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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了民国文化人的社交生活片段，勾勒出民国文化人的人情地图，于细节处见人情冷暖，从小事处看前辈风范……
完满婚姻两个字：“给”与“受”
著名文人夫妻的情感生活
林语堂与廖翠凤——完美婚姻的秘诀 林语堂和他的妻子廖翠凤都是福建人，林语堂出生在漳州，廖翠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两个很要好的厦门籍同学——陈希佐和陈希庆兄弟。有一次暑假，林语堂去厦门的陈家访友时，对陈氏兄弟的妹妹一见钟情，可陈家是个富豪家庭，对林语堂这个穷牧师的儿子不感兴趣。陈父转而将隔壁的廖家二女儿翠凤介绍给他。 廖家虽说家业不如陈家庞大，但在厦门也是名声显赫的富家。廖翠凤的二哥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与林语堂也有交往。经陈父搭桥后，林语堂应廖翠凤二哥的邀请到廖家做客。此时的廖翠凤正在上海圣玛丽书院读书，对林语堂因学习成绩优秀曾三次上台领奖的事早有耳闻，她躲在屏风后边偷偷地看他，对林语堂颇有好感。晚上林语堂住在廖家，廖翠凤还将他的衣服给洗了。第二天林语堂穿衣时发现衣服很洁净，并不知道是廖小姐给洗的，还以为这是廖家待客的热情呢。 对于这桩婚事，廖翠凤的母亲心里并不认同，她觉得林家穷，为女儿的未来生活担忧，就对她说：“从吃白饭的人家，嫁到吃糙米的人家，你受得了吗?”没有料到女儿却说：“贫穷算得了什么!”就这样一锤定音，他们定下了终身。 林语堂毕业后，应聘到北平清华学校中等科担任英文教员。3年后他申请到美国留学。行前，于1919年1月9日与廖翠凤举行了婚礼，并带她一起赴美读书。婚后，林语堂同廖翠凤商量说：“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时才有用，我们烧掉它吧，今后用不着它的。”一根火柴将结婚证书烧掉了。 林语堂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一直是甲等，可是他的助学金却被取消了。原来是清华在美国的留学生总管施秉元拿留学生的津贴去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后上吊自杀了。林语堂没有了生活来源，恰巧中国劳工青年会招募华工，他就和妻子到法国去打工。后来德国马克贬值，他们用自己的积蓄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这期间，他们夫妻的生活仍然很拮据，为了维持生活，廖翠凤只得变卖自己的首饰来补贴家用。外国人对玉器没有兴趣，每件首饰都卖不上好价钱。翠凤虽然心疼得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也不得不贱价卖掉。每当此时，林语堂总是安慰她说：“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廖翠凤并不计较这些，依然支持林语堂继续读书。 1923年林语堂携妻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20世纪30年代又到美国从事写作，生活境遇大大改善，他与廖翠凤的爱情依然夫唱妇随，恩爱如初。1969年他们在台湾举行结婚50周年庆典。林语堂为妻子准备了一副金质手镯，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明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按他们女儿的说法，“天下再没有像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林语堂好静，廖翠凤喜欢热闹；林语堂不修边幅，廖翠凤每次出门都要打扮得齐齐整整；林语堂好吃肉，廖翠凤喜欢吃鱼；林语堂多愁善感，廖翠凤却重视实际。然而这些不同的个性，却没有成为他们的婚姻的拦路虎，相反的却成为婚姻互补的有机因素，使得他们的爱情永葆青春。有人问他们，50年婚姻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夫妻抢着回答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林语堂也感慨地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廖翠凤将他的灵柩运回台湾，下葬于林家庭院后园，继续与他相伴厮守。 张友鸾与崔伯萍——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1926年正月初十，著名报人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送了一副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引用了《西厢记》的唱词，吸引了很多宾客的注目。其实，朋友们早就以“张郎”和“崔娘”戏称这对恋人，因为他们的姓氏恰巧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暗合；而且张友鸾在办报之余，喜爱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西厢记>批评与考证》，难怪朋友们拿他们开心了。 张友鸾比崔伯萍年幼一岁，可巧的是他们是在同月同日出生的。他们都在安庆城里长大，也都在安庆城里读中学，只是没有机会相识。1922年夏天，他们都考进北平平民大学，成了安徽来的同窗，很快就相识了。1925年大学毕业后，张友鸾受聘到《世界日报》当编辑，而崔伯萍则回家乡教中学。他们分别后比同窗读书时更为思念，经常书信往还，互赠诗文，寄托情思。终于在1926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从此成为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 1929年张友鸾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时，一度经费拮据，四川军阀刘湘闻讯派人表示可以出资支持，但张友鸾不乐意仰人鼻息地办报，予以拒绝。夫人崔伯萍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南京，仅仅26岁的崔伯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承担起家务。无论张友鸾早出或是晚归，夫人都为他安排好菜饭。正是因为崔伯萍的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友鸾在繁忙的办报之余，有精力涉猎他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他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出版时，他特意题写了“送给妻萍”，留给妻子作为纪念。 崔伯萍也是很有才华的。张友鸾的一些报界朋友经常聚在一起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种打诗牌，没有诗词的功底是不敢介入的。有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萍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下面就轮到崔伯萍了。她略微沉吟了一下得出诗句是“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她的诗句，惊动四座，大家拍手称赞。这恐怕与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典诗词有关，闲暇时友鸾吹箫，伯萍吟唱，妇唱夫随，其乐融融。 反右期间，张友鸾被打入“另册”。对此，夫妻二人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而是处变不惊，顺其自然，仍然相濡以沫地面对命运的变故。闲暇时老夫妻还经常逛逛琉璃厂旧书市或天桥市场。“文革”之初，他们被安置到西四胡同的两间西厢房栖身。当时张友鸾疾病在身，还与妻子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回到了‘西厢’呀!”这对恩爱的夫妻，在人生逆境中相依为命，休戚与共，互相成为生存的依赖，直到年近90时才相继辞别人世。 梁宗岱与沉樱——“又爱又恨”的“怨偶” 梁宗岱是一位著名翻译家，现代诗人，1903年生于广东新会。1925年留学法国。28岁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后转入广州外国语学院，直到1983年病逝。 梁宗岱与沉樱结识之前，他们都有过一段婚姻。梁宗岱早年由父母包办，在老家娶了何氏为妻。夫妻之间没有感情，梁宗岱在北大教书时，根本不回老家。不料，1934年他的元配夫人何氏却来北大找到文学院院长胡适，称自己是梁宗岱的合法妻子。梁宗岱不承认这种包办的婚姻，因而被何氏上告到法庭。作为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很讨厌这种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他对梁宗岱的行为不满，并出庭为何氏辩护，致使梁宗岱败诉，赔了很多钱财，梁宗岱愤而辞职离开北大。 沉樱在与梁宗岱结婚前也有过一段婚姻。1927年沉樱到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复旦剧社。她与同学马彦祥合演了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由此产生恋情，于1929年结婚。第二年沉樱毕业后，专事创作，与马彦祥感情出现危机，终止了维持一年半的婚姻。后来她离开上海到北京发展。在北京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刚从法国归来，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梁宗岱。在交往中，他们感到彼此志趣相投，特别是梁宗岱的渊博知识，翻译作品时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使沉樱十分仰慕。而梁宗岱也很欣赏沉樱的创作才华，在交往中日久生情，恋恋不舍。 1934年梁宗岱离婚后，遂与沉樱东渡扶桑，同居于叶山。第二年回国，梁宗岱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沉樱与梁宗岱正式结婚。婚后，沉樱闲居家中，偶有所作，于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作家》。 梁宗岱与沉樱，本来是很匹配的一对，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两人又都从事翻译，有着志趣相通的文艺天地，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语言。可是，自从1939年梁宗岱夫妇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北碚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沉樱追求创作的欲望出现了矛盾，夫妻二人经常发生口角，感情出现裂痕。 1944年梁宗岱回广西处理家务时，偶尔看了一场粤剧《午夜盗香妃》，对主演甘少苏非常欣赏，托人搭桥，互相认识了。他们二人一见钟情，不久同居。沉樱得知这个消息，愤然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重庆。当时，赵清阁劝她冷静处理这件事，沉樱却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沉樱依靠教书和写作维持生活，终将三个儿女抚养成人。 沉樱和梁宗岱并没有履行离婚手续，在名义上仍是夫妻。沉樱的大女儿思薇说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他们俩其实并没有化解不开的心结，彼此欣赏，相互关爱，但是，他们的个性都太强，脾气都很倔犟，互不相让，这就难免造成感情的裂痕。在他们分居后，彼此惦念之情并没有熄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恢复了通信联系。1972年沉樱写给梁宗岱的信中写道：“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这种“怨偶”的关系，正好是这对“又爱又恨”的夫妻的生动写照。 摘自《文化人的人情脉络》赵朕、王一心著 团结出版社2009年2月版 文汇报2009年6月20日第七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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