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综述

   匈奴西迁以及是否曾抵欧洲，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8世纪，西方学者在探讨匈人起源时首先涉及到这个问题，提出公元4世纪后期出现于罗马边境的匈人即为西迁的匈奴的观点。此后，西方学术界围绕匈人与匈奴关系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讨论，并把寻求匈奴西迁史迹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深受当时西方流行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及匈奴西迁欧洲说的影响，这种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转变。

      本文主要根据个人所掌握的材料，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匈奴与匈人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的历史过程和主要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受个人条件所限，介绍过程中挂一漏万，谬误在所难免，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公元前3世纪开始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至1世纪40年代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上统治阶级层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经济脆弱，国内局势动荡。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居东汉缘边八郡，助汉戍边，受到东汉的保护和优待。北匈奴在漠北惧怕南匈奴附汉于己不利，多次遣使东汉，贡献宝物，以求和亲、互市。东汉既已接纳南匈奴投诚，则对北匈奴欲与东汉建交的努力持谨慎态度。1世纪后叶，北匈奴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其部落首领不断率众南下投附东汉，加入南匈奴。与此同时，南匈奴不断攻击北匈奴，原役属于北匈奴的乌桓、鲜卑、丁零等部也纷纷叛离倒戈。公元88年，北匈奴统治阶层因争立单于而矛盾重重，加之蝗灾，国内纷乱，投降东汉者接踵而至。就在北匈奴处于分崩离析之际，东汉采纳南单于关于剿灭北匈奴的建议，于公元89-91年三次出军，大举攻伐北匈奴，摧毁了北匈奴在漠北的统治。其间，北匈奴节节西退。91年后西退的北匈奴残部除少数人随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1]外，其余多数停留西域北部今之新疆哈密西北至淮噶尔盆地一带[2]，与原先屯住这里的匈奴部落汇合，继续与东汉争夺西域的控制权。2世纪中叶以后，史籍中不复见有关这一带匈奴活动的记载，后人亦无从考知他们此后的下落。

      直至18世纪，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德经（J?Deguignes，1715-1800）在其所撰《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它西方鞑靼的通史》（1756-1758）[3]五卷巨著中，首次推断欧洲中世纪匈人（Huns）即汉文史籍所载匈奴，并描述了匈奴不断西迁入侵多瑙河流域的历程后，人们才将视线聚焦于迟至2世纪中叶仍活动于今新疆北部的匈奴与4世纪后期出现于罗马边境的匈人之间的关系。匈人的出现曾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因而历来为欧洲学术界重视。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匈人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尤其是公元375前）知之甚少[4]。德经之说无疑给处于混沌状态的匈人早期历史问题研究打开一扇天窗，使不少学者对2世纪中叶活动于今新疆北部的匈奴下落产生极大兴趣。

      此后，东西方学者就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匈奴西迁问题，随之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而存有争议的焦点。主张匈人、匈奴同族者自然将北匈奴与公元4-5世纪横扫欧洲大陆的匈人联系起来，描绘出北匈奴退出漠北草原后西迁中亚地区，继而逼临多瑙河流域，侵入罗马帝国的波澜壮阔的画面；反对者则认为匈人即匈奴的观点及北匈奴西迁欧洲之说缺乏可靠的依据，以致学术界至今对匈奴西迁是否曾抵欧洲的问题难以下结论。以下略述这两种观点的形成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

二

      18世纪以降，德经关于匈奴即匈人的观点得到一些权威人士的赞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Gibbon,1737-1794）首先将德氏观点写入个人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5]，客观上促进了这一观点的传播。近代西方著名汉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夏德（F?Hirth，1845-1927）[6]认同德氏之说，撰写《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1899）[7]、《匈人研究》（1901）[8]等文，对德氏所依据的中文史料加以补证，进一步从文献上证明匈奴即匈人[9]。此外，柏林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荷兰人底格柔特（J?M? De Groot , 1854—1921）汇译中国古史中有关匈奴的史料，冠以《纪元前的匈人》（1921年）[10]，对德经、夏德之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颇具影响力的英国作家韦尔斯（H.G. Wells ,1866-1946）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1921）[11]，也在此时问世（下文简称《世界史纲》）。该书将迟至4世纪末活动于南俄地区和中亚草原一带，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诸部落泛称为匈人（Huns），其中包括公元前后退出蒙古高原而西迁的匈奴与当地人融合而形成的后代。作者虽坦言：“就在使用‘Hun’这个词作为匈奴人的普通对应词上”，“已经踏上了有争议的领域”[12]，但仍将匈奴纳入这一涵盖宽泛的匈人（Huns）名下，以匈人（Huns）指称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的匈奴。认为东方中国的压力和西方罗马帝国的腐败，以及畅通无阻的道路是促成匈人不断西迁的原动力。该书通俗易懂，出版后风靡一时，匈人即匈奴的观点广为人知。其间，虽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但以德经、夏德为代表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在学术界仍居主导地位。

      20世纪的匈人与匈奴关系研究即在这种氛围中展开。学术界在挖掘汉文史料的同时，开始注重从西方文献及考古、人种、语言学等多方面寻求论证匈人、匈奴关系的依据[13]。例如，内田吟风《匈奴西迁年表》（1936）[14]一文详列北匈奴从公元48年至375年的活动年表，在探讨北匈奴经营西域的基础上，试图勾勒出北匈奴西迁欧洲的经过。年表中，所列公元48年至156年间的北匈奴活动均据中文史籍，158年左右至375年的内容则为作者根据个人研究附加，旨在“增加一些关于匈人匈奴同族说情况判断的证明资料” [15]，充实夏德之说。又如，K?内密提（K?Nemāti）《匈奴即匈人的历史地理证据》（1910）[16]、夏尔潘提尔（J?Charpantier）《吐火罗的民族学位置》（1917）[17]、哈龙（G?Haloun）《关于月氏问题》（1937）[18]等文直接或间接论述了西方文献中匈人与中文史籍所载匈奴在名称上存在某种密切关系的可能性。德国学者阿尔特海姆（F?Altheim）（1951）认同匈人与匈奴在称谓上有关的同时，又据贝利（H?W?Bailey）[19]、享宁（W?B?Henning）[20]对斯坦因（A?Stein）1907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的研究，提出当时粟特人对匈奴的称谓XWN，与西史所载匈人的读音一致的观点[21]。其结论被视为匈人、匈奴同族的一个依据。[22]另外，塔卡茨（Z?Takacz）《匈人的中国艺术》（1916）、《伊朗—希腊的艺术形式与中国—匈人的艺术形式》（1926）、《欧亚大陆民族迁徙时代的艺术中间的一致性》（1935）等论著[23]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分析匈人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试图证明匈奴曾西迁欧洲。但真正从考古学角度为匈奴西迁欧洲之说提供重要支持的，是前苏联考古兼历史学家伯恩施坦（A?N?Bernshtam ,1910-1956）有关中亚塔拉斯河谷上游Kenkol河流域墓地调查的结果[24]。伯氏亲自参加了该地墓葬的挖掘工作，对发现的四具尸骨做出两具为蒙古利亚种的主人，以及两具为帕米尔—费尔干纳本地具欧洲人种特质的奴隶的判断，从而得出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匈奴迁移到中亚东部，并由这里向西方扩展的结论[25]。而江上波夫《匈奴匈人同族论》（1944）[26]，试图通过分析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克里米亚半岛和匈牙利等古代匈人活动区域出土的汉代器物以及匈奴式铜鍑，来证明匈奴自蒙古西迁后，作为匈人出现于伏尔加河流域，以进一步强化匈人、匈奴同族论。

      由于匈人和匈奴在人种体质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27]，故有人主张二者为欧罗巴种，但均混入蒙古利亚种血液[28]，有人则认为两者都是蒙古利亚种[29]。两说虽有分歧，但均认同匈奴西迁欧洲说。还有人采取变通说法，提出匈奴统治阶层为欧罗巴种，被统治阶层是蒙古利亚种，西迁者仅为被统治阶层[30]，以附和欧洲匈人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和匈奴部落中存有欧罗巴人种因素的情况，以弥合匈人、匈奴同族，以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的漏洞。

      对匈人、匈奴语言归属问题的探讨较为复杂。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可供后人研究的匈奴语汇非常有限，加之各人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大致有蒙古语说[31]、突厥语说[32]和蒙古—通古斯语族说[33]等。但总的来说，关于匈奴语属阿尔泰语系这一点，似乎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而对匈人语言归属问题的讨论也由早期的乌拉尔语系的芬—乌戈尔语说，逐渐趋向并统一为突厥语族说。这被看作是匈人、匈奴同族的语言学上的依据。[34]

      上述关于匈人、匈奴同族的论证，似乎说明匈奴西迁曾抵欧洲。美国西北大学教授M?W?麦高文（Mc Govern ,Willian Montgowery , 1897-1964）《中亚古帝国——斯基泰人与匈人及其在世界历史地位的研究》（1939年）[35]一书，则更为系统地论述了匈奴西迁欧洲的历史。作者阐述了北匈奴西迁的必然性及其由中亚侵入欧洲，促成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加速罗马帝国崩溃的历程。尽管作者本人承认日耳曼各部落的迁徙与匈奴之间的这种关联是由间接的证据推寻而得，但仍坚信匈奴人是推动日耳曼诸部落入侵罗马帝国的原动力[36]。在整个论述中，作者将见诸中文史籍的匈奴与西方文献所载匈人加以联系，推演出公元2世纪至4世纪后期匈奴自蒙古高原不断西迁而冲击罗马世界的这一中西史籍阙如的历史片段，使自18世纪以来匈人、匈奴同族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愈益完善，自成体系。

      可以说，匈人、匈奴同族论经东、西方几代学者的不断充实，至20世纪上半叶已成为“没有挑战”的观点[37]，相关的研究及成果集中体现于内田吟风《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1953）[38]一文中。该文通过总结20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有关匈人与匈奴关系的研究，认为学术界已从东西方文献、语言学、考古学和人种学等方面取得了足已证明匈人、匈奴同族的依据。

      上述从不同角度对匈人、匈奴进行的同族论证并非无懈可击。上个世纪40年代始，原苏联学者首先对伯恩施坦有关Kenkol河流域墓地调查的结论提出疑问[39]，认为伯氏关于塔拉斯河谷蒙古人种与北匈奴郅支单于短暂留居此地有关的说法存有疑窦[40]，指出伯氏对墓葬时代分期的判断有误[41],并强调该地发现的四具尸骨在人种上并无太大差异，均为混有蒙古利亚血统的欧洲人种[42]。这一观点被当时苏联和西方学者普遍接受[43]，伯氏北匈奴西迁欧洲之说随之失去依据。继之，奥地利人曼辰?海尔芬（OTTO J?Maenchen-Helfen，1894—1969）发表《匈人与匈奴》（1945）一文，阐述了匈人与匈奴之间在人种、文化上的差异，认为以往匈人即匈奴的假设缺乏文献和考古学的支持[44]。作者在语言学、考古学和亚洲艺术史等方面所具备的良好素养，使之能够较为充分利用东、西方古典文献，并结合考古发现，从多角度考虑并分析问题，得出较他人更具说服力的观点。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E?A?Thompson）即认为曼辰?海尔芬有关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削弱并动摇了匈人即匈奴这一传统观点的根基[45]，在其论著《阿提拉与匈人的历史》（1948年）[46]中，汤普森对匈人起源及其在公元4世纪末前的历史采取较为谨慎态度，认为这是“一个深奥的秘密”而不予展开讨论。此书后由彼德?希思勒（Peter Heather）修订，以《匈人》（1996）[47]之名再版。

      续汤普森之后，又有三部有关匈人历史研究的专著问世，即阿尔特海姆（F?Altheim）的《阿提拉和匈人》（1951）[48]，及由阿尔特海姆主编，多人合着的五卷本《匈人史》（1959-1962）[49]和曼辰?海尔芬的《匈人世界——历史与文化研究》（1973年）[50]。阿尔特海姆的个人论著是一本小册子，共有八章，其中两章内容涉及匈人早期历史，约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他后来主编的五卷本《匈人史》即以此为框架，增补相关内容而成。其中，第一卷的头两章为阿尔特海姆有关匈人起源及其与罗马世界接触前历史的研究。与前者不同的是，作者已放弃匈人即匈奴的观点[51]。曼辰?海尔芬《匈人世界》是作者多年从事匈人历史问题研究的成果结集。该书出版时，作者已去世。从书中不同章节内容的衔接、一些脚注和许多段落的论断看，它是一部远未完成的著作[52]，但这丝毫无损于作者有关匈人、匈奴关系极有价值的探讨，即当人们普遍认为匈人为蒙古人种时，曼辰?海尔芬提出匈人为混种人，匈奴人种亦非单纯的蒙古人种，它亦具有印欧人种特征的观点。同时指出匈人的语言、艺术和匈奴不同。

      曼辰?海尔芬对匈人、匈奴关系的研究具划时代意义。此后，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例如，法国科学院士、中亚史研究专家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匈人和匈奴人》一文（1969年）[53]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如下结论：1.难以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匈人、匈奴两个集团的统一性；2.匈奴语或匈人语中没有任何可以使我们在语言学领域中得出某种结论的可靠成分；3.匈人、匈奴人种体质存有差异，从考古学研究来看，二者仅以混合于其中的蒙古人种而保持着较疏远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系主任丹尼斯?西诺尔（Denis Sinor，1916-）教授编着的《内陆亚洲——历史、文明、语言概览》（1969）认为，在没有关于蒙古高原北匈奴衰亡至匈人出现于欧洲地平线之间这两百年历史的任何记载的情况下，“暂时放弃草率而无意义的匈人、匈奴同族论似乎更为妥当”，并称德经关于匈人即匈奴之说是“被广泛接受而未被证实的理论” [54]。在其编着的《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1990年）中，作者进一步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匈人社会的主体成分与匈奴有历史渊源关系” [55]。丹尼斯?西诺尔对匈人、匈奴同族论的批判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对匈人、匈奴历史问题的研究较之以往似更趋客观和冷静。例如，彼德?戈尔登（Peter?B.Golden）《突厥民族历史入门：中世纪及近代欧亚和中东民族文化及国家的形成》（1992）[56]一书，在论及早期欧亚草原东部的匈奴和西部的匈人时，既认为“我们不占有将匈奴和匈人直接联系起来的完好而连续的证据”，而主张匈奴于匈人的出现可能存在间接关系，二者人种构成成分多种多样，但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一些内陆亚洲（Inner Asia）因素，匈奴对于欧洲民族大迁徙起了催化的作用[57]。又如，法国学者杰勒德?查理安德（Gérard?Chaliand，1934—）《游牧帝国——从蒙古到多瑙河》（1995）[58]一书在讨论匈奴历史时不提匈奴西迁欧洲之说，同时称公元4-5世纪侵入罗马的匈人称为黑匈人（black Huns），另加叙述，而对一贯被认为是不可回避的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搁置阙如。埃里克?希尔丁格尔（Erik?Hildinger）《草原骑士——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700年的中亚军事史》（1997年）则明确表示“当今历史学家很少相信匈人实际上就是匈奴”。[59]可见，20世纪中叶至末期，西方学者对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的认识已逐渐走出传统观点的藩篱。

      最近，法国学者艾蒂娜?德拉?微茜叶（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发表《匈人和匈奴》（2005）[60]一文，就学术界长期以来存有争议的匈人与匈奴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进行了探讨。

该文分两大部分：

一、匈人、Xwn和匈奴

1.近期史书中的Xwn
2.匈人是一个泛伊朗血统民族之称
3.竺法护（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于阗僧人）提到的大入侵之前的匈奴人

二、有关中亚匈人的新史料

1.穆斯林资料
2.考古资料（锡尔河流域和粟特地区的瓷器残片）
3.中文史料

      作者认为，匈奴人是北方草原民族联合体，而非单一民族。在公元350-360年间，阿尔泰附近的北匈奴后裔的一部分来到锡尔河流域，另一部分来到伏尔加河流域。370年匈奴部族出现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西迁匈奴人应是匈人先祖的一部分，但其中也包括其它民族，尤其是嚈哒人。二者在宗教礼仪、语言和血统上表现出的相似性似有利于支持上述推测。同时，作者提醒读者在使用该结论时要小心。微茜叶一文与上个世纪前半叶匈人、匈奴同族论颇有共同之处，但在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上似退了一大步。即作者持匈人中有古匈奴后裔的一部分，而非早期同族论者所主张的匈奴即匈人的观点。该文是近年来西方有关匈人与匈奴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研究不多见的专题论文之一，它的问世是否预示着这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会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我们将拭目以待。总之，西方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虽经历了漫长的研究阶段，但迄今未达成共识。

三

      中国学者对匈奴西迁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代内阁学士洪钧在其《元史译文证补》（1897）西域古地考部分对粟特国进行考证时，首先引入西方有关公元前后至三四世纪欧亚草原中部诸族分布及其活动情况的论述，详细介绍了阿提拉匈人西征欧洲始末[61]。从文中将匈人（Hun）之名释为匈奴音变而将匈人的西扩视为匈奴西迁活动这一点来看，洪氏明显受到西方观点影响。之后，王先谦《后汉书集解》（1915）奄蔡国条转载洪钧引文[62]，成为后人研究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

      20世纪初，国外普遍流行的匈奴、匈人同族论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无疑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在国内多数学者涉入该研究领域时，都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的观点。例如，章太炎《匈奴始迁欧洲考》（1919年以前）认为“匈奴为汉所驱，皆转入欧洲” [63]。丁谦《汉以后匈奴事迹考》（1919年）主张，北匈奴分别于374年和508年进入欧洲腹地和黑海以北地带，前者建立了匈人王国，后者形成了斯拉夫族[64]。此后，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阐述历史因果和动力，说明历史事件彼此牵连，“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观点时，即举北匈奴西迁为例[65]，征引中西史籍，考订北匈奴西迁欧洲经历。认为在公元4-5世纪导致欧洲民族大迁徙并建立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诸国的芬人（Huns or Fins）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 [66]。从行文中不难窥知，梁氏撰写该书时已阅读过当时颇为流行的韦尔斯《世界史纲》，且谙熟西方匈奴、匈人同族论。他对北匈奴西迁欧洲过程的考述则主要参考了德经、夏德和底格柔特等人的研究[67]。不久，由陈建民、向达、梁思成等译，梁启超等校订的韦尔斯《世界史纲》中文版问世（1927年）[68]，原文中的“Hun”均被译作“匈奴”。该书自翌年连续再版，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多数高等学校教授世界通史的主要教材[69]，西方匈人即匈奴的观点也随之传播国内各地。嗣后，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1930年）[70]系统介绍了18-20世纪以德经、夏德和底格柔特为主的欧洲学者有关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的研究。文中积级评价夏德对匈人即匈奴这一观点确立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夏德的研究“在文字方面的史源，已得到相当的证据，较170年前得几内（即德经）望文生义，不能引用中国比较接近史源的‘正史’”，有较大进步。其《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一文，“详细证明侵入欧洲的匈人与中国的匈奴系同一民族。” [71]姚文对国内学术界颇具影响，此后时人对北匈奴西迁问题的探讨，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欧洲匈奴、匈人同族论的观点。例如，胡君泊《匈奴源流考》（1933年）[72]、金元宪《北匈奴西迁考》（1935年）[73]、何震亚《匈奴与匈牙利》（1937年）[74]、佟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1942年）[75]等文，或承前人之说，或另寻途径，都基于匈奴即欧洲匈人的认识，论述了匈奴西迁欧洲及其影响。继姚文之后，章巽将麦高文《中亚古帝国——斯基泰人与匈人及其在世界历史地位的研究》一书译为中文，以《中亚古国史》（1958年）之名出版。[76]由此，西方有关匈奴西迁欧洲的系统论说传入国内。

      20世纪前半叶国人对西方匈人、匈奴同族论的译介及对匈奴西迁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诸如章太炎、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对该问题所持观点），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表现在学者们对匈奴西迁问题的研究，多以匈人即匈奴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为基点，着力于匈奴西迁欧洲过程的探讨。例如，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1977年）[77]将北匈奴西迁过程分四阶段：一、悦般时期（公元91-160年）；二、康居时期（公元160-260年）；三、粟特时期（公元260-350年）；四、阿兰时期（公元350-374年）。通过论述各阶段的迁徙过程，得出北匈奴经过了一万二千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欧洲东境的结论。学术界对齐文有关北匈奴西迁过程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虽存有不同看法，但对齐文匈奴即欧洲匈人主体的观点似无异议。如，肖之兴撰《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1978）[78]，在肯定齐文“对匈奴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的同时，仅对齐文涉及的“悦般”概念、康居方位、粟特所在等问题提出个人看法。郭平梁《匈奴西迁及一些问题》（1987）[79]亦认为齐文在解决匈人、匈奴是否为同族问题上做出了贡献，同时就北匈奴西迁历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西迁匈奴先是游牧于伊犁河流域，后又进入到康居属地中亚农业地区，后又进入到波斯北境，后又越过高加索山进入欧洲。”林干《北匈奴西迁考略》（1984）[80]则阐述了与齐文不尽相同的北匈奴西迁历程。认为北匈奴西迁第一站是乌孙游牧区，第二站是康居，第三站是阿兰聊（奄蔡）。其入侵欧洲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公元374-400年；第二期：公元400－415年；第三期：422-468年）。该文除第一、二站的迁徙内容，其余部分基本为采纳麦高文之说。

      此外，余大钧《公元91年后居留新疆北部一带的北匈奴》（1986年）[81]特别指出“留下赢弱于龟兹以北新疆北部而率领北匈奴主力西迁康居的北单于，并非公元91年在金微山被东汉击溃的北单于，而应是檀石槐西征时的新疆北部北匈奴单于”。认为2世纪50年代后叶至60年代，鲜卑人檀石槐的西征迫使新疆北部北匈奴单于率领大部分匈奴人西迁到康居一带，与1世纪90年代西迁康居的匈奴人后裔汇合到一起，形成一股较强大的势力，为一、二百年后匈奴人继续西进征服粟特、攻入欧洲奠定了基础。王彦辉《北匈奴西迁欧洲的历史考察》（1989）[82]则对北匈奴西迁始年及北匈奴迁徙的路线提出不同于他人的观点。认为，永元三年（91年）北单于战败后，把单于庭转移到乌孙东北部，并未正式西迁。其活动地域至少包括西起乌孙、南极天山、东至蒲类（今新疆境内巴里坤湖）、北抵阿泰山的方圆千里之地。公元2世纪中叶（约153年），北匈奴在汉与鲜卑的夹击下，被迫西迁到乌孙西北。北匈奴自乌孙西迁康居的时间大体在公元237—287年间。

      学者们在探讨匈奴迁徙过程、具体路线的同时，还就北匈奴西迁原因进行了分析。舒顺林《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1986）[83]认为，东汉对北匈奴的出征及东汉在“以夷伐夷”思想指导下，与北匈奴周边南匈奴、鲜卑、乌桓、丁零等诸部落联手打击、孤立北匈奴，是迫使北匈奴西迁的主要原因。吴兴勇《论匈奴人西迁的自然地理原因》（1991）[84]则采用原苏联学者列?古米廖夫有关匈奴西迁欧洲之说，[85]认为东汉征伐匈奴只是匈奴人西迁的触媒，而不是决定因素。公元2至3世纪欧亚草原大旱灾是欧洲民族大迁徙的原因，也是匈奴西迁的动力。蒙古高原古今地理景观的变迁是促使匈奴西迁的必然因素。总之，从70-90年代，国内关于匈奴西迁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北匈奴西迁过程这一论题展开，兼及对迁徙原因、影响等问题的探讨。

      关于此时期港台学者对匈奴西迁问题的认识，可从出版的相关论著中略窥一斑。例如，林旅芝《匈奴史》（1973）[86]，分别以“北匈奴进军欧洲”、“匈奴入据东欧”和“阿提拉王朝”为标题，途述了匈奴西迁欧洲的历史。又如，江鸿《匈奴兴亡之追踪》（1984）[87]认为匈奴西迁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49年匈奴郅支单于迁居康居；第二次是北匈奴被东汉击败后，约在90年率余众越天山巴尔克什湖西进，逐渐向西发展而抵里海之北；第三次是自公元100年至372年，匈奴逐渐向西，抵伏尔加河。另外，刘学铫《匈奴史论》（1987）[88]专辟“北匈奴之西徙与阿提拉”一章，叙述北匈奴西迁欧洲，建立王朝始末。上述有关匈奴的论著，在匈奴西迁问题上与西方传统观点基本一致，均以匈奴的西迁为媒介，把北匈奴西迁以前的匈奴历史与匈人入侵欧洲的历史加以连贯汇通，形成了颇具麦高文论说之遗风余韵的中国式匈奴西迁欧洲的系统论。所不同的是，麦氏之着详于欧亚草原西边的历史而略于东边，上述论著则正好相反。此外，左文举《匈奴史》（1977）[89]第五篇专门论述了北匈奴的西迁。其主要内容与内田吟风《匈奴西迁年表》一文基本相同，即认为北匈奴西迁，初至乌孙之地伊犁河上游，而后移居康居（今吉尔吉斯草原），征服阿兰，入侵欧洲。与上述论著不同，左氏更注重对中文史籍中相关记载的连缀，以此证明“西方之记载与中国古史可以完全衔接”。而张哲诚《匈奴西迁》（1989）[90]一文亦取北匈奴西迁欧洲说，试图通过阐述匈奴入侵欧洲前欧亚内陆民族的变迁和匈奴西迁后在欧洲的活动，说明匈奴西迁活动对于内陆欧亚民族历史产生的影响。

      由上述不难看出，20世纪中后期中国大陆、港台多数学者基于匈奴即欧洲匈人主体的认识，依据中文史籍，结合西方研究成果，试图廓清北匈奴退出蒙古高原以后，到匈人出现于欧洲历史舞台之间约二百余年的匈奴历史活动。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论质疑》（1990年）[91]则是此时期较为系统地反驳匈奴、匈人同族论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的仅有的一篇文章。作者针对西方同族论者所依中、西史料及考古、人种和语言学等方面论据进行逐一反驳，认为匈奴、匈人（Huns）虽然同名，未必同族，匈人的族源应另途追溯。由于作者常年从事西域史及西域文献研究工作，文中对《后汉书》诸传[92]、《魏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及《晋书?西戎传》中有关史料进行的排比、甄别工作，及在此基础上对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北匈奴因檀石槐鲜卑西扩而放弃葱岭以东地区西迁，经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吉尔吉斯）和阿兰（黑海北岸）之地入侵欧洲之说提出的新的见解，值得重视。在《关于Huns族源的臆测》（1992年）[93]一文中，作者进一步从人种、语言和Huns出现于欧洲的时间等方面推测，4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有可能是一些史籍失载的西迁的鲜卑人。这些西迁的鲜卑人中包括若干原来隶属于匈奴的部落。作者迥异于他人的观点虽未引起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且仍有不少人沿袭旧说[94]，但它对国内长期以来在研究匈奴西迁问题上表现出的对西方传统观点的盲从态度，无疑敲响了警钟[95]。

      本世纪初，国内有关匈奴史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但探讨匈奴西迁的论著并不多。方汉文《匈族（HUNS）西迁与罗马帝国的崩溃》（2004年）[96]一文试图通过从甲骨文献寻求匈奴早期称谓，并与欧洲匈人“HUN”之音对照，来证明匈奴与匈人实为同族的观点。但该文“甲骨文‘亚凶’即匈奴”，殷商时期匈奴部族统称为“匈”的论点似缺乏坚实的依据。首先，作者将甲骨文中的“ ”字释读为“亚凶”有误，该字一般作“擒”解。[97]第二，作者引以为据，附在文中的甲骨集《卜辞通纂》第499片图文明显倒置[98]，同时误将“ ”字释为“凶”[99]；第三，文中作为重要论据引用的甲骨集《卜辞通纂》第494片文字有误[100]，并且在论述中转引郭沫若对该片内容的释文时，擅自将“ 方”改写为“凶方”，未免主观臆断。因此，作者“亚凶就是匈奴，也是以后从中国北部消失，而在欧洲出现的HUN族”的推论也就难以成立。马利清《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2004年）[101]一文，则试图通过比较匈人、匈奴葬俗和考察新疆地区至南俄草原直至欧洲一带发现的铜鍑标本，以证明匈人、匈奴同族及匈奴西迁至欧洲的观点。礼俗的比较和对考古器物的分析不失为探讨匈人与匈奴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的一个视角，但仅凭二者葬俗的相似得出匈人与匈奴为同族的结论，又据分布于欧亚草原的铜鍑标本说明北匈奴曾西迁至欧洲，其论据略显单薄，缺乏说服力[102]。至于文中所说“文献记载北匈奴西迁欧洲而成为‘匈人’的过程应是可信的”则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正因为东、西方文献均无关于北匈奴西迁欧洲而成为匈人的记载，东西方学者就此问题争论了两个多世纪后，仍难以在匈人与匈奴关系及匈奴西迁是否曾至欧洲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此外，王柏灵《匈奴史话》（2004年）[103]也以相当篇幅阐述了匈奴西迁问题。全书分八章，其中第五、六章分别以“北匈奴西迁欧洲”、“匈奴人征战欧洲”为标题，内容多采纳前人传统说法。例如，“北匈奴西迁欧洲的过程”一节内容，基本上引用齐思和之说。总之，近年来国内关于匈奴西迁问题的研究仍局限于西方早期传统观点，对匈奴与匈人关系问题的探讨，则缺乏开拓性的论著。

四

      综上所述，匈人在欧洲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曾引起西方众多学者对匈人起源及其早期历史活动的关注。自18世纪德经提出欧洲匈人即匈奴的观点后，西方学者就匈奴与匈人关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匈奴西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匈人即匈奴以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一直是学术界主流观点。但从4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检讨并批判这一观点，人们对匈人与匈奴关系的认识随之发生变化，由最初肯定二者有直接联系和认为匈奴西迁曾抵欧洲，逐渐转向怀疑或否定这种观点，继而提出二者有间接关系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讨匈人与匈奴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的漫长过程中，同族论与反同族论者的争议始终贯穿于其中。可以说，西方学术界迄今未能就匈奴西迁是否曾抵欧洲的问题达成共识。

      匈奴的历史，向来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但长时期以来，学术界对2世纪中叶活动于今新疆北部的匈奴下落一直困惑不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西方匈人、匈奴同族论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传入国内，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国学大师接受西方观点并加宣扬，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数学者基于匈人即匈奴和匈奴西迁欧洲之说，依据中文史籍，主要探讨了匈奴西迁欧洲的过程（尤其是在70年代以后），而对4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关注不够。与此同时，匈奴西迁欧洲之说被编入各种版本的世界史教材[104]而广为流传。国内这种现象，与丹尼斯?西诺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总结西方对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的认识时所说的情况颇有几份类似。这就是，匈人即匈奴及匈奴西迁欧洲之说未被证实，却被广泛接受。近年来，曾风靡全球的韦尔斯《世界史纲》在国内有多种译本出版[105]，其中所论匈人（包括匈奴）西迁，与国内学术界较为流行的匈奴西迁欧洲论是否会相得益彰，而使西方有关匈人与匈奴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的早期传统观点在国内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看来，今天我们要想真正搞清楚匈奴西迁这一历史问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