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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原：量化考核与“两种文化”

日期：2005-05-05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刘兵、江晓原教授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一、基金制度不一定是好事     由于量化考核、计划学术，许多好的课题是申请不到基金的。     江晓原：各位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正式作演讲是第二次，我曾把它戏称之为学术相声。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此次演讲的主题，来源于我们两人近年在上海报刊上开设的两个对话专栏。我们的专栏是真正的对话——我写一段在网上发过去，然后他有一个回应，又发过来。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也更有启发性。我们俩比较适应这种方式。曾经有一次因为赶时间，我们就在一个会议之后，共用宾馆房间里的一台电脑，你敲一段，然后我敲一段，这样来完成了一篇对谈。     刘兵：我们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面的栏目题目叫“南腔北调”，因为江晓原是典型的南方人，在南方任职。我是典型的北方人，在北方教书。“南腔北调”之外我们第二个专栏就是在《文景》上的“学术品位”，是一个更长篇的对话。为什么要开设这样的专栏呢？在与学界打交道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在做学术，但是我感觉到学术与学术之间是有差别的。我跟学生长期都是说要做有品位的学术，而不在于发表多少篇论文。今天，我们就是结合那两个专栏来谈一个这样的主题。     江：“南腔北调”专栏主题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主要是指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关系。近年来我们一直很关注“两种文化”，并且卷入了多场争论。而且我和刘兵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今天为什么要把学术品位和“两种文化”联系起来讲呢？是因为我们感到，量化考核的盛行，学术品位的败坏，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没有解决好造成的。     刘：关于“两种文化”，我来补充一点背景。“两种文化”是自50年代C.P.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从那里开始，科学文化伴随着科学专业化、科学家阵营形成，人文文化则伴随着文学等人文知识分子产生，而且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差异、冲突、分裂。我们是针对这样一个背景来谈的。     这里我讲一个江教授的逸事。现在杂志、文章很多，看不过来，怎么办？那就要筛选。怎么筛选呢？我就介绍一下江教授的筛选绝活。他说打开一本书来，首先是目录，左一列是题目，右边是作者。先看题目，其中有一些题目，无论是什么人写的我都不看；再看作者，因为对学界圈子比较熟悉，所以某些人无论写什么我都不看。这样交叉一选择就会找到有价值的文章。有这么一回事吧？     江：这听起来有点傲慢，但在实际操作中很有效。     刘：这种评价机制反过来会作用到做学问的人身上。在做学问、评价学术价值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会陷入到这种思路中。我跟江晓原说，我一直有个题目想做，但是肯定没有基金会会支持这个题目。我想做的就是：现有的人文学科基金的资助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破坏作用。     江：我个人感情上支持这个做法。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严肃的报告，对我们实行了多年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优劣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实施了这个基金制度，比以前的行政拨款究竟好了多少？有什么地方产生了好的结果？什么地方产生了破坏？我相信会有一天人们会来评估这个。我个人感觉，当年的行政拨款比现在好。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说，因为我迄今已经主持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自己也评审别人的项目，但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不合理，还不如以前的行政拨款。其实现在国家也拨款，只是引进了评估机制，以为这样能将基金投到好的项目中去。实际上，由于我们热衷于做这种量化考核、计划学术，基金未必能投到好的项目中去，许多好的课题是申请不到基金的。     刘：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体制之中，如果完全不考虑体制的要求，那是肯定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经常要不幸地做出妥协。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个故事。当时是在香港开会，也是跟江晓原一起，一个北大的教授就讲起一个北大学术评价的故事。北大人文学部在评定教师职称和教师成果时，有学术委员提出，如果有两人成果相当，那么有项目、有经费的那个人不仅不能加分，反而要减分，理由是：另一个人没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也作出了同样成就；而你拿了国家的经费，成就也只是如此，所以要减分。我们可以想想，像这样的标准现在还剩下多少？     二、量化考核只会淹没陈寅恪们     我们今天很喜欢量化考核，可能就是因为没什么人敢于承担责任。     江：那天在香港我还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量化考核？因为我们把那个称之为“法治”。怕不公正，所以弄出个杠杠来。两个学者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就比3篇好。而“人治”的办法是这样的：校长觉得某某人好，认为他可以做系主任，那就聘请。我们还是举清华的例子。当年梁启超向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有没有学位啊，没有，有没有著作啊，没有。当时校长就有些顾虑了，说这样不行啊。梁启超立马说，陈寅恪的那些论文比我这么多著作的价值还要大。校长听了这话就聘请了陈寅恪。当然，“人治”有很多坏处。比如说校长是个混蛋，他可以聘请他的没有才能的小舅子，而“法治”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反过来我们可以想想“人治”有没有好的一面。那个校长把他的混蛋小舅子聘请进来，如果做得不好，校长就要负责任。梁启超当年把陈寅恪推荐进来，如果他尸位素餐、不称职，校长和梁都要负责任，梁启超是以他的人格为陈寅恪负责。也就是说“人治”下，搞坏的事情就有人负责。“法治”之下，没有任何人会为错误负责任。我们经常看到聘请了一个教授，经费待遇都上去了，但是不称职、跟同事也不能很好合作，但是找不到任何人为此负责。因为聘请这个人是由学校委员会投票决定的，引进人才的条例写得清清楚楚，要有正高职称、博士学位、三本以上学术著作、国外工作经历……这个人都有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得到正高职称是通过腐败实现的呢？怎么知道他得到博士学位是开了后门的呢？这些问题都是由别的学校负责的，可是别的学校也是“法治”，也是由某些委员会认定的。因此，无论把事情搞得多坏，没有任何个人会为此负责。我们今天很喜欢量化考核，可能就是因为没什么人敢于承担责任。     刘：做学术已经分成几种类型了。数篇数的是一种类型。我在所里带学生，虽不像你做院长有那种痛苦的挣扎，但是学生毕业前要在各种级别的杂志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这也是一种量化过程，它可以促使你发表一些论文，但是发表之后是否达到了我们量化的原先目的呢？论文原本是想以最好的方式将学术研究的心得写出来，但是最后变成了数数。     江：杨叔子院士有一次到交大去，我就问他，你当校长怎么对待量化考核？杨叔子说我区别对待，对工作有妨碍的，我糊弄到最低限度，对我工作有益的就拼命干。我们都意识到这个不好，但是个人无法反抗，杨叔子当校长都没法反抗。量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数数的时候就把质量扔在一边了。当我们只要评价很少数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文章都看一遍，是不是好，是不是糊弄的，但是现在只要看数量，而且数量是越多越好。结果只能审查你是否造假、是否真的发表，不可能审查你是不是老生常谈，是不是有创意。时间、精力不可能允许你一篇篇地审查，只能按照SCI、EI等分等级登录上去就算了。这样，好的文章也被淹没在垃圾中，显不出来。文章都经过这样处理，你在高级刊物上通过走后门请吃饭，发表了一篇狗屁文章，另一个人花了几年时间苦心研究发表了一篇，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种量化考核极大地败坏学术研究。     刘：也就是说类似于一种劣币定律的概念，竞争取胜者不是有品位的、好的学术研究者。量化说的是成果产出的考核，它的前一个步骤就是计划，这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基金——不管是社科还是自然科学的——几乎没有未实现目标的，（不是说没有不过关的，但是极少极少），绝大多数都达到了，而且在申请的时候就预设了能够达到目标。     江：而且还有规律，钱越多，得奖概率也越大。如果你弄了1个亿的项目，你肯定能完成一个大成果，而且获奖的概率也很大。     三、专利局小职员的身份成就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幸好去了专利局。进大学就要评职称写论文，这会妨碍他自由思考。     刘：这不仅是国内的问题，在国际上也有类似倾向。2002年我在剑桥听过一个报告，是科学史系里的非常高级、每年一次的重要报告。著名科学社会学学者科林斯考察了一项自然科学研究——引力波。他通过社会学研究发现，没有什么成果也要变成有成果。一个项目投了很多钱，就要有成果。但是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不成功的。我们看看科学史就知道了，科学家做的工作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如果说这么多年都成功了，那不得了啊，甚至是可怕的。不成功很正常。引力波这项研究实际得出的是零结果，也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探测不到这个结果。但是这样就对基金会没有交代了。于是就变通了，对于这个过程解释一番，我的仪器、方法是新的，我给出了一个不能超越的极限，于是就有成果了，也就通过了考核。     江：你说的这个现象中外都一样，因为拨款的人不可能容忍自己的拨款是一个错误，所以一定会有成果。这个完全可以支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宁愿要行政拨款。行政拨款不要求你对这个拨款有交代，不要求你有结果。现在搞成什么都是基金、项目的，就要求你必须对每个项目负责，都要有结果，这就是“计划学术”的作用。很多学校、单位得到上面的指标：今年要发表SCI的论文多少篇、拿到纵向的基金多少万。弄好了指标到了年终的时候就要汇报，看你的指标是否完成了。每年都要做这种无聊的游戏，院长就要去找计划处长讨价还价，要拼命降低指标，处长就要拼命提高指标。年底时就翻出了年初时的指标，一看，指标要求发表SCI10篇，结果发表了12篇，这是超额发表。发表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不管，只要数量，而这个数量是开始就订好的。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他们觉得做学术好像流水线生产一样。学术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刘：我们以前也谈论过这个话题，不是直接相关，但是间接有密切的联系。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这个跟1905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相联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科学史上的典型事例。爱因斯坦当时在专利局中做小职员，不是教授，没有基金，完全是业余研究，写出了几篇在今天看来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文章。而且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真正最后得奖的是那个相对而言最不起眼的。当我们有着大型的资助时，可能没有预期的成果，反之当没有规划时，还有不可预测的成果。我们可以想想爱因斯坦以来有没有哪一年哪一个科学家在哪一种规模的资助下可以再现那个奇迹？     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爱因斯坦的故事我认为是个教训，对今天来说意义很大。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教训。他的成功是自由思想的成果，没有任何量化的考核。爱因斯坦晚年回忆，他幸好去了专利局（当年他进不了大学，只能通过同学的老爸当上了专利局的小职员）。他认为当小职员有好处，进了大学就也有现在的这种要求，就要评职称、写论文，那些要求会妨碍他自由思考。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材料，当然我觉得这个材料有点夸大其词。说有人做了统计，中国最近20年学术论文数量极快增长，但是因为大多数都是垃圾论文，以至于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反而下降。很多国际学者干脆不看中国大陆的论文，或者只看极少数经过严格挑选的几个人的论文。大多数人看这个材料是不高兴的，但是我们如果在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那一天真的会来到的。     四、唯科学主义要不得     学界有很多争论，归结到终极上都是用科学主义来分析。     刘：我们开始谈到了学术品味的败坏是由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交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诸多原因之中最重要的是“两种文化”的问题，用更直接的话来说就是，它反映了对学术评价、学术计量等等的科学主义倾向。     江：我们有时候也用“唯科学主义”——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最好的文化体系，不需要别人来纠正（因为可以“自我纠错”）；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至少有这样一个信念，认为现在之所以有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是因为发展得不够，发展到某一天就一定能解决。     刘：因为我们两人学科的特殊性，除了学术工作之外，我们会经常在公共媒体上出现，很多人送了个说法——“科学文化人”。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学界有很多争论，很多人参与进来，包括科学主义、敬畏自然等等，归结到终极上都是用科学主义来分析。我和江晓原是反对科学主义的。很多人做了大跨步的逻辑推理，认为反科学主义就是反科学，因此我们就被说成了“反科学文化人”。其实我们两个是学科学出身的，再怎么样也不会反科学的。     江：从量化考核到“两种文化”，中间需要有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在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论证了科学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科学主义相信用科学手段可以创造美好生活，这一切都可以事先规划起来，因为科学技术万能。按照这种逻辑就出现了计划经济。计划学术就是计划经济的翻版。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学术是可以规划的，经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规划，有了规划你们才能进步。但是科学史上很多进步不是规划起来的。     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我们搞计划经济的时代，倒还未搞计划学术；如今计划经济已经被我们抛弃了，我们却反而搞起计划学术来了，这是天大的笑话。     刘：我们今天提到了很多弊端，但是在现实环境中做学术、研究就形成了一种矛盾。每一个学者和同学都会面对这种矛盾的张力，我们可以尽可能反抗，但是反抗过度就成为烈士了。如果完全不按照规范去做，不发表论文、不出版专著、不申请课题，你就下岗了，不发表论文你就拿不到学位。我们怎样在矛盾中把握这个平衡点，既有反抗又有妥协呢？     江：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做：一是要有抵抗意识，知道这是些不好的风气。我有时候不得不妥协，但是心里知道这是不好的。第二点我称之为“阻尼震荡”。有一次校领导就把我们集中到度假村去开会，谈对学校发展的意见。我说很多的考核、评比都是干扰学术发展的，但是我知道你们一点都不弄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要求。但是，如果每一级领导都尽可能地减弱这种折腾，应付到最低限度，形成“阻尼震荡”，让振幅越来越小，就可以大大削弱其危害。     讲演者小传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兼及科学文化与传播等方向。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多部专著、个人文集和译著。     江晓原     1955年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科学·历史·文化”网站（http：//www.shc2000.com）主持人。近年在科学史之外，颇致力于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约30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还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和杂文，并在京沪多家报刊杂志开设有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