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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皇帝就是垄断的代名词，全天下的人、钱、土地、牲口等等都是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挥霍，所谓家天下是也。所以皇帝天生就是国家的所用者，他姓羊，全天下的东西都姓羊，他姓牛，全天下的东西也都姓牛（幸亏百家姓中无“猪”这个姓）。按照这个逻辑皇帝们的字典里应该没有“财迷”这个词，全天下都是他的，想拿便拿，想取便取，为什么还要费尽脑瓜敛财呢？但事实上，中国有名有姓的三百多位皇帝里，还真有几个特别财迷的，比如治国上懒惰、敛财上却勤奋的明朝万历皇帝，到处偷坟掘墓找钱的大齐皇帝黄巢。在这些另类的皇帝中，有一位仁兄财迷堪称旷古绝今，其咪钱手段之高超，贪婪程度之下作，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给中国所有皇帝列个财富榜，他一定名列前茅，他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令人愤毒”四个特殊“照顾”的汉灵帝——刘宏。
刘宏的猜谜鬼性格完全是出身门第决定的。他本不属于东汉王朝的正统一系，父亲只是爵位极低的亭侯（侯爵高低依次是县侯、乡侯、亭侯），论资排辈怎么也轮不到他做皇帝。但这位仁兄的运气极好，永康元年（167），汉桓帝死后无嗣，为了大权独揽，桓帝妻子窦太后与城门校尉窦武（窦太后之父）经过密谋，找来了没有任何靠山的刘宏立为皇帝。他当时不过12岁，是东汉十四帝中的第十二位皇帝。建宁元年（168），宦官与外戚官僚士大夫间的矛盾激化，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及尚书令尹等，并夷其族，迫使窦太后归政。刘宏正式成了东汉王朝的真正统治者。大权一日在手，刘宏就显示出了财迷鬼的本质。因为出身偏远小诸侯的家庭，从小就形成了土财主的秉性，加上压根就没有做过当皇帝的准备，可能时刻还想着回到老家当小财主，所以从坐上龙椅的一刻，他看到的不是全天下的芸芸众生，而是全天下的钱！在他眼里，皇帝所谓的“天下之主，富有四海”都是虚幻的，只有抓在自己手里的真金白银才是真的。很快，他的一系列精彩表演就登场了。
首先遭殃的是贡品，这位财迷皇帝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很现代的词“导行费”。大家千万别以为这和现在的交通费有什么血缘关系，其实就是外邦和地方每次进贡的物品未纳入国库前，他就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了。写奏章委婉地劝他作为天子，当以天下为重，不要为贪几个小钱惹得百姓不安。灵帝还没看完就大怒不已，把奏章扔在地上，大骂吕强可恨。他最宠幸的宦官张让为了给他出气，就把吕强大骂了一顿。之后，汉灵帝继续我行我素，“导行费”一直收到他驾崩。
其实是投资房地产。古代的财主有了钱都喜欢买房置地，然后就开始和子子孙孙们几代吃这些老本，所以他们被称为土财主。刘宏虽然做了皇帝，但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土财主。他把搜刮来的钱中很大一部分拿回河间老家去买田宅、起第观，进行大规模地产投资。可能他自己觉得当上这个皇帝不够安全，觉得有了这些家产，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能回去作个土财主。不过他搜刮来的钱财实在太多，买田置地之外，还有不少剩余。聪明的汉灵帝当然深知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地方的道理，就把这些钱财寄放在深受他宠幸的宦官家中，为了保险，还没有只放一家，而是每家都存上个几千万。不过雁过拔毛，这些太监也不是省油的灯，明里暗里往自个儿腰包里放了不少。
搞房地产投资刘宏毕竟是掏了自己腰包，一买一卖还算公平，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明显的巧取豪夺了。私吞贡品也罢，搞地产投资也罢，刘宏总觉得来钱太慢，他贴心的两个大太监张让、赵忠就给他献计献策，叫他以修宫殿、铸铜人为名，加收田税，每亩多出十钱，如此自然聚敛到一批财富。但灵帝还不满足，又下令各州郡输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阳。让宦官掌握验收大权，检验时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强迫各州郡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贱卖，宦官随后又卖回给各州郡，赚取差价。州郡买了这些不合格的材木，运送到洛阳，宦官依然说不行。就这样反复操弄，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到后来都烂掉了。宫殿过了几年还没修成，灵帝却从其中大赚了一笔。至于各州郡吃了这场大亏，不免要把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却不管了。
从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刘宏是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知道利用手中的职权多层次多渠道地为己谋财。不过贪婪就像喝海水，只会越喝越渴，刘宏弄了数不尽的钱还是嫌不够，恨不能看着马车一条十二个时辰不停地往自家后院拉黄金。后来在其老母董太后的精心“开导”下，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更有“钱”途的揽钱途径——卖官。其实，皇帝手里最大的资源就是一顶顶乌纱帽。封建社会的人也好，现代的人也好，奋斗一辈子所争取的就是一顶梦寐以求的乌纱帽，如果有人肯卖，而且是合法买卖，那生意可想而知。所以说刘宏是商业奇才一点也不为过。东汉的卖官起于邓太后，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来“佐国之急用”而已，并没有将之作为生财的工具。但汉灵帝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这个当作天字第一号买卖来做的，自然不满足于前代的那种小打小闹，而要“正规经营”，于是就对各项官职明码标价，列出一张价目表来。当时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职600万钱，2 000石的官职2 000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啦，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只是赤胆忠心的官员给朝廷送礼嘛，于是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汉灵帝刘宏发现卖官这个实在收益丰厚，干脆一直做到公元184年的黄金大起义。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起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买，就是官吏想升迁，也得出钱。为了激励他们出钱的踊跃性，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虽然如此，灵帝对于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愿意。于是他规定，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这么一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没人当官，汉灵帝的买卖岂不是要亏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派他作巨鹿郡太守。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情愿，就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气，就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了。
当然，像司马直这样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汉灵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官们也不是傻子。大部分人一当上官就拼命捞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买官的钱挣回来。如此自然要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灵帝黑暗的统治上，又重重地抹上了一笔。在刘宏的“励精图治”下，曾经辉煌一时的东汉帝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愤日深。当时的人民曾诅咒统治者：“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后来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东汉政权危机四伏，灵帝搜刮百姓积聚的钱财，真像“四出纹”那样向四处散去了。两汉400余年刘家天下数年后终于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三国，可以说，正是刘宏的财迷孕育了三国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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