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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传统精神
林泽蔼 2009-10-19 新学期以来，中国大学教育问题随着中大新施行的博雅学院通式教育被热议而再度回到了舆论的中心。 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拉康通过对婴儿的认知探索总结出“镜像理论”。其中有一个游戏——镜子前的婴儿会突然把头或者身体某个部位躲藏在大人身后，然后迅速的复位，在几次尝试之后最终得到镜中的映像也会同样复位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婴儿是在借助镜像找寻自我存在的印证，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如果将镜子比作大学教育，那么学校里面的莘莘学子就好像婴儿一样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追寻着自我的身份认同，完成基于传统文明的价值观构建。 窃以为，大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学生达至具备中华传统人文品格的精神成熟，也就是在“仁义礼智信”基础上的向为人、处世、治学等多维度延展的道德规范。 但颇为不幸的是，当下的中国大学已经日渐趋向于机械地实现工具理性化的手段。首先，大学的课程和专业设置几乎完全倾向于“术”的层面，讲求的是某一方面极其具象化的应用性技能的教授和获取；其次，我们学生追求的是如何在毕业后竞争到优厚的工作待遇，过上殷实的“小康”或者“小资”生活（一定程度上这是符合传统幸福观的感性行为选择）。 因而，远去了的是古代如同“太学” 类型“道”的研习所， 如今的高等教育实算“技艺传习所”。所以我们现今所经历和讨论的“大学教育”完成了其自身本质意义的迁移和漂变——曾经作为教育主体备受推崇的“内圣外王”和“明德、亲民，乃至至善”的大学之道已经成功逃离了现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大学体制又完美契合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理性秩序，即如同的亚当斯密的经典假设，社会上每个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个体。学校批量出产适应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各行各业人才，而学生毕业后根据自身技能特长，通过分析选择找准自身定位，之后以某种职业劳动追求最大化收益。快节奏的现代文明在“工具理性”的打量中督促了“价值理性”的退场。这是又一维度的主体消解。 存在虽是合理，但也是历史的无奈。 的确，高等教育转而走向大众化是社会趋势，我们不可能苛求所有人都兼具优秀的人文品格。毕竟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的传承一直都是依靠占全社会人口总量比重较低的精英阶层所承担的——历朝历代以科举题名为人生目标的读书人延续了传统人文伦理的气息（当然，某些为帝皇服务的元素被加诸本来面目之上），而其中的士大夫阶层，则作为凡勃伦所称的“有闲阶级”不断充实并延展着传统人文价值的内涵和外延。战火纷繁的魏晋时期，诸如“竹林七贤”等的门阀士族在隐逸避世中潜习黄老之学，也为佛家元素注入华夏文明鼓捣出了一片天地。明朝，辞官归故里的汤显祖将东方式含蓄雅致的审美意趣沉淀成为千古一曲《牡丹亭》。此外，除了精英阶层的价值观掌控，广大的平民百姓则在具象化的风俗习惯和家庭伦理等层面秉持着文化的基本要义。当以上的门阀们在研究黄老和佛家的共通点和切合度之时，黎民大众就在佛教基本教义主张、佛像图示和寺庙建制上展开适应性的实习，同时也追求乱世里心灵栖息的宁静——这是实现“儒释道”构建的重要阶段。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始终进行着互动和交流，形成一个循环而相对封闭发展且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有机体。 但是，世事变幻到当下，大学教育缺乏了对精神基石的维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往也在多元化。这是一个各大价值体系相互争抢战略高地的时代——不分“本我”还是“他者”，无论“主体”抑或“小众”。而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或对过去数十年政治文化的缄默，或对过去数千年传统文明的好奇、肃然或误解和偏见，或对伴随现代社会发展而来的西方伦理的向往——进行着自我选择。
若将传统人文的灭失定位为一场悲剧，“八十后”的我们无权见证美好范式被毁灭的过程，而只能徒然接受其现状和事实，这也是悲剧吧？ 因此，当有人批判中大博雅学院移植的不是真正的全方位通式教育，而是以《诗经》、《孟子》为主体的国学培训。虽然身不在其中，不知事实如何，但是若真是如上所言，我反倒认为值得庆幸。只因树立对自身文明的主体意识是接受通式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吧。否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孰轻孰重？西方意志与东方理念，孰为根本？ 试问，多少人能够明白，出自《中庸》的中大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当如何具体贯彻呢？ 拉康曾说，自我并非一种通常意义上的生物性存在——自我是他人对自己的折射，同时也是自我的意识。借用一下，受到周遭成长环境、过往历史等一系列因素的左右，每个人同时又是特定文化体的显性存在，就如同当下的我们。 【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HTML/2009-10-19/150141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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