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绘画艺术：德国绘画大师: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urer作品

    这位天才少年已经准备好了要独自一人将现代文化引进德国。只是，他那充满好奇和疑惑的目光和基督式的指示性手指表明，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人与人的世界的欣喜观看，也不同于荷兰文艺复兴对于外部世界的执拗关注，德国的文艺复兴将略带苦涩地凝视人自身。而这将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独行者和先锋派。

    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丢勒相信艺术家必须要深入观察自然和竭力发现宇宙的秘密，以揭示和表现美。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其半中世纪的信念，认为艺术家连同其艺术应是上帝的工具。当米开朗基罗以大卫雕像(1501－1504)展现人的完美和新生时，丢勒以同样高超的技法创作了蚀版画《圣尤斯塔斯》(1501)，将这位殉教者与神迹相遇的景象表现的如人间乐园。不过，他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则是稍早一点创作的《启示录》木刻组画，其在内容和表现风格上更明显带有哥特式教诲性小型画像的特征。

    同达芬奇一样，丢勒也具有科学的头脑，因而曾深研数学和透视学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和论著，其画的动植物素描之精确完全可以同达芬奇所留下的相媲美，但同时他又对《启示录》中记载的各种怪兽的存在深信不疑。

    他平生不停的旅行，足迹之广，眼界之阔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与比肩，可又始终保留着一些农民式的愚昧和狭隘。他相信理性和知识会使人成为高贵的存在，却又对于人的不完美有一种深刻的意识。

    他出身于一个中世纪的工匠之家并生活在艺术家地位最为低下的国度，却成为当时欧洲最为独立和骄傲的艺术家。作为自画像之父，他是欧洲第一位为自己的容貌和身份所吸引的画家，从而成为伦勃朗的先声。他多少已经意识到艺术会使其不朽，却终其一生为死亡正在迫近的念头所追索而无法摆脱肉体将要消失所带来的恐惧。就艺术风格而言，尽管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但其置身于其中的德国传统却使其艺术多少保留了一点中世纪哥特式遗风，同时又令人惊讶地率先展现出某些巴洛克特征。

    丢勒的教父安东·考包格尔是纽伦堡的印刷家兼出版家。在当时，这家最大的厂子，对丢勒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儿童时代初次接触到铜技巧，这个经久不灭的印象，对他后来在版画艺术方面创造性地发挥起了决定作用。

     1485年，德国教育在人文主义影响下处于即将进行改革的前夕，丢勒进入了纽伦堡的一所公立小学。依照他家的传统，父亲让儿子在自己作坊里当学徒，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首饰工人。丢勒在作坊里初次获得了绘画训练，并且很快精通此道，这就成为他从事艺术活动的基础，丢勒为学会首饰工艺所必需的装饰艺术，进一步开始临摹艺术家们的人物画，还临摹了马丁·桑恩古厄的雕刻等，这为他想做一个艺术家创造了条件。丢勒十三岁就用银针刻了第一幅自画像，并在画上写道：“1484年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照着镜子画了自己。”他第二年的钢笔画“宝座上的圣母玛丽亚和天使”为第二幅最早期作品之一，该画被保存至今。

     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丢勒对人物结构和绘画法则感到很大兴趣，因此，他请求父亲允许他做一个画家。其父依从了儿子的愿望，送子到纽伦堡附近的画家迈克尔·瓦尔盖默特画室，契约规定学徒三年。丢勒临摹了老师的作品，还逐渐学会了多种绘画技巧，并以大自然，人体以及植物为对象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开始尝试创作。同时还精心研究色彩的调配和运用，所以，当他学徒期满是，就能够按照艺术法则，进行创作了。二十三岁的丢勒成家立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正式成立了画室，开始画肖像画。

     后来，丢勒完成了第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启示录”的木刻组画。这本启示录起源于罗马帝国尼禄王朝旧基督教的神秘的幻想。他制作了一组十五幅不朽之作，表现了人类在十五世纪末叶，由于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感到无可奈何的恐怖和失望的情绪。当时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斗争，饥饿和剥削之间的斗争，人民的激昂情绪终于发展成为无数次的宗教的，政治的和革命的群众运动。丢勒想把启示录中的幻想付于现实的形象，给予这些幻想以寓意的力量。其中几幅画，不隐讳的对统治势力进行了批评，他把自己的意见交给每一个人的良知。

     自从“启示录”刊行后，丢勒被名列于当代大艺术家的光荣行列。腓特烈又邀请他绘制第二幅祭坛画。1498年丢勒以充沛的活力和初得声望的信心。画了一幅身穿华贵服装的自画像。（现存马德里的普拉多陈列馆1514年3月19日，丢勒在他母亲去世的前两个月，给母亲画了一幅肖像，在这幅木炭画里他创作了他一生中最活泼动人的作品，这就是传到现在的唯一的一幅丢勒母亲的肖像。当他母亲于5月17日逝世后，他在画上题了几句话：“这就是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母亲，1514年祈祷周前的星期二夜间二时逝世，享年63岁。”说明他终身对母亲的尊敬和热爱。

     1523年末，丢勒开始写自传，不仅作了自己一生的回顾，而且叙述了他的双亲和他十七个兄弟姊妹及他自己的生平遭遇。当时在世的只剩下他的一个弟弟。

     1525年，丢勒的重要著作“量度艺术教程”出版。因此，他跃居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流艺术理论家之列。1526年，是丢勒创作杰出肖像的一年，如《伊司马斯·范·鹿特丹》，成为他最伟大的一幅人物杰作。

     1527年，丢了第二部科学著作《筑城原理》出版。1928年，《人体解剖学原理》脱稿，这是他二十七年来对人体解剖学研究的结晶。可惜，他没有看到这部著作的巨大影响。五十七岁的丢勒，从荷兰归来后，体力衰弱，屡为病魔侵扰，这颗灿烂的文化巨星于1528年4月6日突然陨落了。

丢勒绘画作品:

Adam and Eve 亚当与夏娃 1507年 209cm×81cm（左） 209cm×83cm（右） 板 油彩 普拉多博物馆藏

    《亚当与夏娃》画于两块长条形祭坛屏板，让传说中的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分别占据画面的两侧，分开便可成为两幅独立的男女裸像。其中夏娃左手摘禁果，右扶树技，正在行走，光彩照人的似舞形体给人活泼秀美的楚楚动感。亚当的形体不如夏娃细腻优美，他半张嘴，头发散乱，表情恍惚、惶恐，左手紧张地捏着一截带果的枝叶，亚当的难堪拘谨与夏娃的微笑自然，形成风趣的映照。两人的阴部均被簇生的树叶遮住。德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比南欧晚起，民情对性爱问题持更严肃态度，因而德国民族对人类性文明的贡献大量体现在性科学领域。丢勒乃至其他德国艺术家对人体艺术投注的精力也不如意大利与法国艺术家多。《亚当与夏娃》对人类的性与肉体美体现了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通过男女形象的动静粗细结合，忧喜参半地表现出来，符合当时处于宗教改革时期德国文化的特点与要求。

四使徒 丢勒 油画 1526年 左右各215.5×76厘米 现藏慕尼黑画廊

    
《四使徒》是丢勒晚年创作中的成功之作，作于1526年，是他当时赠给纽伦堡市参议会的，十七世纪下半叶被装饰在市政厅会议室里。这幅画由两块长条画面组成，每块画面为215厘米×76厘米。在这两条画面上，丢勒分别画了耶稣的门徒约翰和彼得、保罗和马可。左图中，年轻俊秀的约翰，内穿浅绿上衣，外披红色的大氅，侧立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中的圣经；一旁的年老的彼得也低着他宽大的前额，俯首阅读，彼得手中捧着巨大的金色钥匙，他们显示出温柔、善良的性格。右图中，披着浅色大氅的保罗，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握着利剑，双目怒视，显示出刚毅的性格，深邃的眼神，锐利而逼人；一侧的马可，手握一卷，机警地注视着四周。这两组人物的形象、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严格说，画面上除了四个脑袋和两件硕大的袍子、两本圣经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
    但脑袋是有表情的。表情来自头发、脸部的肌肉、还有眼睛。
    思考着的眼睛有些忧郁、平静而专注，眼神往往是凝聚而内敛的，光线从里向外收拢，直达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多血质的眼神是跳跃而单纯的，是冲动、激情的汇合，光芒四射，闪烁不定，有些张狂和直白，落在哪里都不太稳定，像上窜下跳的电脑鼠标。粘液质的眼神就比较复杂和暧昧了，显得粘稠和沉重，还有几分失望和忧虑。所以那个年老的彼得，干脆就把脑袋低下了，因为有眼睛和没有眼睛，这个世界都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而胆汁质的眼神就完全不同了，多少有点神经质，或是多疑和压抑的，那种放射式状咄咄逼人的目光，能够焚毁鲜花和垃圾。正视这样的眼睛，需要勇气和智慧。
    我们把眼睛闭上。那两件巨大的袍子开始说话。袍子是主人性格的体现，袍子的颜色、袍子上每一道皱褶和形状，都是袍子主人的语言。
    红色也许表达了热情和乐观。米灰色也许象征着冷静和思虑。被小心拢起的袍子是自律而严谨的，随意披散的袍子，传递出率真和轻松。侧位的袍子是含蓄的，正位的袍子更坦荡。袍子上的阴影有点令人发怵，彼得的衬衣让人欣悦。剩下的是黑色的背景和脚，还有冗长的圣经题款，都充分展示了丢勒的写实功力。
    《四使徒》是16世纪纽伦堡宗教改革的成果，所以它带来了新鲜的感觉。后来它成为丢勒最重要的油画作品，成为德国艺术的写实风格与意大利艺术的典型塑造的完美结合。

    在这幅画的下部，丢勒曾请一位书法家题写过这样内容的文字：“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愿所有执政者时刻戒备，别把谬言视作神谕，因为上帝从不给自己的话增减只字。为此，我希望大家聆听这四位至尊至善的使者的劝告。”看了这幅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约翰和彼得在寻找、研究真理，保罗和马可则表示要捍卫真理。丢勒对这四个人物形象并未按传说的特征描绘，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据说约翰的形象就是采用了他的朋友、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杰出的活动家麦朗赫顿的肖像特征。这幅画历来被看作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艺术的纪念碑，它体现出丢勒的人文主义思想，蕴含着丢勒对宗教改革的态度，也显示了他的油画艺术的那种宏伟、概括、严谨、有力的特点。

自画像

　这幅画家29岁时画的半身肖像与真人等大，他穿着华贵的裘皮大衣，正面望着我们，同时把右手放在胸前，手指着自己的心脏部位。在那个时代，这种神圣的正面姿态通常只用于画基督或国王，丢勒这样画，大概是要向人们表明，艺术家的神奇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上帝等同的。他把北方严整细致的传统风格同文艺复兴艺术的建筑性和体积感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戴手套的自画像 丢勒 板上油画 1498年 52×41厘米 现藏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戴手套的自画像是丢勒著名的自画像。画面上，丢勒一幅潇洒的骑士模样。他内衬镶有花边的百褶紧身衣，外穿滚着黑边的紧袖外套，头戴一顶黑白条相间的软帽，手握白色手套，肩上披着一袭褐色斗篷。这是德国当时最时髦的青年装束。丢勒卷曲的长发，随意披落在两肩，一撮稀疏的褐色胡须，使26岁的他显得老成持重。画面的背景，是一扇敞开的窗户，窗外依稀可见夏日北欧美丽的风光。窗外的风光隐喻着丢勒那段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的难忘之旅。自画像在16世纪的欧洲并不普遍，丢勒创作的一系列自画像，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件非常哥德式的举动。

父亲的画像 油画 约1497年 51×40厘米 藏伦敦国家画廊

忧郁

   铜版画《忧郁》，画面上有诸多象征因素，迄今还难以做出确切的说明，不知丢勒所赋予的所有物件，与他对中世纪的科学与当时的炼金术的表征有什么联系。画上有一硕大的多面体、圆球、天平、钟、刨子、缺口的剑，沙漏记时器、入睡的狗、斑上的数字，以及用石笔在书写的哪个神话人物丘比特等等。所有的一切寓意何在？这在所有关于丢勒的研究材料中均无明确的答案。

    这幅画作于1514年,是在德国宗教改革的前夜,它多少濡染着一种时代转变的精神,可能画内渗透着的某些哲理因素与此有关。上述这些复杂的细节似乎也饱含着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对自然与人生探索的象征意义。

    我们在画上看到一个坐着沉思的强健女性,她是忧郁的象征,她的全神贯注,表明在思索着一些充满苦闷、困倦甚至失望的问题。好象有一种束缚力,使她无力解脱。她背上有一对翅膀,但不能飞翔。她手中拿着的圆规,是她想测量又找不出答案的科学工具;左侧一旁的丘比特(小爱神)竟也撅起嘴唇,不再嬉戏,在那里发楞。而那条蜷缩着的狗,正在打瞌睡。这里显然是一间学者书斋,外面又象是木匠作坊,前景上有许多木匠用工具。墙上和地上散置着的天平、沙漏计时器、锯子、刨子、圆球和多面体以及木梯等,都处在一种凝滞状态,惟独在天际和海港上空之间,有一只蝙蝠,抓住一条上面书有忧郁字样的标签迎面飞来。

    在右上角的建筑物的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四次方阵(也可称魔方阵,把与1、2、3……相连续的整数,配列成正方形,使排列在纵向、横向及对角线各数的和相等,就称之为魔方阵或称方阵),而方阵的最下一行的中间两格,正好是1514,就是这幅铜版画的制作年代,据说它也是丢勒的母亲去世的年代。

那么这个忧郁的女子以及图上所有细节意味着什么?美术史家们有不同的推测,笔者拟取其中一个说法,认为较能通达:即是说这里的工具与科学仪器所引起的忧郁,是属于当代的实用知识,它们象征对宇宙秘密的探索,但在种种复杂的未解之谜前,这种探索停步了。这意味着创造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它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悲剧性相纠葛的特点。也许画家借此来抒发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里,凡是勇于求实与探索人类奥秘的智者,都会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孤独感,这正是画家的一种内在自我的写照。他曾说过:想多了解,并通过这种了解去理解一切事物的本质是天生养成的。…… 丢勒是德国一位坚强的人文主义学者,一个优秀的艺术大师,也是一个永不满足于已知世界的探索者。他曾肯定真的艺术包含在自然之中,谁能发掘它,谁就掌握它。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述的,他在铜版画上尽情描述了自己的心境的原因。德国大诗人歌德佩服地说:当我们明白知道了丢勒的时候,我们就在真实、高贵甚至丰美之中认识了只有伟大的意大利人可以同他等量齐观。这种赞语对丢勒来说,一点也不过分。 这幅铜版画有24×20厘米,十分精细,现藏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

The Great Turf   青草地 水彩 1503年 41×32厘米 藏维也纳阿尔特版画收藏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