着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最终促成了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同时也将众多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我们稍事休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