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的昙：关于死刑和死刑犯的记忆
文章提交者：子夜的昙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
对于死刑的最初记忆，恐怕得追溯到我刚刚产生记忆那阵，不过，那时记忆中的不是书面化的“死刑”，而一个很形象的词语：枪毙。
大约从七岁开始，我便有机会与“死刑”正面接触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我所居住的那座小城，“枪毙人”有着节日一般隆重的感觉。小城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每一次“枪毙”人，都要在这个广场开会，开会的都是各单位、学校和居委会组织的人员，每次枪毙之前，死刑犯是要被拖到大街上游行的。而枪毙人的地方，就是在广场主席台右侧的一块空地上，那时的犯人被枪毙以后，政府是不会处理尸体的，往往是在尸体被人凌辱后，犯人家属才趁着黑夜战战兢兢地把尸体收回去。有些时候，犯人的家属不收尸，那尸体便会在那里暴露好几天。而那个行刑的地方，一直是孩子们十分害怕去的地方。而在我的记忆中，每一次枪毙人都是重大节日之前，比如国庆，比如春节。长大以后我一直十分纳闷，为什么要在节前枪毙死刑犯？难道枪毙犯人真是老百姓的节日？
被凌辱的死刑犯尸体
那一天，好象也是一个什么重大节日之前，下着雨，很冷，学校组织同学参加广场里的大会，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会上说了些什么，我忘记了。大会结束以后，犯人被押往那块空地行刑，我看到很多人涌向了主席台的右侧，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同学约我一起去看枪毙人，我懵懵懂懂地跟在了他们的身后，但是行刑的时候，人太多了，我们几个根本挤不进去。快到中午，人才散了许多，我和几个同学终于挤到了那块空地上，透过大人们的腿，我看到了一具裹满泥浆的尸体，我永远记得那时的场景，尸体穿着咖啡色的毛衣，身上和地下都有红色的血迹。围观的人群用脚踹着这具尸体，突然尸体被人踹成了面朝上，我看到了那具尸体十分恐怖的面部。我冲出人群，飞奔起来，终于停下以后，我一直呕呀呕，把肚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给呕了出来。那个中午，我没有吃午饭，母亲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没敢说。
严打中的冤魂
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开始了严打，那时的死刑突然多了起来。从家往学校的路上，总是能看见法院门口挂着的死刑的照片，以及法院门口布告上那些名字上面大大的红叉，只要在公告上名字打了红叉的，都是要被枪毙的。在严打的几次死刑中，有两个我所认识的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同个居委会的一个“傻巴”（弱智），有一天，经常被我们捉弄的傻巴突然就被抓了，没几天便判了死刑。那时已经不在广场空地招待死刑了，也没有暴尸的情况。但是，傻巴家中只有一个老爸，老头子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儿子怎么就被枪毙了，最可怜的是，那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死刑犯的家属想取回尸体，必须要交子弹钱，由于枪毙傻子用了两颗子弹，一颗子弹必须付４毛钱，一共８毛钱，但是傻巴的爸爸连８毛钱都拿不出来，所以尸体放了很久都没有领回来。后来，据说是一个亲戚赞助了８毛钱，傻巴的尸体才被领了回来。
傻巴被枪毙的原因，听大人们说，是因为强奸了一个女疯子。女疯子怀孕了，不知道怎么就有人指认是傻巴强奸的，据说傻巴竟然承认了，傻巴因此就被枪毙了。多年以后我想，傻巴根本就是一个弱智，平时就是意识混乱模糊，可能根本不知道强奸为何物，可能是被误枪毙了的。
严打中被判死刑的我所认识的第二个人，是与我爸和我妈一起下乡的知青，那时已经回城，这位返城知青以现在的说法长得很帅，又风流倜傥，据说曾经同好几个女的都上过床，却又抛弃了别人。那日，这个知青的家里突然就来了很多公安，把他抓走了，被抓的时候，他笑嘻嘻对他的老爸说：“肯定是抓错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没想到，这一抓，就被判了死刑，流氓罪。我爸和我妈为了这个知青，在家里讨论过很多次，他们都认为他死得很冤。过了十来年我才听大人们说，严打的时候枪毙人是有任务的，为了凑人数，很多人都被误判了死刑，听说光我们那个小县城，死刑任务就有好几十个，也有好几十个人被枪毙了，这其中很多人根本都不够死刑资格。不知道有没有大一点人还记得八十年代初的那次严打，能够找出一些相关资料贴到网上更好，我一直想了解一些那时的情况的。
被误判死刑的见义勇为者
大概是在１９８５年左右，管辖我那个小城的自贡市区发生了一起很轰动的事情，一名女工下深夜班回家被人强奸。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那位女工竟然指认救她的男子就是强奸她的人。而那个被指认强奸的邮政局职工却辩称，那天深夜，他发现了有人正在强奸一名妇女，于是挺身而出，赶走了歹徒，救出了这名妇女。那名邮政工人平时口碑很好，当时的同事和他的妻子都竭力证明他是无辜的，但他依然被判了死刑。行刑那天，正是他儿子出生的日子。十年以后，一个歹徒抢劫被抓后，供出了自己就是强奸那名妇女的真正罪人，那位因见义勇为而被误判死刑的邮政工人才得以昭雪，只可惜，人已逝，那纸平反书对那孤寡母来说，实在是算不得什么。那时的自贡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那件事情，报纸上互相抱着哭成泪人的母子的大幅图片令人心酸。
行刑前面如死灰的破坏电力设施的小学老师
大概是１９９５年，那时我已经在小城的一家机关工作，那年开公捕公判大会，作为政府机关，是必须派人参加广场上的万人大会的。那日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名叫王勇的年轻教师和他的两个同案犯，王勇当时好象２１岁，从师范毕业没多久，在一家偏远的山村小学教书。当五花大绑的王勇被押在车上在城里游行一圈到了广场时，远远的我便看见了这个倒霉蛋，他瘦瘦的，文文弱弱的，同我心目中的死刑犯的形象相去甚远，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面如死灰，不是旁边的两个武警扶着他，我想他肯定是站不住的。他的胸前，挂着盗窃犯的牌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盗窃犯也可以被判死刑。在宣判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倒霉蛋伙同两个同案犯偷割了天然气田的电缆，电缆价值一万余元，他们把电缆卖了几百元，但是因为盗割电缆造成的损失近一百万元。
我当时很惊讶，也难怪王勇行刑前面如死灰，这个倒霉蛋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只不过盗割了几根电缆，便会引得几兄弟共同送命。也在这一年，小城出了一个贪官，县交通局的局长因为修什么路贪污了十几万元，这个贪官仅被判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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