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穴居
《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这种大自然所天然赐予的洞穴是当时用作住所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进入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开始出现。但在环境适宜的地区，穴居依然是当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活动。例如在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会晚期，竖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广泛出现，其平面多为圆形，和一般竖穴式穴居并无差别。山西还发现了“低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二、巢居
《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因此推测，巢居是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采用过的一种原始居住方式。《礼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缯巢"，可见“巢者与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开。 三、真正建筑诞生
农耕社会的到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走出丛林。人们可以用劳动创造生活，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开始了人工营造屋室的新阶段，并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诞生了。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发掘中均有居住遗址的发现。北方仰韶文化遗址多半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进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几个房间的房屋。
南方较潮湿地区，“巢居”已演进为初期的干阑式建筑。如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干阑建筑构件，甚至有较为精细的卯、启口等。既然木构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将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阑木构誉为华夏建筑文化之源。干阑式民居这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它具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等优点，对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地区非常适用。它距今约六、七千年，是我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约8米的木构架建筑遗址，推测是一座长条形的、体量相当大的干阑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有的构件还有多处榫卯。可以说，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已初具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体现了木构建筑之初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代表意义。
此外，龙山文化的住房遗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现了双室相联的套间式半穴居，平面成“吕“字型。套间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在建筑技术方面，开始广泛地在室内陆面上涂抹光洁坚硬的白灰面层，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洁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这是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装饰。
先秦建筑
公元前21世纪开始，禹的儿子启破坏了民主推选的禅让惯例，自袭王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朝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设军队，制刑法，修监狱，筑城墙，建立了国家机器。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最后一个王桀暴虐无道，奴隶们不断反抗他的统治。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率领下乘机起兵攻夏，灭亡了夏朝。 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亳音伯，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中共迁都五次。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安阳小屯），直至商朝灭亡。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称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商朝最后一个王纣是个暴君，他穷奢极欲，创制“炮烙”之刑，严酷镇压人民，商朝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这时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发展。 周族的首领周文王重视农业生产，任用有才能的姜尚等人，势力逐步强大。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文王死后，儿子周武王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灭亡了商朝。周武王都城镐京，史称西周。为了巩固奴隶主政权，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亲属、功臣等，封他们为诸侯，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纳贡，带兵随天子作战，定期朝见天子。通过分封诸侯，西周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西周还建立了宗法制度，规定天子、诸侯等的职位，只有嫡长子有资格继承，其他各子都要被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士。这样宗法制和分封等级制紧密结合，统治得以巩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到东边的洛邑，称为东周。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名义上是各国共同的君主，实际上地位只相当一个中等国的诸侯。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家用武力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也互相争夺土地，经常打仗。战胜的大国诸侯，可以号令其他诸侯。这种人称做霸主。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中国进入战国时代。
夏、商建筑传说中的夏代的建筑遗址尚在探索中。已发现的此期最早建筑是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的二里头遗址。对它的文化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另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早期属夏文化,晚期属早商文化。（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三千五六百年，约为夏代末年。据载，夏末桀居斟寻，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桀的都邑斟寻）已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和墓葬等,并出土了大批遗物。 二里头宫殿建筑遗址已发掘两座。一号宫殿庭院呈缺角横长方形，东西108米、南北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在整个庭院范围用夯土筑成高出于原地表0.4～0.8米的平整台面，可见为在湿陷性黄土地上建大屋而不致沉陷,此时建筑上已大量应用夯土技术。庭院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顶应是最为尊贵的重檐庑殿顶。《考工记》和《韩非子》都记载先商宫殿是"茅茨土阶"，遗址也未发现瓦件，故殿顶应覆以茅草。 前是平坦的庭院，院南沿正中有面阔七间的大门一座，在东北部折进的东廊中间又有门址一处，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
在一号遗址东北为2号宫殿基址,殿堂同样建在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只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这种由殿堂、庭院、廊庑和大门组成的宫殿建筑格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后世很有影响。又根据殿内发现若干埋有人骨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是宗庙建筑遗存。在古代，“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这里是王都所在地。 位于湖北黄陂盘龙湖畔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它面积约1.1平方公里，建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墙基宽21米，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约1～3米的夯土残垣。城垣的夯筑是以每层厚8～10厘米左右的夯土筑出主体，内侧又有斜行夯土用来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的模型板。推测城垣原为中间高耸而内侧有斜坡以便登临，外侧较陡以御敌。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
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上层宫殿群的营建是先筑成高大的夯土台基，再在上面修筑宫殿。已发现3座坐北朝南、前后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1号、2号基址已经发掘。1号基址长39.8米，宽12.3米，有高出地面20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基上部已遭破坏，但建筑物的柱穴与墙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东、西两侧各5个，南边20个，北边17个，前后并不对称，推测当时可能在柱头架檐檩，再在其上架设大叉手以承托脊檩和房顶。房顶苫茅草。檐柱径达半米左右，埋在深约70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顶是出檐的。整个建筑面宽38.2米，进深11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可复原为重檐庑殿顶建筑，屋顶覆以茅草。2号基址南距1号基址13米，建筑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估计顶上的梁架结构当比1号基址整齐。从周代以后的“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2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其北面的1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基址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 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殷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它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之宏伟，出土文物质量之精，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处繁华的大都市。“宫殿区”发现有54座王宫建筑基址，是殷都城内经过多次修建的一项宏伟工程。宫殿的建筑物都建在厚厚的夯土台阶上的，由夯土墙、木质梁柱、门户廊檐，草秸屋顶等部分构成。解放后建立的就建在殷墟宫殿区遗址上，苑内建有仿殷大殿，大殿夯土台阶，重檐草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古朴凝重。
墓葬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墓内填土经夯筑,遗物被盗。墓有的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还有漆棺残皮。盘龙城遗址发掘的大贵族墓有精致的雕花木椁，椁内有棺。有殉人或殉狗，随葬品有鼎、鬲、爵等青铜礼器，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和大量陶器。
西周建筑
城市建设西周洛邑王城位于今河南洛阳，遗址已荡然无存，只能依《考工记》及其他文献大致推测。《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
宫殿建筑 已发掘周代建筑基址有山西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二处。 在山西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是周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周人自古迁至周原,此处一直是早周都邑。武王灭商后,将周原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在贺家村北,包括董家、凤雏村、朱家在内有一座周城遗址，云塘村亦有四方周城一座。
对这两处建筑基址的年代和性质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它应始建于周初,毁于犬戎战火,是周人的宗庙或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都属于西周中晚期,很可能是当时贵族的住宅。
春秋、战国建筑春秋时,各国兴建了大量城市和宫室。宫室都属台榭式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藉助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多层大型建筑的外观,以满足统治者的侈欲和防卫要求。此后的战国时出现了更多的城邑、宫室。战国都城一般都有大小二城,大城又称郭,是居民区,其内为封闭的闾里和集中的市;小城是宫城,建有大量的台榭。此时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盖,晚期开始出现陶制的栏杆和排水管等。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 战国建筑可以河北平山中山王陵为代表。它虽是一座未完成的陵墓，但从墓中出土的一方金银错《兆域图》铜版，即此陵的陵园规划图，仍可知它原来的规划意图。中山王陵有封土，同时在封土上又有享堂。据《兆域图》和遗址，复原其当初形制是外绕两圈横长方形墙垣，内为横长方形封土台，台的南部中央稍有凸出，台东西长达310余米，高约5米；台上并列五座方形享堂，分别祭祀王、二位王后和二位夫人。中间三座即王和二位王后的享堂平面各为52×52（米）；左右二座夫人享堂稍小，为41×41（米），位置也稍后退。五座享堂都是三层夯土台心的高台建筑，最中一座下面又多一层高1米多的台基，体制最崇，从地面算起，总高可有20米以上。封土后侧有四座小院。整组建筑规模宏伟，均齐对称，以中轴线上最高的王堂为构图中心，后堂及夫人堂依次降低，使得中心突出，主次更加分明。中国建筑的群体组合多采院落式的内向布局，但也有外向性格较强者，中山王陵虽有围墙，但墙内的高台建筑耸出于上，四向凌空，外向性格就很显著。封土台提高了整群建筑的高度，使得从很远就能看到，很适合旷野的环境，有很强的纪念性格，是一件优秀的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兆域图》是已知我国最早的一幅用正投影法绘制的工程图（距今2300年,世界上最早的正投影图是埃及金字塔的平面图，距今5000年）。图上所标方位与现代地图相反，为上南下北，图上文字均用战国时期的文字“金文”书写，图上所有线条符号及文字注记均按对称关系配置，布局严谨；图中的尺寸采用“尺”和“步”两种单位表示，比例尺约为1比500。此图不仅表明当时的制图水平，还告诉人们当时的建筑是先绘制出平面才施工的。
先秦建筑技艺 商周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徵,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屋顶在立面占的比重很大。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各国文化不同,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大体可归为以齐、晋为主的中原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
西周青铜兽足方鬲上表现出了当时建筑的局部形象如栌头、门、勾阑；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案、 四角铸出精确优美的斗拱形象。由此可知当时建筑己使用斗和拱。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西周已出现板瓦，筒瓦，开始是屋顶局部用瓦，后来便全覆以瓦。砖和彩画出现，关于彩画最早的记载是《论语·公冶长》中“山节藻棁”一语，意为如山形之斗（画有山形图案？），饰以海藻形花纹的短柱，它反映了春秋时期柱子表面已绘有花纹。
在挖掘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址时，常常出土一些铜建筑构件。这就是所谓的“釭”，或称“金釭”（釭音杠）。在周代，榫桙技术还不成熟，在木结构的结点上须加釭进行加固，或用其连接木构件。这些釭上通常有精美的纹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后来木结构技术有了进步，釭不再是必须物，但作为一种装饰物它却保留了下来，并发展为一种装饰性的釭。因为在当时还在使用夯土承重墙，可以推测，在用于拉固夯土墙的木制“壁带”曾上大量使用过这种装饰性的釭。
此时期建筑出现等级别制，设立了掌管土地，负责土地测量、道路工程，掌管土木建筑的官员“司空”，伟大孔子的在鲁国为官时就当过“司空”。
我国古人席地而坐，有类于现代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
商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并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从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上，可以看到丰富的纹饰，在红地黑花之外，还镶嵌象牙、松石等，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到战国时家具的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现了象鲁班这样的技术高超的工匠。由于冶金、炼铁技术的改进，木材加工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出现了丰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等等，为家具的制造带来了便利条件。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其中木制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饰，一则为了美观，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则是对木材起保护作用。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在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大床，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床形实物。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使用屏风的记载，它起到分割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其制作和髹饰都已相当精美。 秦汉建筑（上） 秦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它在历史上虽然为时很短，但对后世却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今日西方人还称中国为China，即Sina(秦)。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它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奠定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在社会方面秦朝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废井田，辟驰道，统一度量衡；在经济方面秦朝重农抑商，土地买卖合法化，盐铁由政府控制。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 因秦朝此很快在人民的怨恨声中被推翻，成为短命王朝。 秦代宫殿建筑 秦始皇的好大喜功在建筑上表现得十分显著。秦都咸阳，是现知始建于战国的最大城市。它北依毕塬，南临渭水，咸阳宫东西横贯全城，连成一片，居高临下，气势雄伟。解放后在接近宫殿区中心部位发掘出了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一号宫殿"遗址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约6米，它利用土塬为基加高夯筑成台，形成二元式的阙形宫殿建筑。它台顶建楼两层，其下各层建围廊和敞厅，使全台外观如同三层，非常壮观。上层正中为主体建筑，周围及下层分别为卧室、过厅、浴室等。下层有回廊，廊下以砖漫地，檐下有卵石散水。室内墙壁皆绘壁画，壁画内容有人物、动物、车马、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色彩有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咸阳宫翼阙为核心而扩大，还仿建六国宫殿，“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穷奢极欲的秦始皇，对如此规模的宫室还不满足。在他即位的第35年，某一日“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于是就要再造一个宫殿。大臣问造在哪里，秦始皇说：“阿房”。“阿房”并非实际地名，意思是“近旁”、“旁边”。听了始皇的话，大臣们就命工匠在咸阳宫旁边的上林苑建了一个“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庞大宫殿──阿房宫。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规模如此巨大的阿房宫，直到秦始皇死时都未建好，由秦二世继续营建。然而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周秦数世纪来之物资工艺之精华，乃遇最大之灾害”，更严重的是，项羽的一把火，非但把一个精美绝伦的阿房宫烧了个精光，也给后世留下了每当易朝之际故意破坏前代宫室的恶习。
秦代陵墓
秦代防御及交通工程 秦代彪炳武功之最好见证，莫过于万里长城之修筑了。长城原是战国时期燕、赵、秦诸国加强边防的产物。当时，居于中国北部大沙漠的匈奴时时南侵，为了对付这种侵扰，北方各国便各自筑城防御。秦时始皇帝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又将原来燕、赵、秦三国所建的城墙连接起来，加以补筑和修整。补筑的部分超过原来三国长城的总和，长城“起临洮（今甘肃岷县），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是古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漢 暴虐的秦王朝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创立的汉朝。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华夏大地又重现了往日的安宁与欢笑——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相对长的繁荣时期。因为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此时科技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编著，造纸术、地动仪的发明，以及天文、历法、医学等一系列的成就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汉朝疆域也是扩张到空前的辽阔，势力甚至也伸展至中亚；汉朝与周围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交往，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引进了乐器、舞蹈、杂技、雕刻、佛教、良马和农作物，而汉朝的丝绸、漆器、铸铁术、凿井术、农业灌溉技术也传到了西域。汉朝的空前的强盛，使中国人几乎和汉人划上了等号，从此"汉字，汉族"的称谓就沿用至今；汉朝的辉煌，足可以和伟大的唐朝相比，故现今人们常以“汉唐盛世”并称。 两汉时期可谓中国建筑青年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丰，建筑组合和结构处理上日臻完善，并直接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来民族建筑的发展。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至今没有发现一座汉代木构建筑。但这时期建筑形象的资料却非常丰富，汉代屋墓的外廊或是庙堂、外门、墓内庞大的石往、斗拱、都是对木构建筑局部的真实模拟，寺庙和陵墓前的石阙都是忠实于木构建筑外形雕刻的，它们表示出木结构的一些构造细节。但这些“准实例”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无法显示室内或内部构造。但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和明器，对真实建筑的形象、室内布置、以及建筑组群布局等方面都作出形象具体的补充。根据这些，人们对汉代建筑的认识才充实丰富起来。（明器，即冥器。活着的人相信死去的人灵魂不灭，将在另一个世界重生，因而把他生前用过或喜欢的东西仿制出来埋在墓里。） 汉代城市建设
汉代木构建筑 宫室
楼阁 木构楼阁的出现可谓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成熟的标志之一。东汉中后期的墓中，炫耀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依附农民、奴婢的成套模型和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车、船模型大量出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器中常有高达三四层的方形阁楼，每层用斗拱承托腰檐，其上置平坐，将楼划分为数层，此种在屋檐上加栏杆的方法，战国铜器中已见，汉代运用在木结构上，满足遮阳、避雨和凭栏眺望的要求。各层栏檐和平坐有节奏地挑出和收进，使外观稳定又有变化，并产生虚实明暗的对比，创造中国阁楼的特殊风格，南北朝盛极一时的木塔就是以此为基础。
秦汉建筑（下）
这首词想必您一定看过。但其中的“阙”到底是什么东西？您未必清楚。这里就要讲讲“阙”。阙音确，是我国古代在城门、宫殿、祠庙、陵墓前用以记官爵、功绩的建筑物，用木或石雕砌而成。一般是两旁各一，称“双阙”；也有在一大阙旁再建一小阙的，称“子母阙”。古时“缺”字和“阙”字通用，两阙之间空缺作为道路。阙的用途表示大门，城阙还可以登临瞭望，因此也有把“阙”称为“观”的。
下面是一个汉代组合形体建筑的例子。图中有二层楼阁一座，楼两边子母阙各一。中部的建筑为庑殿顶，正脊平直，立柱粗硕，上施一斗三升拱，檐下似乎还有一条斗拱带。楼的两层都设有卧棂栏杆，栏杆后有坐有人物，好象正进行着一场宴会。在主建筑两旁的阙上也有层层的斗拱，阙身上还雕刻着动物的图案。整个建筑立面丰富，富于变化，气氛庄重而热烈，也许正反映了汉代地主阶层奢华的生活场面。
说道这里，我门不得不提一提汉代的明堂辟雍。“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两种含义的名称，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西汉元始四年建造的明堂辟雍，位于长安南门外大道东侧，符合周礼明堂位于“国之阳”的规定。明堂方位正南北，有方形围墙，墙正中辟阙门各3间，墙内四隅各有曲尺形配房1座。围墙外绕圆形水沟，就是所谓的辟雍。四阙门轴线正中为明堂，建在一个圆形夯土基上面。根据遗址结构和一些间接资料，可以推测出它原是一个十字轴线对称的3层台榭式建筑。上层有5室，呈井字形构图;中层每面3室，是为明堂(南)、玄堂(北)、青阳(东)、总章(西)四“堂”。八“个”即“四向十二室”；底层是附属用房。至于明堂“上圆下方”之说，据现有结构，有可能上层中央太室顶上为圆形屋顶，也可能另有所指。中心建筑(即明堂)的尺度，如不计算四面敞廊，每面约合28步(每步6尺，每汉尺0.23米)，恰与《考工记》所记“夏后氏世室”即春秋战国时的理想方案相同。 院落·组群 汉代建筑组群多为廊院试布局，常以门、回廊衬托最后主体建筑的庄严重要，或以低小的次要房屋，纵横参差的屋顶，以及门窗上的雨塔，衬托中央主要部份，使整个组群呈现有主有从，富于变化的轮廓。
汉武帝扩建了秦始皇的上林苑，“园三百里，离宫七十余所，尽收石花异卉，珍禽奇兽。汉袁广汉於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建筑壮丽，开私人园林未有之先例”。汉甘泉园“周可五百四十里，宫殿台阁百余所，凿昆明坤灵”。 陵墓
汉陵基本上和秦陵差不多，也是人工筑起的巨大四棱锥形坟丘（上方）。坟丘上建寝殿供祭祀，周以城垣，驻兵，设苑囿，迁富豪成陵邑，多半死前筑陵，厚葬，并以陶俑殉。东汉时废陵邑，但坟前立碑、神道、墓阙、墓表、使纪念性增强。墓结构技术亦大有进步，防水防雾，且出现空心砖墓，砖穹窿，取代了木椁墓。墓的平面布局受住宅建筑影响而渐趋复杂。 秦汉建筑技艺 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高台建筑减少，多屋楼阁大量增加，庭院式的布局已基本定型,并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法、礼制等制度密切结合,足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中国建筑体系已大致形成。
斗拱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的种类十分之多，可谓达到了千奇百怪的程度。在各种阙，墓葬及画像砖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它的形象。此时的斗拱虽已能做的比较复杂，但没有往前出跳的，且各地做法很不统一，有的结构也不尽合理，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工匠们个人的摸索。后世中成熟的斗拱，便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从这些斗拱中脱颖而出的。
砖的发明是建筑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 至迟在秦代已有承重用砖，秦始皇陵东侧的俑坑中有砖墙，砖质坚硬。汉代建筑已广泛使用砖，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砖石拱券结构日益发达,用于墓室、下水道,除并列纵联的砖砌筒壳外,还有穹窿顶和双曲扁壳。秦咸阳秦宫殿遗址发现有大量瓦当、花砖、石雕和青铜构件。但在秦的建筑遗址内使用石构件均不多,加工精度也不高,说明青铜工具加工石材不易。晚到西汉前中期,砖石拱壳才出现,初步具备造砖石房屋的技术条件，但这时木构建筑技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汉代家具上的纹饰开始复杂化，纹样畅达而不失古劲雄健，植物藤蔓纹样亦已出现。席地而坐的汉代，床和榻都比较低矮。一切活动，如读书、待客、宴饮、议事等，都在床、榻上进行。汉代的案已渐宽渐长，且有方有圆，另外汉代出现有布满室内的大床，床上置几、柜和箱，屏风上也添有架子，可挂器物，门窗上设帘或帷幕。
隋唐五代建筑（上） 隋 历史背景： 隋代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使我国迎来了又一次复兴；隋文帝后期与隋炀帝前期，国家富足强盛，社会空前繁荣。唐代的各种法制法令、行政机构设置、军队编制等无一不承隋制，就连辉煌的唐长安城，也是承继了隋代的大兴城。隋代开挖的北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迄北京，跨长江黄河，长约2500公里，成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大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南北交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条大运河。 隋代建筑可以说是南北朝建筑向唐代建筑的转变的一个过渡，它的斗拱还比较简单，鸱尾形象较唐代建筑清瘦，但建筑的整体形象已变得饱满起来。
赵州安济桥（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洨河上，由隋朝李春设计建造，比欧洲兴建同类的桥早了700多年。千百年来，安济桥虽饱经风霜，但至今仍十分坚固，在桥梁建筑史上有重要意义。赵州桥长50.8米，宽9.6米，桥在大拱的拱肩上各建造了两个小拱，显得空灵秀丽，远远望去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今天看惯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桥梁的我们也许觉得此桥并不如形容的那样壮美，但1400年前的古人看到这样一座大桥，会是何感受呢？
安济桥两边的栏板和望柱上，雕刻着各种蛟龙、兽面、竹节和花饰等，刀法苍劲有力，风格豪放新颖，其中栏板浮雕的龙最为精彩，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蓬勃的生命力。
终于来到了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让后人可以自敖的朝代。英国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泽被东西，独领风骚。我唐都长安，那时是世界上最为繁华、最为富庶和文明的城市，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当时有位从西方来华学习的“梵僧”写诗道：“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世界学者们公认的“中华文化圈”其总体格局，也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唐文化对东亚各国，尤其是对日本的影响更为突出，例如今天在日本被尊为“正统”的“和样”建筑，即是唐代风格。唐代的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完美体现！
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建成，面积83平方公里，是今西安市区（明西安城）的8倍。长安城中“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宫苑相连，街坊纵横，规整方正，布局合理，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在外郭城北部的中间，宫城在北，皇城在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南方。城墙厚度一般为12米左右，现仅有很少残存。在城门处的墙面原砌有砖壁.城墙有壕沟环绕一周。宫城周长8.6公里多，其中部为太极宫、太极殿，是皇帝为理国务的正衙所在。皇城东西宽与宫城相等，周长为9.2公里。其南沿正中为朱雀门，向南为朱雀大街，是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皇城是中央各个衙署的所在地。长安内城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街面宽阔，其中最大的朱雀大街宽达150至155米，颇为壮观。城内共划成110个坊，布局十分规整。街道两边树木成行，城内还有四条渠道流经，供应用水。长安城除了宫内的皇家圃苑，还有著名的风景区曲江池，为这个繁华、喧闹的大唐帝国的首都，平添了几分秀色。考古研究者在对城址进行了探测之后，发掘了大明宫、兴庆宫和青龙寺、西明寺等几处重要遗址。
里坊和东市鸟瞰复原图 大明宫在长安城禁苑中，位于城东北部的龙首原。此宫建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高宗命令扩建,第二年即迁入大明宫听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此宫毁于兵火。大明宫周长7.6多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宫城共11个城门，其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墙外的丹凤门大街宽达176米，是唐代最为宏伟的宫殿建筑群。经考古发掘在大明宫内有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等大型遗址。
除了大明宫，唐长安的西内太极宫为朝会大宫，以凹字形平面的宫阙为正门（承天门），内有太极殿，两仪殿两重殿庭，即唐代的大朝、常朝和日朝，相当于周制的天子三朝。两仪殿以后还有甘露殿院庭。中轴线左右各有对称布置的一串院庭，安置宫内衙署，形成一片井然有序的大面积组群。此外，宫内还有其他殿亭馆阁共36所。太极宫东连东宫，西连掖庭宫，分居太子和后妃。
太极宫复原鸟瞰图 太极殿复原图
隋唐五代建筑（中） 宗教建筑组群——理性与浪漫的交织 此时期佛寺建筑有新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四、此外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五、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六、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大量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多是反映西方极乐净土辉煌、欢快的景象。这些壁画虽然只表现了佛寺中主要部分的，但已显示出大唐佛寺的组群布置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整体形象宏大开朗，单体形式多姿多彩，用色丰富但不俗艳。当它们呈现在你眼前时，仿佛你的精神也随之升腾，同众飞天一道融进色彩的漩涡，直上极乐世界，沐浴在佛光之下。这种格调欢乐而华丽的佛寺，无处不洋溢着唐人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肯定和健康向上的精神。
非常遗憾的是，壁画中瑰丽的唐代寺院在华夏大地上没有任何遗存。日本现存的平等院凤凰堂，建于1051年（日本平安时代），其形制尚保留敦煌壁画中唐佛寺之韵味。凤凰堂设计构思仿造极乐世界的净土，形式和色彩力求辉煌欢快。其平面摹似凤凰飞翔之状因之得名。正殿为凤身，左右廊为风翅，后廊是凤尾，平面富于变化和动感。正殿屋顶为重檐歇山顶，两翼檐下加装饰性平坐，转角部分升高作攒尖顶。正殿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铜凤，门上和檐下缀各种铜饰，殿内有精美的绘画和雕刻，还用金箔、珠玉、金属透雕等多种工艺手段作装饰。当时贵族向往佛教中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而这种华丽的唐式佛寺建筑得到了发展。
凤凰堂虽然精制有余，但似乎缺少些正宗唐代建筑的豪劲感。可喜的是，几年前我国和日本在香港合作兴建了一座仿唐佛寺“志莲净苑”，其设计取自莫高窟1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佛寺格局——疏朗大气，俊美平和的唐式寺院在1000多年后终于重现神州！
殿堂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471—499年)。隋唐时期，佛光寺寺名屡见于各种传记，按五代时记载，寺内曾有三层七间高九丈五尺的弥勒大阁,依地势推测，阁可能建于现在的第二层平台上，为全寺主体,当时与东大殿并存，极为兴盛。从寺内遗迹看，宋、金、元、明、清各代也都有修建。现存寺内的唐代木构、泥塑、壁画、墨迹，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交相辉映，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瑰宝。东大殿是该寺的主殿，位于最上一层院落，在所有建筑中位置最高，大有俯瞰全寺，压倒一切的气派。
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总面积677平方米。正殿外表朴素，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全用土红涂刷，未施彩绘。佛殿正面中五间装板门，两尽间则装直棂窗。大殿出檐深远，殿顶用板瓦铺设，脊瓦条垒砌，正脊两端，饰以琉璃鸱吻。二吻虽为元代补配,但高大雄健，仍沿用唐代形制。檐柱头微侧向内，角柱增高，因而侧脚和生起都很显著。殿的平面由檐柱一周及内柱一周合成，分为内外两槽。外槽檐柱与内柱当中，深一间，好象一圈回廊；内槽深两间广五间的面积内别无立柱，内槽大梁（即四椽栿），是前内柱间的联络材。殿的梁架，分为明栿和草栿两大类，明栿在天花板以下，草栿不用斧斤加工，在天花板以上。天花板都作极小的方格，与日本天平时代（相当我国唐中叶）的遗构相同，这也是大殿为唐建的例证。平梁上面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两叉手相交的顶点与令拱相交，令拱承托替木与脊搏，是唐时期建筑固有之规定。柱头卷杀作覆盆样，前檐诸柱的基础上均有覆盆，以宝装莲花为装饰，每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为唐代最通常的作风。总之，东大殿的表现了结构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具有我国唐代木构建筑的明显特点，它虽然比南禅寺正殿晚七十五年，但规模远胜于彼，且在后世修葺中改动极少，所以国内一般都将东大殿作为仿唐建筑的范例。
唐塔大部分为楼阁式，可登临，典型平面均为方形。大型塔现存数十座，均为砖建。唐沿袭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风气，密宗传入后，又多供菩萨大像，故多层楼阁式中置通贯全楼大像的建筑大兴，间接促使塔向寺外发展。多层塔是在塔的表面上表现出木结构的柱梁斗拱等，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公元652年）、荐福寺的小雁塔、香积寺塔（公元681年）、兴教寺的玄奘塔（公元669年）等都属此类。密檐塔一般不用柱梁斗拱等装饰，而轮廓线条呈现优美，如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寺塔（八世纪），云南昆明慧光寺塔和大理崇圣寺塔都是此类。墓塔中以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惠崇塔（七世纪前半期）为最典型。此类塔一般是两层重檐。顶上有砖或石制的刹。只有唐代嵩山会善寺的净藏塔（公元746年）是单层八角形的，塔身用砖砌出柱梁斗拱门窗等。
宋辽金建筑
大唐的余威终于散尽。经过了五代短暂的纷争，宋朝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宋对内中央集权，重文轻武，猜忌压抑贤臣，对外采和亲纳币的妥协政策。此外，宋朝理学盛行，封建文人大力鼓吹“扬理抑欲”，对后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宋朝，汉文明一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北宋辽金对恃，南宋与金元对恃，最后终为元所灭。但中国的经济却继续发展着：城市经济发达，手工业分工细化，科技生产工具更进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整个社会前进。
城市建设宋东京汴梁，今之河南开封， 是一个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古都。五代开始成为政经中心，后周正式定都于此，北宋更形富饶，人口近百万。城三重相套,第 二重内城即唐时州城,史载“周二十里五十步”，内城中心偏北为州衙改建成的宫城，最外的郭城为后周显德二年(955)扩建,周40余里。由宫城正门宣德门向南，通过汴河上的州桥及内城正门朱雀门到达郭城正门南薰门，是全城纵轴,州桥附近有东西向的干道与纵轴相交,为全城横轴。这些都和汉魏邺城以来都城的布局相似。在宫城外东北有皇家园林艮岳,城内有寺观70余处,城外有大型园林金明池和琼林苑,这些都丰富了城市景观。汴梁首次在宫城正门和内城正门间设置了丁字形纵向广场。这些,都对以后直至明清的都城布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城市经济的逐渐发达，晚唐五代时已开始临街设店,宋代的城市正式取消了唐代的里坊制度和集中市场制，准许邻街设店。这使此后的都市面貌多样化，丰富了市民生活，也改变了都市规划的结构。我们可以从宋画《清明上河图》清楚地看到这些。 宫殿此时期宫殿建筑体量较唐时较小，细部装饰增加，注重彩画，雕刻，总体呈绚烂，柔丽的形象。女真人攻破繁华的宋东京城后，按照宋金东京宫城的样式在中都建造了金朝的皇宫。皇宫的宫城在城中而稍偏西南,从丰宜门至通玄门的南北线上,南为宣阳门,北有拱辰门,东置宣华门、西设玉华门,前为官衙,后为宫殿。正殿为大安殿,北为仁政殿,东北为东宫,共有殿三十六座。此外还有众多的楼阁和园池名胜。当时人记载金中都“宫阙壮丽”、“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城的东北的琼华岛(即今北京北海公园)建有离宫,供皇帝游幸。现存的山西繁峙岩山寺的壁画所绘的仙界的宫殿反映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形象，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宋徽宗赵佶所画的《瑞鹤图》和岩山寺的另一副壁画也忠实的描绘了此时期宫殿的形象。前者描绘的是赵佶当政的某天突有一片祥云飘来皇宫，绕柱附殿，众人皆仰而视之。惊奇之余，又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与祥云融为一体，经久不散。体现出在北宋内优外患的严峻时刻，皇帝祈求上苍降下祥云以挽救宋王朝的危亡；后者则是一组建在高台之上的一组体量巨大的高阁。 建筑物
滕王阁位于江西南昌赣江岸边，初建于唐永徽四年（653年），以王勃《滕王阁序》闻名，后经历代重修重建达28次，唐宋旧迹早已崩坍入江。今存宋画《滕王阁图》是现知最早的滕王阁图本，反映了宋阁的形象，其体态之雍贵，结构之精丽，给人以深刻印象。从图所见，阁立在高大城台上，为纵横两座二层楼阁丁字相交。全阁共有28个内外转角，结构精巧，造型华美。阁内各层虽硕柱林立，但空间宏敞流通，上下楼层又都有外廊，便于眺望。这种重视人与自然的融洽相亲的文化精神，使得中国的楼阁和欧洲古代的楼房在精神风貌上有明显的不同：后者用砖石砌造，只开着不大的窗子，楼外没有走廊，内外相当隔绝，强调垂直向上的尖瘦体形，似乎对大地不屑一顾，透露着人与自然的隔阂。中国的楼阁则相当开敞，楼内楼外空间流通渗透，环绕各层有走廊，供人登临眺望；水平方向的层层屋檐、环绕各层的走廊和栏干，大大减弱了总体竖高体形一味向上升腾的动势，使之时时回顾大地；凹曲的屋面、翘弯的屋角避免了造型的僵硬冷峻，优美地镶嵌在大自然中，仿佛自己也成了天地的一部分，寄寓了人对自然的无限留恋。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重建于辽统和二年（1052年），现存的山门和观音阁均是辽代的原物。山门是独乐寺的大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庑殿顶，举折和缓，出檐深远，檐角如翼如飞。山门台基之上立木柱十二根，四根角柱柱头微向内收，柱脚略出向外，种“侧脚”技法即稳定了结构，防止建筑外倾，又丰富了建筑物的形象。在每根柱头之上，累叠着雄大的斗拱。山门内部不用天花，斗拱、梁、檩条等构件全部可见，极富装饰效果。山门正脊两端的鸱吻，龙头有形，尾向内卷，犹如雉鸟飞翔，十分生动，这正是唐代鸱尾向明清龙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实例。
走过山门，便是高大宏伟的观音阁。它在造型上，兼有唐的雄健和宋的柔和，是辽代建筑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也是中国现存双层楼阁建筑最高的一座，以建筑手法高超著称。观音阁外观两层，内有一暗层，实为三层的。它观音阁高23米，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一、二层间有腰檐，檐上出平座，阁的第三层复以藻井，左右次间则用平綦。观音阁上下檐斗拱雄健，排列疏朗，显然有留唐代作风。观音阁内柱网布置采用内外两周的配置方法，构成一个大圈套小圈的双层圈柱平面。观音阁斗拱种类繁多，达24种。其梁、柱、斗枋虽数以千计，但布置有序，组成一个牢固优美的整体。同时，全阁的面宽与进深的比率以及高与进深的比率，均在四比三左右。这样完整统一，设计精巧而稳定的结构，使独乐寺自辽代重建以来，曾经受28次地震，几乎所有的房屋全倒塌了，唯独观音阁和山门和丝毫未损。阁内有16米高的11面观音像，身体微向前倾，面庞丰润，两肩下垂，姿态端庄，是中国最大的泥塑佛像之一。
华严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内,创始年代不详。辽末毁于兵火，据题记，金天眷三年(1140年)在原址重建,但远未达到辽的原有规模。明中叶以后寺分上下，各有山门，自成体系。此寺主要殿宇皆东向，这与契丹族崇日的习俗有关。现寺内保存价值最高的是上寺的大雄宝殿和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其余建筑均为清以后重建或改建。大雄宝殿是上寺的主体建筑，殿建造在高台之上，月台宽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筒瓦庑殿顶，黄绿色琉璃剪边，举架平缓，出檐深远，檐下斗拱用材硕大，单材31×20厘米，是《法式》中规定的一等材；正脊两端的鸱吻高达4.5米，系金代遗物，至今光泽灿然。大殿平面采用减柱法，节省内柱12根，扩大了室内空间；殿内除梁外还用四道柱头枋绕周交结成框架，大大增强了建筑物的刚度。补间铺作的栌斗下设驼峰，置于普柏枋上。大殿除在前檐当心间及两梢间装方格横披窗和双扇板门外，其余均包砌厚实的砖墙。殿内中央供五方大佛和二十诸天等明代塑像，四壁满绘壁画，为清光绪年间重绘。此外，薄迦教藏殿内的壁藏为辽代小木作重要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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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至今已历940多年，经狂风暴雨、强烈地震、炮弹轰击，寺内大部分建筑已毁，唯此塔依然屹立在黄土高原之上，巍峨之势不改，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一座木塔。此塔在中国的无数宝塔中，无论建筑技术、内部装饰和造像技艺，都是出类拔萃的。院平面布局保持着南北朝时代佛寺的传统。塔平面八角形，高九层，其中有四个暗层，高67.3米，底层直径30.27米，体形庞大。但由于各层屋檐上配以外挑的平座与走廊，层层梁坊、斗拱、栏杆重叠而上，加上造型优美的塔顶、塔刹，真有顶天立地的气势！在结构上，木塔使用明袱、草袱两套构件；各层上下柱不直接贯通，而是上层柱插在下层柱头的斗拱中（称为"叉柱造"），这是唐宋时期建筑的重要的特征；木塔采用了分层叠合的明暗层结构，各暗层在内柱与内外角柱之间加设不同方向的斜撑，很类似现代结构中的空间行架式的一道圈梁的钢构层。塔的柱网和构件组合采用内外槽制度，内槽供佛，外槽为人活动，全塔装有木质楼梯，可逐级攀登至各层，每登上一层楼，都有不同的景观。全塔不用一钉一铆，靠50多种斗拱和柱梁镶嵌穿插吻合而成，用现代力学的观点看，每种规格的尺寸均符合受力特性，近乎是优化选择；有时风一吹塔便摇动，发出吱哑之声，使给人以塔欲倾倒之感——然而，全塔的每个木构件接点在受外力时都产生一定的位移与形变，抵消了外界能量，从而以柔克刚，不会倒塌。塔唯一的缺点是当时缺乏科学的计算方法，以至上部集中荷重将个别坐斗压扁或陷入梁枋内，后来不得不在下部加支柱，防止梁枋折断。木塔能千年不倒，除其本身结构精巧，还得益于古代工匠对建筑材料的精心选择和当地易于木材保存的独特气候。
此时期砖石塔留存很多，形式丰富，构造进步，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除墓塔以外，大型砖石塔可分为楼阁式和密檐式。密檐式塔一般不能登临，多为石心，构造与外形比较划一，而楼阁式塔则比较多样。以下举二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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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寺料敌塔 |
北宋年间河北定县的开元寺塔，八角十一层，高84.2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定州志》载：“盖筑以望契丹”，故又名料敌塔。塔为砖砌，加有少量木质材料,通体涂成白色。塔平面呈八角形，由两个正方形交错而成，用砖层层叠涩挑出短檐，呈明显的凹曲线。塔的下九层东、西、南、北四个正面设券门，其余四个隅面辟棂窗（假窗），窗为大方砖雕琢而成。最上两层，则八面均辟为券门。门为拱券式，券外绘方形图案，设有砖雕门额、门簪。券顶上饰有桃尖形的香火烟气，逐层向上，线条渐增，象征着“佛光普照，香火缭绕”的佛门盛景。塔的各层均叠涩出檐，托出一平台，唯底层有瓦脊。各层檐角皆有挑檐木，外端有铁环，原置有风铎（铃）。顶层檐部为八脊八坡，角脊前部是黄琉璃的人物、脊兽。角脊的交汇处是砖砌的莲花瓣，其上是塔刹的铁座，顶端装砌由六节组成的铜铸葫芦形宝瓶。塔内各层均有阶梯，顺级而上可达塔顶。塔心与外皮之间形成八角回廊，犹如大塔之中包着一座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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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寺塔 |
北京天宁寺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高57.8米，不可登临。它建于方形砖砌大平台之上，平台以上为两层八角形基座：下层基座各面以短柱隔成6座壶门形龛，基座之上为平座部分，平座之上用3层仰莲座承托塔身。塔身平面也为八角形，八面间隔着陷作拱门和直棂窗，门窗上部及两侧浮雕出金刚力士、菩萨、天部等神像，塔身隅角处的砖柱上浮雕出升降龙，第一层塔身之上，施密檐13层。塔檐紧密相叠，不设门窗，几乎看不出塔层的高度。这是典型的辽、金密檐式塔的形式。塔每层塔檐递次内收，递收率逐层向上加大，使塔的外轮廓呈现缓和的卷杀开头塔顶用两层八角莲座，上承宝珠作为塔刹。1976年唐山地震时，塔顶宝珠被震碎，局部瓦件下附，但整个塔身尚属完好。天宁寺塔极为优美，须弥座、第一层塔身、13层密檐、巨大的塔宝珠，相互组成了轻重、长短、疏密相间相联的艺术形象，在建筑艺术上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曾盛赞此塔富有音乐韵律，为古代建筑设计的杰作。
此外，还有开封佑国寺铁色琉璃砖塔、封相国寺繁塔、上海龙华塔等等，都是宋塔中的杰作，但限于篇幅，不能在此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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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
宋南迁后，传统园林建筑和江南自然环境结合影响了明清园林。南宋私家园林和江南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创照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手法，筑山叠石之风盛行，产生了以莳花、造山为专职的匠工。 宋太祖乾德中，置琼林苑于顺天门大街，太宗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注入，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习水嬉。宋徽宗筑寿山艮狱于禁城之东，收浙中珍异花木竹石，凡六载而始落成，奇花异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集于斯矣，古代假山.结构之精，以此为最。 |
宋画《金明池争标图》 |
陵墓
宋代陵制式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转折点，宋代开始集中皇陵成陵区，布局受风水影响，后陵较小，居帝陵西北，并分设主陵为上宫，和供奉遗物或祭祀的下宫，神道较短，两侧密植柏林，雕刻较唐为拘谨，且陵墓规制化后，官方亦明定丧事礼仪，厚葬之风仍盛，南宋时上下宫串连至同 一轴线，石棺多存于上宫之后的龟头屋内，称攒宫，墓内装饰愈见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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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永昌陵 |
宋代建筑可认为是柔和化的唐代建筑，体制较小，趋于秀丽俊挺，柔美典雅，影响了元、明、清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辽为契丹所建，保存了唐的雄健爽朗，刚古劲挺之风格。此时首先出现斜袱，木结构内部空间及朔造形式及精炼，为创造力的高度发挥。斗拱技术此时期已相当成熟，种类多样，但其承重作用大大减弱，且拱高与柱高之比越来越小。原来在结构上起重要作用的昂，有些已被斜袱代替，补间铺作的朵数增多。此外宋代建筑屋顶坡度加大，大胆使用减柱法，房屋组合十分丰富。 瓦饰在此时期多种多样，制琉璃瓦的工艺有了进步，高档建筑多用琉璃瓦和青瓦组成剪边屋顶，给人以柔和灿烂的印象。 天花的式样丰富，有圆形井、八角井、菱形覆斗井等。宋代装饰纹样大致承唐，精美雅致，但气魄却远逊于唐。 彩画随建筑等级的差别而有五彩遍装、青绿彩画和土朱刷饰三类 ，详见《营造法式》。此时期出现了乌头门，房屋的门窗有板门， 落地长窗，格子门，格门栏槛钩窗等。柱础多为覆盆式，较矮平，花样较多。栏杆的较明清式样纤细，残留有木栏杆的形象。此时期台基的艺术处理也十分细致，如《营造法式》中规定的须弥座做法竟达12层之多。此时期砖的产量进一步增加，从的结构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砖结构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但城墙还多为夯土制，仅有少数城门处包砖处理，且砖券拱门还未出现，仍为梯形木桩支撑，这在《清明上河图》中足以映证。明代有许多人伪造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却总是脱离不了当时的时代风格的影响，把城门画成了券拱形的，露出了破绽，成为捕捉真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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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文庙 |
善化寺普贤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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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画《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 |
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 |
两宋以后，家具由过去箱形壶门的结构，转变成梁柱式的框架结构，装饰性线条，枭混曲线级束腰造型被大量运用于家具的设计上，并出现成套的精美家具及统一和谐的小木做装饰，色彩精彻，更显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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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画《村童闹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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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建筑
据历史记载，蒙古族大约于公元7世纪登上历史舞台，13世纪强大了起来。他们南下入侵中原，灭掉了金朝和宋朝，又向西扩张，侵占了中亚、东欧，成为了版图空前巨大的蒙古帝国。南下和西征，使蒙古人开阔了眼界，广泛接触和吸收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在元朝，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冲突与融合，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元前期由于由蒙古军的南扰，使中原和原南宋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战乱使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导至手工业的畸形发展。元中叶后手工业和生产力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原和江南沿海若干城市也进步繁荣起来，宋以来之邻街设店的格局也进一步发展。蒙古族统治阶级提倡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喇嘛教为元主要宗教，其他宗教亦受提倡。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原南宋地区的汉人被排到第四等。但这不是绝对的，也有蒙古族劳动人民受压迫，汉族地主作威作福的现象。这种民族、阶级二重压迫，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当然不能忍受，与反动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建筑方面，各民族文化交流和工艺美术带来新的因素，使中国建筑呈现出若干新趋势。此时期大量使用减柱法，但正式建筑仍采满堂柱网， 喇嘛教建筑有了新的发展。汉族传统建筑的正统地位在此时期并没有被动摇，并继续发展。官式建筑斗拱的作用进一步减弱，斗拱比例渐小，补间铺作进一步增多。此外，由于蒙古族的传统，在元朝的皇宫中出现了若干盝顶殿、棕毛殿和畏兀尔殿等，这是前所未有的。（盝音路）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攻占北京并一把火烧掉了金代中都。1272年，元朝定都北京。至此，北京终于从中国数以千计的城市中脱颖而出，第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延续到明、清两代。在一片荒野上营建的大都城，由汉人刘秉忠，阿拉伯人也黑迭儿及科学家郭守敬共同规划，是我国第一个按照《考工记》理想所设计的城市，具有方整的格局，良好的水利系统，纵横交错的街道，和繁荣的市街景观。 它以今天北海公园为中心，南城墙在今日长安街以南，北城墙在德胜门和安定门外小关一线，东墙在东直门和建国门，西墙在西直门和复兴门。城墙四周有11个城门。元代城墙仍以土筑成，北城墙遗址上至今还有断壁残垣可供游人抚今追昔。元代还在城门之外加修瓮城，目的是加强城门守军的防护能力。其上筑有高大的箭楼，设排射孔，守城士兵出击时可在瓮城内集结，然后启门出击。如现在俗称的“前门”就是正阳门的瓮城。中间偏南处就是宫殿林立的皇城。元大都宫城位于全城南部中央，大明殿为前朝，延春宫为后宫。宫城北部为御苑，宫城西部为太液池。太液池两岸，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三宫鼎峙，形成以太液池为中心的宫苑区。三宫周围绕以萧墙，又称红门拦马墙。元大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最繁荣的城市，难怪马可波罗惊叹：大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城中有壮丽的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元代的宫殿穷极奢侈，使用了大量昂贵的建筑材料。这些华贵的宫殿，都是由作为奴隶的工匠建造的，等到元朝的反动统治被推翻后，这些由劳动人民的血和泪建造起来的宫殿，被明朝大将军徐达拆毁。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元朝各种宗教并存发展，建造了很多大型庙宇。原来只流行于西藏的喇嘛教，这是在内陆开始传播，建了不少寺塔，一直延续到明、清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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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岳庙德宁殿 |
现存北岳庙德宁殿是是我国现存元代木结构建筑中最大的一座。
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元朝道教建筑的典型，也是当时全真派的一个重要据点。一九五九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为了免于水淹，迁到了现在的芮城县城附近。永乐宫规模宏伟，气势不凡，建筑面积达八万六千多平方米。宫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排列在一条五百米长的中轴线上。三清殿是永乐宫最大的殿，仅屋脊上的琉璃鸱尾就有三米高。这样巨大的屋顶前坡用蓝色琉璃瓦组成三个菱形图案；殿檐周围镶着琉璃瓦边，与殿内外的雕塑、彩绘相互辉映。三清殿保持着宋代特色，为元代官饰大木构典型。
永乐宫内艺术价值最高的是精美的壁画。三清殿内的壁画是永乐宫壁画的精华，面积共有403.34平
方米。从画家题名的遗墨中可知，这些画完成于元代泰定二年（1325年）。在4米多高、90多米长的巨幅壁画上，展现了天神们朝拜元始天尊——老子的情景。南墙西侧的青龙、白虎两星君，为这个庞大的仪仗队的前导，神龛背后的三十二帝君为后卫；东、西、北三壁及神龛的左右两侧壁上分别画着南极长生大帝、西王母等八位主神，这八尊主神的周围簇拥着雷公、电母、八卦星君、各方星宿等神君。我国古代的画师，以惊人丰富的想象力，把二百多个人物表现得惟妙惟肖。这幅朝元图本是静止的朝拜场面，但画家独具匠心地在静中求动，二百多个人物有的说话，有的倾听，有的沉思，有的凝神，或坐或立，或俯或仰，或行或止，安排得非常得体，纷繁而不杂乱，众多而不零碎，使人感到构图统一而完整。这里的壁画继承了唐画风，在人物画的线条运用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粗细、长短、浓谈、刚柔不同的线条勾画出各种不同物体的质感。
元代起，从尼泊尔等地传入西藏的覆钵式瓶形喇嘛塔又流行于中原，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窣堵坡（stupa）的一种变体。现存单体塔的代表作品为北京妙应寺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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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应寺即白塔寺，位于北京阜城门内。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曾在此修建过一座佛舍利塔.后来此塔毁于兵火。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辽塔遗址上修建一座喇嘛塔。这一工程由尼泊尔人阿尼哥主持，经过8年精心设计修建，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竣工。白塔通高50.9米，基座面积810平方米，从下至上由塔座、塔身、相轮、华盖和塔刹五部分组成。塔座高9米，分为3层。下层为护墙，平面成方形。中层与上层均为折角须弥座式，平面呈现"亚"字形，四周均向内递收二折，形似房屋的四出轩。其转角处有角柱，轮廓分明。上层须弥座上周匝放有铁灯龛。大须弥座式基台之上为一巨型覆莲座，即以砖砌筑并雕出的巨大的莲瓣，外涂白灰。莲座外尚有五道环带形"金刚圈"，用以随托塔身。塔身为一巨大的覆钵，形如宝瓶，也叫塔肚，直径18.4米外形雄浑稳健，环绕七条铁箍，使塔身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塔身之上又是一层折角式须弥座，用以连接塔身与相轮。相轮层层拔起，下大上小，呈圆锥形，共13层，故名为"十三天"。相轮是鉴别此类塔年代的标准。凡早期喇嘛塔，十三天部分较为粗壮，下大上小，形如圆锥。而到了明、清，这一部分上下的大小逐步接近，不少清代喇嘛塔的十三天相轮几乎接近圆柱形了。华盖之上就是塔的最上部分——塔刹。佛塔的刹顶多作仰月或宝珠，而此塔刹乃为一铜制小型喇嘛塔，高4.2米，重4吨，金光闪烁，耀眼醒目。 |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为了促进农牧业的发展，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任用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王恂进行一次规模巨大的历法改革。郭守敬首先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的正确主张。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大力支持下，在历法的改革中，经他的手创造了许多技术含量很高的天文仪器。当时，他在全国建立了27个观测站，位于河南登封告成的观星台，就是当时全国的中心观测站。观星台是我国天文科学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和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我国天文史和建筑史都有很高的价值。
观星台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建筑，也是世界上一座著名的天文科学古迹，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卓越成就。台的型制是由台身和石圭组成，台身形状似覆斗，系砖石结构，台高九点四六米连台顶小房通高12.62米，台上方每边宽8米，底边每边长16米。台身四周筑有砖石踏道和梯栏盘旋簇拥台身，使整个建筑布局，显得庄严而巍峨；台顶各边砌有女儿墙，台上放有天文仪器，以观天象。北壁正中有一直立的凹槽，正对量天尺。量天尺又称石圭，以36块青石平铺而成，全长31.19米，合元朝钦天监表尺一百二十八尺，宽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石圭南头有注水池，北有排水孔。1975年经北京天文台测验，证明其方向，正在当地子午线上，即正南北方向，量天尺上边的平面上，刻有两条水槽与水池相连，目的是装上水检验圭面是否平正。它的原理是用观星台的立槽代替高表，用量天尺代替石圭，而且都增加长度，高表由八尺改为四十尺，石圭长达一百二十八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精确度，据测量其精确度，可达两毫米左右，相当于太阳天顶距误差1/3角分，比晚于它300年的西方最精密的天文观测还要精确。
元御苑西有翠殿、花亭、球阁、金殿，苑外重绕长庑，庑後出内墙，连东海，以接厚载门，门上建高阁，东百步，有观台，台旁有雪柳万株。
蒙古人早期采用天葬、风葬，後亦采用木棺葬。
明清建筑
元朝严酷的统治终被推翻，中国又恢复了汉人掌权。但一心想恢复汉唐雄威的明朝皇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另一次辉煌——封建制度没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在明朝，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点，宰相被废除，皇帝成为官僚之长。特务政治也发展到极至，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十分发达。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但此时的儒学早没有了先秦时的朝气，其消极因素越来越显现出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在中国萌出了芽。但面对儒学强大的势力，这芽始终没萌起来。此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出现了最后一个高峰，——近代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宋应星作《天工开物》。明末对农民严酷的剥削引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 。 清朝统治者南下夺取了革命的果实， 延续明之君主独裁。他们歧视汉人，对汉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但怀柔与高压并行，鼓励醉心利碌的奴才思想，且大兴文字狱，使学术发展受到阻碍。在经历了短暂的“康乾盛世”后，国势陡转，八旗子弟的弓箭长矛终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迫终结，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社会。
在建筑方面，明清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 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的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在园林艺术方面，清代的园林有较高的成就。
1.帝都北京
2.一般城市
明清时期，城市数量迅速增加，都市结构也趋复杂，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因各种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军事据点，交通枢纽，而兴起的各类市镇，如景德镇，扬州，威海卫，厦门等，此时大小城市均有建砖城，护城河，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皆各有规则。现存保存比较完好的是明西安城墙。它始建于明洪武三至十一年(1370—1378年)，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明隆庆四年(1570年)又加砖包砌，留存至今。明西安城的西、南两面城墙基本和唐长安皇城的城垣相同，东、北两面墙向外扩移了约三分之一。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城呈长方形，南垣长4255米，北垣长4262米，东垣长1886米，西垣长270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四面各筑一门，每座城门门楼三重：闸楼在外，箭楼居中，正楼最里，为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与围墙连接形成瓮城。在城墙四角各筑角楼一座。城墙上相间120米还有敌台(马面、墩台)98个，台上筑有敌楼，供士兵避风雨和储存物资用。城墙顶部外侧还修 有雉谍(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和文口，供射箭和了望用，内侧修有女墙无垛口，以防行人坠落，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整个城墙气势雄伟，构成一个科学严密的古城堡防御体系。
钟楼座落在西安市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楼上曾有大铁钟一口，每晨击钟报时，故名钟楼。高36米，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原在西大街广济街口，明万历十年（1582年）移建于此。钟楼从下向上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呈正方形，四面开券洞门，由地平至楼顶通高36米。楼深广各五间，环以回廊，凭栏四望，可饱览古城全貌。楼分两层，三重檐四角攒顶。楼檐四角如凤展翅，绿琉璃覆盖的攒顶上为金色宝顶，一层墙壁刷白，显得雍容华贵，似唐风尤存。
此时期建筑组群采用院落重叠纵向扩展，与左右横向扩展配合，以通过不同封闭空间的变化来突出主体建筑，其中以北平明清故宫为典型，此时的建筑工匠，组织空间的尺度感相当灵活敏锐。
★详见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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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建筑具有明显的复古取向，官式建筑由於形式上斗拱比例缩小，出檐较短，柱的生起，侧脚，卷杀不再使用梁坊的比例沈重，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故不如唐宋的浪漫柔和，反而建立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但也有极少数特例，如北京故宫线条复杂的角楼。
★明清官式建筑详见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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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楼在万荣县解店镇东岳庙内，相传始建于唐，现存者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重建。楼面阔5间，进深5间，外观三层，内部实为五层，总高约23米。底层木柱林立，支撑楼体，构成棋盘式。楼体中央，四根分立的粗壮天柱直通顶层。这四根支柱，是飞云楼的主体支柱。通天柱周围，有32根木柱支擎，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平面正方，中层平面变为折角十字，外绕一圈廊道，屋顶轮廓多变；第三层平面又恢复为方形，但屋顶形象与中层相似，最上再覆以一座十字脊屋顶。
飞云楼体量不大，但有四层屋檐，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32个屋角，给人以十分高大的感觉。各层屋顶也构成了飞云楼非常丰富的立面构图。屋角宛若万云簇拥，飞逸轻盈。此楼楼顶，以红、黄、绿五彩琉璃瓦铺盖，木面不髹漆，通体显现木材本色，醇黄若琥珀，楼身上悬有风铃，风荡铃响，清脆悦耳。
飞云楼楼体精巧奇特，像这样造型繁丽的建筑在宋元绘画中出现很多，但实物保存极少，所以它具有重要的价值。
广西容县真武阁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建在容县东门的古经略台上。阁三层，楼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底层扩展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观三层檐，歇山顶，高13.20米，屋檐挑出很大而柱高甚低，感觉比一般楼阁的出檐节奏加快，使得真武阁不象是一座三层建筑，倒很像是一座单层建筑而有三重屋檐，有强烈的韵律感和动势，但又较一般重檐建筑从容和层次鲜明。再加屋坡舒缓流畅，角翘简洁平缓，给全体增加了舒展大度的气魄，非常清新飘逸，是充分表现中国建筑屋顶美的杰作。底层平面比上二层大出很多，也使轮廓更显生动。真武阁不以浓丽华贵取胜，而以轻灵素雅见长。全阁用了近3000条坚如石制的铁黎木构件，全部外露木面，一律为灰黑色，三重屋面则是绿瓦灰脊，色调极淡雅柔和。登阁远望，隔着南岸广阔的平原，东南山岭巍然矗立，气势雄壮。阁本身高13米，加上台高近20米，也是周围区域观赏的对象。
在楼层有四、五根金柱，贯穿二、三层，其柱脚悬空，下离二层楼面5至25毫米，形成此建筑的一个特点。
现存的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风格：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
此时期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这反映了明朝以来砖产量的增加，使早已应用在陵墓中的砖券技术运用到了地面建筑中来。五台山显通寺内的无量殿为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建筑，高20.3米。这座殿分上下两层，明七间暗三间，面宽28.2米，进深16米，砖券而成，三个连续拱并列，左右山墙成为拱脚，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联系，型制奇特，雕刻精湛，宏伟壮观，是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无量殿正面每层有七个阁洞，阁洞上嵌有砖雕匾额。无量殿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无梁建筑中的杰作。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在造型上，塔的斗拱和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广胜寺飞虹塔为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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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虹塔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广胜上寺，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阁楼式琉璃塔。塔身外表通体贴琉璃面砖和琉璃瓦，琉璃浓淡不一，睛日映照，艳若飞虹，故得名。塔始建于汉，屡经重修，现存为明嘉靖六年（1527 年）重建， 天启二年（1622年）底层增建围廊塔平面八角形，十三级，高47.31米。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塔身由下至上渐变收分，形成挺拔的外轮廓。同时模仿木构建筑样式，在转角部位施用垂花柱，在平板枋、大额枋的表面雕刻花纹，斗拱和各种构件亦显得十分精致。形制与结构都体现了明代砖塔的典型作风。该塔外部塔檐、额枋、塔门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如观音、罗汉、天王、金刚、龙虎、麟凤、花卉、鸟虫等),均为黄、绿蓝三色琉璃镶嵌，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形成绚丽繁缛的装饰风格，至今色泽如新，显示了明代山西地区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真觉寺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始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为避雍正帝胤祯讳，更名大正觉寺。因寺内建有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明永乐年间(1413年左右)，印度僧人班迪达来到北京，献上金佛5尊和印度式“佛陀迦耶塔”图样。永乐帝下旨建寺造塔，成化九年依所献图样建成。
金刚宝座塔由宝座和石塔两部分组成。宝座为7.7米的高台，系砖和汉白玉砌成，分6层，逐层由下而上收进0.5米，外观庄重。最下一层为须弥座，其上5层，每层是一排佛龛，每个佛龛内刻佛坐像一尊。宝座顶上平台，分列方形密檐式石塔5座：中央大塔13层，高约8米，象征毗卢遮那佛；四角小塔各11层，高约7米许，东塔象征阿辁佛；南塔象征宝生佛；西塔象征阿弥陀佛；北塔象征不空成就佛。5塔所象征的佛称五方佛。各塔均由上千块预先凿刻好的石块拼装而成。宝座南北正中辟券门，塔内有石阶44级，盘旋而上，通向宝座上层平台。台上还盖有下方上圆琉璃罩。塔座和塔身遍刻佛像、梵文和宗教装饰。中央大塔刻一双佛足迹，意为“佛迹遍天下”。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以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印象。
北京四合院作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院内，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由于院落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的重要装饰壁面，绝大部分为砖料砌成，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人口，人们进出宅门时，迎面看到的首先是叠砌考究、雕饰精美的墙面和镶嵌在上面的吉辞颂语。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内宅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在南方，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放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 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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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祖庵大殿，位于河南登封少林寺西北2公里处五乳峰下，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为纪念禅宗祖师达摩而建。这座在《营造法式》颁布仅20年后建造的大殿，为现存最接近《法式》规则之实物，亦即最典型之宋式建筑。大殿坐北朝南，面阔3间，进深3间，单檐歇山顶，曲线优美，琉璃瓦剪边，建于石砌高台之上，前后青石踏道，后壁辟门。大殿檐下置硕大斗拱，明间安板门两扇，两次间辟直棂方窗，前檐立4根十一角石柱，柱面浮雕海石榴、卷草、飞禽和伎乐等图案；殿内明间置佛龛一座，石柱4根，上浮雕神王、盘龙和嫔迦等；大殿东、西、北三壁下部内外砌石护脚，刻云气、流水、龙、象、鱼、蚌、佛像、人物和建筑物等。大殿尽管它的规模根本无法和明清二代的大型官式建筑相比，但其形象之柔美典雅，乃后者无法比及也。 
晋祠重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现在的主要建筑圣母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殿顶琉璃为明代更制。大殿副阶周匝，殿身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廊下宽敞，为唐、宋建筑中所独有。殿前廊柱雕饰木质蟠龙八条，逶迤自如，盘曲有利，系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原物。蟠龙柱形制曾见于隋、唐之石雕塔门和神龛之上。在中国古代建筑已知木构实物中，此属先驱。殿的角柱生起颇为显著，上檐尤盛，使整个建筑具有柔和的外形，与唐代建筑之雄朴迥异。柱上斗拱出跳，下檐五铺作，上檐六铺作，昂跳调配使用，昂形规制不一、真昂、假昂、平出昂、昂形耍头等皆用之。斗拱形制如此繁复多变，使建筑物愈益俏丽。殿内无柱，六架椽的长袱承受上部梁架的荷载。殿内用材较大，采用彻上露明造，殿内四十尊宋代仕女塑像，神态各异，是宋塑中的精品。飞梁是殿前方形的鱼沼之上建一座平面十字形，犹如大鸟驾飞的桥，四向通到对岸，对于圣母殿，又起着殿前平台的作用，是善于利用地形的设计手法。桥下立于水中的石柱和柱上的斗拱、梁木都还是宋朝原造。飞梁前面有重建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的献殿，面阔三面，单檐歇山顶，造型轻巧，在风格上与主要建筑圣母殿取得和谐一致的效果。
此时期建筑组群在形体组合则富变化，有由四周较低的建筑簇拥中央较高耸的殿阁，在整体总平面采沿轴线排列若干四合院。 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朝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实例。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自外而内，殿宇重叠，院落互变，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寺院山门前为一座高大的一字琉璃照壁，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楼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已毁，但尚存遗址。寺院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和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等所构成的形式瑰伟的空间组合，也是整个佛寺建筑群的高潮。最后还有一座弥陀殿位于寺后。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这种以高阁为全寺中心的布局方法，无疑是由于唐中叶以后供奉高大的佛像，主要建筑不得不向多层发展，陪衬的次要建筑也随着增高，反映了唐末至北宋期间佛寺建筑的特点。 
寺内摩尼殿（左图）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平面呈十字形的大型佛殿，亦为现存木建筑中四面施抱厦最古之例。正中殿身五间，进深五间，殿基近方形，平面呈十字形，中央部分为重檐歇山顶，四面正中各出两间歇山顶抱厦，均以山面向前，殿身全是厚墙围绕，只抱厦正面开门窗，殿内梁架结构皆与《法式》相符。此殿在立体布局上富于变化，重叠雄伟，端庄严肃之中又显露出活泼生动的性格,是传世的宋代绘画中此种式样建筑的唯一实例。这类别致的建筑样式在宋代以前较为少见，宋代以后流传到日本等国。但遗憾的是，它却没有出现在后续各朝的建筑式样之中。 
大悲阁是隆兴寺内的主体建筑，现存的阁是1940年前后重建的。阁高约33米，三层，歇山顶，且上两层都用重檐，并有平坐，给人的感觉比其实际要高大。阁内所供即千手观音高24米，是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建阁时所铸，是留存至今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铜像。1992年国家又恢复了御书楼、集庆阁。三阁并列，虹桥相连、气魄恢宏、巍峨壮观。转轮藏殿和慈氏阁都是二层，重檐歇山顶。大小相同，而结构各异。这两座建筑经后代重修多次，而以转轮藏殿（左图）保存宋朝的风格较多。转轮藏殿内部下层柱子，为了容纳六角形的轮藏，把两中柱外移，形成平面六角形的柱网，同时上下两层间没有平坐暗层，却与辽独乐寺观音阁不同。寺内其余配殿都是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