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刚: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最流行的文体，当时一般的文士都从事这种文体的写作，有不少的人还为此耗尽了毕生的才力。尽管它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很难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但后代仍有不少文学评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汉赋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在文体前标明时代，只是说明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峰，并不意味着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才突兀出现。它们在被文人引入文坛之前，都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形式，长期在民间流传。赋作为一种文体最早是在战国后期的楚国开始兴起来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问答的形式。从我国文学史看，诗歌的产生先于散文，它在最初的阶段与音乐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有着不少“歌诗”的记载，但同时就有着“赋诗”，即用口头朗诵诗的记载。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它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是不合乐歌唱的，当时人们根据这一特点，把它称之为“赋”，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汉代经师在解释《诗经》时，又把它的表现手法归结为“赋、比、兴”，而作为表现手法的赋，正是铺张敷陈的意思。作为文体的赋在手法上也确有铺张的特色，于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来，认为赋体作品是由《诗经》赋的表现手法而发展起来的，其实并不确切。 　　根据现存材料，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荀子》书中的《成相》篇，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荀子》书中的《赋篇》也并非是荀子的凭空创造，其体裁也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学形式，由他吸收来进行尝试写作的。从《赋篇》的内容看，除《佹诗》外，写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表现手法完全是采用“隐语”，即后世民间流行的猜谜语的方式，这也正是它的民俗性的证明。 　　在战国大力写赋的还有宋玉。宋玉也是楚国人，传为屈原的弟子。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里，司马迁是把辞、赋区别来说的，辞即楚辞，属于诗的范围，而赋虽出于楚辞，但它韵散间出，更接近于散文。《汉书·艺文志》把辞和赋通称为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宋玉的《九辩》是楚辞体，而其余传为是他的作品者都是赋，它们都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其开头部分用散文写明作赋的缘由，而主体部分则用铺张的手法来描摹所赋事物的情况，绝少楚辞的那样浓重的抒情成分，这正是赋体的特征。 　　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有的虽以赋名篇，但大多是楚辞的余绪，显示由辞转为赋的过渡痕迹。而初步奠定汉赋体制的是枚乘的《七发》。《七发》说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去问病。吴客首先指出奢侈享乐是太子病的根源，并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接下去他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的乐趣来启发太子，由近及远，由静而动，逐步吸引太子的注意力，以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观涛一段，作者从多种角度来描摹涛的形状及其变化，绘声象形，丰满生动，确把这“天下怪异诡观”的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使人产生涤荡胸襟，发蒙解惑的效果。正是在吴客这样的诱导下，太子的病虽然没有完全好，但已“有起色”，喜悦的表情开始在眉宇之间出现，而渐及整个面部。在此基础上，吴客进一步要介绍那些著名的“方术之士”来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于是太子据案而起，仿佛听到了他们的“要言妙道”，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完全好了。很显然，作者认为象楚太子这样的贵族子弟所患的病要治好，除了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外，更主要的是要用作者认定的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来改变他们的志趣。这表明了作者对封建贵族奢侈腐化生活的不满，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七发》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中间虽然杂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在状物叙事上则带有铺陈夸张的特点。这都为后来司马相如等汉赋作家所继承、发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谓“七体”的格局，因此《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我们从文学本身叙述了作为新兴的文体赋的形成、发展和它的特点，但汉赋最繁盛的时期，以及最能代表汉赋特色的汉代大赋还没有出现。它们的出现还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来配合。 　　广大劳动人民以血汗和生命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贸易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兴旺，也为君王贵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夸富斗奇，大兴土木，起造宫室苑囿，游乐狩猎于其中，而汉赋的典型作品，即所谓的游猎、京都大赋就正是以统治阶级这样的畸形的物质生活为其直接的描写对象的。汉初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刘邦感到豪华过分，萧何却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而汉代赋家写赋，正是用铺张扬厉的文字来颂扬贵族君主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享乐，又以其富庶繁盛来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这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说要尽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虚伪心理。即使是赋的末尾那一点“归之于节俭”的讽谏内容，也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他们极尽奢侈为能事之后，求得心理上的平静。而“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的实例，正好说明这种讽谏的实际效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汉武帝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早已闻名的著名赋家枚乘迎来长安。遗憾的是，尽管他用了最平稳的车子（所谓“安车蒲轮”），但年老的枚乘仍经不起路途的颠簸而死于途中。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当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会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而当狗监杨得意说这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汉武帝真是又惊又喜，很快召见了司马相如，并且成为了他不离左右的侍从之臣。汉武帝如此，他以后的宣帝、成帝也是如此，他们都以利禄为引诱，把许多著名的赋家招致到他们的周围，这正是造成汉赋在汉武帝以后一段时间里特别繁荣的重要原因。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云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班固对汉赋的完全肯定和赞扬，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但他为我们简要地描述了汉赋繁盛时期的情况，同时也使我们认清了汉赋的社会作用和本质，它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中国文学发展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种文学样式在民间兴起，渐渐被文人所重视、所运用，由一种被鄙视的俗体而成为文坛的正统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在体制上更加完备，在表现方法上更加精细，但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发展。汉赋也不例外。赋发展到汉代，它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汉武帝等皇帝的大力提倡下而盛极一时，特别是由于众多的作者的共同努力，使它的艺术的表现日趋完善，司马相如正是这众多作者中的最突出的人物。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一个一生致力写赋的文学家。《子虚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品。这篇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它是借楚使子虚和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联结成篇的。作品先由子虚和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游猎的盛况，最后由亡是公以天子上林苑的壮丽、游猎规模的盛大以压倒齐楚，表示了汉天子君临天下的声威。联系到被平息不久的吴楚七国侯王的叛乱，作者这样的描写，在政治上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它受到汉武帝的激赏的重要原因。这篇赋结构宏伟，词汇丰富，多用骈语、排句，层层渲染，气势充沛，时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如描写音乐的一段：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但总的说来，这种描写夸张失实，而减弱了艺术感染人的力量，特别是由于它的写法十分呆板而缺少变化，如描写一个地方，总是其山怎样，其石怎样，其东、其南、其北、其西有什么，其上、其下有什么，又加上作者精通文字学，喜欢用奇词僻字，因此单看某一个片段，似乎词采绚丽，但从整体来看，却象一件百衲衣，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失去了和谐的自然之美。汉赋在司马相如手中建立了固定的形体，《子虚上林赋》成为后世赋家写作的典范。自此以后，刻意模仿，形成风气，以至象西汉末年的扬雄、东汉初年的班固等人，他们在思想、才力诸方面都堪称大家，但他们的赋，都没有越过《子虚上林赋》的藩篱，全然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扬雄晚年觉悟到早年热心写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小技，而终止了赋的写作。扬雄晚年这一看法与班固对赋的完全肯定一样，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汉赋的性质。联系到汉武帝时另一赋家枚皋“自悔类倡”的感叹，更可以使我们明白在封建社会，文学进入宫廷，作家成为御用时的地位的可悲，以及封建统治者热心文艺的真实用意。 　　社会是要前进的，它也就要求文学适应它的需要而有所变化。东汉末年社会种种矛盾的激化和斗争，人民的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儒家一尊的政治地位，也动摇了汉武帝以来写赋以歌颂“上德”的旧的文学传统，乐府诗和五言诗以茁壮的生命力出现于文坛，赋也由此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张衡、赵壹、祢衡等人以表达个人对时代、社会变化感受为内容的抒情小赋，显示了赋的转变和发展，后世仍有不少人从事于赋的写作，但无论如何它不再会成为时代的主要文学形式，这也应该说是我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