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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栋 朱锦翔:黑水-黄土云和月(六)文革风起 在劫难逃(原创)


乔戎致钟明(“文革”风起

钟明

说真心话,真叫我时刻惦记你的处境!尽管你身处大东北,可这突如其来的横扫一切的风暴,它不会因荒凉、偏僻受阻,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就一定会刮来那股狂风。从我们这儿来看,自打66年 春夏之交,政治局势越来越惊心动魄,已经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以形容得了的。从大街小巷的游街到学校内部的批斗,无不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头上戴有纸 糊的高帽子,让人看着心惊肉跳!不能理解啊,这“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我可实在不明白,它和“海瑞罢官”有什么必然联系?又干吗要如此兴师动众? 毕竟这一年多在山村,消息闭塞,简直如坠五里雾中!听了同事们的发言,才有些微领悟:却原来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下,北京市委几个领导不得安生了,一把手彭真更是首当其冲;接着震惊全国的“二月提纲”竟是“二月逆流”;“彭罗陆杨事件”被揭发;“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换,仅留下坚持革命路线的康生,并把江青安插为领导。

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和事,不是我辈小百姓所能理解得了的。好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在会上发过言,我接受了反右派的教训,不敢胡说八道,得先老老实实学文件,读报纸。《红旗》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代表党中央说话,668期上的这篇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就很有权威性。唯恐你地处边陲难以查阅,我特地给你寄一份,供你尽快领会,你一定要认真地读一读。

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非同小可!也不知从哪一天起,成千万的大中学生几乎一夜之间,绝大部分袖筒上都套上了“红卫兵”的标记,他们就可以名正言 顺地“破四旧”了。文件上说:“四旧”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故要破除。人海战术来头大,气派也大。毛泽东主席为了给红卫兵撑腰,3个月8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达1300万, 真是举世震惊!这一来势必大长了红卫兵的志气,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层出不穷,有着“破四旧”的尚方宝剑,打、砸、抢名正言顺。“红卫兵”袖章就是护身符,不 管到哪里都是气焰倍增,抄家成风,游街批斗成性;不管是文物古迹,还是孤本秘籍,名画墨宝;也不管古董古玩,只要带点古味的,皆属“四旧”之列,或被没 收,或被破坏;没收了也不给任何收据。

我 在农村搞了一年多社教,认识我的人寥寥,也许能逃脱这一场劫难。我的丈夫林中人,时不时得从工地回来参加运动。他们的南疆勘测任务在继续进行。据他透露, 工作现场有军队保护,副统帅林彪对这条铁路线的勘探十分重视。这么乱嚷嚷的政局,我倒希望他离得远远的;有工作任务本身就是对国家对人民作贡献。这样整天 闹腾腾,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就我所在的小小单位,也浩浩荡荡进驻了10来位工人师傅。开始,工宣队长提出,全体教职员工统统住校,进行斗私批修。显然这位队长属年轻气盛型;可一落实,众多问题出来了,最简单的吃住问题没法解决,这才没能执行。但要按时到岗,深入斗私批修。学校里不少教师被揪出来了,和我一起转战3个 单位的同窗白天安也被班上红卫兵揪斗,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丈夫林中人在“火车头”大旗下,也要组织部门的战斗队,非要推举他为几百号人的头头不可。我心里 直嘀咕,可队员们硬说,工程师里出身成分好的太少,硬是要选他作头头,奈何不得。自从他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什么大事小事全来了,业务工作还得按常规进行。

对 白天安批斗些什么内容我不清楚,若说起他能被人捉住的尾巴,也就是家庭出身和父亲历史问题。他父亲解放时起义,解放后在家乡省参事室挂闲职,这些“反右” 时都有过结论。现在来学校这短短几年有什么,我不明白。可学生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北大同窗?一天上午,他们班上派来两名学生来揪我,理由是:“你是他大学里 的同学,来兰州后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要揭发交代!”我正要向两人说清楚,马上被阻拦:“向全班作交代。现在和我们一起去,你得参加陪斗!”何用再费口 舌?没有反剪我的胳膊都属万幸。我只能乖乖地跟上他们走。

快 到他们班里,还没进教室,就听见一阵口号声:“白天安,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我不禁大吃一惊:“辛辛苦苦从高一带到高三,还曾获得先进班的荣誉,师生 间怎么一下子都形同仇人?”进到教室,我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发现白天安站在凳子上,面向学生,垂着头。学生们一看到我进来,口号声又起:“乔戎,老老实 实接受陪斗!”有人拿了条同样的凳子,要我站上去,然后又朝我吼:“乔戎,你和白天安4年同窗、8年同事,且关系密切,你要好好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我冷静了一会,也冷静地开了口:“我和白天安是大学同学,论关系也很一般,只是工作关系让我们同坐一个办公室。至于他在大学里的政治表现,早在‘反右’运动中就作了结论。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持续到我们毕业的1958年。我北大新闻学班同学,右派占四分之一,很大一部分同学带着各种处分离开母校,但白天安没有受处分,说明他在政治上经得起考验。”

我 这一说,吼声更大了:“乔戎,你在这儿还吹嘘他。他是典型的为资产阶级搞复辟的阶级敌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你说说,他堂堂的中学教 师有意装寒酸,穿上破棉袄进进出出还不说,竟然还写打油诗诬蔑新社会,说什么‘身披破棉袄,猪油往下掉……’你说他这是什么问题?你还能包庇他吗?”

我心里一阵酸楚,心想:“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啊!你这一声令下,全民总动员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目的何在?现如今搞成运动群众,人人自危。这样下去,难道就是你的本意吗?” 我在回答时,只好讲实际情况:“他身上这件棉袄是破得棉花都藏不住,这是同学们看到的事实,我和教研组老师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买件新的呗,又不是买不 起。可他总是说‘能凑合就凑合吧,布票这么紧缺!去商店挤挤怪费事的。’同学们知道他这个人大大咧咧,还好幽默,结果信口开河编了这首打油诗。当时老师们 听了也都笑弯了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说完后,他班上的学生还是饶不了我:“打油诗仅是个小例子,他在班上讲课常常诬蔑三面红旗……”我连忙乘机接腔: “他在班上宣扬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确没有可揭发的新内容,对不起大家……”下面又嚷开了:“滚!滚!滚!包庇……”恶意也罢,好意也罢,我知道这是让我 回去的信号,不待正式通知,我赶紧从凳子上慢慢下来,还是那两位,把我送回教研室,一路上谁也没有再说话。

后来知道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母亲送给儿媳的黄金戒指、项链以及祖传的狐皮什么全拿走了,没有留下字条。最后,也没有任何返回的音信,大约被少数几位当事人收入私囊。

应该说,白天安尚属幸运,我不知道他是否挨过打,至少我没发现他头破血流。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斗解放前留任的张老师时,也不知给加了个什么罪名,把头给打破了,我意外地看到他头上在微微冒血的场面,心在震颤,50多岁的老文化人,一直是高三把关的语文教师。可我,为了保自身,不敢过问。就是今天写到这里,心头依然沉重:多么渺小的自私心态啊!怎么也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67年, 那恐怕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真叫“黑云压城城欲摧”。红卫兵的战斗团队更是名目繁多,拿着“破四旧”的尚方宝剑,只要套上红袖章, 有一身草绿制服、草绿帽,他们到哪里都所向无阻。可这群人中间,恐怕不乏鱼目混珠的坏分子。全国各地数不胜数的珍贵文物、古迹被砸、被抢,多少有价值的史 料、书稿被烧毁。1967年一个名叫红战团的战斗组织,抢走了化工部的国家机密档案材料达11卡车之多,这仅是一个有确切数字的例子。

多少革命前辈、国家优秀人才死的死,残的残,几乎妇孺皆知的“三家村”的《燕山夜话》3位 作者,其一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延安时代的新闻界前辈,为新中国的缔造功不可没,凭着他的远见,预料到运动的错综复杂,与 其说不清、道不明,还不如早点结束生命,少受肉体上的凌辱,少让亲朋受牵连。就是走向死亡,他依然写上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第一个被推上文革祭坛 的,死的时候还不到60。其二吴晗,时为北京市副市长,实在无法忍受这人格和肉体的双重凌辱,因为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了抗拒这别有用心的栽赃,他付出的代价更惨重,坚贞的妻子和他同时死去。储安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中国报坛的风云人物,曾为参加抗日,毅然放弃在英国未竟的学业;国民党时代,他主编的《观察》得罪了蒋介石,后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1957年刚上任《光明日报》总编一个来月,在鸣放大会上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一句“党天下”,把自己推上祭坛。在55万名右派中,他是6位不能摘帽中的一位。“文革”伊始,尚在塞北牧羊,日夜与羊为伍的他,就在这荒村野地里都没能逃脱红卫兵仇恨的专政铁锤,一次次地被打被斗,最后愤而离开这个曾经非常热爱却又多难的世界,孤独地走向死亡……

这灾难的1967年, 夺权狂潮如疯如癫般席卷而来,一面是毛泽东主席将接班人林彪明文载入党章,一面大批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被往死里整。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的阴谋家康生, 坐上政治局常委、以“文革”顾问指挥文革的交椅,正派人怎能不遭殃?他还是刘少奇专案的负责人,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骗得伟大领袖的百般信赖和重用?而且还 始于延安时代。这个历史的谜团总有一天会揭开的!

一 直苦撑局面、力挽狂澜的周恩来总理,试图力保众多功勋卓著的老干部,结果都未免于难;他试图将“文革”洪水阻止在生产领域之外,又遭到无法无天的江青指 责,说周总理“只要生产,不要革命”。面对这样一个经济走向崩溃边缘,人才被大量毁灭的大灾难,连一直周旋、调和的周总理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967年的8月间,还公然说:“搞成这个样子,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总理啊,你为什么不当良臣当忠臣?

也不知道始于1967年的哪一月,有一天我象发现新大陆,报纸上有分量的文章出处都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编辑部。猛一看让人吃惊,这是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舆论之大成,非执行、照办不可的独家之言!

从这,我又想到毛泽东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事,这可能要上溯到1966年 的下半年了。哪怕是半夜三更在睡梦中,外面的高音喇叭一喊:“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布了,大家赶紧起床参加庆祝发布的游行活动……”不知呼喊的是红卫兵 还是工宣队员,反正都得起来,谁家窗户没有马上出现灯光,还会上门来敲。在这特定的年代,谁敢怠慢?要是家中有人被揪斗,更不敢拖时间。这种现象古今中外 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猜测:伟大领袖并不知情。物极必反啊!好在国人大多无所事事,既不上班办公事,也不参加生产做工,闲着也是闲着,出门去凑个热闹,折腾 一阵也累不垮身子。可转念一想,这种咄咄怪事,恐怕根子还是个人崇拜在作祟,如果得不到领袖欣赏,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

结 婚后前几年,我希望丈夫能够呆在兰州的日子多些;可现在我被文化大革命搅得心烦意乱,的确希望他远离这派性斗争的是非之地,还是返回大戈壁坚持他的铁路勘 探好。只有那里没有这类喧嚣和疯狂,有的只是大自然的风沙和尘埃,那是完全可以凭主观的努力去躲避,去战胜。在兰州这里,个人的能力和意志早已不存在了。 一天傍晚,同窗白天安破例地带着妻子、女儿到我家来,说晚上在我家凑合一宿。原来这天晚上,两派要在省级报社火拼。到了这个时刻的两派,早已形成全市性的 对立面:红三司,兰州军区支持;红联始则为甘肃军区支持,后省军区遭批评,也不再支持红联了,三司自然形成当仁不让的左派,红联不服气那就较量。这天晚 上,虽为省报的两大派别拼杀,实则是全市两大阵营的决斗,参与者基本上都是些年轻好斗者。我丈夫这铁路系统是一色的“火车头”组织,不受军队支持的红联属 派,但他们基本上不参与地方两派的火拼。那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转,不让他管过多的麻烦事。至于报社那边最后怎样厮杀,我们只能置身度外。

日子就在这样残忍、恐怖与革命口号相伴中打发。到了现在,才逐渐清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对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为什么要动员全民参与,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也不是我辈目前所能理解的。

在 恶劣的环境中,既能暴露最恶劣的人性,也能显现最优秀的品格。在这封信的最后,我还想向你进一言:在这风雨飘摇、人心叵测的大地上,可要有自知之明,谨慎 为人;对新婚妻子,一定要多加呵护和关爱,让她理解你,让她懂得风雨同舟的意义所在,万一突如其来的凄风血雨,她可以挺身而出保护你。政治灾难的降临非个 人所能预料,但愿我们只是杞人忧天;愿上帝保佑我们躲过灾难,保佑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乔戎

1967年秋

 

 


                                      钟明致乔戎(在劫难逃

乔戎

前信说及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你的境遇会比我好些,但也可能要再经受一场磨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越刮越紧了,我们这些在反右派中摔过跟头的人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像我这样的摘帽右派,理所当然就在要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何况更加我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弥天大罪!

毛 泽东思想是真理,真理可不可以一分为二?这好像很抽象、很深奥,其实这是攸关教条主义和辩证法的论争。你还记得反右时李自得组织的黑-恩学派,在学校掀起 的大论战吗?他们主张用否定之否定定律,来认识社会的发展,主张用百家争鸣冲破教条主义的网罗。然而正是这助党整风、克服教条主义的意见,遭受到何等摧 残,给倡导者多么严酷的打击啊!而我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正是反对教条主义,坚持辩证真理观,在这里所遭遇的打击,还要远远超过 那起事件。

形 势逼着我认真学点哲学,努力学点辩证法。我认真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时,《中国青年》发表了 《真理可以一分为二吗?》的答读者问,它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大大增强了我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我又写信给《光明日报》,想争得更权威的支持。然而接到的回信 却令我不寒而栗:“真理和谬误是一对矛盾,可以一分为二;真理本身不构成矛盾,不能一分为二。光明日报学术部。”我听说光明日报学术部和中央党校理论部似 是一体的;那就是说,我国最高理论权威已经作出了结论:我坚持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是犯了反毛泽东思想之大罪!而这正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弥天大罪 啊!

我 决心抗争到底!因为这不符合恩格斯关于真理的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嘲笑了杜林关于终极真理的谬论,指出一切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存 在终极的绝对的真理,把“鸟有嘴”、“马有尾”说成是终极真理,是小事物运用大名词。毛泽东也说:“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毛泽东思想能说是 “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吗?我据此写出论文《真理不具有两重性吗?——与光明日报学术部商榷》,驳斥光明日报关于真理本身不构成矛盾,不能一分为二的论 点,指出这是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恰恰是犯了恩格斯批判的杜林的错误。

我 带着这篇文稿,乘着大串联之机到北京走访。《中国青年》社接待我的是一男一女两位编辑同志,他们都是日正中天、风华正茂。他们听了我的表述,看了我的文 章。男编辑英俊潇洒,具有年轻学者风度,当场表示:我们发表的文章没有错。我们也得知全国有的地方因持真理二分法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这是十分错误的。那 位年轻女士穿着蓝衣黑裙,肤色白皙,透出灵秀之气,看完我的文章后大为赞赏说:“我们希望全国因持真理二分法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能够像你这样勇于 为真理而斗争!”

临别时,他们和我紧紧握手,表示出巨大的道义支持。

我满怀信心地走访光明日报学术部,因为这篇文章指名道姓与他们论战,他们的态度十分拘谨、慎重,要我把文章留下,他们要认真研究后再作答复。我当然不能逼他们当场表态,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我 没有在北京停留多久,只在母校旧地重游,但见处处贴满大字报,俨然是大字报的海洋。我无暇它顾,径直访问设在这里的首都高校大学生联合会,他们正忙于接待 八方访客。许是因为我是北大校友,更因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他们立即写下证言:“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真理是可以分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说毛泽东思想可以 一分为二,只要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有错误,就不能说是反毛泽东思想。”并立即盖上大红印章。

这是我这次上访的重要收获,更是我无罪的重要证据。

我 回来后不久,光明日报果然复信来了。我以急切的心情打开复信,因为光明日报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它的复信决定着我的处境甚至命运。信是这样写的:“大作 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但我们请你务必不要针对我们前信写成文章,尤其不要拿出去发表,否则就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困难和被动,请你一定答应我们的要求。光明日 报学术部。”

这 使我想起一件故事。米丘林写过一篇短文,介绍他的樱桃插枝成活的实验,寄给一家大名鼎鼎的专业刊物。不久接到退稿,稿的左上方用铅笔写下一行字:“本刊只 发表有科学依据的文章。”米丘林随即把实验园里的樱桃插枝连根掘起,打包寄给这家刊物编辑部。这家刊物马上来人索要被退的稿件,答应尽快发表。

我 感到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陷入的重重压力下解脱出来的轻松。我真要感谢小张,她在文革初期我面临“反毛泽东思想”大罪的巨大政治压力下,没有动摇对我的 信任,虽然她并不理解我坚持斗争的意义。待我从北京回来,拿到首都高校学联的证言,她为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光明日报》的复信更使她坚信我无罪。 我们没有举办像样的婚礼,只请她家人吃了一顿饺子就算结婚了,连校长都没请来,因为他已被打倒,失去行动自由了。在一间临时租来的简陋卧室里,我把从北京 买来的头巾给她戴上,她羞涩的粉脸靠到我宽阔的肩上,就算完成结婚典礼了。

我们就在文革风暴中偷得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躲进自己的小窝,梳理着风暴打湿的羽毛,互相安慰着惊恐不安的心灵。

我问她:“当初加我‘反毛泽东思想’那么大的帽子,要是定下罪来,我就不止108年关笆篱,你就一点不害怕吗?”

她申辩说:“咋不怕?乍一听说,吓死我了!但我相信你:一顶右派帽子压你10来年,你咋还会干啥出格的事呢?”

我长叹一声:“你还不十分了解我;我当右派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我是反对反右派当上右派的,就像现在我是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迷信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一样。历史可以被歪曲一时,但不能被永远颠倒;可这一时还是要有反复的,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果 然不久,就到处发生夺权风暴。县武装部支持以城市职工、小市民为主的红色造反派夺权,而镇压以学生、工农为主的造反司令部,掌权者甚至用铁丝捆绑对立面的 学生干部和工人。我校从农村来的学生这一派反对城里人夺权,镇压学生、工人的做法,我当然支持从初中就跟我的这些农村学生。于是街上出现反对支一派、压一 派的大字报。凡是揭露深刻、批判有力的大字报,都被认为出自我的手笔或至少是我的授意,我成了所谓红色政权的最危险的黑后台。但我校大部分学生都全力保护 我,使对方无法加害与我,于是这些学生造反组织又被诬为“保皇派”。

对 方时时欲对我除之而后快,但又抓不住我的要害,于是他们利用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拜心理,重新挑起最敏感的“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问题,煽起对我的仇恨,以置 我于死地。还在我们蜜月期间,一天深夜里,对方一群骨干分子敲我住处的门,声称有话跟我说。小张惊慌了,答话说:有话明儿说吧!可对方敲门声更紧了,大有 破门而入之势。我起而开门,对方要我跟去电影院大辩论。我知道这是变相抓人,是有去无回的了,就对吓得发抖的小张说:“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 门!”对方不耐烦,眼看要动武了,我大义凛然跟他们去了。小张身披大衣迎着寒风紧跟,大声喊着:“钟明,我跟你一起去!”

电影院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有夺权派的,有反夺权派的,更多的是观潮派。我一入场,去带我的大汉推推搡搡把我带向舞台。我大声质问:“你们这是辩论,还是变相抓人?”大汉缩手了,我大步登上讲台。

对方的军师、三号头头对我恭敬有加,礼貌地打招呼:“钟老师,你是我县有名的有学问的人,我早就闻名;今天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一分为二不就是一个东西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正确的一面、错误的一面吗?”

我扫视了一下全场,楼下第一排坐着好几个公安局的人,他们拿着绳子,手持镣铐,只要我一句失误,或被对方误导,他们就会当场宣布我反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分子,就要立即逮捕,因为公安局也被他们控制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加以逮捕,而要通过辩论再逮捕呢?

原来我自北京上访归来,我的学生把我访问《中国青年》的接待记录、《光明日报.》 的复信原文、首都高校学联的证言用大字报四处张贴,群众已经明白我没有错,真理在我这一边。他们看到了连《光明日报》都认错了;《中国青年》鼓励我要为真 理而斗争;首都高校学联敢盖大红印章,都一再证明钟明有理,如要逮捕,必遭众怒;支持我的学生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

对 方向我提问后,得意地站在一旁等我回答。如果我说是的,那他马上就会说:你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不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也有坏的、错的一面吗?那不就是 反毛泽东思想吗?那公安局马上就会以反革命罪当场把我戴上手铐,绳捆索绑带走,他们就会向全县人民宣布“三反”分子钟明落网,他们就会大获全胜;而那些同 情支持我的人们、尤其是受我多年教育的学生就会受到残酷镇压,小张就要成为反革命家属了!

我镇静下来,因为对付他们这些不学无术之辈,我是成竹在胸的。“你说的好和坏、正确和错误是一分为二的一种最简单、最初级的理解;把它说成全部,就像说‘狗长毛,长毛就是狗’一样!”

我的答辩引起哄堂大笑,我的学生甚至鼓起掌来。对方感到很狼狈,但还是想掏出一句对其有利的话来。“那至少是一种吧,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洞察其奸,反唇相讥:“毛主席讲过:一个青蛙坐在井里说,天有井大。你该不是这只青蛙吧?”又引起一阵笑声,掌声更多了。

对方黔驴技穷,恼羞成怒,露出了凶相:“你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不然你是什么用心?”

会场里气氛立即紧张起来了,几个打手跳上来了,公安局的人也在磨刀霍霍了,我的学生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了。眼看一场暴力冲突就要因我而起了!

这时我深知一句话、一个表态,就能引发暴力冲突,甚或招来杀身之祸!我转而特别镇定,泰然应对:“你问我什么用心吗?我可以告诉你。”他迫不及待地冲上前来,凶相毕露急问:“什么?你说!”

我大义凛然:“我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

他呵呵一笑:“宣传?你?”

我掏出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面向全场,大声说:“请大家翻到184页下段:最高指示:”全场高声朗读:“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无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里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由此推动社会的前进。”几千人的高声朗诵,把抓我来的人以及幕后策划者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这个军师不甘失败,气急败坏地吼道:“这里讲的是对立统一规律,和一分为二不是一回事!”

我 十分自信地对他说:“你不是一开始说要向我请教吗?我告诉你吧:一分为二的二,就是事物的对立面,对立的统一就是一。毛主席通俗地解说过:一只手大拇指和 别的手指分开,才能捏得拢。这就是一分为二。你说一分为二就是好和坏,那么你是大拇指好呢,还是其余的手指好呢?要不要把你不好的手指砍掉?”全场爆发了 热烈的掌声,还夹杂大声的嘲笑声。

这个军师脸红脖子粗,大声宣布:“散会散会,下次再辩论!”

乔戎,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边城真实的一幕。你大概不会认为我是在自夸吧?其实对我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的较量还在后面呢!下次我再如实报告吧。你那里的文革风暴决不会平静;但愿你能再一次经受得了严酷的考验!

 

钟明

1967年冬

 

 


 

 

乔戎致钟明(家破人亡

 

 

 

钟明

 

首 先祝贺你新婚喜庆,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们终身幸福,白头偕老。于情于理,本该给你寄点礼物,奈因形势骤变,简直连大街都不愿也不敢去,到处是乱哄哄的人 流,老同学间礼节上的事只可留待将来再补。也许我一提这,你会多心,认为也该为我补送一份;这可不是一回事。我们家乡的乡规,只有姐妹送兄长礼,没有兄长 送礼于姐妹的习俗,大概还是“长兄为父”的地位不一般吧!让我再次遥远地祝福你新婚美满!政治运动上的事,可不能等闲视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让年轻的 妻子理解你,关键时刻她可保护你,关怀你。

我怎么向你诉说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你又怎么能想得到这末日竟降临到我的头上?我的丈夫林中人死了!我优秀的年轻丈夫被歹徒们活活逼死了……请你告诉我: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何处是说理的地方?请告诉我,我中华民族的小老百姓有无上诉的衙门?请告诉我,古今中外哪条王法允许整死人不偿命的?我要控告这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我要讨回公道!悠悠苍天,天理何在?!人间公理糟践踏,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一定要将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整个过程公诸于世,让有良知的人们从心灵深处来维护公理、公德;我坚信“文革”刽子手总有一天要给送上历史审判台!

记得以前我在给你的信上,述及我丈夫忠于职守,精于专业,他是本专业主要部门负责人;他涉猎面广,单位文体活动少不了他;他又兼职工会主席;而且院里早有信息透露,原定年底出发的、援建坦赞铁路的专家名单上有他。当日历翻到1968年, 毛泽东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指示后,他们原属“火车头”这清一色的红联,军宣队动员他带领全战斗队“杀”向三司。一些人嘀嘀咕咕 要他顶住,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决定,将战斗队的事连同观点全移交给接替他的人,就急匆匆带队去北京参加铁道部的会议。走的时候是3月 份。他走后,战斗队一个不拉地“杀”向三司。这本与他无关,却被对方别有用心、一心想献媚军宣队的“小爬虫”给利用了,他们派性大爆发,竭尽造谣、诬陷之 能,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做上纲上线的文章,说我丈夫是“坏头头”、“反动技术权威”、“重用国民党残渣余孽”,罪名、帽子之多,不一而足。

他回京路过郑州接儿子,比别人晚回一天。到兰州那天我去火车站接他,告诉他以上情况;他不以为然,还把跳梁小丑们想得很有人性:“我回来了,可以面对面。”他还说:“解放那年我18岁, 是共产党培养我成长,怎么我会是反动权威?让我当头头是硬要我接受的;‘杀’、‘不杀’是大家的意见,我走了,决定‘杀’到三司,这是时机已到,是好事, 我怎么成了坏头头?去北京开会的名单,我有权一人说了算吗?本来那几位就是技术骨干、专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献身铁路建设是事实,能与残渣余孽沾得上 吗?”

我那耿直、率真的丈夫,他还是按常情、按常规认识人和事,他无法想象他离开这两个月,运动已进入批斗阶段,他成了蓄谋已久的“活靶子”,他根本想不到时局变化之烈、之狠,打手们眼底都发红了,一天不打人就过不下去!

我丈夫51号回到兰州,2号被勒令在家写交代材料,3号 到会接受批斗。一站到被批斗的台子上,只听到声嘶力竭的口号,企图从精神上击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战斗队头头时,不服从军代表旨意,不“杀”到兰州军区 支持的左派这边,发言者硬拉到“坚持要与支左的解放军代表作对的敌对情绪”的纲上。一个惯于见风使舵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恬不知耻地站出来揭发:“林中人, 你非要顶着不带大家‘杀’向三司,到底目的何在?”

一向正直的林中人,实在忍无可忍,一直眼睛盯着这个丑类,我丈夫直指他:“你忘了,是你,极力主张要我带领大家顶着。”

这个小丑没有想到林中人至此还敢揭发他,气急败坏,忙扬手要往中人脸上打,幸亏我丈夫看得真切,头一偏,对方因用力过度,反从我丈夫身旁摔了下来。这下可不得了了,爬起来要对我丈夫拳打脚踢,好在是初次上会,更多的人尚未做好打的准备,硬把他拉到一边。

这以后,各路别有用心者相继表演,他们竭力施展低劣的表演才能,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无限上纲。始则我丈夫少不了用眼睛瞪,继则回对方一句两句的,就遭到残暴报复。

我天天苦口婆心劝导:“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当年都能忍胯下之辱,况赶上当下这疯狂的年代,和这种捞稻草者计较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至少也可少挨点打。共产党的有功之臣都不断给折磨死,这不正常的日子不会长久,你可千万要忍得住!”

始则,1天批斗两次,继而13次, 最后发展到车轮战。开始是声嘶力竭大会轰;打手们打累了就轮班搞小会,把你两手给背过去说是坐飞机,搞得你精神崩溃,腿脚都站不稳,晚上回家还要写交代材 料。在“坏头头”上做文章最多,挨的打也最多。一次又有人恶言恶语骂他对抗军队就是名副其实的“坏头头”。他气得克制不住,立即顶回去:“那你们为什么要 推选我做头头?”对方理屈词穷就毒打。这出自派性的恶斗,我的确心疼他:当初就不该接受这“头头”的任务,以致中了某些“小爬虫”的阴谋。他一去北京,这 里大字报一张贴,一纸声明,统统都“杀”向左派的三司行列,他就成了对抗军队的光杆司令。这的确令他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 群“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中华民族的孽种,一心想置中人于死地,没有批斗内容了,就无中生有地编造材料。一天中人回家气愤难平:“又加了条罪状,说我是三青 团员,隐瞒反革命历史。”接着说:“这次我倒是横下一条心,理都不理睬。”关于这件事,组织很清楚,也早就有了结论。解放前夕,国民党派教官到中学高中部 搞军训,把所有高中生都立表登记,说是集体参加三青团,连作为当事人的学生都不知道。

我说:“这就对了,鲁迅说过‘沉默是最大的侮辱’。这些丑类,实在不值一理。现在受委屈受伤害,只有忍,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嘴上这样说着,可心里不踏实,担心他这处境更糟。

果然,形势之于我们越来越严峻,越来越不利,几次突然袭击来抄家,说是要搜缴反动的东西。第三次抄家后,果真又给加了顶帽子:苏修特务。这荒唐叫人怎么忍受?从我家抄出112英寸伏罗希洛夫和北大学生在一起的照片,那是1957年伏氏来我北大视察时,我系摄影老师拍摄送我的。可又怎么说得明白?

文 革至此,全国上下已经“培养”出一批兽化的怪胎,不仅学生,还有少数职工,他们以打人为消遣,以打人为荣,打了人意味着他是革命派,左派。打人一上瘾,本 单位没有任务,就到外单位找借口打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类人施展淫威、扰乱社会的极好时机。他这个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集中的设计部门,一些 人平时佯装儒雅、高尚,骨子里却是十足无赖的爬虫,不仅男人群里有,女人群里也有。一个小小的专为批斗打人的基层连,有个堂而皇之的女副连长杨凤花,平时 她属于设计工作拿不起来,整日里装成风吹要倒的病坯子,真是人见人嫌。这“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她陡地精神了,再加丈夫是现役军人,本人出身贫农,副连 长的职务顺理成章地落在她的肩上。这可苦了平日里严格要求过她、批评过她的林中人。一天,又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我丈夫不承认,打手们推倒我丈夫直往他脊背 上踩,这位女连长大声吼叫:“对你这号人,就是要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看你还敢反抗?”

就这样精神折磨、肉体摧残长达两个月,支撑他的意志力毕竟有限,身体也显然垮了,他本来工作过累就牙痛,现在这非人的折磨,不仅使他一身伤痛,牙齿也痛得吃不成饭。我只有痛在心里,真想把他送到外地,可路又在何方?

196872号晚上11时 半,丈夫照例被斗打回家。两个月来的晚上,儿子睡着后我就一小时一小时地在等着他,天天如此。一到家我就立即给他脱鞋,站了一整天的脚肿胀得脱不下鞋,为 了人家踢他时少受点痛,我总让他穿高帮的皮鞋。可这天晚上,他一进门,径自跌倒床上:“这下可更不得了,我实在气不过顶了那家伙,就说我破坏会场,把我打 得遍体鳞伤!”

我心痛地忙察看他大腿、胳膊以至头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我心痛,我愤怒。可我还是说:“要顶住,我一定要到说理的地方控告这伙失去人性的东西!”

本来,按常规,我应该立即帮助他一起写次日开会要带的交代材料,今天我想让他烫烫脚。还没等我上厨房,只听见外面一阵敲门声。他脸色变了:“是找我来的!”平日里我丈夫是那样年轻伟岸、充满自信、充满活力的人,仅仅两个月就搞得他精神恍惚,不知道该怎么活了。这20世纪60年代究竟是个什么世道?

我已豁出去了,慢悠悠地出去开门,一下子旋风般卷进来三、四个人。我也不示弱,眼睛盯着他们,其中一个是他的徒弟,1966年 才大学毕业,分配在他的门下,这个“小爬虫”,平日里毕恭毕敬,今天也不惜充当打手。他见我识破了他嘴脸的神态,忙发话:“乔戎老师,林中人今天表现不正 常,你家平时又没有人,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从今晚起让他住集体宿舍。”我正欲问他们:“怎么个态度不好?”另外一个五大三粗的工人模样的连忙转变话题: “你给他准备被子吧!”我不得不忍气吞声,尽快去小房间给他拿被子,还没等我从房间出来,其中两个人已经把我丈夫带出大门外,留下一个在门口等我。

此 时,外面一片漆黑,我不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带往何处。我立即返身锁上门,连熟睡的儿子也没顾得看上一眼,连忙跟着前面的脚步声走,过一会儿才慢慢看清前面影 影绰绰一帮人影,我紧跑着直追,为了看个究竟他们到底怎么对待我丈夫,也跟着顺铁二中旁边的楼拐了几个弯,他们上楼我也上楼。到了3楼, 深夜小会批斗的架势拉开,几个人围着他,看我来了,装着让他坐下。我深知自己无法在此久留,深更半夜,家中儿子小。我决定找这个批斗连的领导,他们的连长 我认识,原是工程师。二话没说,我挨房子找,只要室内有灯光我就敲门,反正是战乱时期,谁认识谁?谁买谁的帐?我连敲了三、四间房门,总算找到了挂职的余 连长。见我到来,他始则有些吃惊,立即就镇定下来,略显客气地招呼了一下。我说:“对不起,我为林中人而来。两个月来一天三次批斗、车轮战,他的精神都崩 溃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反正他倒霉,正赶上去北京开会。你也知道,他本来就有牙痛的毛病,现在更痛得咬不成东西。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我要 求你们适当地给他安排些体力活动的活,让他有个喘息的时间,天天这样3次批斗,他受不了;二是,我想每顿给他送饭,让他能吃点软食,我也想看到他在这儿的情况好放心些。”他总算说了个“可以”。

那 一夜,我回家抱着儿子思前想后,我放心不下,整夜没有入眠。发现窗子有点亮光,立即悄悄起身,尽快烧好早餐给他送过去。我走上那楼,好容易打听到夜里他睡 觉的地方,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只有两张高低床,大概这是临时关押被斗的人。远远地我就看见丈夫,一个人一脸茫然地坐在床边,不远处一个看守。到他跟前,我立 即打开送去的早餐让他吃,他淡淡地说:“不想吃。”我说:“少吃点也行,一会儿凉了。”他凄然:“吃不下。”眼睛顺势扫了一下监视他的看守刘武义,忙轻轻 地说了一句:“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正要发问:“昨晚怎么啦?”看守过来了,我深知若再交谈,我一走他就会被打得更惨。我无法再说什么,丈夫见我很伤 感,想抚慰我,有意地找了一句话:“不要送饭了,给我拿点粮票就是。”我没有再说什么,眼泪夺眶而出。

我只能避开他的视线,尽快回家,儿子要上幼儿园,自己还要去上班。

大约早上8时 半,单位通知我,说是我丈夫单位来电话,让我去一趟,他们要找我谈话。我着急地问:“有什么事吗?”对方闪烁其辞:“大概要你做做你丈夫的思想工作,让他 好好交代问题。”对方又说:“为了方便起见,让焦忠智老师陪同你去。”焦老师已经推着自行车在室外等着了,我提上包,推上自行车就和他一起走。这一路20来分钟,我一直心里不平静,到底怎么啦?是不是又态度不好遭毒打?可我万没有想到竟然会出现不测。

到 了昨天晚上我去过的地界,还得打听谈话的办公室。一路上,我发现人们的眼神都像躲着我似地,我立即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当进入指定的办公室后,一个搞党政工 作姓牛的接待我。此人平日里我和他打过交道,他见我进去,第一句话就是:“林中人畏罪自杀。自杀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个一向被我丈夫所不齿的既无才又缺德 的家伙,也知道我的厉害,他要给我个下马威,还咧咧嘴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样子。

我 一听到这噩耗,真是如雷轰顶,差点儿晕倒过去!随即镇定地告诉自己:“这是一场和魔鬼、和毒蛇的残酷斗争,我要为丈夫复仇,靠的是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搏 斗!”对方满以为要看到我可怜又无助的痛哭形象。我参加过战争,朝鲜战场上,我献出了自己初恋的恋人,他是革命烈士,他是英雄人物,我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荣 誉骄傲,我懂得人该怎么个死,怎么个活!我丈夫林中人不是弱者,他的死是向你们的兽行宣战,向你们的无耻抗议!“虎落平阳受犬欺”,这样一个践踏人性践踏 尊严的荒唐现实,他,已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只能以死抗争!我坚信我丈夫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理解他以死抗争的选择。我的泪水全化成仇恨!听到这句人 性泯灭的言辞,我怒火中烧,却只能愤而陈词,大声责问:“我丈夫林中人畏的什么罪?请你告诉我!”

没有想到我竟如此冷静,如此坚强,他无言以对。

我立即追加了一句:“他究竟怎么死的?现在人在哪里?我要见见。”这个自以为有了一定权力的家伙,这下倒是又可以耍威风了:“不需要看,准备后事,用席子包还是装棺材?”

多少次忍住了仇恨的眼泪,我鼓励自己不能示弱,要在逆境里坚强崛起!此时我简直忍无可忍,正欲与他死拼!

我的同事焦老师抢先说了:“过去他也是拿国家干部工资的,应该给他买个棺材。”

对方立即凶狠地接腔:“那就去取钱,我们还要抄你的家!”

我立即大声说话:“我要先见人。自古以来,犯了王法枪毙、砍头,还要家属认领,我丈夫犯了什么罪?”

这时,室外围满了人。他心里明白,人群中也会有正义感者在场,他心虚,又眼看治不了我,哑口无言,带头冲出房门,妄图逃避正义的谴责。人流也跟着涌了上来,我和我的同事紧追其后。

我的丈夫,一个多么优秀的年轻工程师,37岁是如日中天的年龄,正是发挥才干、贡献祖国的年龄,硬被推上祭坛,硬被活活吞噬!

我满腔怒火:论出身,他是工人家庭,只是他有思想,有个人意志,这样的人竟然不能在这个时代活下去,这是怎样的世道?竟至如此的乾坤颠倒?!

一 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房子,我决心已定:“誓为丈夫讨回公道!一定要揪出置我丈夫死地的人。血债要用血来还!”让他们去献媚邀赏吧,让他们幸灾乐祸吧!小爬 虫们看到我是一双仇恨的眼光,充满自信而坚定的眼光,没有眼泪更没有哭泣,尽管我的心在流血,可他们中的不少人心里在发抖!我们国家有一句俗话:“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我一定能够等到复仇的那一天。我要顽强活下去,等待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那一天!我的下策,用我自己的生命把丑类们推倒黄河里去!

可 我到了现场,竟至全身颤抖着不能走到躺着的丈夫身边,我怕自己见到他就无法控制感情,反使“仇者笑,亲者痛”。但我还是冲到他遗体旁,扑到他的遗体上,我 要见他最后一面,和他诀别。焦老师把我扶起,他怕我受不了这刺激,忙说了一句:“咱们回家去吧,先让他们拿钱。”我只好最后看了一眼我那可怜的丈夫,神情 恍惚地跟着我的同事往家走。一路上,见不到一个表示关心、同情的人,只是一张张惊愕、恐惧的面孔。

我 一到家,立即有几个脸孔生疏的人出现了,说是要拿钱买棺材,还要继续抄我家,说完就动手。这次我不再担心丈夫被斗打得更厉害了,我义正词严:“我丈夫是清 白的,他的死我一定要搞清楚,还他做人的尊严,做人的价值!你们可以再抄我家,但这次我要声明在先,不要再拿我的东西给林中人栽赃。这没门!”不一会儿, 那个翻箱的似发现新大陆,喊了一声:“存折。”也许是什么领导,在一旁发话:“存折冻结!”

我严词告诫:“这是我们两人的钱。冻结,还让我和孩子们活吗?我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老的小的吗?”我一把把存折抢了过来。

突然,又有一个大喊:“床底下藏了本反动的《燕山夜话》!”我冷静地说:“那是我的,我还来不及清理。再反动,我只能交给我的单位,由我的单位处理。”我气得一把夺过来交给我的同事。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和几个小爬虫斗气,而是和戕害人民的蟊贼斗。

就这样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最后硬是要把我丈夫书桌上的一大叠工作、学习的资料给拿走,说是翻翻里面会有什么反动的内容。我严肃地说:“你们得给我打收条,将来还要孩子们接班。”

在抄家进行中,进来一个人,说是棺材已经买好。我立即要跟着走,他们不让,说要继续抄家。我的同事也只好劝慰我:“别去了,你会受不了的。”我感激他这份关心,没强求。

大约中午11点半时分,6岁的大儿子从设计院幼儿园往家走,惊吓得一边走一边哭,快到家门口,看到挤在大门外的人群,吓得直喊:“妈妈!妈妈!”我连忙跑出去一把搂着他:“乖儿子,妈妈在这里。我们不怕,不怕!”赶紧让照看他的邻居小姑娘抱去她家吃午饭。

丈 夫被批斗以来,这是第三次抄家,我家又一次给搞得一片狼藉。待抄家者一走,焦老师帮我略加收拾就准备回学校,我也无法留他吃午饭。临行,他告诉我,单位领 导捎话让我节哀,让我多休息几天,千万保重自己。我感激我单位领导的关爱之情,一下子悲从中来,怎么也控制不了,放声大哭。想起了现状,我又强自忍住让泪 水往肚里咽!

我 在兰州举目无亲。丈夫一走,带走了我心灵的一切;也带走了他生前的好友,没有一个敢来看望。可我,总不明白丈夫怎么能走这条路?我在艰难地寻觅良心未泯的 人。我甚至想到丈夫带回儿子陪伴我是天意:上天知道他这个“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性格,预知他要遭厄运,老天爷让他在冥冥中带回儿子给我作伴,给我 生的力量。我要活着,上为祖宗,下为子孙;我要活着,为丈夫讨回公道;我要活着,看看5千年的祖国到底走向何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一位的要保存我自己,我才35岁,来日方长;我更要保护好相依为命的大儿子,绝不允许别人伤害他!否则真的是“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我还要让世人知道,我不会接受这种现实,泱泱大国如此人妖颠倒,怂恿人民自相残杀,真的要国将不国了吗?!

为 了实现我的所思所想,每天清晨,当儿子还在睡梦中,我便起身跑步,沿着单位的宿舍楼群跑,从里圈跑到外圈,这是对丈夫林中人的独特哀悼方式!这也是向害死 我丈夫的败类示威,无声而有力的抗议!我跑,跑得汗水和着泪水一起下;跑得精神振作、斗志倍增送儿子上幼儿园;我骑车上班。我每个月照常按时给公公和小儿 子寄生活费。一月,两月,三月,我的挚友侯素美发现了,真诚地约我到她的家中好心相劝:“家庭不幸的苦难应该让亲人知道,你一肩挑会压垮的;要为丈夫申 冤,你可不能垮……”一席话说得我禁不住放声大哭。她又说:“你就痛痛快快地哭一次吧,周围没有轻松的人,省委大院家家自顾不暇……”我终于放声地尽情地 哭,哭,她坐在一旁也一直陪着落泪。直到哭累了,我才想起去幼儿园接儿子的时候将到,我才急急告别她的家。

我 为女友这份真心深深地感动着、思考着,她让我了解,在这个冷酷的人世间,还有人间温暖在,让我对今后苦难的生活历程增添了活下去的信心。在孤寂度日、冷静 思考的日子里,我有必要去深一层地认识人、分辨人,特别是我丈夫生前的一批朋友。我丈夫为人慷慨大方,倔犟中有开朗、仗义的一面,他能文善武,既是男篮队 长,又是新疆舞主角,周围不乏围着他转的男男女女;业务上他是机务方面的头,他的同龄人隋康、曾东凡、邓三、巩喜等等,平日里简直像铁哥们;可丈夫死去 后,这4人再也没 有出现在我的面前。尤其隋康,就住在我们这幢楼的隔壁单元,他和我还算是大老乡,和我丈夫的关系曾经密不可分。犹记我怀大儿那年,他出差上海,专门为我家 背回来可以悬挂在墙上的小碗柜,这可是过家度日必不可少的厨具,感动得我总想报答他;可如今竟避之不及。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人情真的薄如纸?真的这么势 利?还是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决定给这4位 写信弄个明白。信,很长,我想以情动人,但主要内容只有一点:“我丈夫林中人是怎么死的?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使信准确送到他们手里,我决定亲手交给其 中一位,我又怕被别人发现对他们不利,天天守在自家厨房窗前,待隋康出现而周围无人来往时,亲手递给他。终于来了这么个机会,我先是在窗门边叫了他一声, 他惊讶、发愣,没等他作任何反应,我立即说了一句:“隋康,有你的一封信。”并立即将信通过窗子递到他手上。他什么也没说,拿上信就尽快朝前走。我,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不去考虑他采取什么态度,只要让他拿上信,这件事的安排就算成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弄清这伙人是真朋友还是伪君子?既然造物主给了我多舛 的命运,我有责任认识时代,认识时代熏陶下的各类个体。信交出去后那两星期,我根据其正常上下班的时间等在厨房里,天天如此,我也偶尔发现他绕着走,始终 没有等来一点反馈。这,让我心明了:十足的伪善,十足的小人!这社会大学的知识真是太丰富了。如果说,“反右”是分辨每个人的品性、道德、良知,那时毕竟 太年轻,又任性,只是以言论去判断,根本想不到深一层地去剖析人的灵魂深处;这次,丈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倒使我淋漓尽致地认识了这个错乱时空的人……我 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告诫丈夫:中人啊!你若在天有灵,一定要知道你生前的几位好友全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你选错朋友说明你选错了路,就是这群当年捧你为战斗队 头头的人置你于死地的;就是这群没有品行、没有良知的人,他们是直接害死你的人。我们的两个儿子可一定要有勇有谋还要有智,以免遭社会吞噬。你可要保佑儿 子们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我终于想通了最现实的问题,把天塌下来的噩耗告知丈夫在郑州的二姐和弟弟,在信上我还对二姐说:“绝对要对爸爸他老人家保密。”弟弟和二姐得悉噩耗的痛苦可以想象;他们还劝慰我,为我分忧,并提出今后不要再给老人寄生活费了。我别无选择,只有照办,毕竟两个儿子太小。

大 儿子和我相依为命,这是我悲惨岁月的最大慰藉。可他,我的大儿子林天,到底在幼儿园生活得怎样?是否有人欺侮他?我不得而知,我简直考虑不到要去幼儿园了 解。突然,有一天的上午,我正下班刚从办公楼往操场走,猛地远远发现从大门口进来一个小男孩,很像我的林天。开始我不敢相信,我的儿子不可能在这儿出现。 待我再往前走时,可不就是他,而且一只脚光着,另一只鞋拿在手里。我连忙蹲下抱起他,眼泪唰地流下来:“儿子,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儿子没有直接回答我, 只是趴在我身上:“妈妈,我想你。”我已顾不得再问。多少天后,我仍然觉得这是个谜团,才6岁的儿子,他怎么能找到我的单位?这条路,我自己都未步行过,平日里骑车都要20来 分钟。我也不知道那天他在幼儿园里受到什么委屈了,家庭遭突变,使这孩子分外早熟。我记得在他父亲出事不久的一天,几个女学生结伴来看我,他对其中一位悄 悄地说:“柴姐姐,我爸爸死了。你不要告诉我妈妈。”我得知后,抱着他偷偷流了一次泪。当然,我只有想通,环境所逼,早熟是好事。从此以后,我更细心地关 心、保护孩子。一天上午,我恰好在家,猛听到在窗外玩耍的儿子争吵声:“你为什么要打我?”对方说:“你没有爸。”听到这句话我立刻跑出去,见到一个比儿 子大两三岁的男孩子,我上去扭着他的胳膊往他学校里拉,他吓得哇哇叫。我边拉边说:“设计院害死了林天的爸爸,你不学好,还想欺侮比你小的林天,你不是好 孩子!让你们学校批评你!”他硬是不去。“有胆量打人,没胆量去学校,不行!”他赶紧讨饶:“我以后不打林天了!”“不行!今天你打了他,学校不敢去,那 就去找你爸妈!”我硬是揪着他找上他家。丈夫出事后,我的种种行为已经被这个单位上上下下传为女疯子。这倒是好事,一般人不敢惹我。我就是这样无声地消极 地抗议,让世人知道林中人不屈而死,死得壮烈;决不允许有人玷污他,欺侮他的后代!顶天立地的大中华儿女,总有一天会拨开云雾见太阳,奸佞小人总会被扫进 历史的垃圾堆,像秦桧一样永世跪着接受世世代代的唾骂!

钟 明,我知道你得知我的悲惨遭遇后定会为我悲恸的;在老同学中,我也只向你一人倾诉我的悲伤,也只有你能为我分忧;我也十分担忧你的境况。我真诚地告诫你: 死者含冤走了,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我们还有未来,我们要活到真理抬头的那一天,我们定要将这一切悲惨事实告知后来人,定要让这祸及千家万户 的血的历史不再重演,我们义无反顾,责无旁贷!

让我们彼此鼓励,多加保重,勇敢地活下去!

 

乔戎

1968年冬


乔戎致钟明(公公猝死

钟明

自 古以来,国人以为人生的最大悲惨莫过于“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少年丧亲”,今日我家竟遭此惨绝人寰的连连恶梦。我的公公,得知儿子惨死的噩耗后当即昏死过 去!我后悔啊!后悔自己不该把丈夫的死讯让他的亲骨肉知道。现在为时已晚,我只能面对,最坚强的神经也忍受不了这连连重创!我,归根结底,还是个弱女子, 收到不幸的电报,我只能一个人在家中饮泣,寄托对公公和丈夫的哀思。

哭完后,我披衣出门,拿上电报找丈夫单位权威代表军宣队。接待我的是50来 岁的军管主任。开始,我没好气地说:“军管主任同志,请看看这份电报,我的公公偶然得知儿子的死讯活活气死。这是林中人被整死后的又一个家庭灾难……”我 差一点声泪俱下,但我立刻控制住:“我必须马上去郑州奔丧。今天找你,别无他求,只要求组织尽快给我丈夫的死作出公正的结论,还我一个真实的林中人,我上 好向祖宗禀告,下好向儿孙交代。”

这位一把手倒是出我意料的良知未泯者,看到电报,流露出一股常人具有的同情、叹息,然后慎重而关切地说:“你是要去尽份孝心,也是给家人的安慰。你如果经济有困难,我们可以考虑补助。”

我感激他尚存善良的人性,但我不愿接受廉价的同情。不等他说完,我即插话:“谢谢你的好心,我不接受钱;我只要求尽快给我丈夫的死做结论。我们实在都等不及了:两个儿子转眼要上学,我应该立即讨回他们父亲的公道……”每逢动情时,我常哽咽得说不下去。

军管主任见状忙接口:“你放心,你先去参加料理孩子爷爷的后事,这结论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会做好的。”

和儿子到了郑州,我才知道二姐、弟弟都没敢告诉老人家;这是老人家的敏感,也许是心灵感应。看到女儿言谈举止和过去不太一样,进进出出不声不响,家里来个人也冷冷淡淡,老人心里在寻思。在所有儿女中,老人最爱的是我的丈夫林中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无后为大”,老人先是3个女儿,中人的出世不仅仅是长子,简直是家中的一块宝;加上我和中人的第一胎又是儿子,有了长子还有长孙,这个旧社会苦挨过来的老辈,他是何等珍惜这拥有祖孙3代的幸福!几个月来女儿不自觉的心绪上的变化,他老人家心里在嘀咕,可又不敢直截了当地问。眼看1968年 行将结束,往年春节我兰州一家总要来郑州辞旧迎新。一天,老人战战兢兢地问女儿:“大少(这是对大儿子的习惯爱称)一家今年过春节,哪天到?”这突如其来 的问话,二姐缺乏心理准备,也来不及思考该怎么回答,眼泪控制不住地在眼眶里转。老人家马上意识到大儿子遭遇不幸:“他,他,大少他怎么了?”人已站立不 住,二姐赶紧撑住他,忙将他扶到床上。躺下来后,尽管二姐竭力劝解,老人已听不进去了。他认定儿子遭到不幸。“文化大革命”以来,郑州运动整死人的事情听 到的太多,他也不再要求知道什么,只黯然地说:“我知道,大少他肯定出事了!”二姐来不及解释,更用不着哄骗,自己也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古稀之人,怎禁得 起这种打击,立即就晕死过去了,再抢救,再呼唤,已无回天之力,医生也是爱莫能助。

我公公,一生颠沛流离。小学没毕业就跟随父母从山东老家出来,找了个铁路工人的差使在河南住下来,安了个家。中人他们的母亲死于抗日时期的逃难途中。好容易三女两儿都成了铁路员工,去年他老高高兴兴度过70大寿,盼着等到国泰民安那一天见到第二个孙子,想不到如今老人竟这样痛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在郑州,一家人除了抱头痛哭还有什么可言?丈夫出事这半年,我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他单位上上下下口径一致,都说他是自杀;自杀就是现行反革命。解放以来,谁敢和“反革命”3个字有牵连?而且丈夫他们这种单位,不仅知识分子集中,高级知识分子也多,不少人解放前就是高级工程师。修铁路,本属远离政治的职业,可现今偏偏和政治搅到了一起,你再老老实实将心血全部浇铸到图纸上,可人家一提“阶级出身”,你就不得安宁。随我丈夫3月 间去北京参加业务会议的一位,解放前曾是蒋介石专列上的技术人员,精通本行业务,能解决很多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兢兢业业。他一生就是靠这门技术立足社会, 养家糊口,别无他图。得到铁道部有关领导机构的批准,他才被留任继续干老本行。解放十几年来一直干得很好,兰新线、成昆线等几条铁路都有他的贡献。可这次 “文化大革命”,就因带他去京开会,我丈夫的罪状又多了一条。进入1968年,国家不止是毛泽东主席呼唤来的“天下大乱”,而是乱成一团,我丈夫被斗致死,仅仅是多少万分之一例。各地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武斗更是斗得血肉横飞,全国人民不得安宁,国库空虚,百业凋零,中华民族5千年悠久文化真要被革得倒退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我们哭,哭亲人一个个死于非命;也哭国家,落得今日满目疮痍。在郑州3天,我和二姐连哭了3天,别人以为我们只是哭老人,可我们更多的是在哭中人!这3天,我把积郁在心中的痛苦、愤怒全化作了泪水。

办 完公公的丧事,泪水也流干了。和二姐、弟弟商量下来,大家都认为中人不幸的遭遇不能再向亲人隐瞒下去,但要接受爷爷惨死的沉痛教训。这次南归,在禀告我母 亲她老人家时,一定要冷静,尽可能地让自己心态正常。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断悲伤只有不断害苦自己和亲人,要让老人家坚强面对,只要我们好好活下去,定能看 到恶人的下场,也就为中人报了仇。

带 着二姐和弟弟的谆谆嘱托,我和大儿先到上海,后到浙江,一一告知了亲人。本来姐姐要陪同一起前往浙江,考虑到姐姐历史上参加地下党的问题尚悬而未决,随时 会有人找谈话要交代;同时,她也没有请假的充分理由,况且到乡下人越多越引人注意,中人的事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必要沸沸扬扬往外传。到了浙江,身体健朗的 母亲,看到我大儿林天长得这么大了自是高兴,一见面就抱他,有说不完的话。一会儿,在外玩耍的小儿林地和表哥表妹都过来了,顿时一阵热闹。我立即打开行 装,将上海大姨妈买的糖果糕点拿出作为见面礼。4个小的跳着蹦着都出去忙乎吃零食。我看到小儿子不禁悲从中来,心想他已记不起他爸了!我无心思吃晚饭,藉口累了,就提前睡觉去。

次 日早餐后,先给妹妹、妹夫说,千叮咛万嘱咐,一不要哭;二不要向孩子们和邻居透露。午饭后约了母亲,也让妹妹参加,特别找了一间比较隐蔽的二楼深处,准备 让母亲哭。我,十分冷静地往下说,说自己家,也说千家万户,目的只是不让母亲太过伤心。我说出真相后,母亲就开始哭,直哭到我说完。好在母亲一向为人通情 达理,善于克制自己,她始终小声啜泣,不让邻居听到;我妹妹也躲在一角哭个不停。

我 的心再刚强,也抵挡不了这亲人的泪水。我边擦眼泪边劝慰:“悲伤是没有用的,我只求你们帮我培养好两个儿子,自己健康地活着。这些害人的跳梁小丑,他们心 里有鬼,现在见到我就害怕,就躲着我。我请妈妈相信未来,这‘文化大革命’害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帐是一定要算的,只是时机未到。妈妈一定不要太伤心,把身 体保护好是第一,帮我把两个儿子培育好,这才是对中人最大的爱,最好的怀念。”

办完这一切我独自回到兰州,心情极度的坏。可是我又不能不天天去办公室应卯。我自认自己称得起坚强,但自打公公他老人家突然离世,我常有活不下去的想法;可转念一想,若是我去死,坑苦了的是两个孩子。这种逃避现实、生不如死的念头,有时几乎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一天清晨,我照样骑车上班,也不知怎的,骑着骑着脖子上竟横了根电线。当我意识到立即下车,却原来电线从电线杆两头滑下来,其高度刚好够到骑车人脖子上下。这真叫我后怕:若有电,我立马就完了!下来后,我情不自禁地默念:上帝不让我死!

没 过多久,在上班的路上又发生意外!寒冷的冬天人穿得多,显笨拙,清晨雾气又重,往往一二十米开外就被浓雾笼罩得看不清,尤其心事重重之时;我骑着骑着, “啪”,车子前轮被卡在大街马路上一个掀开大铁盖的窨井上,也不知是水管井还是电线井,不得前进又下不来。好在我个子高,没被摔下来,两个轮子还能平衡立 在窨井口上头,好几分钟,我连人带车就吊在这直径比自行车轮略小的圆口上方,脚下是又深又黑的张着大口的陷阱,既无法往下踩,又没本事连车带人一起蹦出 去,周围还见不到行人,真是进退不得,竟这样空悬着。突然脑子一清醒,万一来辆汽车就必然要撞上!我要赶快自救:舍弃自行车,使尽全身力气用右手将车把往 下压,左脚猛地一个横跨,往窨井边沿的地面上踩,这才成功脱险,只是自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自行车在外力的作用下,向相反方向倒去,没有跌进黑洞。爬起来 后那个自怜无法形容,一脸泪水死命往下淌,双腿软得直打颤,再也不能骑车了。我默默地用戴手套的手,擦掉泪水,慢慢地推着自行车往单位挪动。

经过这几次的历险,我一再告诫自己,没有毅力的人只能坐以待毙。我要把人生的种种罹难当成社会大学的历险课堂,努力调整心态,每天出门一定要内心宁静。

钟明,请原谅,开头都忘了说:感谢你的来信,感谢你的关怀。请放心,面对危机四伏、险象丛生的反常现实,我会逐渐从容应对的。现状是,“文化大革命”依然在进行,死人的事依旧屡屡发生。自古以来的“人命关天”成了今日的“生命如草芥”。想想60年 代初期全国性的大批饿死人,造成很多地方饿殍遍野的惨境;曾几何时,我中华民族子孙又遭受毁灭生灵的浩劫,不是慢慢折磨致死、活活打死,就是逼得人发疯, 或是愤而离世,还有的弄不清死在何方,这场灾难何时是个头?!你知道,我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在反右派中没有执行过左政策被免了职,调任兰州大学书 记兼校长的一代革命教育家(年轻时留学德国),最近就在我们这里被活活整死了!怎么死的?众说不一,起因是丧尽天良的兽化了的孽种拿他当猴耍,强迫他围着 兰大操场跑,后面跟着敲着锣的红卫兵。侮辱人格、践踏斯文到何等地步!江校长不跑,硬是推着搡着,不两步就摔倒了,这些人面兽心一阵狂笑后赶他回家。当晚 在自家的厕所间发现他时,人已死去,头顶有一枚大铁钉!何等令人发指!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层出不穷,是哪个朝代哪个年月的后遗症?

日 复一日,虽已复课闹革命,运动还在继续,说是清理阶级队伍。可我病了。从未有过的疲惫不堪,骑不了车上不了班,天天发低烧,已持续两三年,热度时有变化。 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能死!丈夫冤案未申,两幼子要抚养成人。”毕竟人性不灭,真情尚在,我过去的学生主动帮我联系大军区最权威的一所医院,经领导批准, 我住了院。

我见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怕自己得了癌,孩子带不大。”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各种检查、化验,好心的医生告诉我:“请放心,你没有癌症的任何迹象。”又补充说:“请相信我,至少10年 内,你不会有癌症的可能。”他还告诉我:“一般说低烧是炎症的信号;但身体虚弱,长期悒郁都会出现低烧。你这现象是过度忧郁所致,你要学会调整心态。心不 就鸡蛋那么大嘛!装不下太多的苦,硬是往里塞,它必然会反抗。有些事想不通,设法通过话疗释放它,和知心朋友谈谈心,哪怕大声地骂人,痛苦都能发泄、释放 出去。”这是一所军队医院,医生全是军人。这是一位真正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一位真正以事业为重、热爱人民的军人,他并不因为我丈夫性质未定而远离或蔑 视,而是循循善诱从心理治疗开始。他还不止一次地说:“你的低烧始于忧郁的心病,心病要用心药医,然后才是药物调理;再看中医,服汤药,只要自己好好配 合,会很快见效的。”最后决定让我再住几天,服点舒肝的成药,观察效果。

这 病中一月住院,让我在人生艰辛的征程中,感受到我中华民族优秀品德仍在发光;深切体验到善良助人、人性化的一面,增加了我要活着、要活得有价值的信念。丈 夫在世时,我们一直坚信明天要比今天好,苦难的今天让我重又萌发出这一信念。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好心的人在直接、间接地帮助我,给我活下去的力量。出院后, 从关系密切的朋友,直至相识不久的朋友,又千方百计为我物色中医老专家。

老 专家姓刘,高大的身躯配上那套中山装更显气宇不凡、深沉庄重。当他出现在我面前,那慈父般的眼神就让我落泪。我怕自己失态,立即强作笑脸,恭敬地述说自己 发病、治病种种,也强调了部队总院医生的建议。刘老医生诊了我的脉象后,平静地说:“部队医生说得对,你的身体亏得厉害,可能太劳心、太劳神。要调理,是 得依靠咱们的传统医药,使肝火慢慢下去,使积郁的肝舒展开来。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病,但因积郁时间长,调理起来也得花时间。从今天起,一天吃一副中药,10天或半月来一次,总得34个 月,根据病况添药或减药。我希望你坚持服用,会很快恢复正常。”我立即表示:“谢谢您老,我一定遵照您的嘱咐,为了抚育两个幼子,我一定要让自己好起 来。”他又说:“以后一定不能经常激动伤心,这太伤害自己,要学会心平气和。既来之则安之。”我心悦诚服地回答:“我会努力去做。我会永远记得您老的 话。”

经 过几次诊治,我们慢慢熟悉了,有时还能有多聊几句的机会。我这才知道刘老的室内为何总是放着一根手杖,原来“文革”初期,莫名其妙地遭红卫兵批斗、毒打, 给打伤了腰椎,始终不能恢复。论批斗理由,不外乎“反动学术权威”,再加留洋回国,少不了又是“特务分子”的大帽。是啊!多少当年的佼佼者,为了报效祖国 的这颗赤子之心,一解放就冒死回国,且来黄土高原为民服务;可又有多少人被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以致葬送生命!我感激刘老父亲般的慈祥、关怀,为我 开导,我为他惋惜的同时,默默地祝福他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从 此之后,我决心彻底改变心态。事情发生了,痛苦和快乐的结果是一样的,欲改变它,就得主动出击;从今以后,我确定了处世的座右铭:“面对现实,笑对人 生!”我以极大的毅力,让已经忘却了“笑”的岁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我要“笑”着和魑魅魍魉斗,我要笑着迎接充满荆棘的未来征途!

要珍惜短暂的人生,起码得做一个真正称得上人的人。自古以来,值得后世称道的不乏其人,我在寻找令我尊敬的今人。终于一位不留姓名的知情人向我透露我丈夫被逼死的惨状。原来196872号深夜,我离开批斗现场后,这帮恶人一直对我丈夫搞车轮战,连踢带打。本来我丈夫在晚上的批斗会上已经“得罪”了某些人,这深更半夜,在场人又少,就要套他一句:“示威游行,我带头喊了打倒红三司……”搞得他神情恍惚,逼他说,还逼他写下来,直折腾到凌晨34点钟!写到这些人的兽行,我的手在发抖,眼在冒泪花。

兽化了的打手没有想到73号早晨我送饭时,我丈夫向我说了“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这8个字:这是他留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更是刽子手们铁的罪证。监视他的刘姓打手,怀疑他向我透露深夜的拷打,我走后,又要向他施淫威。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发出了最后的抗争:“这还能让人活吗?”

一听8点钟要开会,我丈夫对监视者说:“我要上厕所!”立即往楼顶跑。监视者发现情况不对,随后就追。我丈夫先取下头上的帽子气极摔地,人像跳水一样冲越护栏,两手一扬就往下跳。由于2号晚上深夜里下了一场雨,地湿,他跳得猛烈,下去后地上的泥巴沾上了鼻孔。下面不远处是一个机修厂,当时有人在场,当他跳下触地,不仅抬了下头,还说了句“别管我!”一个78岁 的男孩突然看到一个人冲下来,吓得直喊:“爸爸!爸爸!”机修厂的工人们听到惊慌的喊声,好几个人一拥而出,看到地上的人,头还在动,连忙过去要抬他上医 院。这时,旁边出现了一个穿军装的人上前拦阻,扬言:“保护现场,不许动!”工人中有一位说:“救人要紧!”这位穿军装的就是坚持“保护现场,不准动!” 在这灭绝人性、没有天道的文革年代,就这样惨无人道地让一个生命陨灭!钟明,我含着热泪,心在流血,向你,我的挚友,倾诉这令我肝肠寸断的黑幕!我要面对 苍天,对这人间败类进行血的控诉!

生 活在这样的境遇里要做到心情舒畅,谈何容易,现实里的一些事情往往让你痛心疾首。一天,一位名叫马玉翠的女性来看我。正因为相识不短,我一见她似见亲人, 无声的泪水扑簌簌往下落,不想她是个左得出奇、铁石心肠的女性:“哭什么哭,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这是她见我的第一句话,这几个字一经蹦出,我的泪水 也立即止住了。我悔恨自己不该在没有人性的人面前落泪!

我也曾给同窗赵凌云写信发泄内心的郁积。她倒是很快回信,冷漠又理智:“这是他在人生舞台上最后一次表演……”离开大学10年,依然如此刻板、教条;至今孤身一人在社会上颠簸,我反而为她痛。

倒 是有一位同窗学长丁滨疆,也许从我的信上看出不祥之兆,怕我发生意外,立即来电报:“节哀”。仅仅两个字包含了多少人性的美德,深深表达出对死者的痛惜, 对生者的慰藉;仅仅两个字给未亡人带来生的勇气,对人间关爱的渴望!对这位老大哥表现出的人性美,我的确受宠若惊。时隔10年,这位老大哥依然如此通情达理,体恤无辜,真属难得。肯定他在人生经历中悟出了什么真谛。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祝福他。

我 在苦难中,时不时想到一些自己熟悉、爱戴的苦难人;告诉你,希望你也为他或她洒上一滴悼念的泪水:浦熙修,咱们新闻界老一辈女记者,解放前在重庆,同彭子 刚被并称为“新闻界姐妹花”的,她们当时以笔为斗争武器,不遗余力揭露国民党的作为,不怕打击坐牢,名扬海内外。“反右”前夕,浦熙修是《文汇报》驻北京 办事处主任,竟也成了大名鼎鼎的“右派”,毛主席亲点其名;彭德怀元帅的夫人浦洁修是她的二姐,大姐是科学家浦安修。彭子刚也在右派之列。“文化大革命” 的批斗自然少不了她,并不因为她年过半百就减轻折磨、打踢,终于摧残到无法站立接受批斗。送到医院后,左派们还不让住进病房及时抢救,把她放在医院的走廊 上让她在死亡线上勉强延续生命,以致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若问她犯的什么罪,我看是进步罪,爱国罪。至于那姐妹花的另一朵,彭子刚,当然也不可能逃过这一 劫,被打成瘫痪,在家里病床上呻吟。这就是血腥的现实,举世无双的荒谬绝伦!

好 了,世事如麻,人生苦短,发更多的牢骚,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我只求心灵舒畅些,病痛减轻,别的一切全豁出去,这我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我不能连累任 何一位有德行的人;更不能连累苦难不断的你。今天,我们仍能通信,倾诉衷肠,还有你能耐心听我满纸荒唐言,体恤我一把辛酸泪,我于愿足矣!

 

乔戎

196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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