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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湘梅
读过苏炜教授的大作《那块刻镂着浮雕的铜牌》后，感到异常的惊喜与亲切。我不是耶鲁人，是布朗人（曾任教于罗岛的布朗大学）。由于我是医生，又出生湖南，对于早期耶鲁在湖南开创的医学世界，一直怀着很浓的兴趣。我只知道在一九Ｏ六年，耶鲁在长沙建立了一个小诊所，仅有一位名叫休姆（Hume）的传教医师。可是它后来竟然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中心——湘雅。我以前并没听说过比这更早的中美合作史。如今读到耶鲁与中国远在一八五Ｏ年就建立的文化交流起脉过程，与几位佼佼参与者的趣事，如获至宝。这篇非常生动的文章自然会使每位读者神往。而对我个人来说，这段古老的历史，更是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原来耶鲁与我的家族老早就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渊源。现在以下面的短文来介绍这个跨越世代的故事。这是我的姐姐刘湘兰（退休浙江大学化学教授），以她女儿汪彤的口气写的。 （一）外公的湘雅梦 我向来不喝酒，家中也难得备酒，但别人喝酒时，我喜欢凑过去，闻闻那股诱人的醇香，特别是烧酒。 那股富有刺激性的香味，常勾起我童年的回忆，使我联想起我的外公。 我从小是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外婆在世的时候，每当华灯初上，厨房飘来菜饭馋人的香气，外婆探出头来，说：“今天有好菜。” 于是外公取出他自己设计加工过的，最得意的酒瓶（在方形的玻璃瓶上包着一层镂空雕花的锡皮），神气活现地说：“四两白干！”勤快俐落的舅舅马上接过酒瓶，一溜小跑，上了巷口的小酒店。不到五分钟，酒打来了，还带一包下酒的五香花生米。 外公最瞧不起啤酒、黄酒之类的酒，说那些酒喝起来像白开水，只有烧酒才配称为酒。那烧酒看来像是白开水，却真地会“烧”。有时我扭伤了脚脖子，外公会端来半杯烧酒，用火柴一点，扑地一下就烧起来了，满碗蓝朵朵的火苗。外公毫不犹豫，伸手进去捞了一把，连酒带火地在我脚脖子上搓揉。我一点也不感到烫，只是暖乎乎的，脚伤就这样治好了。当时，我觉得外公好勇敢，好神奇。 外公喝下两杯酒之后，脸孔就变得像关公一样红。他的大眼睛在厚厚的近视镜片后显得生气勃勃，于是就打开话闸子。他一面喝酒，一面讲，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所讲的并不是什么神奇古怪的故事，只是他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事情。外公有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往事、时间、地点、人名以及一切细节，他都能点滴不漏地说得活灵活现，给人有如历历在目的深刻印象。他讲的故事，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却总也听不厌，愈是别人欣赏他的故事，他的谈兴也愈浓。往往人坐在饭桌旁，谈了半天，筷子也没有动，连饭菜也忘了吃。 外公出生于满清末年。他的父亲是小商人，母亲出自书香世家，对这个独生儿子期望很高，从小就送他到乡下他伯父家中，受严格的私塾教育。但是据说外公幼年时天资顽愚，常常被老师的戒尺打得遍体鳞伤，夏天连澡都不能洗。直到八岁时，他生了一场严重的痢疾，差点送命。奇怪的是，病愈之后，人好象像开了窍，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从此读书总是名列前茅，使他踌躇满志，毅然离家出走，到县城去上中学。不久他的母亲（当时不过四十几岁）突然病倒，只说是下腹部疼痛，四处求医都不知道得的什么病，只得祈神拜佛，弄些偏方、草药、香灰、“仙水”来试试。结果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痛苦而逝世。他母亲的死，使他深深地感到医学的重要，从此扬言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中学毕业之后，居然考取了省城里洋人办的湘雅医学院。那里面的老师尽是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上课只是叽哩呱啦地说洋话。这在当时我们的故乡，那个偏僻的湖南乡下，在那些梳着长辫子和裹着小脚的女人中，引起多大的轰动是可想而知了。 可是年轻的外公考取湘雅医学院之后就有些得意忘形起来。加以乡下孩子一旦进了大省城，不免看花了眼，下了课就到处去玩，把功课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堂堂的湘雅医学院岂是那么好读的。遇到考试起来，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只好叫皇天。第一年下来，几门功课不及格，就被学校淘汰了。从此外公作医生的梦想彻底地破灭，迫使他改学商务。但是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往事，直到外公白发苍苍时，仍然梦寐难忘。 “昨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又梦见在湘雅医学院考试。考卷拿在手里，却一个字也看不懂，那个紧张呀！真是急死人！……醒来时，满身大汗。”外公在端起酒杯时，常跟大家说起这个“湘雅梦”。 “那湘雅医学院的书就那么难念吗？”我总是难以相信，像外公那么聪明的人会考不及格。 “湘雅医学院可不是一般人能念完的。四十几个人考进去，一年一年地被刷下来，到毕业时只剩下一两个人。这种人是天才呀！”外公谈起湘雅毕业生时，总是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情。 “外公，你如果那时用功点，在湘雅读完毕了业，现在会怎样呢？” “那还得了，那时代的湘雅毕业生现在都成了医学界的权威了，全国也没几个。我要是读完湘雅医学院，早就是赫赫有名的大红人了, 现在还会坐在家里自己打酒喝？别人请我喝的酒都喝不完呢！哈哈。”外公摸着他的白胡须大笑起来。 显然，学医未成是外公的终生遗憾。他只得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是新派人物，并不歧视女孩，在培养两个大女儿时曾下过不少功夫。我母亲（刘湘兰）是外公的长女，他时常对我说起在她童年时期，外公怎样耐心地教她和二姨妈（刘湘梅）学英文和古文的故事。后来她们都没有辜负外公的期望，都考上了大学。可是真正继承外公的志愿而学医的只有二姨妈。 但是二姨妈在求学的中途跟随她的未婚夫去了台湾。台湾医学院毕业之后，她去美国行医，这一去三十多年没回来。虽然她不断地托人寄钱寄信到大陆家中，但是外公思女之情难以释怀。尤其当外婆卧病不起时，外公常向我叨念着：“要是你二姨妈在这里就好了。她是医生，总会有办法治你外婆病的。”可是外婆得的是什么怪病，这里的医生都说不清，也没有什么药可吃。开始是手指不灵活，不能扣扣子，渐渐地不能端碗吃饭，不能走路。后来大小便失禁，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服侍，还重复说着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我这是睡在哪里？我的床原来不是这样放的，窗子不是开在这里，是开在那里的。”“这怎么搞的？我怎么会睡在洗澡盆里而不是睡在床上？”从头到尾外婆生了七年病，其中完全瘫痪在床上有四年。在这期间，母亲也是想尽办法，什么新针疗法、推拿疗法、耳针疗法、鸡血疗法、卤碱疗法、气功疗法、全都试过，终于无法挽救外婆的生命。 外婆离开人世之后，外公的胃口也随之而去。他变得不仅滴酒不沾，而且连饭都不要吃。他说他现在吃饭只是为了活命，无论什么好东西吃到嘴里都没有滋味，不仅没有好味反而有一股怪味。他剩下的唯一嗜好就是谈天。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去，坐在他的躺椅对面的矮凳上，听他聊天。这时他除了讲湘雅梦之外，还讲一种新的梦。“昨夜我作了一个好梦，梦见我的胃口又回来了。我又坐在桌边大吃大喝，吃得好香啊！一觉醒来，嘴里还回味无穷……。你现在当然体会不到好胃口是多大的享受。”原来外公梦见的都是他失去的东西。 大陆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二姨妈从海外万里迢迢赶回探亲。此时，她不仅是美国医生，还是神经病理权威。但是她未能利用她的医术为自己受尽疾病摧磨的母亲减轻痛苦，再看到离家时还气宇轩昂的父亲如今也已到了风烛残年，不禁悲从中来。二姨妈临走时，外公要求她给他作一次体格检查。过后还满怀希望地问：“你看我能不能活到九十岁？”为了安慰他老人家，二姨妈用肯定的口气说：[没问题！]可是六个月之后，外公却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医生说过他的心脏有问题。 在外公的影响之下，我一直对医生这个行业十分敬佩，但是我不是学医的材料。我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了对艺术的爱好。她自己未能学成艺术，却把我推向了她的梦想，使我闯入了艺术的象牙塔。在中国大陆的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二姨妈又帮助我来美国深造。我选择了这所闻名的耶鲁大学。 有一次在图案设计课上，教授给我出了一个作业题目，令我设计一份「耶鲁在中国」的年表，也就是用图表简要地表示耶鲁在中国的活动历史。我查遍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终于找到一本《耶鲁与中国》的书。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恍然大悟，才知道湘雅医学院的来历。 早在一九Ｏ一年，耶鲁基督教会在长沙创立了「中国的耶鲁」。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在中国发展教育、公共卫生、介绍西方文化以及耶鲁精神：勇敢、尊严、责任、公平、正义。 早期的耶鲁传教人曾经受过极端的排斥。那时由于外国侵略，中国人对洋人抱有很大的敌意。地方政府不许外国人进城，即使进了城也经常被驱逐出境。有时他们只好晚间睡在停泊在河里的船上，白天上岸传教。这种精神是非常可佩的，因为他们相信「殉道者的血是为教会撒的种」，有的人还真正成了殉道者。 耶鲁的第一位负责人索尔顿（Thornton）死于肺结核，另一位西伯端（Seabury）溺水而死。 一九Ｏ六年耶鲁人员在长沙成立了一个小诊所，仅有一位名为休姆（Hume）的医师。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护校 ，校长是盖吉（Gage）女士。不久中国医学界先锋颜福庆医师学成归国服务。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英国获得热带科学博士学位，并去非洲作过实地工作。耶鲁所设的小诊所，很快地受到老百姓的重视。 一九一一年按照当地绅士的请求，湖南政府与耶鲁人员签立了「湘雅合同」，举办一个完整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湖南政府负责建设医学院、护校和宿舍，耶鲁方面负责用私人筹来的经费建立附属医院，购买医学仪器，并从美国聘请医护人员来湘雅服务。颜福庆成为首任湘雅医学院院长，休姆医生担任第一任湘雅医院院长。（颜福庆后来去上海医学院任院长）。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非常敬佩美国传教人士的伟大精神和贡献。我首次了解「湘雅」这个名字的含义：「湖南的耶鲁」。我的外公是一九一六年考进湘雅的，应该是第三届的学生。该书中还附有若干早期师生合影的照片。我曾经仔细在那些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中国人中辨认，希望能够寻找出我的外公来。啊！其中一位戴眼镜的人还真有点像！可是谁能证实呢！ 联想起来，世上事情的因果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奇妙。我的外公在湘雅只读了一年书，这个湘雅却在我们祖孙三代人的身上起着如此重大的影响。试想，如果外公不进湘雅，我二姨妈也许不会学医，如果我二姨妈不学医，我也许不会来美国。如果我不来美国，就寻不到外公的这个梦根。 谁会想到经过了七、八十年的时光，跨越了半个地球，我却在美国与外公建立了校友关系。这事儿可以编入我们的家史，说起来倒真有些离奇呢！ （注：这篇以「鸥文」为笔名的短文，曾于一九八八年刊登于世界日报。一九八九年，我离美去台湾各地医学院教学，一九九二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我久违的故乡。以下的一段采自我的回忆录。） （二）梦寐以求的湘雅 北京的会议完毕之后，我乘飞机去长沙访问湘雅，这次的访问是通过「耶鲁中国学会」的介绍。在几个小时的飞行期间，童年的记忆像电影一般在我的脑中出现。「湖南」这个名称跟随了我一辈子，我是属于她的，可是我一直搞不清她是什么模样。如今我终于要去与她相会了！我心里充满了兴奋的期待。 到达长沙机场后，立即看到湖南医科大学派来的几位老师。他们手上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们的车子在黄昏中驶入市内。 如果我父母能够见到今日的湘雅，他们会是多么地惊喜！将近一世纪前建立的一所简陋的小诊所，如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它在长沙有三大附属医院，其它城市也有小型的附属医院。整个湖南省的医护人员，差不多全是湘雅毕业生。可见湘雅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在湘雅创办时，它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两所医院之一，另一所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所创办的协和医科大学。当时有「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说。中日战争时，湖南吃紧，湘雅迁校，先去贵阳，后来又迁去重庆。战后，学校的职员在战火的余烬中重新建立了医学院，并且加以扩大。学校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仍旧称为湘雅医院。一九七八年，大陆对外开放之后，湖南医科大学与中国耶鲁协会重新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每年由耶鲁协会在美国征取几位大学毕业生，送他们来湖医教英语。可是未曾有过美籍医生来湖南工作过。 医科大学与湘雅医院隔街相对，那条大街直通湘江。大学与医院的后面各有员工宿舍。傍晚时辰，大街上灯火通明，沿街布满了贩卖糖果、鲜花的小摊。通往宿舍的小道上挤满了骑脚踏车与步行回家的员工。他们大声打着招呼，说的是我很久没听到的长沙话。从宿舍窗户飘来一股股刺鼻的炒菜香味，那是很特殊的湖南炒菜味道。他们将红辣椒、葱、姜、蒜和黑豆鼓放在冒烟的猪油里爆锅，发出的又香又辣的气味，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我一面打喷涕、一面流泪不止。 我再次对自己说：[如果我父母在这儿，该有多好！]我记起小时读的一首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在长沙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故乡气息，使我心中充满了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与对父母的怀念。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父亲一生响往的地方，他的湘雅梦。我想如果我回到湘雅工作，作出贡献，那真是实现了他的宿愿。  一九九三年，与湘雅同仁在耶鲁医护人员宿舍前合影。这是全院唯一保留下来的老建筑。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我从招待所二楼凉台望去，看到一所古老的二层楼砖房。那是最早耶鲁工作人员的住宅，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老建筑。想起昔日勇敢的美国传教士和医护人员，他们自愿离开本国舒适的生活，冒着风险来到这个陌生落后的国家，饱经苦难，只是为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和对人类的爱心。他们辛辛苦苦所开僻的荒地，如今已成为良田果园。我虽然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可是我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与那些基督教、佛教所提倡的基本道理完全相合。父母教导我做人的宗旨是：仁慈、尊严、勇敢。 再一次，我看到了我父母的面孔，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你一生幸运，多蒙祖先保佑，现在是你回报的时刻了。”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长沙，担任湖南医科大学神经生物系教授之职。在以后的三年中，我培养了一批年青人，指导他们作动物实验，组织切片，免疫染色，用显微镜观察变化，并且帮助他们写了论文，投到美国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我还捐了一笔款在湖医设了一个以我父亲为名的纪念基金，每年的利息授予家庭贫苦的学生。 湘雅的教员与学生对待我非常亲切，有如自家亲人，又分外尊敬，因为我是第一名回湖南工作的美籍教授。由于我单人在外，外事处对我的起居饮食照顾得特别周到。处长杨栋梁也是药理系教授，他多次安排了车子，陪我去观光湖南名胜之地，并且还陪我去探访我的老家澧县。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祖先的梦。 我一九九七年退休，离开湖南去到夏威夷的檀香山。在以后的几年中，将我坎坷一生的经历与不凡的遭遇，写成一本回忆录。开始是用英文写出，书名为[Grandfather's Microscope, by H. Mei Liu]，二ＯＯ二年Xlibris出版。Websites: meiliu.i8.com,amazon.com。最近完成的中文版，名为《外公的显微镜：一个病理医师的奋斗史》，将由台北合记图书出版社出版。 （三）外公的显微镜——摘要  这篇回忆录的作者是两岸闻名的刘湘梅医师。她曾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古老的中国和现代的美国。作者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她的幼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她的三十九岁被杀的外祖父，与他遗留的一台德国显微镜。 作者生长于极端动荡时代，先是日本侵华战争，继之是内战。 一九四九年，她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就读时，与情人一同离家远去台湾，成为流亡学生。他俩在台大医学院毕业之后结婚，同去美国留学。不幸婚姻破裂，她支身在异国将三个孩子养大成人，还在兢争强烈的医学界作了出色的贡献。 她在六十三岁那年，回到湖南（旧日的湘雅）医科大学教书，在故乡寻根，发掘了不凡的家庭历史。 作者的母亲是最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十几岁就坐着轿子上街宣传妇女运动。作者的父亲曾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就读，可是他一年之后辄了学。 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希望他的十个孩子之中，有一人能够实现他作医生的愿望。 作者的外祖父于二十世记初去日本学法律及教育。他的两件遗物：一本莎氏比亚书和一台德国显微镜，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神秘的印象。直到她晚年回故乡时，才发现了祖父一生光荣事迹，与他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她进而发觉，祖父的显微镜象征着他的希望和梦想，也是她个人终身的灵感。 作者在叙述她在美国的生活与医学生涯时，参入了家庭几代中国妇女的不凡遭遇，与她的两个美国女儿的见解。这本书包括她的家属所亲身经历的中国近代历史，冒险，命运，巧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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