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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失误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群雄割据、战乱纷起的时代。在东汉末年至西晋灭吴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爆发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战争。在这些连绵不断、形形色色的战争中,赤壁之战以其深远独特的影响、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在三国乃至整个中国军事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一次典型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透过千年的岁月风霜,我们仍能从曹军与孙刘联军战争指导的优劣得失中获得历史的经验与有益的启示。 一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用人失误 （一）曹操的用人失误表现 1、对孙刘联盟的影响和实力的轻视刘备在荆州虽兵微将寡,但大得民心，以至于刘琮降曹后，归附刘备的刘琮部下及荆州民众达十余万,辎重也有数千辆。“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 1 孙权在江东更是既有周瑜、鲁肃、张昭等武将文臣的倾心辅佐，又有吴郡顾氏、陆氏等世家望族的诚心拥戴。“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 2 孙权以其神武雄才，兼仗父兄基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由此可见孙权在江东势力之大、实力之强。而曹操得荆州后，在荆州民心不稳，经济实力也不巩固，史载“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 3 王夫之所言“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 ，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 4 并且，他轻视了周瑜，低估了周瑜的胆量和能力，没有想到周瑜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敢主动迎击，以至于在赤壁与周瑜遭遇时毫无准备，初一交战就败退江北。更为严重的是，曹操直至此时还未清醒过来，既没组织有效的防御，更没部署积极的进攻；既不撤退，也不进攻，只是消极观望，终于铸成大错。在对待黄盖投降的问题上，曹操一错于没有辨明真伪，再错于受降时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兵法云：“受降如受敌者”，又云：“受降之际，必张吾甲兵，严吾备御，以防不虞”。曹操对黄盖之降虽非完全相信,但自恃兵多将广,没做任何防备,黄盖来降之时,“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因而面对黄盖突然发起的火攻,曹军上下猝不及防,人心大乱,迅速崩溃。 2、对待西川张松问题的失误 张松是蜀中有政治眼光的人才代表，早就看到刘璋不足以成大事，在那个君择臣、臣也择君的动荡时代，想选新主以事之。张松看到曹操南征北伐，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并且具有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曾于荆州拜见过他。当时碍于战争，未能热情接待，使张松有委曲之感。虽然如此，张松仍然想依靠曹操在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建功立业，于是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假借出使，在许昌第二次拜见曹操，想献西川州郡于他，但他却以傲慢的态度接见张松，拜后不命坐，并以斥责的口气相问答。凡是人才，均吃软不吃硬，张松也一样，就同他顶撞了几句。“操见了张松人物狠琐，五分不喜多又闻语言冲撞，遂乃拂袖而起，转入后堂”，下了逐客令。博学多才、言词敏捷、智识过人的杨修被张松难倒后，曾专门向曹操进言，认为张松是“天下之士”，应以国士纳之，他却以“容貌不堪，语言不逊，吾故慢之”答复杨修的荐举。接着他示兵威于张松，点虎卫雄兵五万于教场，不想又被张松蔑视，还被揭了短，于是将张松乱棒打出。 这种作法使他失去蜀中才士之心，也失去了顺利收川甚至和平取川的机会。刘备和他完全相反，得知张松离开许昌将经过荆州回川，就派大将赵云于路迎接，派名震华夏的关羽洒扫异庭以待宿歇，然后亲自带诸葛亮、庞统热情接待三日。张松深感知遇之恩，建议刘备“先取川为基，然后北图汉中，次取中原，匡正天朝”，并献上取川地图。曹操乱棒打出张松，等于西川送给了刘备。假若他礼遇张松，得到蜀中人的拥护，顺利取得西川之地，绝了刘备的根基，那天下大势将会是另一番样子的。造成曹操这两次失误的原因是他滋长了骄傲情绪。在赤壁之战时，因骄傲情绪，蔑视东吴，听不进相反意见，不作积极防御，招致了覆军之败。征西打败马超后，返回许吕，“傲视物表，自谓得志”，不以人才为念，致使失掉国士张松，失掉可以轻易到手的西川，使他又一次失去统一全国的机会。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操的用人理念不同于孙刘，才会造成对孙权的轻视，以及对降服军队的民心所向。 （二）曹操用人理念原由分析 正如清朝史家赵翼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5 曹操在赤壁之战上的用人失误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1、从出身看 曹操的贵族出身使他有了三种资本———极高的社会地位、强大的家族势力、丰裕的家庭财产。这三种都为曹操从事政治活动提供了的雄厚的资本。曹氏的政治地位由曹腾起家，曹腾为汉中常侍大长秋。大长秋是宦官的职位，但因曹腾品行高尚，且有功绩，就被政府封为费亭侯。其养子曹嵩嗣，后官到太尉。曹操就是曹嵩之子。而曹嵩是夏侯氏之子，为夏侯的叔父。可见曹氏与夏侯氏，本来同族。曹操少年便在京城与袁绍等名家子弟结交，“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适顿丘令”， 6 较早地便步入仕途。 孙权的家族，自其父孙坚开始发达起来，而形成一个较大的家族势力。孙权的宗室有孙河、孙静、孙贲、孙辅等。这些人中，多握兵权，成为孙吴政权中的重要成员。因此，相对刘备而言，孙策、孙权兄弟和曹操一样，有家族势力。不过，孙权族人的才能，并不十分突出，孙权也没有刻意安排其族人担当重要的军职。孙权与曹操、刘备又有较大的差别。他有父兄的根基。他的父兄为他的霸业奠定了较为稳固的物质、人力和人心基础。在孙权上任之时,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劲的集团。故孙权用人，是在其父兄的根基上有所发展而已。孙权建功立业的条件，虽然比不上曹操,但却比刘备要好了许多。 刘备的家族、政治地位，与曹操、孙氏兄弟相比，都没有任何的优势。史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可见,刘备年轻时无家庭同胞血亲的相助，但是，他能做到谦虚待人，故也能得到他人之助。这与曹操有巨大的差别。史载曹操为反对董卓，“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可见曹操有较丰富的家财用以起兵，从资财上讲，他不用其他人去资助。 2、从待人看 曹操的家族庞大，曹操用不着结交异姓兄弟，也用不着处处依靠异姓外人。曹操的一生，虽然重用人才，但是，曹操用人是十分讲究分寸的。曹操的军事大权牢牢地掌握在亲族曹氏与夏侯氏手中。曹操的心腹，是他的同宗。在曹操时代，虽然也有众多的官员参与其中，参与到汉朝政府之中，但是，文臣多处于文职官员地位，武将权力有限，而真正掌握国家军政大权者，都是曹操的家族曹氏与夏侯氏。如曹仁、曹真、曹洪、夏侯、夏侯渊等。这些人都是一方面的主要军事将领。曹操之所以这样安排人事，主要原因在于曹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力量。而且他的家族中人才济济，如上述诸人，完全可以独挡一面。因此，曹操也就根本不用他求，已经安排好国家的军政大权。显然，这一点曹操与刘备和孙权都不相同。也就是说，刘备、孙权的家族实力都不能与曹操相比。 孙氏兄弟家族势力虽然远比刘备为大，但孙氏兄弟却也明白，单靠孙氏本家族的力量,根本不可能与人抗衡。因此，孙氏兄弟待异姓人才，也多有与刘备相似的举动。孙策得张昭，甚悦，“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此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孙策待张昭“以师友之礼孙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孙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与周瑜之间，也有“升堂拜母”的事情，并“有无通共”。建安七年，曹操新破袁绍，下书责孙权任子，权召群僚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决。孙权引周瑜诣吴夫人(孙权母)前议。最后由吴夫人做出决定：“‘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可见周瑜与孙策关系甚笃。孙权待顾雍也有拜母之举。史载顾雍：“黄武四年，迎母于吴。既至，权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孙权即见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又“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升堂拜母、待以师友之礼、或赐对方母亲以贵重之物，这些都是僚属关系亲情化的最佳手段。孙氏兄弟以此手段，而得众人之心，是曹操不可能做不到的，相对于曹操拘徐庶之母而逼其归于自己来说，不知高明了多少。 刘备待人之情，或胜于亲兄弟。关羽、张飞是受刘备这种情感感染的代表人物。史载“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关、张二人是在刘备开始他的事业之始时，成为他的铁心拥戴者的。这二人是刘备最为重视的亲信。刘备做平原相时，曾有人派刺客前去刺杀他。结果,刺客不忍下手,“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由此可见，刘备待人之诚真，在其早年已成习惯，早已受到人之爱戴。诸葛亮在策划联吴抗曹时从战略上作过这样的分析：“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曹操以“逼兵”之“势”征服包括荆州在内的大部分北方人民。人民被迫“附曹”，其心未服。因此，一遇非常事变便各自奔命，被驱而前的士卒亦是如此。对曹操来说，赤壁之祸，非战之罪，人之败曹也。 二、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战略失误 （一）、曹操的战略失误表现 攻方的曹军，在战争前期的军事战略十分明确且适宜，它包括出宛、叶一带以迷惑刘表的战略佯动，轻装精骑掩杀刘备的战略追击，以及夺取江陵后三路分进合击的战略构想。战争后期，因是与孙刘联军突然遭遇于赤壁，加之曹操的轻敌，几无军事战略可言。而作为防御方的孙刘联军却恰恰相反，战争前期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后期由于指导思想的正确，顺利地转入了积极防御，主动逆江而上迎击敌人，在赤壁、乌林大败曹军，进而乘胜追击，围曹军于江陵。 应该说，在赤壁之战前期，即荆州作战阶段，曹操的军事行动是无懈可击、十分成功的。经官渡之战、北征乌丸，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曹操立即把眼光投向了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7 可谓四通八达、攻守皆宜，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从上游击下游，争上游、控下游的最起码的兵家常识来看，控制了荆州就等于控制了位于长江下游的江东。基于此，荆州成了曹操南下平定江东、统一全国的必经之路。 对于此次南征荆州，曹操十分重视，早在建安十三年春，就曾在邺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以中原之军而练水战只能是为了打击荆州的刘表，继而对付江东的孙权。从曹操出征之前“问策安出” 8 的举动我们也可以看出，对这一仗该什么时候打、该怎么打，曹操是经过了周密而慎重的论证的。在战争的实施过程中,曹操采用荀一军佯动、一军突袭的作战方针，快速展开攻势，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以至部队才到新野，刘琮就望风而降。收降刘琮后，曹操以一位大战略家的精明卓绝准确地预见到刘备会退踞江陵、利用江陵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充足的物质进行抵抗，因而果断地放弃辎重，轻装直奔襄阳，随后又当机立断，亲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急驰三百多里，终于在当阳长阪追及刘备。长阪一战，不仅有力地摧毁了刘军的有生力量，夺得了数千辆辎重，更为重要的是，曹军的突然降临打乱了刘备的预期计划，差点当了俘虏的刘备不得不放弃江陵而斜趋汉津，仓惶而逃，曹操因而顺理成章地抢占了战略要地江陵，既获取了大批军用物质，又粉碎了刘备企图占领江陵与己抗衡的梦想，取得了这一时期战略上的主动。从最初的战略佯动至追击刘备，从长阪之战至抢占江陵，曹操这一时期的每一次决策都体现了一位大军事家的远见卓识。 （二）曹操战略失误缘由分析 曹操此次南来荆州，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话来说是“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伐荆州前，曹操刚取得了官渡之战、北征乌丸的一系列胜利，可谓志得意满。征荆州开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坐拥荆州全境，加之在长阪又轻而易举地将枭雄刘备杀得落荒而逃，就连远在益州的刘璋都“始受征役,遣兵给军”。 9 此时的曹操,自我意识极度畸形膨胀，以至于头脑发昏，只看到自己兵多势大的优势，而忽视了己方士兵远来疲惫、不习水土、不习水战，天气严寒、后勤保障困难等劣势。执意要顺江东下攻打孙权。 就此问题，谋士贾诩曾劝谏曹操采用相对稳妥的方式：“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10 可惜曹操没有采纳，固执地认为江南可一战而定。曹操此时的情绪，从他给孙权的那封著名的檄文中亦可窥知一二：“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他完全沉浸在不战而征服荆州的胜利中而不能自拔，口口声声“奉辞伐罪”、“会猎于吴”， 11 仿佛江东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根本没把孙权放在眼里。曹操此时犯的更大的错误是完全忽略了刘备的存在，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2 的断言，低估了刘备，甚至根本没有估计到刘备在重创之下还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在没有彻底肃清刘备残部的情况下公然向孙权宣战，这不符合曹操一向以来奉行的打一拉一、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但此时的曹操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的这一举动无疑加速了孙刘的结合。 对曹操此次的战略部署，史书没有正面的记载，但从散落在《三国志》各卷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推出个大致轮廓。史载“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合、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 13 《三国志·魏书·乐进传》载 “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三国志·魏书·徐晃传》亦载徐晃“从征荆州，别屯樊”。由此可见，曹操此次的战略部署至少该是三路分进合击，进攻夏口(此时的夏口是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峙的最前沿阵地)以驻扎于当涂、汝南等汉、淮之间的章陵太守兼都督护军赵俨为首的于禁、张辽、张合、李典、朱灵、路招、冯楷等七军，伺机攻打孙刘联军的北部；以乐进、徐晃为首的襄樊战区的人马随时顺汉水南下东进，打击孙刘联军的西部；主力则由曹操亲自率领，沿长江水陆并进，顺流东下北上，进攻孙刘联军的南部。如果曹操的这一战略部署得以实施，双方的胜负输赢，我们后人就很难逆料评说了。 但事实上，曹军三路分进合击的部署并未得以实施，急于求胜的曹操在没调动襄樊与汉、淮间部队的情况下，独自率主力孤军冒进。此时的曹操对即将发生的决战是只想其胜而未虑其败。他此次行动的一线平推、有正无奇给孙刘联军造成了可乘之机。 三、 曹操在赤壁之战的经济失误人们在谈论赤壁之战时，常常把士卒不习水性，多患瘟疫，中了诈降计等等作为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上述种种原因都只是战术上的失误和失利，只要处理得当，无关大局。当时使用的是刀、箭和帆船等杀伤能力低弱、进攻速度缓慢的武器。两军对垒于号称天堑的长江两岸，即使受到对方突然的火玫，曹操手握数十万之众，只要及时应变，统一指挥，完全有可能从火攻中抢救出布设在漫长沿线待令而发的大部分船舰，也完全有可能阻击进攻行动迟缓且比自己人数少得多的孙吴联军。然而，大火一起，全军惊慌失措，千艘蒙冲斗舰，无人抢救，付之一炬。威屁四海的曹操，一下子失去了权威，指挥失灵，号令不行，终致全线溃败，狼狈逃命。何至如此?人心相悖使然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存在于有关时代的经济之中。曹操赤壁失败也是一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引起这种变迁和变革的终极原因也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之中，具体地说，存在于曹操制定和推行的经济政策之中。 （一）屯田制度迫使农民农奴化 曹操在《蒿里行》中对东汉末年百姓流离、经济凋敝的惨状作过这样描写:“恺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当时社会劳为力减少，田地荒芜的现状严重地影响曹操夺取政权工作的进行。他总结历史经验，积极开辟增加粮食的渠道，于建安元年“用枣袄、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14 姆《晋书·食货志》记载:“公(曹操)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幸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寡民屯田许，得谷百万解。”曹操之屯田有军屯和民屯两种。所谓军屯，就是用军队开荒。这些屯田的士卒，实际上是“带甲”的百姓。参加屯田之民(包括士卒)，名为招募，实为强迫。被迫而来的屯田民大约有如下几种： 1、被镇压的黄金军余帮曹操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发家。他曾以骑都尉身分，随皇捕禽、朱隽镇压黄巾起义，因功迁升为济南国相。公元192年，他又在张寿打败青州黄巾军，乘势迫降，得丁壮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所得之人，一部分用以扩充军力，一部分用以屯田。《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所载表扬建议屯田者枣袄的命令曰:“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 2、被掳掠的无辜百性 曹操不仅在镇压黄巾起义时掳掠了起义区域无辜百姓“百余万人”，而且在征战其他豪强时也大肆掠夺当地人民。史载“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那，凡数万口。” 15 “从攻〔衷〕尚于邓，与坚宁不下。太祖还许，使辽与乐进拔阴安，彼其民河南。” 16 “太祖还……按怀开导，百牲自乐出彼洛邺者，八万余口。” 17 “太祖拔汉中氏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是时，太祖往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太祖令“徒氏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18 魏式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扳川者通近南冠，皆欲拔之。” 19 上述所谓“徙”、“移”、“送”等都是用文字粉饰了的掳掠，所谓“百姓自乐”，则更是欺人之谈。百姓被“掳掠”而去，多数用于“屯田”。 曹操用屯田这根绳将劳力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强迫他们劳动，留了不少粮食。 “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20 物质的生活与人的精神状况并不成正比。曹操虽然得到一定数量的粮食，但并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佃田民(兵)，或是战败后被俘的黄巾起义者，或是被俘掠抢劫而来的百姓。他们被曹操的“兵势”所“逼”，家破人亡，背井离乡。他们被编置在荒芜的土地上生产劳劝，失去了人身自由，变成了只能使用工具生产粮食的农奴，其心何服？农民不愿在屯田中接受严格的军事组织的强制管理，不愿接受严厉的经济剥削，非常留恋故土。“民相恐为，扰扰不安”.21 因此，一开始就出现了“新寡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的现象。 22 根据《三国志》有关记载，随着曹操屯田制度的强行推进，民心相悖的现象越益严重，或“民转相惊”“皆东谈江”，或“流散饥穷，户口损耗”。 （二）粗税制度加速农民贫困化曹操推行屯田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军粮的缺乏问题。因此，他在屯田的同时便制定了相应的租税政策。集中到一点，他的租税政策就是向屯田民多多搜刮粮食。其主要内容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屯中可由国家供给农具与耕牛。用官牛耕种的，每年将收成的百分之六十交给官家，用私牛拼种的，官私各半。 第二，军电中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主要由政府供给，收成由政府占有和支配。当时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量也很低，一个屯田民一年收获的粮食数量不大。大半收成缴纳了租税，除去利子和再生的使用后，便所剩无几了。他们一年辛苦忙碌到头，依然无力养家糊口，光景十分艰难。 《晋书·食货志》〔晋元帝〕太兴二年载，将军应詹表曰：“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武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曹操兴复农官加强征税的故事一直为后来的统治者所赏识，成了他们残酷剥削人民的鉴。所谓“一年”、“二年”、“三年”所采取的税法，就是逐年加重税率，加重剥削。曹操不断加重农民的赋税负担，使本来很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许多人(包括屯田民)饥饿难忍，迫不得已，奋起反抗，抢回被剥夺去了的粮食。如当时有一“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23 （三）士家制度引起军心傲化 曹操扩大势力的过程，也是兼并豪强的过程。他为了防止将士叛乱，加强了对割据势力的控制，强行将本来属于私家的部曲夺取到了政府手中。为了巩固这一胜利成果，并进一步扩大兵源，曹操实行了士家制度。士兵及其家庭称之为士家。按照曹操士家制度规定，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其婚配也只限于士家，士家的寡妇必须由政府支配。这就剥夺了士兵及其家庭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使其奴隶化。曹操为了推行这一制度，使用了非常残酷的手段。 《三国志·魏书·减霸传》曰:“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此，昔肖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衬而光武不逆，我将何以易之哉!”曹操以历史为鉴，强行集中士家于邺，以防止逃亡、反叛事件的发生。对于逃亡的士兵，曹操镇压的手段非常残忍，或将其妻室杀之，或将其妻没为官奴。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曰:“金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竞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又云:“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曹操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迫使人们服从，使军事力量得到了相对稳定。但是，这种制度严重危害士家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士卒无法心服。于是，有的不顾诛杀全家之危而伺机逃亡，有的虽身留军营，但思想负担沉重，各怀悖心。 因此，赤壁火起，便有令不从，各奔其命，溃不成军。这实属自然。又，曹操强力征服、迅速改编了刘表刘琼父子的荆州之兵，并立即驱使他们顺江而下，进击东吴。这些荆州兵既蒙败降之辱，又受离家之苦，确实“身在曹营，心在荆州”。他们一进曹营便感到自己及其家人巳经捆绑到士家制度这块钉板上，任其刀俎了。谁愿卖命？他们虽然熟水性、善水战，但一看到火烧连营，便乘机逃命。这也是人心使然。综上所述，曹操赤壁败北的原因，是他推行一系列不当经济政策的反射。 注释 1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北京：中华，1959，980页 2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北京：中华，1959，878页 3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北京：中华，1959，539页 4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1975，243 5 赵 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2001，140页 6 （晋）陈 寿·三国志·北京中华， 1982，871页 7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1959，912页 8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北京：中华，1959，830页 9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北京：中华，1959，30页 10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贾羽传·北京：中华，1959，330页 11 （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北京：中华，1959，1117页 12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北京：中华，1959，875页 13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赵俨传·北京：中华，1959，668页 14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1959，14页 15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梁习传·北京：中华，1959，469 16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张辽传·北京：中华，1959，18页 17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杜袭传·北京：中华，1959，666页 18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张既传·北京：中华，1959，472页 19 （唐）房玄龄·晋书·宣帝纪·北京：中华，1974，84页 20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任峻传·北京：中华，1959，489页 21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张既传·北京：中华，1959，472页 22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北京：中华，1959，334页 23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赵俨传·北京：中华，1959，669页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机构略 1952 [2] 吕思勉著.《三国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3]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出版社 .1995 [4] 王夫之.《读通鉴论》清.中华 1975 [5]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1974 [6] 曹仲怀著.《曹操》.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 [7] 《论曹操的用人之道及其效果》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8] 骨惠民.《人才、谋略和胜利—漫论曹操的用人》海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9] 徐永杰.《浅论曹操性格之演变》.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 2008年 03期 [10] 王同书.《赤壁之战论》. 明清小说研究 .2000年 04期 [11] 赵伯阳.《赤壁之战曹军败因新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8年 03期 [12] 冯帆.《再考赤壁之战》. 哈尔滨学院学报 . 2007年 03期 [13] 束蓓蕾.《赤壁之战中曹操失败之因》 文学教育(上), 2008年 03期 [14] 萧云岭.《曹魏屯田制略析》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 2006年 06期 [15] 李天石. 张文晶.《试论曹魏士家制度对中古贱民身份制的影响》 学海 ,.2004年 06期 [16] 杨一民.《魏晋士家制度的两个问题》. 军事历史研究 .1987年01期 [17] 克伦普. 《平话与三国志的早期史》.《美国东方学会会志》1951年 [18] 波特·爱德华.《诸葛亮与蜀汉》芝加哥大学.196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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