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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易学研究的新领域
———《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序（摘登）
序跋选萃 余敦康
五年前，张涛同志在田昌五先生指导下写成了以《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3月出版）为题的博士论文，我应邀参加答辩，先读为快。当时我就被其中新颖的视角和令人信服的论证所吸引，凭着初步印象写了如下评阅意见：“本文作者独辟蹊径，创立新解，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宏观的视野，指出易学在先秦的形成乃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体现了中国文化思想兼容并包、开放进取的精神，从而承上启下，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的灵魂和重要的源头，作为一种主旋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以及思维演进密切相联。就具体研究成果而言，由于作者把易学置于中国整个文化思想的大格局下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对易学的研究对象重新作了界定，这就大大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范围，能够把许多并非以易学名家但确与易学有关的人物思想囊括进来。”经过长达五年的深入钻研，增订修补，作者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公开出版。重新拜读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我当年的初步印象，觉得意犹未尽，有必要就其中所涉及的几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关于易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学派属性的问题。《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直到战国才陆续形成。就经部而言，这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思想源头，到了战国时期，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普遍重视对《易经》的研究，站在各自的立场做出创造性的诠释，促进由宗教巫术向人文理性的转化，《易传》的作者综合总结了各家的研究成果，建构了一个以阴阳哲学为核心内容的系统完整的易学体系。这种情况表明，在先秦时期，易学并没有固定的学派属性，《周易》也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把易学看作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易传》认为，人们对这种哲学精神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具有极为广阔的诠释空间和发展余地。正是由于易学本身的这种综合性、包容性、原创性和可诠释性的特点，所以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既超越百家而又为百家所共同尊奉的崇高地位。
第二，关于易学何以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的问题。这除了易学本身的思想素质，还有外在的历史机缘。秦始皇焚书坑儒，《周易》免于秦火，不仅是基于《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所起到的推断吉凶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它的宇宙观、人生理想观等思想观念颇合于秦始皇的思想性格和政治需要。经过了这次历史事件，《周易》就成了诸家思想的护身符和烟幕弹，易学就成了它们的避风港，学者们要趋向到这儿来，正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各种学派纷纷借助《周易》、利用易学来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从而使易学获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站在反儒的立场，促使易学取得了一次发展势头，汉武帝站在尊儒的立场，促使易学又取得了一次发展势头。借助于这两次外在的历史机缘，关于易学何以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关于秦汉易学的发展，作者细致地区分为三次高潮和五个阶段。所谓三次高潮是指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和汉魏之际。所谓五个阶段是指秦代、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就传统的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来区分三次高潮，那么可以发现，秦汉之际是义理之学为主导，两汉之际是象数之学占据主导地位，到汉末，义理之学又逐渐占上风，至王弼时更是达到高潮。就五个阶段对易学诠释的学派属性而言，并非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多元并存，呈现为仪态万千的复杂景观。比如西汉前期的易学，既有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儒家倾向，又有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倾向。西汉中后期的易学，虽然儒家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严遵、扬雄上承《淮南子》易学，代表了以道家黄老之说解《易》的方向,等等。根据对这三次高潮和五个阶段的详尽的论述，作者得出结论说，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史的衍扩和伸展，可以视为适应时代需要，以《易传》为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以易学研究和运用为重要载体，以易学思想为主潮、主旋律的思想发展史。这个结论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的思想线索。由此看来，作者的研究不仅为重新诠释秦汉易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秦汉思想总体的习惯性的看法。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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