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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堕落：被时尚和利益腐蚀 曲梵：十年前，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夕，您曾写作《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掀起轩然大波。十年过去了，您有什么新的想法？ 钱理群：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校庆日变成反省日。我常说，我们教育的硬件发展，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但教育软件的问题多多，在某些方面比过去更严重了。 曲梵：您在《寻找北大》序言引用鲁迅的话说北大“失精神”。您所说的教育软件问题，是不是就是“失精神”问题？ 钱理群：我在序言里是这么说的：“北大‘失精神’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这就是说，今天需要反省的，不只是北大的问题，也不是和我们自己无关的问题。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太多，我们这里还是把问题集中在对包括北大在内的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反省上，同时也要讨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学里的老师的责任问题。 曲梵：那么，您认为“大学是干什么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学何为？” 钱理群：我的思考集中在一点：大学教育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功能？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规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保守”也就是“坚守”。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 但今天说这些话，确实是“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大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不清洁；社会浮躁，大学更无定力。今天大学教育已经被实用主义所裹胁，其背后又隐含着虚无主义——除了时尚和利益，一切都不可信，不足靠，都可以放弃、抛弃。这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这是一种大学本性的丧失，大学教育的堕落。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前提是“立人” 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 一位大学老师要我举例说明：我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我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我的心却隐隐作痛。 我所担忧的是，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曲梵：这十年间出现了什么新问题，让您特别担忧？ 钱理群：新问题很多，我想谈三点。 首先从一件我称之为2007年“心中之痛”的事情说起：暑假，我应邀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我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的经验和体会。在演讲结束后的讨论中，一位大学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举例说明：我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我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我的心却隐隐作痛。我无意指责这位年轻老师，我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向我提问，是因为他自己在上课时，也经常被这样问道：“你的课，和学生的就业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上的必要，也没有人愿意听。那么，今天的大学，就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职业培训班”了。 以后，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一新生刚来报道，学院院长率领教师先约见新生家长，提醒家长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孩子毕业以后选择哪种职业方向提前作好规划”。校方还专门派人指导学生如何“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要学会‘攻关’”。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担心：难道大学教育真的成了为就业服务的工具，和就业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的大学？如果真是这样，我真的惊诧莫名了！ 曲梵：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又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您怎么看待“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呢？ 钱理群：我曾经对一些大学生说：这可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不幸：读中学时遇到了“高考难”，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遇到了“就业难”。如何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个挑战。我想谈四点意见。 第一，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所培养的大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某些缺陷和不足，这确实需要调整。 其二，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更重要的是精神素质的问题。这些年经常谈到的诸如独立自主能力（包括生活能力）较差，缺乏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知识面狭窄以及独立思考、创新能力不足，等等，其实，所暴露的，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问题。大学教育正应该补这一课，加强“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的教育。“立人”与“就业”并不矛盾，而是其前提。 其三，我们对就业的要求，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在未来的信息社会，知识的更新、开拓是极其迅速的，人的社会职业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会出现多变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它所要求的人才，必须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是说，即使从就业的问题着眼，为了适应职业变化的长远需要，大学教育也应当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应变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要着重打好基础，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具有开放性、广阔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 其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具体职业技能的意义，但那是可以通过职业培训来解决的，大学教育中也可以有适当的职业培训的内容，大学毕业以后，也还要继续这样的职业培训，我们讲“终生学习”，就包括不断接受职业培训；但绝不能将大学办成“职业培训班”。 大学“衙门化” 曲梵：您的第二个忧虑是什么呢？ 钱理群：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感到，却又无可奈何的教育体制问题。在我看来，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原因就在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连中小学音乐课、体育课上什么内容都要统一规定。这就形成了对学校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同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 曲梵：那么，您的第三个忧虑又是什么呢？ 钱理群：我对我们的教育，包括北大教育所培养的一些“尖子学生”（当然不是全部）感到担心。这是教育的两极分化在另一端所结出的恶果。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教育，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具有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应该有社会承担意识；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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