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提交的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在国会通过也许并不顺利，这是一场“救援至上”和“市场原则”、“不作为的危险”和“道德风险”之间的权衡交易。
实际上，即使抵制态度最强烈的民主党议员也承认美国金融市场进入一个可怕的“崩溃边缘”，他们大多认可救援的必要，但是却对美国财长保尔森计划所包含的道德性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这是给犯下错误的资本家以“金色保护伞”，而纳税人则承担前所未有的风险（比如他们要求犯下错误的资本家和高管必须要接受“薪酬限制”的惩罚）。而保尔森则认为过度修改和纠缠“道德风险”问题是不明智的，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财政部和美联储这一头，也需要那些犯下错误的资本家集团的合作，否则他们很可能选择破产、传染新的金融风险而抵制财政部的坏账剥离，降低了金融拯救的效率。
坦率地说，这是一场伟大的博弈，因为在“效率至上”的亚洲社会稳定观里，我们见不到这种丰富而严肃的探讨和博弈。亚洲社会流行的是“政府救世主主义”，就像庸俗凯恩斯主义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虽然我非常崇拜其在经济地理学和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不朽成就，但是我觉得他在一些方面很不“懂事”）提议的那样，一旦要稳定金融慌乱，那么政府就应该无限制地注入货币给那些犯下错误的政府裙带公司（例如，克鲁格曼曾经给日本衰退开出的药方是大量注入货币，不惜用一场恶性通胀来让日本摆脱通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信条下，深谋远虑的反驳以及气质不合的质疑都被“打发”掉了，沦落为一场目光短浅的“全民总动员”。
这场拯救行动也是一次危机认识论的深化。简单地说，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扩散方式”是这样的：次贷的起点是美国人无法支付按揭使得房价泡沫破灭，房地产泡沫的“崩裂”导致抵押品价格急剧缩水，这使得抵押品产生的衍生品（MBS也好，以及随后的CDO和CDS也好）的风险“敞露”，而金融机构平均30倍的杠杆效应极速放大了这些风险，使得机构的负债和资本金的比例严重不匹配和失调（太少的资本面对太大的负债），金融机构只有快速出售资产来平衡其债务，这种“恐慌性杀价”将导致资产价格“恶性循环式”下跌，更加突出了不匹配的程度。
保尔森的7000亿美元RTC计划主要“发力”于金融危机链的尾端，用购买来“倒逼”式修复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即让政府购买不良资产、机构获得财政部资金来平衡资产负债表，摆脱资产价格的恶性循环式杀价下跌。财政部承诺购得资产之后，将使资产溢价并最终转售出去（也许会转给境外美元或者境外银行），保尔森保证纳税人将不受到损失。但这自然就衍生很多问题。例如财政部的购买价格问题，市价处于“循环杀价下跌中”（跳楼价），不可为凭。而金融企业希望用有利于自己的“证券持有到期价”来估价，这自然不行。于是财政部找到一个合适的估价方式就异常困难，只能在一个大而模糊的区间里打转，从而使得拯救的成本无法量化和估测。
很多议员提出让7000亿美元计划能够“惠泽”那些失去房子的人而不仅仅是机构（例如，优先目标是抵押贷款证券），这个思路部分是对的。因为次贷危机“扩散方式”的源头恰是美国人没有足够的能力获得收入流的增长，来平衡高房价资产带来的按揭流。但这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难点。因为美国政府无法立即大幅度地提高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流增长来“填充”和消化房地产泡沫。相反的是，保尔森的动用纳税人资金用未来通胀更大地恶化了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流（且不说未来的税率也会上升消化财赤）。伯南克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房价下跌因素不解除，情况还是很棘手。”（美国现在费尽心思研究如何让美国人能够还款，度过难关，不让楼价下跌）
但不管如何，此前堆积大量泡沫和错误的美国人在解决自身沉疴的时候，并没有用一种单向度的思考模式，而是采取一种面向未来和激活各种利益团体的模式（这跟英美式宪政资本主义的体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没落，被市场“社会主义”取代，相反，这是一场伟大的博弈，也是一种伟大的捍卫。即使在危机四伏的动荡中，我所支持的救市也应该是一种顾及“市场道德”的救市，而不是短期看效率至上的救市（实则非常肤浅、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