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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斯特律师请托马斯中校举出他的亲身经历做个说明，思考了片刻后，托马斯说了一个他做过的事情。托马斯曾计划营救一名被德国人逮捕的地下抵抗同志，他是在托马斯去伦敦的时候在法国被逮捕的，所以，托马斯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空投返回法国。
“我的同志”他说道：“被关在雷恩监狱，位于布列塔尼。我侦察了监狱的外部情况并想办法贿赂了一名监狱看守，这样也许我能找出成功救人的办法。”
“然后我安排了我手下一些会讲德语的人穿上德军军装，拿着伪造的必要的证明文件去把人从监狱里弄出来。我们偷了一部德国汽车，另外我还有一部小型卡车，我们把它装扮成囚车的样式。”托马斯绘声绘色地介绍着。
“我们计划开车到监狱，对看门的德军出示假证件，然后我们就开那辆德国车进去，小卡车开进去时故意把它熄火，这样，那些看守就没办法关上监狱大门。”
“那些装扮成德军的人，其中有一个化装成军官，他将走进监狱警卫室。如果我们要救的那个犯人没有按照假文件的要求被送出来，如果对方出现任何的犹豫，我们的人就要迅速而又安静地解决那些警卫，反正绝不能让他们发出警报，当然我也计划好了，事先要切断电话线。”
说到这里，托马斯停了下来，杜斯特律师就此提出了几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为了这次行动而专门搞来了德军军装？”—— “是的！”
“你们是怎样搞到这些德军军装的？”—— “细节我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命令过他们，为了搞到德军军装可以不择手段。”
“那么，你们是否也考虑过也使用德军的徽章标记？”——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我们考虑过一切！”
“包括徽章、军衔以及其他一切可识别的德军标记？”—— “绝对是的！”
“你是否计划过携带武器？”—— “当然，我们必须对付那些警卫。”
“请你准确地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如果必要的话，杀了他们，我们没办法带着俘虏。”
“这些计划的实施都是要身着德军军装？”—— “是的。”
就在准备袭击雷恩监狱的前一天晚上，托马斯自己也被德国人逮捕了，于是杜斯特律师的问题回到了“习惯”上，他问托马斯：身着德军制服进行“阴谋诡计”是不是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惯用手法？
托马斯回答说：“上级把任务交给我们去做，他们会说‘这个任务交给你，我们并不想知道你如何去完成任务，但如果你被抓住了，那只能说明你是个傻瓜，我们是不会承认你的。’”
对于身着敌人的军装进行“作战”一事，杜斯特律师的提问非常谨慎，因为他还不太了解托马斯会如何回答。
“当穿着德军军装时，那些秘密情报人员是不是全副武装呢？”—— “是的。”
“为了防止被发现，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杜斯特律师轻声问道。
托马斯中校扫了一眼法庭，法庭上旁听的的军人们议论纷纷——他们不得不对这一深刻而又复杂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眼光又扫到屏息静听的旁听席，他又看见了主控官罗森菲尔德上校——他带着他的法律书籍以及作战地图正逐渐败退，他已经无法通过现有的法规、条例、附件打赢目前的这一法律战役，托马斯的五个字回答彻底击败了他：
“干掉那些人！”托马斯答道。
杜斯特律师掩饰着自己的微笑，斯科尔兹尼知道这个案子结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关于“盗窃红十字会包裹以得到美军军服”这一指控了，这一指控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有些不清不楚。杜斯特律师抓住机会提问：英军是如何得到德军军装以及身份证的？
“嗯，”托马斯中校思考了片刻：“我们有些办法。有一些军装是从德军驻法国的司令部里偷来的，相当多的一些法国地下抵抗人员在某些特殊场合杀死那些德国佬以获得那些身份证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我不能告诉你。”
杜斯特律师问道：“是不是也包括从德军战俘那里得到这些身份证？”
回答是“可以肯定，一个军人如果被俘，他有责任必须丢掉那些身份证明，如果他带着这些东西被俘，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注：身份证明会间接地泄露相关军事机密。）
现在，托马斯中校已经证实了“改变习惯的战争”。他作证指控那些布痕瓦尔德的看守是为了惩罚那些看守残暴野蛮地对待那些无助的平民，也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一名军人，必须照顾好自己；他被要求不要宽恕他的敌人并且不要提供任何对他们有利的证词；他出现在达豪军事法庭的这座木屋里，把国际法本身推上了法庭。
因为托马斯中校站出来坦率地说出了那些事实——盟军也做过斯科尔兹尼被指控的事情，所以对法庭来说，要么宣布这些被告无罪释放，要么宣布针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法律是不同的。这样的话，士兵们在以后的战斗中接受命令很可能需要事先检查一下该命令是否与国际法相违背，这次审判就是个好例子。如果敌人首先违反了国际法所以你也可以违反它——但你最好确定自己站在了胜利者这一方，这就是战争规则。“杀掉那些人！”——杀人或者被杀。
托马斯中校从证人席上走了下来，斯科尔兹尼悄悄地发了个命令，所有的被告站起来立正，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被告们再次坐下。
托马斯中校作完证离开达豪的那天，斯科尔兹尼并没有得到允许去见一见他的这位“新伙伴”，他写了一张纸条给托马斯表示感谢，他得到的回复是：“你从事的那些该死的战斗非常出色······，我确信你会被释放的。无论怎样，如果你需要一个地方过过退休日子的话，我在巴黎有一处住宅。”信纸下面附注了他在巴黎的公司地址，托马斯现在是一家制衣公司的经理。
法庭的宣判已经毫无疑问了：所有的犯人被宣布无罪！但是却发生了奇怪的拖延——演出结束了，幕布却拒绝落下。
第一个出来致“闭幕词”的是罗森菲尔德上校，他祝贺了这些犯人后解释说：“请你们理解，我只是像一个战士那样接受了自己的任务。”斯科尔兹尼回敬说：“和我们一样！”事后，罗森菲尔德上校向记者们表示：“我还是认为这个斯科尔兹尼是欧洲最危险的人！”
虽然美国军事法庭宣布他无罪，但他没有获得自由，没有！斯科尔兹尼的同志以及部下把他抬上肩膀回到了牢房，他们准备了礼物——蛋糕、香肠、苹果——“庆祝他又被送回了监牢”，这一天是1947年9月12日，刚好是成功解救墨索里尼的纪念日，原来他们准备庆祝的是这个。这天晚上的庆祝聚会，斯科尔兹尼没有参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说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想引渡斯科尔兹尼：他们那里有一些可怕的罪行需要斯科尔兹尼去回答。在困惑了两个星期后他得知：这都是错误得，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引渡他。报纸上又开始刊登关于“冷血杀手”的传奇故事了，于是他被送到“开放营”（指相对宽松的战俘营），在这里，他得到了真正的友情，这对他就足够了。他的囚衣破烂不堪，于是一名美军中士找来了一些德军军装帮他改成一套衣服，“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斯科尔兹尼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让我再一次觉得我是一名身处这些战士中的士兵。”
斯科尔兹尼和拉德尔被要求帮助美军军史部门编写关于墨索里尼行动的详细过程，他们答应了。随后他们坐着一辆颠簸的卡车一路回到了奥博鲁赛尔的战俘营，他们又一次回到了关押重案犯的单人牢房。
不过这一次，斯科尔兹尼和拉德尔奋起反抗了：我们是无罪的，现在又是在帮你们美国人做事，为什么让我们住在这种地方？抗议有效，他们得到了更好一些的住处。这个监狱还有个奇怪的规矩：关在里面的所有德国人必须使用代号。拉德尔的代号是“Baker”，斯科尔兹尼的代号则是“Abel”，不过这个代号并不能阻止美国兵高叫“斯科尔兹尼”这个名字，只要他还在通缉名单上。随后又有两个老朋友到了这里，一个是“X-ray”，另一个是“Zebra”。
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一下子热闹起来，随着“轴心国莎莉”的加入，他们组成了一个“疯狂帽子党”。（注：疯狂帽子党这一玩笑是英国的一个传统玩笑，源自《爱丽丝漫游仙境》，这里不再详述。轴心国莎莉指的是一个美国女人Mildred Gillars，她在德国柏林受雇于戈培尔的宣传部门，她在专门向盟军的宣传广播中被美军称为“轴心国莎莉”或“柏林的婊子”，但她的广播确实受到盟军——尤其是美军士兵的喜爱。战后她因叛国罪被捕，被法庭判处10年有期徒刑。）在狱中，轴心国莎莉教斯科尔兹尼学习英语。
1947年的圣诞节来临了，斯科尔兹尼他们依旧没有被释放，不过，他得到了两周的假释。汉娜·莱契的居住地就在奥博鲁赛尔，在这之前，斯科尔兹尼曾经委托她去慕尼黑看望一下自己的家人。1947年的冬天是一个饥饿的寒冬，城市完全变成了废墟，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平民百姓。“如果我能彻底看清战争这个魔鬼的嘴脸”斯科尔兹尼表示：“唯一的原因仅仅是：我也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假期结束后，斯科尔兹尼准时回到了奥博鲁赛尔监狱，这时他才知道他又被盯上了，他的假释是有原因的：美国人依然认为希特勒还活着，斯科尔兹尼也许能带着他们找到希特勒的藏身之处。
1947年的一月过去了，这是寒冷的一个月；二月，他们为美军历史部门所做的工作完成了。这时，一个美国的委员会，热衷于对希特勒的追捕，有一个德国空军士兵向他们透露，他曾经看见过希特勒与斯科尔兹尼在一起，他们在某个机场象飞到别处去。该委员会正饶有兴趣地审问该士兵时，医生跑来打断了审问，他告诉他们，这个士兵的头脑不是太好。
现在，一切都快结束了，但越来越多的关于希特勒逃亡的疯狂故事促使美国人把斯科尔兹尼再一次带回纽伦堡调查盘问。随着这项工作的完成，斯科尔兹尼从美军监狱转到了一间德国监狱继续关押。
很久以前，斯科尔兹尼和拉德尔自愿参加了德国举行的“去纳粹化”运动，现在，另一个等待过程又开始了。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参加了帮助附近城镇清扫轰炸造成的残垣断壁的工作。每天下午在达姆施塔特战俘营（斯科尔兹尼现在被关押到这里），你都可以看见这个德军特种部队的首领排着队拿着镐和铲子出发去参加劳动，或者能看见他坐着达姆施塔特的“废墟特快”顺着铁轨而去······。路上有些人能认出他来（斯科尔兹尼过去作为德国的英雄人物，曾经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报纸杂志上），有些学生会递给他一两支宝贵的香烟，有的家庭主妇会给他咖啡喝（代用品咖啡）。
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他的案件被推延了七次，新的文件被提了出来，新的指控还悬而未决，官员们耸着肩膀表示：“我们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和我们无关。”斯科尔兹尼万般无奈之下写信给为他作证的托马斯中校，现在他们成了朋友，他想问问他的意见，很快，白兔先生回信了：“逃跑！”
自从斯科尔兹尼被宣布无罪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年的时间了，这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潜逃，他之所以还留在战俘营里是因为他的顽强，他想彻底洗刷自己名字上的污点，要出狱就要像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堂堂正正地走出去，而不是通过逃跑这种不名誉的方式。但现在，他受够了！他在战俘营里绕了一圈，告诉他认识的那些狱友，他不会再待多久了。
1948年7月27日，斯科尔兹尼逃跑了！没有用钢丝剪，没有用绳梯，没有用贿赂也没有挖隧道，他就这样逃走了！
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一辆运货卡车正要离开战俘营，在看守的视线之外，斯科尔兹尼钻进了卡车，躲在后车厢的货物中间。就在这时，拉德尔发出了一阵大笑，这是一个暗号，其他的三四名战俘开始掩护斯科尔兹尼的潜逃行动。车门关上了，斯科尔兹尼庞大的身躯隐藏在车厢中，汽车慢慢地开出了战俘营的大门。开到一个拐角处，司机停下车，让这个兴奋不已的逃亡者出来坐到前面他身边去。（注：关于斯科尔兹尼的逃跑方式，他自己一直不愿意谈论，包括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抱怨过“人们总是要我说如何逃跑的，让人厌烦，我就是那样跑出去了。”而斯科尔兹尼对他的传记作者曾提到过他的逃跑，更加具有斯氏特色：一辆卡车，几个他过去的老部下装扮成美军宪兵，对战俘营的看守说要带斯科尔兹尼去纽伦堡受审，稀里糊涂的看守就让他们走了。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些伪装的宪兵，他们的制服和车辆车牌都是美国人自己提供的，其目的是不想让斯科尔兹尼被移交到苏联人手里去。无论真相是哪一种，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盟军对德军战俘的看押是很不严密的，只要稍稍下点功夫就可以逃走，问题是，逃跑后的前景并不美好，德国全境到处缺吃少穿，不一定比战俘营更好过。）
战俘营外面的朋友早已安排好了，有个人在距离达姆施塔特10英里外的一个小火车站等着斯科尔兹尼，还为他准备了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必要的东西）。斯科尔兹尼在一个小木屋里换了衣服，随后搭火车去了斯图加特。第二天，他已经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站在那里看着山峰的最高处，那里就曾经是希特勒最后的堡垒，斯科尔兹尼不禁黯然。
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坐飞机逃亡？很快就传来了一个明显的暗示：斯科尔兹尼为自己的未来所做出的果断决定，德国当局对此非常高兴，他们一点也不想制止他。但如果就此宣布释放这个“欧洲最危险的人”，可能会激怒盟军，从而打乱他们向西德提供经济援助的行动。所以他最好跑远一些，等这件事情平息后就可以回来了，他们不会再次逮捕他！
斯科尔兹尼拒绝偷偷摸摸地活着，这就是答案！不过他可以通过伪装的办法，一小瓶过氧化物就可以把那些好奇打探的人搞迷糊，有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这个金发巨人在贝希特斯加登抱着他的女儿——她是被一个来访者特意带来的。斯科尔兹尼花了几个月时间用于日光浴、登山、砍树这些活动上，他很满足。他所遭受的那些磨难严重伤害了他的情感与力量，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1949年的初春，他已经准备好换换地方了，投入更广阔的世界里而不是窝在山上，而这时，他的逃亡已经渐渐被人遗忘了。在慕尼黑附近，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他在附近再次发现了人们的友谊。到了夏天，他已经开始公然开着车周游德国，到处寻找战时的那些伙伴，但他经常找到的是寡妇和无主的家庭。
1949年10月，斯科尔兹尼一家去法国圣日耳曼看望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没有被战争破坏（注：德军驻大巴黎司令官肖尔铁茨对保护巴黎有极大的功劳，《巴黎烧了吗？》一书有详细叙述。），所以路上非常顺利。巧合的是，有一个记者拍摄到了斯科尔兹尼：他正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路边一些人因为煽动赤色暴动被捕。这个记者冲出去想找到他，而斯科尔兹尼已经消失了。
在里昂附近的一个农场，斯科尔兹尼度过了冬天，修养得非常好，他恢复了一些过去的活力。随后他又赶到了靠近萨沃伊的小城梅杰福去滑雪，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斯科尔兹尼在开罗、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继续从事‘新纳粹运动’而不断遭受失败”的神奇故事。在法国，他发现了报纸的“幽默”以及他认识的那些法国朋友不断给予他的安慰，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在他所遇见的那些法国人中不可思议地消失了，甚至当他们知道他是谁之后也是如此。
又是一个春天到来了，斯科尔兹尼彻底找回了自己，他开始贪婪地寻找工作。但这次他的回来，对德国政府来说却是不合时宜的，好像他唤起了德国人过去崇尚武力的传统一样，而这时的波恩政府正在努力摆出一副爱好和平、端正高雅的新面孔来面对全世界。在请求工作许可证这个问题上，有人提醒斯科尔兹尼：你来自奥地利，那么你是否参加过奥地利摆脱德国的解放战斗？斯科尔兹尼觉得这个问题太奇怪了，为什么？对方马上告诉他：那你现在最好立即动身去维也纳，对盟军战士张开手臂欢呼，感谢他们解放了奥地利。斯科尔兹尼对此觉得不可思议，他是一个战败国的军人，他曾试着抵抗盟军并阻止他们，就因为这样，他成了对现在这个国家来说多余的人。灰心丧气之下，他的目光投向了西班牙。
1950年的夏天，战争再次爆发了，战争的威胁从朝鲜席卷全世界，西方盟国立即开始重整武装。比利牛斯山显然无法抵挡住俄国人的突击。斯科尔兹尼认为西班牙军队勇敢善战、遵守纪律，非常适应游击战的艰苦，这支军队如果用现代的方法加以训练，是可以迟滞俄国人的进攻的。斯科尔兹尼认为他可以提高4—5个师的战斗力，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支“欧洲军团”执行特殊任务以帮助西方盟国抵御俄军入侵。
目前在德国有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他们普遍对平民生活无所适从，盟军也是一样，他们那里还有大批德军战俘，可以从他们当中挑选出一些最好的士兵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如果俄国人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导致西班牙军队失败的话，这支部队也可以用于防御西班牙北非一线。当然，斯科尔兹尼的想法里也并非全是关于防御，也有很多关于打击入侵者的设想，这完全要看领导者的智慧了。
一些德国将领很欢迎斯科尔兹尼的计划，五角大楼的人也很感兴趣，西班牙当局也很关注。然后就是一大堆政治及军事的协议书，这些官僚体系拖缓了这项计划的实施，一直被西方排斥的西班牙提出，第一次正式意见应该由华盛顿提出，而美国则认为应该由西班牙政府提出来，同时，战争的危险正在逐步消退。1951年，斯科尔兹尼放弃了他的计划，开始把精力投入到个人的事业中去。
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以及一些借来的资金，斯科尔兹尼靠这些简陋的条件在Gran Via大街上开了一家只有两间房间的工程公司，公司的位置不错，位于马德里的主大街上。工作、工作、工作，斯科尔兹尼拼命地努力着，他这种工作方式在西班牙人中极为少见，所以他实在没有理由不成功。
战后的西班牙需要一切与建筑有关的人，工程建筑师成了抢手货。斯科尔兹尼突然发现他成了这个商业圈子里的佼佼者，当初在纽伦堡的证人席，他作为战争犯罪的证人兼被起诉人，所以不可能被德国的商业圈子接受。斯科尔兹尼还拜访了一些他过去的“狱友”，这些人过去都是企业家、科学家或经济学家，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毫无保留地教给他关于商业方面的知识，所以，斯科尔兹尼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商人。1952年，他承接了战后西班牙与德国之间最大的一笔生意——价值500万美元，为铁路建设提供材料及机械工具。现在，每周都有一些他过去在狱中的伙伴跑到马德里来找他。
这时，传来了一份波恩政府的新的公告，黑森法庭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宣布斯科尔兹尼已经通过“非纳粹化”检查，经过漫长的七年审核，他的记录是清白的。在此之前，驻马德里的盟军管制办公室，经过调查，完全同意为作为“过去的敌人”的外国人斯科尔兹尼颁发旅行证件，这样一来，斯科尔兹尼就可以随时出国洽谈蒸蒸日上的业务了。
1954年夏天，斯科尔兹尼从非洲的一个研讨会返回，高层人士对这个“不凡的推销员”欢迎的热烈程度让人惊讶，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只要他曾去过的国家，都有一些上层人士喜欢他：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兴趣使他们打开了大门欢迎他。当然，也出现了预料中的谣言：他已经开始帮助埃及统治者，并派遣了蛙人对付苏伊士运河里的英国船只。
斯科尔兹尼—— 一个无法无天的名字！但他是被冤枉的，虽然这一点很难被洗刷掉。后来，被废黜的摩洛哥苏丹被他的保镖——法国士兵们——从科西嘉带到印度洋的某个小岛上，巴黎方面报道说：此举是为了挫败阿拉伯联盟，但是，是谁提供了50万英镑让斯科尔兹尼把这位苏丹带到他在开罗的朋友那里去的！
记者们问斯科尔兹尼对此有何评价，他嘲笑着表示了惊讶：“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如此焦虑，他们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地加强苏丹的保卫工作，而不应该象现在这样无所作为。毕竟，我只是个已经退休的‘绑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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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昵称207370 > 《传奇——斯科尔兹尼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