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

2009-12-19  胡绳纪念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读 书 笔 记
 
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
 
        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理想,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一个古老的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过古代人并没有用这样的名词,例如中国古代有过“大同”的思想。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这类不能实现的想望当然与资本主义无关。到了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出现了种种更成形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是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理论表现。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不认为他们的理想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任何瓜葛。
        十七八世纪直到19世纪初期的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理想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能出现,只是因为理性和正义未被人们所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一旦有先知的天才掌握了这种认识,并使这种认识推广开来,那么一个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最合理的社会就能实现。这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取决于有无这样的先知的天才,而不受任何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恩格斯说:按照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7—208页)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但完全不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及以往的各种剥削制度,其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走入迷途,背离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或者简单地说,是由于人类犯了错误的缘故。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清除这种错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以摩莱里和马布利作为18世纪提出“直接共产主义理论”的代表。(同上书,第207页)摩莱里(法国人,生世不详,其著作写于1747—1755年间)在他所著《自然法典》中,向“治理人民的凡人”说教道:“你们要按照自然规律去纠正政治和道德的缺点。为了在这方面获得胜利,你们一开始就要使真正英明的人士具有充分的自由,以便与支持私有制精神的谬见和偏见作斗争,当私有制这个怪物被打倒以后,你们就通过教育来巩固这个幸福的改革制度。然后,你们就不难使你们的人民采纳类似我所拟订的法律。”(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第121页)他的书中写出了他所拟订的公有制社会的“法律”。这位空想家所设计的新社会,和正在开始形成并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毫无关系的。恩格斯所提到的另一个18世纪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人马布利(法国人,1709—1785),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在一个气候宜人,水流清洁的“荒岛”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这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马布利选集》中文版,第170页)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荒岛?当然是为了同“走错了路”的社会割断关系。
        但是,人们的想象终究不过是现实的某种影子。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其实是借鉴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来设计他们的理想社会。摩莱里的“法律”所规定的理想社会,是以由同样数目(10或10的倍数)的家庭构成的“部族”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又以多少个部族构成城市,构成省,构成民族)。凡20岁到25岁的公民都从事农业,25岁以上的一定数量的人成为各业的工人(手工业工人)。人们的产品都交到公共仓库,生活用品和生产中所有的原料都从公共仓库中领取。公民之间的买卖或交换绝对禁止……这实际上不过是个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所以摩莱里强调,在一切公民的衣食住方面都严格禁止奢侈。(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第120—122页)
        产生于资本主义初起时期的这些空想,在人类思想史中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它们只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花。这些空想家猜到了私有制的社会终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为什么私有制必然会转变为公有制,不知道到达公有制的现实的道路。他们所设想的新社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绝无关系的。他们越是精心地周到地设计新社会的图样,越是表明他们和历史发展的实际相脱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演变为阶级社会,这并不是由于人类犯了什么背离人类本性的错误,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同的剥削制度的嬗变,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必然出现的过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憎恶、厌弃的态度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就是说,它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结果是,“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471页)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阶级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周期发生的危机中,看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自己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曾经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来说,这个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终于成为它自己所产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桎梏。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更大发展。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种革命之所以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没有这个物质前提,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只能陷入空想中。
        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个意义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关系。
        但是,仅仅看到这种对立关系是不够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及其国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继承下来。如果不继承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就不能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不妨简单地说,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
        为什么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就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第一,就没有足以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这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第二,当然也没有无产阶级。只有后一点而没有前一点还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就产生了,而仅仅有无产阶级并不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列宁曾经这样论述18世纪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他们是现代无产者的最早的代表人物:“雅各宾党人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因为18世纪法国在大陆上被极端落后的国家所包围,同时法国本身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银行,没有资本家的辛迪加,没有机器工业,没有铁路。”(《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7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生产力,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早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就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在一代代阶级社会间是如此,从阶级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
 
        列宁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开始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不能不予以较大的注意。    
        十月革命前夕,1917年8月到9月,列宁写了他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列宁在这本书中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就在这篇论著中,列宁也谈到社会主义要以资本主义的成就为基础。他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他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国家的职能。(《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页)他又说,“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等等。(同上书,第46页)
        1917年9月底,列宁又写了题为《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的论文,其中驳斥了“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的说法。他重述《国家与革命》中的论点。他说:无产阶级“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6页)然后他又谈到“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9—300页)
        可见,列宁是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的问题分成了两个方面:压迫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必须“打碎”它;而组织大生产的国家机构,以银行为代表(不过列宁说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则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拿过来,在割断它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后,它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间,俄国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所提出的错误观点之一,就是把凡是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必须抛弃的。列宁为克服这种幼稚的观点做了很大的努力。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建设的列宁,的确可说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但是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反复论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下的一切“材料”。“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所说的“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认为这是很可笑的,是把“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交给了“托拉斯的组织者”。对此,列宁批驳说:如果这种言论出于15岁的孩子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289页)
    列宁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36卷,第129页)    在1919年的另一次会议上列宁又这样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列宁全集》第36卷,第6页)
        列宁之所以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内容,当然是因为他已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的缘故,而这又是和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有关的。
        人们通常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一般地这样说,却未必正确。例如,如果是在西欧17、18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优越性。虽然那时,如前所述,已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代替封建制度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通常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依靠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文明。这样的说法,也需要补充。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这制度的优越性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们能很好地进行这样的继承、利用和吸取),然后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才真正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
 
因为落后,更要学习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的,那么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最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
        但历史的发展比一般的预想要复杂得多。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在哪一个国家中)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也有国内条件,包括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无产阶级政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历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度”,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1919年他说:“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3、294页)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可以接受,这至少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此,列宁特别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几个月,列宁主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在1918年4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中,他尖锐地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推翻,“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列宁全集》第34卷,第238、239页)
        列宁的这段话使人想起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说过的话。毛泽东在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列宁的这种说法。在反驳这些“左派”分子的空谈时,列宁说:“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接着他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0页)
        在1918年列宁虽然已经考虑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社会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一般地不同新政权合作,而持反对态度,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没有能实现。俄国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结束后,1920年苏俄曾立法实行对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在讨论租让制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要挨着他们(指租让的企业——引者)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列宁也谈到租让企业“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问题。他说:“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
        列宁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列宁的逝世使新经济政策过早地结束,这对于苏联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起了什么影响,是值得研究的。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仍然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他在著名论文《论粮食税》的结论中说:“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列宁全集》第41卷,第232页)
        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的关系,说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如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左”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这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正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中得到验证。
 
                               这篇读书笔记是1985年2月写的,未发表过,但作者在1987年写的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曾提到这篇读书笔记中 
                               的基本观点,并且采用了其中一些材料。
                               原载《人民日报》199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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