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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目录学的种类和作用

 江风山月主人 2009-11-16
古代目录学的种类和作用
发表时间:2008-10-2 7:02:31    

       来源:互联网

       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目录工作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目”的含义是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把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作扼要的介绍的文字,二者合起来称为目录,或曰书目。一个完整的目录,大致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刻、提要、分类诸项内容。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目录的称谓有所不同。有的称“录”,如西汉刘向之《别录》;有的称“略”,如刘向子刘歆之《七略》;有的称“志”,如东汉班固之《汉书•艺文志》,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有的称“簿”,如晋荀勖之《晋中经簿》;有的称“书目”,如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有的称“书录”,如唐毋煚的《古今书录》;有的称“解题”,如宋陈振孙所编《直斋书录解题》;有的称“考”,如元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朱彝尊之《经义考》;有的称之为“记”,如明末清初钱曾之《读书敏求记》;有的称为“ 提要”,如清纪昀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所创,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到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总目》易乙部为史部,易丙部为子部,四部按经、史、子、集排列。从此,这种分类法便成为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方法。经部主要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以及解经的书和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史部主要是纪传体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野史,它如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仪等也列入史部;子部指古今诸子,包括《汉书•艺文志》的“十家”以及佛、道、兵书、数书、方技、阴阳、五行等;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论等。除上述两种主要分类法之外,还有九分法、十二部分类法等,但都是大同小异,影响很小。
       我国古代目录可分为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两大类,综合性目录包括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撰修目录和版本目录等,专科目录则为著录某一种学科书籍的目录,如中医学方面的目录《圣济总录》和《本草纲目》等;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儒家经典专科目录《经义考》;戏曲目录《录鬼簿》等皆是。
       我国古代目录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文明古国典籍繁富,史书不绝如缕的文化氛围之中,产生出不少优秀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远至春秋战国时代,讨论学术分类的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就已出现。秦汉时期,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以及序录图书、序次图书的《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杨朴的《兵录》等。我国古代目录学至此已略具雏型。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内容性质,将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汉书•艺文志》是东汉明帝时期由班固修撰。此书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删除辑略,把辑略中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各类著录的书籍基本上保留《七略》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的刘向、杨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成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移、补充,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的注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术志的先例。此后大部分官修正史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
       魏晋南北朝有许多重要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亦称《中经新簿》)。全书正文十四卷,另附佛经两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 20935卷。只记书名、卷数与撰人,没有提要或解题。该书按甲、乙、丙、丁四部分类,甲部收录经部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数术,丙部收录史部书,丁部有诗赋、图赞、没冢家,即集部书。《晋中书籍》是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一次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从汉至晋三百余年的学术发展状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东晋李充依《晋中经簿》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更换,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从此,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官修目录的定制。
       尽管如此,刘歆创立的七分法仍然有人采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如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就基本上采用七分法。《七志》四十卷,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著录典籍,并在最后附佛经录、道经录、实际为九类。《七志》着眼于收今书,并打破《七略》不收图的旧例,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对于全面了解图书内容很有帮助。但他将史书仍收在经典志内,有失妥当,因而受到后人的讥评。阮孝绪《七录》十二卷,分内外篇,内篇五录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二录为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6288种,44521卷。上述两书均已亡佚,《七录》虽失传,但《七录、序》仍保留在《广弘明集》中,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篇重要的早期文献。
       在专科目录方面,随着佛教的输入和盛行,出现了一些著录佛经的目录学著作。较早的一部是东晋释道安编成的《综理众经目录》一卷。此书首先以译人年代为次序,著录完整的好译本,其次著录失译经、摘译经、疑经、注经、杂经。这本书已经失传。我国现存最古的佛经目录是梁释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其编制体例是:“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及后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总经序”,据此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了解译经地点及年月。其书的编制体例和史料价值,得到后世的采用和推崇。此后,几乎各代都有佛经目录书出现,如隋代的《大隋众经目录》、唐代的《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唐朝魏征等撰。它根据柳顾言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并参考阮孝绪的《七录》分类体系编成。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 1064部、12759卷。后附佛、道二录。有总序、大序、小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类下著录书名及卷数,并多附以简要的注释,指明著者,记其时代爵衔,间或注明书的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隋书•经籍志》继承四部分类体系,并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类目名称,概括各部所包括的书的内容性质。对后来公、私家目录学的修撰产生直接影响。
       唐代编撰的目录学重要著作还有《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殷践犹、毋煚、韦述、余钦等修撰。共收录图书2655 部,48,169卷。有大、小序和解题。《古今书录》是《群书四部录》的修订、补充和简化的新本。著录图书3060部,51852卷。此二书均已散失。
       关于唐代的图书典籍,在两唐书中均有目录反映。《唐书•经籍志》二卷,后晋刘昀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四卷,为宋代欧阳修修撰。
       宋元时期有许多重要的目录著作。择其要者有《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校雠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崇文总目》66卷,是著录北宋政府藏书的官修目录,由王尧臣、欧阳修等编撰。收书30669卷,分四部四十五类。每类有序,每书有提要。《郡斋读书志》为宋晁公武编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该书连同《附志》,共著录1937部古籍。《直斋书录解题》为陈振孙修撰。著录图书51180卷。此书改进了书目评注卷帙、略论撰人名氏及品评内容得失的传说,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采用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他提出“通录图、书之有无”及详今略古的见解,主张目录书不在于记一代藏书,一朝著作,而是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先遗”,既记现存的书,也要记历代散佚亡阙的书;不仅记书籍,而且还要记图谱。这种目录学思想对我国古代目录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献通考•经籍考》是元初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马端临编撰。其特点在于发展了前人“总经序”的方法,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提要编辑体例──辑录体,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史•艺文志》为元托克托编撰,共著录宋代藏书9819部,11990卷,记载了宋代藏书情况及宋代著述的史志总目。但著录重复芜杂,谬误甚多。
       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基本上都是记一朝藏书之盛。而《明史•艺文志》则有所不同,专记一朝之著述。今本《明史•艺文志》由清代王鸿任明史馆总裁编写。《清史稿•艺文志》沿用此例。清代对历代正史中缺艺文志的都作了补撰,使正史都有艺文志,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代古籍总目了。
       明清时代私家藏书目录很多,并出现了许多专科目录、版本目录等。明代较著名的私家目录有高儒的《百川书志》 20卷,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三卷,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二卷,明清之际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等。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书。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定雕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很有见地。清代版本目录学成就较高的还有黄丕烈、顾千里。黄丕烈鉴定古书的题跋有1919年谬荃孙编辑的《荛圃藏书题识》等。另外,清代四大藏书家瞿绍基、杨以增、陆心源、丁丙在版本目录方面,造诸很深,并都有著述传世。
       在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最值一提的是清代中叶由清廷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一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该书初稿完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刊行于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 6793种、93550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每部有大序,统分44类,类有小序,其中一些较复杂的类又分子目,即第三位类,共有子目67个。凡类目、子目中著录的图书在需要说明源流以及归入这一类的理由的地方,则另加按语,“以明变通之由”。
       《四库全书总目》完成后,由于卷帙太繁,翻阅不易,纪昀等又删节提要、不录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后有清人阮元、傅以礼重编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对“四库提要”补正、辨证的书有胡玉缙、王欣夫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60卷及今人余嘉锡撰有《四库提要辨证》24卷等。
       《四库全书总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它集古代四部分类法之大成,其大小序、提要,对学术源流的剖析、作者的介绍简练严密,很有见地,但也有许多封建的毒素。鲁迅对此有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作了一个简单的巡礼。古书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作用,了解目录可以使我们“览录而知者,观目而悉词”,进而可以“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先秦诸子的学术观点及流派的演化情形;可从魏晋人目录学著作中附录的佛、道两录中窥见佛法东来和古代道家演变成道教的情形。因此,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其次,目录学可以指示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所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目录学,可以担负指导读者阅读的任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目录可帮助读者挑选自己需要阅览的书籍,解决如何读书,先后缓急的问题。因此,目录学是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最后,简略介绍一下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的关系。古代的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古人曾经将目录学称为校雠学,如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这是因为在古代进行较大的图书整理工作时,都有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这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贯穿于目录编纂过程之中,界线模糊。故古人把它们称为目录学,出现了校雠目录学、版本目录学的称谓。但随着知识的分化和科学的发展,终于导致校雠学、版本学从目录学中分离出来,现在校雠学、版本学已成为独立的学科。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各自独立,但彼此的联系依然存在。在厘定篇章、此勘文字、鉴定采原版本、考镜学术源流方面,这三门学科依然相互关联,是难以截然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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