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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有一头雄狮蜷伏在伊朗高原上。这头雄狮的名字叫波斯。 它的骑兵和射手就是猛兽挥出的利爪。几十年来，米底、巴比伦、叙利亚、亚美尼亚、吕底亚、腓尼基、埃及，一个又一个地匍匐在它的利爪之下。 波斯王大流士的雕像矗立在30个臣服民族代表之上，下面刻着这样的文字:“如果你在想:大流士掌握了多少国家？那么你看看这些雕像吧！你就会明白，波斯人的矛投向了何其遥远的地方！”波斯人的矛投向了尼罗河，投向了印度河，投向了药杀水，投向了色雷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波斯之矛所笼罩。 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庞大的国家。世界文明的四个发源地，有三个在波斯的控制之中。在2500年前，这样庞大的集权国家几乎超越了想像的极限。 在大流士的统治下，帝国的光荣达到了极致。波斯国王从苏撒的皇宫里，向几千万子民发号施令。信使穿越几千公里的御道，将大王的谕旨传到帝国的边境；几十万大军守护着帝国的20个行省，随时准备向敌人发起雷霆之击。各族的臣民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帝国权威之下。 埃及的粮食、印度的象牙、吕底亚的黄金、巴比伦的白银、亚美尼亚的骏马、阿拉伯的香料、外高加索的美女。人世间能想像到的一切美物，都从四面八方涌入国库。波斯帝国的财富，超过了以往任何帝王的想像。波斯帝国的武力，让所有的民族惊恐畏惧。 在希斯敦的悬崖上，刻着大流士的铭文:“我， 大流士， 伟大的王， 万王之王，波斯之王，诸国之王。”这位万王之王享有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权力。此前地球上也有过显赫的帝王，但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象他那样统驭如此辽阔的土地，没有一个能象他那样决定如此众多子民的生死。 他确是四方之王，他确是万王之王。 当大流士头戴黄金冠冕、身穿红色长袍，手持金权杖出现在宝座之上时，高举羽扇的侍卫簇拥着他们的大帝，朝臣卑屈地跪拜在他的面前，向他发出欢呼。大流士随意在宽厚和暴虐之间游移，抛洒着宠幸和诛戮，就象人间的上帝。一万五千名仆役侍奉着他；一万两千名“不死军”护卫着他。众多的信差日夜在御道上奔驰，将爱琴海的鲜鱼送到伊朗高原的皇宫。难以想像的浮华和奢靡，难以想像的财富和权力。波斯王大流士站在幸福的巅峰。 在他近乎完美的幸福中，只有一片小小的乌云。 这片乌云在帝国的西陲漂浮。它的名字叫希腊。 希腊 一片狭小贫瘠的半岛。四分之三的国土是山地，可耕地只有八分之一。崎岖壁立的山崖环绕间，偶尔可见适宜耕种的平原。在那里，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柏拉图这样评论希腊:9000年（一个胡诌的数字）的风暴将希腊半岛的泥土不断吹入海底。如今所剩下的只是土地的残骸。正如一个身体被疾病耗干，只剩下骨头的病人，它肥沃的土地已经消失，只剩下了土地的骨架。（《克里提亚篇》，转引自基托《希腊人》） 在这片残骸上，身体强健的农夫日复一日的耕作，所获也仅能果腹。在这样的国度里，不可能有奢靡的生活。希腊人的标准伙食是:一个洋葱、一个鱼头，三颗橄榄。（丹纳《艺术与哲学》）如此而已。 这片贫瘠的土地只是波斯帝国一个省份的规模，但它却被分裂为上百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彼此争战不休。和波斯帝国比起来，这些城邦小的简直荒谬。他们最大的城邦是斯巴达（希腊人尊称其为斯巴达“帝国”），也只有8400平方公里，比中国现在的一个市还小。但在希腊人看来，斯巴达已经庞大到了丧心病狂、失去理智的地步。 柏拉图就认为斯巴达作为一个国家，实在太大了。他聪明地指出:一个“好国家”公民人口似乎不该少与1000人。至于人数上限，他大方地定为54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奴隶，也就是一个大学的规模。虽然有斯巴达这样的恶劣特例，但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希腊城邦还都是好国家。一个典型的希腊城邦，有百十平方公里的领土，到不了五位数的人口。人口超过五位数，就算是泱泱大国了。超过六位数，按希腊人的看法，就已经大得很不妥当了。 事情的源头发生在在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境。 上天恩赐给希腊贫瘠的土地、恶劣的气候，同时也给了它蓝色的海洋。海洋是希腊的恩主，缓解了它的贫穷，也赋予了它自由。几百多年来，一无所有的希腊人驾驶着蹩脚的船舶，在地中海四处游弋，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他们给地中海许多地区镶上一层薄边，在大陆的边缘撒下了诸多希腊城邦。这些城市固然叫做殖民地，但它们和19世纪的殖民地大大不同。它们和希腊本土并无多大联系，最多在礼节上恭维一下自己的母邦，给它们一些毫不中用的特权。但是它缓解了希腊的人口压力，并将希腊人的商业-文化圈扩展到遥远的世界。倘若没有这些海外城邦，单只是人口压力，就很可能摧毁希腊本土弱小城邦的独立。 这些海外城邦中，最重要的无过于伊奥尼亚城邦。它们占据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一片狭长海岸。它们的国土虽然微不足道，但却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培植了璀璨的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养育了西方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寓言作家伊索、伟大的女诗人萨福。如果把它的伟大人物一一列举出来的话，会是很长的一个名单。而浩瀚的波斯帝国，在200年没有产生任何一个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的人物。一个都没有。 波斯有的只有一个向四方投掷长矛的帝王，和匍匐在他脚下的千万奴隶。
波斯的长矛投向了伊奥尼亚城邦。 伊奥尼亚应声而倒，沦为帝国的属地，被波斯主人骄横残酷地统治着。波斯人既不需要诗人和学者，也不需要公民。它只需要奴隶——温驯的奴隶。不温驯则只有死亡一途可走。萨摩斯岛是伊奥尼亚的明珠，曾一度握有爱琴海的海权，是一座光辉灿烂的城邦。当它抗拒波斯霸权的时候，波斯人血洗了岛屿。他们见到男人就杀，幼小的孩童也不放过。女人则被掠卖为奴。空无人烟的萨摩斯岛屿见证了波斯人给予的和平——给死人的和平。好在指挥屠杀的波斯将领，在生殖器上得了一种病，他相信这是神的报复。于是他开始组织新的希腊人移民到萨摩斯岛上。萨摩斯因为一条得病的波斯生殖器，而避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这是奴隶地位的最好象征。 公元前500年，这些奴隶奋起反抗了。 伊奥尼亚城邦中的最强者——米利都发动了起义。由这次起义的动因既是由于希腊人对波斯的愤恨，也混杂了复杂的宫廷阴谋。 很多城邦的公民连四位数都达不到。比如赫赫有名的迈锡尼，历史上曾出现过阿伽门农这样的国王，曾领导过特洛伊之战，现在干干脆脆就剩下600个公民了，随便哪个小学都比它人多，但它依旧是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在地图上不使劲看都找不到的小岛上，往往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四五个国家。一个脚力好的希腊人，可以在一天之内的时候，把这样的国家里走上几个来回。 如果斯巴达“帝国”是庞大的国家，那比斯巴达大500倍的波斯帝国又是什么呢？希腊城邦象一群土拨鼠一样，畏怯地看着东方的恐龙。波斯人作战，为了夺取巴比伦的财富；希腊人也彼此作战，但往往是为了争夺几亩葡萄地。这就是土拨鼠和恐龙的区别。 但就是这些又穷又小的希腊城邦，成了大流士心头的乌云。 米利都意识到依靠伊奥尼亚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波斯帝国。它决定向希腊本土求救。 首先是斯巴达 斯巴达是一个严酷高效的城邦，有着难以思议的纪律性。它尊重每一个斯巴达公民的尊严，但又向每一个公民索取最大的奉献——从肉体到灵魂。斯巴达的孩子出生伊始，就忍受酷暑严寒、接受最苛刻的训练，磨练自己的每一片肌肉、每一根神经。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希腊最伟大的武士。这些斯巴达人高度地自尊自爱，但又极端地残酷无情。他们为了国家而生，为了国家而死。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比国家更高的存在，没有比爱国更美的道德。 米利都要来求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城邦。 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了斯巴达。他带着一个青铜板，上面刻着当时的世界地图。按照传统，斯巴达有两位有名无实的国王，他们没有帝王的真正权力，但却享有尊荣，对城邦也有一定影响力。一位国王接见了这位求援者。 米利都僭主对他说:“我们借着希腊诸神的名义来请求你们，把你们的伊奥尼亚同胞从奴役中拯救出来。这对你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异邦人并不是勇武有力的，而你们却是无比的勇敢善战。”他指着青铜盘的波斯帝国疆域说:“他们拥有不可记数的好东西:黄金、白银、青铜，还有色彩绚烂的衣服、牲畜和奴隶。这一切你们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取得。” 一句话，他在挑唆斯巴达去征服比它大500倍的波斯帝国。 国王开始颇有兴趣的听着。事实上，他对波斯帝国毫无概念。但后来，他吃惊的听说从波斯帝国的边境走到首都，需要花三个月的时间。于是他马上断定，所谓征服云云，不过是一派胡言。与其跋涉三个月，去挑战一只硕大无朋的恐龙，不如留在希腊，守着自己84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国王回绝了他的请求。 现在，雅典是他唯一的希望。 不久之前，雅典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城邦，困守着贫瘠的阿提卡半岛。但是几十年来，在它身上发生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变革。它从一个寡头统治的小村镇，一跃而为强大的民主城邦，能和斯巴达分庭抗礼。 希腊有两张面孔。一张是斯巴达，另一张是雅典。其他的城邦，都笼罩在两者的阴影之下。这两张面孔对应着希腊的两种精神。它们在在遥远的两极默默对峙，护守着希腊。总有一天，它们会彼此碰撞，彼此吞噬。但那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两张面孔催生出了两种产物:斯巴达培养出了无敌的武士，而雅典则生长出了灿烂无比的文明。 一种新的理想、新的精神把雅典塑造为一个伟大城邦。它不仅有刚健的精神，也有细腻的情感，能够欣赏伟大的艺术、崇高的思想。它追求公民的平等，但同样尊重公民的不同。它的公民能为祖国枕戈而战，也能肆无忌惮地嘲骂自己的领袖。日后，雅典人的领袖伯利克里曾这样自豪的说:“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这并非自夸，而是历史的真实。 斯巴达人的目光始终执著于陆地，严格固守着传统。而雅典人则追求着变革，他们的目光背离了大陆，投向了海洋。 这样一个城邦没有拒绝米利都人的请求。20艘船只载着雅典武士，驰往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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