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代化问题
中医的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
－－钱学森
现代的各自然学科几乎都只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体系，唯有医学最为独特，至今仍分裂为两大独立的体系，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和民族医学（主要代表是中医）。在人类历史上，中医、西医是各自独立地朝同一方向前进，中医曾有着几千年的辉煌，而西医主要在近代一二百年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时至今日，西医临床疗效日益困惑，而中医尚与现代科技结合不力，其潜力远未发掘。如何使山重水复的当今医学走出一条柳暗花明之路，重现中医应有的光彩，从而实现中西医汇通合一，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世界医学体系，显然是中国医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人体科学最大的挑战。
古往今来谈医学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形成，反映这一时期的医学并成为基础的经典著作是《内经》。中医学把人体看成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一切事物都看成是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认为疾病的发展是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过程。重视肌体的内因，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相干”的观点，所以治病就是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在诊断基础上形成了以“四诊”为诊察方法，以“八纲”为辩证纲领，以“脏腑辩证”为基础进行临床辩证的理论。在疾病的防治上，重视预防，主张“未病而治”。在具体治疗上，强调“辩证求因”，“审因论治”，“治病求本”，并提出“标本缓急”，“虚实补泻”，因人、因地、因时施治等一系列治疗原则。
西方医学是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自然科学不仅为西方医学提供理论基础，也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西方医学的成就和优势是有目共睹的。从发现血液循环到心脏手术与器官移植，它取得了神话般的进展；从合成抗生素到大量化学药物的出现，它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从克隆技术到药效、药理，它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从最初使用的显微镜到目前的CT、核磁共振，西医诊断手段更是让中医望尘莫及。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近数十年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同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却正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报复：一方面，和人类息息相关的森林、土壤、水域、空气等不断受到污染和破坏，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外环境产生了超出人体生存适应允许值的变化；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中高度紧张的工作节奏、广泛而频繁的人际交往，以及饮食结构的不合理改变，导致人们生理和心理的严重失调，于是，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一道道新的难题又摆在医学工作者面前：首先是疾病谱不断翻新，一批批为西方医学所棘手的难治性疾病纷至沓来，正在成为笼罩在人类头上的巨大阴影，其中有些已排在死因前列，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有些则在迅速蔓延，如爱滋病等，引起全球性恐慌。其次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人类对生命质量的要求和对健康长寿的向往变得更为强烈，保健养生日益成为医学科学主题之一。
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导的西医学，面对现代难病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因为现代难病多属于整体性疾病，病因复杂隐匿，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制，病变涉及脏器广泛，因此，用包括手术、药物在内的、固定的规范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已知诊治方法，常难以奏效。同时这种方法本身又往往忽视人体自身的防卫抗病能力和自身修复的主动性，其次，必须着眼于生理、心理、全方位多层次的调节才能达到目的的康复保健，对长期致力于“对抗”为主的西医学来说也办法不多。
西方医学之短，恰恰为中医学所长。中医学立足于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和多种药物与非药物防治之法，无论是现代难治病，还是康复保健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就现代难治病而言，中医颇适于对它的诊疗，如中医学的整体动态观察的基本特点，有助于深入认识现代难病的本质，而依据中医学逆向思维的方式，审证求因，则可从疾病所显现的征候去探求现代难病的病因病机；尤其是中医学的辩证论治，不仅根据其出现的证候进行细致的整体分析，而且可在不同阶段作动态处理，这对于具有个体医学特征的现代难病有着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中草药及其处方，它们经过了最长时间和最大人群的人体实验，对其潜在力进一步挖掘，对其向调节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将为现代难治病的攻克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由于受道家文化延年益寿思想的直接渗透，保健养生一直是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几乎和这门学科同时诞生。它由整体观出发，重视身心交互影响，注意生活调理和体质锻炼，强调对时令地域的顺应，已经总结出一系列保健养生之法，包括精神养护、环境摄生、饮食调节、药物调养、气功按摩、医疗体育，和刚刚开始对这方面进行尝试和实践的西方医学相比，中医学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
中医学之所以具有这些优势，与它独特的方法论是分不开的。西方现代医学主体模式是：把人体视为一个孤立的封闭系统与其生存环境中的致病因子相抗衡，对外采取化学杀菌、抑菌方法，对内用手术刀剥离清除病灶，简称对抗医学。这一简单医学模式往往行之有效，它曾给人类带来光辉的一页，使诸多危害人类的瘟疫濒临灭绝，平均寿命大大延长。但是，直至二十世纪末，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仅仅用医用化学“武器”和手术刀并不能使人类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也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生命存活质量。与西医的主体模式不同，中医把人体看作是一个与外在世界变化对立统一的开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内在各个部分之间的不平衡被认为是人体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不平衡造成了人体与外在世界变化之间矛盾的激化。与中医这种病因病机的认识相对应，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调节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从而避免人与自然变化之间矛盾的激化。如：“削有余补不足”。“削有余”是指当生病时，五脏不平衡，必有一脏脏气亢进，一脏脏气虚弱，需要把亢进的脏气削弱，“补不足”是指把虚弱的脏气补足。削与补的依据是五脏达到平衡，中医师通过切脉来把握人体脏气的平衡与否，根据脏气的虚实进行削补、用药。此外，在施治过程中，中医中药是可以掌握知变应变原则的，则不会出现削过了头、补过了量的新的不平衡现象出现。中西医的区别就在于此，即中医用药是全面地调整人体五脏功能的，西医用药则是以杀菌、镇静为主的，不可混为一谈。
哲学是一切理论产生的源泉，中医产生于有着深厚哲学基础的古中国，自然在医学理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之处。事实上正是这样，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相通的，“医易同源”就是对这种相通性的一种客观认识。我们只要从宏观深入微观，从医易有关系入手于中医理论循序渐进地研究，就可以发现中医理论中的各个学说，均是以易为本源的，并且全部具体应用到人体生理、中药药性、辩证施治以及病因病机等方向。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气化学说、经络学说、脏象学说、药物归经、药的升降沉浮、四气五味，五运六气学说、子午流注学说等等，都与《易经》有着渊源。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它直接来源于《易经》，并在中医理论中得到了祥尽的发挥，如天人相应原理，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平衡原理等等均得到中医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这一学说直接指导了中医学理论的创立，这是不容否定的一个重大原则。
对现代的国人看来，一提到《易经》，人们就相当然地想到封建迷信，似乎它是封建迷信的总源头。而在过去的几千年来，国人一直把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自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它就以明晰、易懂、可证伪性强等优点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任，而中国传统哲学则由于描述的原理是深藏在自然表象背后，并且难以理解以致遭到怀疑甚至否定。可以想像，传统哲学的基础理论难不到理解，它的衍生物――中医的不可理解是必然的。
至今还有不少人把中国传统哲学看作是古人臆想及主观的产物，这显然是受了西方科学的影响所至，因为西方科学一直不承认不可观察的基础物质存在，而传统哲学所描述的正是这种基础物质最基本的运动规则。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学说是“气一元论”，它所揭示的就是连续在宇宙空间的一种最基础的物质，是这种物质不对称的周期组织与离散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物质世界。由于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则是内在于物质本性的，而且在不断转化中存在的基础物质也是不可观察的，因此中国的哲学家一直潜心于研究万物运动最基本的原理，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对这种统一在万物之中的自然之“理”的一种客观描述。尽管它抽象了自然界中的几种实际物质，但它所揭示的却是普遍存在于自然之中的“规则”。
明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我们就知道，中医学原理并不是仅仅是“直观的、自然的、朴素的”哲学系统，而是有着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这种基础就是内在于自然的统一性，中国的先哲们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具体应用到实践之中了。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西方科学由于“原子论”实践的成功，就走向了一条还原论的道路，它的特点就是只承认自然本质上的泛统一性，而拒绝承认一切现象内在本质上统一性，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它只相信可观察的物质现象，而对那些支配这些现象的内在原理“熟视无睹”。 由于欧洲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科学手段，从此西医走上了一条实验医学的道路，结构、静态、分析，其理论的证伪性较强，在科研方法上主要是还原论方法，即是将较复杂的、高层次的分解为较简单的层次，因此，西医强调在医学中就是把有机体分解为物理化学机械的过程，并以这些方面对机体及其疾病作出解释。这种还原论方法对机体各层次规律的揭示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通过分析还原方法使我们对人体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的层次，达到目前的分子甚至更高的层次。
不可否认，面对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工程的开拓，西方生物医学的前景还会有一番精彩纷呈的表现，继续为人类作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它的理论框架的局限性是不可逾越的，如它不承认显微镜下看不到的连续物质，结果使人体与外在世界之间及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和整体之间的普遍联系成为虚妄，没有了普遍联系，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必然性就得到不认识，而没有必然性，科学存在的意义就令人怀疑了。今天的西方医学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局部精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但我们对于整体的了解却越来越模糊。我们不知道自身和自然的关系，不知道疾病产生的内在原因，不知道大脑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不知道自身的未来等等，这些都是西方科学迷信他们精密的观测仪器，而拒不承认仪器观察不到的普遍联系造成的。
第一个向西方医学提出挑战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医本身，那就是精神病学的挑战，面对脑解剖学的局限，精神、心身病学失去了它的解剖学的支撑，接着便是免疫学的兴起，对解剖学提出了再次挑战。2０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生物医学，开始了对自身还原论的批判，他们开始意识到生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但是，无法摆脱机械还原论的羁绊，而没能及时找到新的理论基石。尽管2０世纪初，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崛起，从根本上冲垮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还原论。2０世纪4０年代后，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的崛起，以及70年代前后，非线性科学、混沌、分形理论等一系列跨学科的兴起，都是对西方经典生物学理论基石的重大挑战，但由于西方科学观念的根深蒂固，其基础理论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
显然，不管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科学，它们所描述的都是同一个物质世界，自然对物质世界最终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同样，不管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它们所描述的都是同一个生命整体，自然对人体的研究应该有同一个结论。尽管两者是在异质的文化土壤上和社会背景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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