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愿“唐派史学”后起有人——悼唐德刚先生(南都周刊 2009-11-6)

2009-11-10  一醉的酒坛

愿“唐派史学”后起有人——悼唐德刚先生

2009-11-6 9:50:26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3611 网友评论 0 条
 
2008年,南方都市报曾派记者赴美访问唐先生,未曾想,这一面成为唐先生生前在国内媒体上公开发言的最后一次。
 
  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起承转合,信手拈来。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文· 杨天石
 
  唐德刚先生去世了。几家采访的记者都问我,你和唐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来想去,不记得了。我和唐先生多次见面,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见过许多次。1990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有三个多月住在纽约。那时,唐先生住在纽约近旁的新泽西州。自然,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唐先生平易近人,知道许多民国掌故,又健谈,一谈起来,议论风生,我们很快熟起来。纽约的华人学者之间常有餐会,记得我好多次赴会,都是坐唐先生开的车。
 
  不过,我认识唐先生,首先还是通过他的口述史著作—《李宗仁回忆录》。1980年,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辗转从海外得到原稿,内部发行。那时,我刚刚转入民国史研究不久,对该书史料的丰富和文笔的流畅颇为折服。后来逐渐知道该书的真正著者是唐先生,对唐先生便多了一份敬意。再后来读唐先生参加编撰的《顾维钧回忆录》,敬意愈增。顾维钧是近代中国的老资格的外交家。他的日记、文件珍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共约10万件,是该馆仅次于杜鲁门档案的第二大档。唐先生深入研究这些档案,又经过和顾维钧的多次访谈,才完成回忆录的写作。共13册,600余万字,堪称巨著。
 
  口述史是一门新兴的史学体裁。它是历史当事人和史学家合作的产物。过去,历史当事人常常写回忆录,但是,回忆常常有讹误,记错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情况很多;历史家的著作呢?大多依靠文献档案等死材料写作,缺乏新鲜、生动的活材料。口述史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弥补上述两种体裁的局限,将死材料和活材料结合起来。一方面,它可以保存历史当事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不见于文献档案,而且,其中不少是秘密,只有当事者才知道的秘密,不通过口述史就可能永远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有历史家的参与,它可以纠正历史当事人的记忆错误,深入挖掘、记述关键事件和关键秘密,使口述史更准确、更有价值。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口述史研究,主其事者为美国人韦慕廷教授,而其中的“苦力”正是唐德刚教授。今天,哥大还保存着几十个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自传和档案资料,其中都渗透着唐先生的辛勤劳动。可以说,没有唐德刚,就没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项目,也就没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煌煌巨著。唐德刚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口述史开创者,是这一领域的大家、巨匠。
 
  唐先生的几部口述史著作我都读过,是我研究民国史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它们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蒋介石、张学良和1931年“不抵抗主义”的关系。正是通过唐先生的访问,张学良向世人宣布,“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本人下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尽管文献已经证明,9月18日晚上,蒋介石并不知道沈阳已经发生的事变,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命令,但是,过去流传过一份所谓当年8月16日的《铣电》,其中有蒋介石劝张学良“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等语,成为蒋介石早就下令“不抵抗”的重要证据。我研究这一问题时,一时拿不定主意,《铣电》,有耶?无耶?后来,读到唐先生曾在《张学良口述回忆》中以《铣电》中的关键词语询问张学良,张明确否定回答。这样,我的主意就拿定了。
 
  除了口述史之外,唐先生还写过《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许多历史著作,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例如,他明明谈的是晚清,然而笔锋一转,却突然谈到了古希腊,谈到了秦、汉、魏、晋,起承转合,信手拈来,非常自然巧妙,豪无牵强附会之感。而且,唐先生性格幽默,谈吐诙谐。他的史学著作明白如话,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别人,至少我学不来,也学不会。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学”会不会因此成为绝响呢?
 
  我和唐先生见面时,大多数时间是听他讲,我不需要插话。从唐先生的谈话中,我得知,唐先生早年即富于爱国热情。他是安徽人。抗战爆发,唐先生曾率领一批年轻人千里跋涉,流亡内地。但唐先生和我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口述史。如他和张学良如何见面,如何访谈,如何因故中止等等。有一次,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花花公子、军阀、爱国者”(大意),张学良阅后,表示该篇是所有写张学良文章中,最准确地写出了自己性格特征的好文章。唐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们写张学良,往往为了政治需要而强调、突出其某一面、掩盖或否认其另一面。鲁迅曾经提倡,写人要写“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唐先生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所以才得到张学良本人的欣赏和肯定。
 
  我和唐先生最后一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2002年夏天,我从波士顿到新泽西,住在邹鲁先生公子邹达先生家里。听说唐先生中风,想去看望。邹达先生说不要紧,已经康复了。他为我安排过几次餐会,每次,唐先生夫妇都来。唐先生告诉我:中风初愈,拿起报纸,一片模糊,什么字也不认得了;幸而,逐渐恢复,阅读没有什么障碍了。我见唐先生记忆如故,健谈如故,除了略显清癯,走路多了一根拐杖之外,别无他变。我很替他庆幸。没有想到,此后唐先生即迁居旧金山,更没有想到,他此后即得了尿毒症,终至因停止洗肾而辞世。
 
  唐先生辞世,是中国史学界的大损失。但愿,“唐派史学”后起有人。(2009年11月1日匆草于北京)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8966_0.shtml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这里 或 拨打24小时举报电话:4000070609 与我们联系。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评论公约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