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学与哲学的跨文化对话
□高旭东
对于文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一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性以及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互渗。
哲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眼睛与大脑，没有这双眼睛的探路并且经过大脑的思考，一个民族就会走弯路；而文学则是一个民族之感觉与直觉的表现，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与哲学的一般关系，应该是哲学指导文学，文学表现哲学。
哲学“高估”之象
无论是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产生于勾栏瓦舍之中的话本小说颇受佛学影响之外，中国正宗的诗文，不是接受孔孟哲学的指导，就是接受老庄哲学的启示，很少文本能够例外。中国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就是要求文学以哲学为灵魂并且表现哲学。西方亦有此论，法国的布吕奈尔等人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中说，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自己时代哲学的光辉并使之发扬光大”，而比较学者所“回收”的二流作品，“只不过是那些伟大体系的零头儿”——“如果没有柏拉图，怎么理解费纳隆或雪莱？没有圣·托马斯，怎么理解但丁？没有笛卡尔，怎么理解高乃依？没有莱布尼兹，怎么理解蒲伯？没有洛克，怎么理解狄德罗和斯特恩？没有斯宾诺沙，怎么理解歌德？……”
“高估”哲学作用的人历来比比皆是。在中国，孔子为了实现其哲学之道，周游列国历尽艰辛，甚至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古希腊，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的口说，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邪恶将蔓延而永无宁日。柏拉图在大抬哲学的时候，没有忘记贬低文学，他认为模仿诗人从智慧的角度看是虚幻不真地模仿的模仿，从伦理的角度看是败坏人心的。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了文学，但他是以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来为文学争取地位的，其衡量的标准仍然是哲学。后来，维科与黑格尔又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贬低文学而抬高哲学。他们认为，在人类的童年时代，文学曾经发挥过其他任何文化表现形式都不曾发挥过的巨大作用，但是随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哲学将取代文学成为人类成年标志性的文化形式。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的第一章也指出：“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以哲学代宗教。……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文哲双向互渗
文学绝不是被动表现哲学的工具，单纯“文以载道”的文本向来也没有多少艺术价值。
首先，伟大的文学往往不是单一哲学的传声筒，更不是那些干巴巴的哲学教条的形象图解。我们可以就中国的屈原与西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文学大师来分析这一点。屈原是儒家、法家、纵横家，还是道家、阴阳家？似乎都有那么一点点像，又都不是各家的信徒。屈原确实有儒家忠君的一面，但是如果按照儒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教诫，那么屈原就应该“思不出其位”而“独善其身”，不能那样好高骛远地上下求索、去众离群，更不能驰骋想象、究地问天。屈原的去众离群而驰骋想象力，有点像道家庄学推举的个人了，然而庄子个人追求的是在社会中游刃有余以“保身全生”，或者游离社会而与自然同化，这与屈原的选择完全是相悖的。与此相似，很少学者能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受到某种单一哲学的影响，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却以无可匹敌的深刻洞察力，揭示了基督教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折的全部复杂性，《地下室手记》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声，尤其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既表现了基督教哲学温情的一面（佐西马长老、阿廖沙），又揭示了存在主义等现代哲学所能够达到的真理（伊凡等）。
其次，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中，不只是哲学对文学有着单向度的影响，伟大的文学文本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哲学家。在中国，孔子之前产生的《诗》与《乐》对孔子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使孔子的伦理建构以诗始、以乐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西方，拜伦就对哲学家尼采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尼采曾经在他的自传中声称，将来人们一定会把他与拜伦笔下的曼弗雷特联系在一起，罗素也认为，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与拜伦《海盗》中的康拉德是两个不无相似的贤人。因此，对于文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一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性以及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互渗。
当哲学流入审美文化存在
克尔凯郭尔曾经把人类的文化存在划分为审美的、伦理的与宗教的。也许，克尔凯郭尔还漏掉了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那就是科学的。这种遗漏或许是因为与现代科学相伴而生的技术统治对人的压迫有关，以至于使科学哲学畸变为技术哲学，但是在古代希腊，科学确实是具有生机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
一方面是哲学向其他学科的流入，另一方面则是各个形而下的学科对哲学的取代——无论哪一门学科越出本学科的界限而想解释世界，就都会变成哲学：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仅仅限于生物学领域，就是科学的，然而当进化论企图解释人类社会及其精神现象的时候，就变成了哲学；如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仅仅限于对精神病人的谈聊，也是一门具体的学科，然而当精神分析试图解释人类文化想象时，就变成了哲学。
在笔者看来，克尔凯郭尔之所以没有把哲学看做独立的文化存在方式，是因为哲学往往重于这三种既定的文化存在方式。当哲学流入宗教的时候就成为了神学，成为指导西方人言行的基督教文化，我们看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后来都成为解释基督教合理性的神学。当哲学流入伦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以伦理为本体的儒学，这种礼教成为指导中国人几千年的行为规范。当哲学流入审美的时候，就产生了中国的道家庄学与西方的尼采哲学。
由于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就使得中国文化打上了浓重的泛伦理主义与泛审美主义的色彩。相比之下，审美的超越在西方一直被宗教的超越压得抬不起头来，但是在上帝的存在摇摇欲坠的现代，从尼采复活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到海德格尔所谓诗人在探寻诸神隐退的踪迹，在冥暗的夜半道出神圣，都对审美的超越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这里，哲学与文学已经热情拥抱，加缪、萨特都以文学来表现他们的哲学……然而，同是审美的哲学观，尼采那种在冒险中激情四射的哲学与庄子那种静听天籁消融于自然之中的哲学，差异仍然巨大，因而应该从跨文化对话的角度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反省。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