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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当如是

 读书法 2009-11-24

  □本报记者  韩 璐  通讯员  吴 莹  肖 鑫□    

  10月27日清晨,长征医院。在从病房到太平间那不到百米的路上,800多名医务人员和患者排成了长长的队伍,送别一位刚刚去世的教授。在这位教授病重的最后5个月里,来医院探望他的不下1万人次。

  追悼会上,数千人集中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里,为教授送行。得知教授去世,6000余人陆续来到教授家中所设的灵堂祭拜,近百名学生轮流为他守夜,身在海外的60多位弟子万里致唁,寄托哀思。

  这位教授叫孔宪涛,1932年11月出生于山东,著名免疫学家,国家一级教授。他之所以被人们铭记,是因为他曾为我国免疫学界培养了一支威名远扬的“孔家军”。在这支队伍里,有58名硕士、86名博士、100多名正副教授。其中,还出了30多名博导、2名院士。二军医大附属医院里一半以上的科主任、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里1/3以上的检验科主任,都是他的学生。

  有人说他成就卓越,有人说他是一代名师,他的儿子却说,从来都不觉得父亲和平常人有什么不同,每天一样的上班下班,一样的买菜做饭,只是比其他人稍稍多些学问和见识。如今父亲走了才发现,他竟是一个如此高尚、如此杰出的人。“很多父亲生前的故事,我还是从为他守夜的学生那知道的。在家里,他常常讲起哪个学生又取得了什么成绩,却很少提到自己。”

  “永远在路上的教授”

  生前供职于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的孔宪涛,是一个不看门诊的教授。虽然不看门诊,他的研究成果却造福着千千万万的病人。在上世纪70年代,“免疫学”在国内还是一个新鲜词,而肝炎、甲状腺疾病等却都和免疫系统失调有关。如何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成为孔宪涛探索不止的课题。

  孔宪涛曾说,当科研道路真正开始的时候,自己已经年近半百。而决定在此时踏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原因有二:“一是总认为我应该有所贡献,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应有回报。二是自认为思维丰富,能出成果。”

  他豁出了自己,一头扎进图书馆资料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豁出了自己,在制作治疗肿瘤病人的免疫制剂时,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他豁出了自己,撰写《临床免疫学技术》的时候正值酷暑,为了抵抗高温,他将双脚浸入凉水,把湿毛巾放在桌上,还用棉花塞住耳朵,避免干扰。

  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委员,多家专业期刊的编委,以及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使孔宪涛有开不完的学术会议、审不完的学术论文、带不完的研究生。于是,他习惯了见缝插针,把时间空隙填得满满的。

  在与孔宪涛形影不离的公文包里,永远塞满了待审的稿件。出差开会的途中,他也会把稿子拿出来翻翻、写上几笔。有一次,他坐火车去西安参加全军检验年会,36小时的路程,审阅了12篇论文。孔宪涛从来没有过泡咖啡馆的闲情逸致,可每天中午,他总要冲上一杯浓浓的咖啡来驱除倦意,并借此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

  由于日夜想着科研的事,孔宪涛的梦境中也常常出现科研的内容。更稀奇的是,他甚至还在梦中解决了不少问题。上世纪70年代,长征医院从国外进口了一些设备,可“洋枪”只能配“洋弹”,长期依赖进口试剂的开销让医院承受不起。为了不被牵着鼻子走,孔宪涛天天琢磨试剂的事。有天夜里,他梦到一种蓝色的替代试剂,醒来后,他立即跑到实验室,用各种浓度的蓝色试剂做实验。最后竟然成功地用自制的“土试剂”取代了进口试剂,大大降低了成本。此后,“土试剂”被接连不断研制出来,中断的课题也纷纷得以进行下去。

  谈到勤于思考,刻苦钻研,人们总会想到“废寝忘食”一类的词汇,而孔宪涛的投入竟达到了忘记骑车走路的程度。在骑车上下班的路上,他常常因为思考问题太忘我而“遇险”。有一次,他不知为何倒在了马路中间,当迎面而来的无轨电车急刹停住的时候,他的头已经离车轮不远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骑车时思想分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车上想问题没干扰,可以想得很深入”。

  经过不懈的探索,孔宪涛首次在国内发现了5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检测标志物,为肿瘤、肝病等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方法,先后获得国家及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国家专利10余项,还撰写了大量的临床免疫学技术专著,使众多技术在全国医院得以推广。

  孔宪涛的开门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说:“教授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始终影响着我,让我拥有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和孔宪涛一起工作了30多年的老同事叶伟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功成名就的孔教授,我看到的永远是正在奋斗路上的孔教授。”(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孔宪涛的儿子说,父亲临终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感到时间实在太少了,还有很多实验来不及做,还有很多想法来不及总结。

  “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

  孔宪涛是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身为孔门后人,他的身上似乎传承了做老师的基因。正如学生们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

  孔宪涛6次荣立三等功,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军先进科技工作者、总后优秀党员。但是,“功成名就”这4个字绝非孔宪涛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为了事业的延续,他一直把带学生看做自己的首要任务。

  “院士可以不申报,博士点必须拿下来。”这是孔宪涛留给校长刘振全的突出印象。为了提高办学水平,也为了更加深入地搞科研,他在全校率先申报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率先引导学生发表SCI 论文。他培养出的学生,越来越多地成为军内外免疫学界的领军人物。

  对于弟子们,孔宪涛严格得近于苛求。很多研究生说,他们的文章在孔教授那里被推倒重来是常有的事。指导论文时,他不仅会启发学生的科研思路,还要求学生在表达方式上下功夫,既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还要有完整合理的结论。对于文章里出现的统计数据,他也总是亲自反复核算。

  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孔宪涛是周琳面前微笑的主考官,而正是那场谈话式的轻松考试,让周琳成了他的关门弟子。2002年,周琳代表医院参加优秀博士创新基金答辩,不到10分钟的发言稿,孔宪涛一字一句地改了3遍。在周琳试讲的过程中,他一边掐着秒表,一边反复推敲着开场白和结束语,语言的组织,详略的分配,语气、语速的把握,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现场提问。直到周琳准备出发时,他又匆匆赶来,把自己报告发言时使用的必备“法宝”交给学生:“激光笔,要的吧?”按照孔宪涛传授的“套路”,周琳的每次答辩都会得到大家的称赞,而教授的那支激光笔,也陪伴了她整整5年。

  在专业上,他堪称良师;在生活上,他又是慈父。“研究生保姆”是医院同事送给孔宪涛的雅号。学生们都把他引为知己,大事可以对他讲,鸡毛蒜皮的事也可以对他讲,甚至连找对象也要请他当参谋。渐渐地,登门拜望老师也成了学生们逢年过节的习惯。2008年春节,那时孔宪涛已经做过一次手术,周琳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带刚刚1岁的小孩一起登门。可她没想到,刚一进门就看到手里拿着小红包的教授,脸上的神情由欣喜转为失望:“小东西呢?怎么没带来?”

  对于教授的父爱,仲人前最有感触。他既是教授的学生和同事,也是教授精心挑选的主任接班人。而让仲人前念念不忘的,除了这份珍贵的信任,还有和导师一起做实验、一起在实验室里午睡的那段时光。“他睡木桌,我睡椅子。听着他的故事,也听着他的呼噜声……”

  “从没想过他会离开”

  在大家眼里,孔宪涛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从不悲观,从不衰老,没人能想象他会离开。他告诉科室里的年轻人,测试结果说,自己的生理年龄只有五十几岁;他自己配制了祛除老年斑的美容液,还把这个疗效不错的发明推荐给周围的女同事;他热衷于新上市的电子产品,笔记本电脑总是随身带着,游戏机打得比孩子还好,离开了网络也会无所适从;他有一颗童心,因为属猴,被叫做“猴爷爷”。

  学生送来的每一件小礼物,孔宪涛都格外珍惜。有一年教师节,周琳自制了一个小相框并放上自己的照片送给老师。没想到这个相框在老师的办公桌上一摆就是10年,直到他离开。如今,周琳自己也成了一名教师。今年教师节,她把学生送给她的一张卡片放在了电脑桌上。那个学生在发现时又意外又惊喜地说:“老师,我好开心啊!”面前的这个孩子,让周琳看到了若干年前的自己。

  孔宪涛既平易近人,也乐于助人,“要换位思考”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兄弟单位请他去指导工作,他从不推脱。去学校讲课,他决不迟到。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学生,只要向他请教,他一定有问必答,遇到不能立即答复的问题还要去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再给学生回复。即使是公司的小销售员上门,他也会耐心地打打交道,告诉人家,如果换作是他,会怎样推销自己的产品。

  孔宪涛从来没有架子。社会活动频繁的他经常外出开会,却很少要求医院派车。这位市政协委员曾经因为骑车到政协礼堂开会而被门卫挡驾,也曾经因为挤公共汽车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上车时被人流拥倒而摔成踝关节骨折。

  退休被返聘以后,孔宪涛仍然拒绝专车接送,朝七晚五赶班车上下班。第一次手术住院后,每逢周三,穿着病号服的他照例参加科室每周一次的检验报告审核,而大家一旦拿不准检查结果,也还是忍不住去病房里找他帮忙。每当同事怀着矛盾的心情把片子拿给孔宪涛诊断时,他却反倒立马打起了精神,乐呵呵地说:“我的止疼药又来了。”

  孔宪涛的病是年轻时得上的。那时,由于缺乏防护,他在清洗试管时不慎割破手指,染上了肝炎。从上世纪80 年代初开始,他就致力于研究慢性肝病和肝硬化的早期及无创伤诊断,自己却不幸经历了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三部曲。今年夏天,由于病情恶化,孔宪涛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在手术的前一天,他为医院员工上了最后一堂党课。而在孔教授生前记录自己病情的本子上,记者看到了如下的话:“第一次手术(2008年4月)后,为了讲课,我不惜吃各种止痛药(抗风湿),没想到,当我发现已晚矣,两次大出血皆是我自己造成的。”

  

  后 记  

  与孔宪涛熟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招人想的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真的离开大家。透过一段段鲜活的讲述,与孔老从未谋面的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位乐观、忘我、阳光、慈祥的教授,曾经那么真实地存在过。直到辞世以后,他仍然无处不在。他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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