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先世来源

正如对巴义的解说一样，古文献对于巴人先世来源的记载，也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无论学术界认为巴国源于黄帝、太皞，还是认为源于丹山之巴、廪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实上都是针对巴国统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
   （一）黄帝之后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这段文字实际上是追述巴国统治者即其王族的远世。巴与周同姓，故以巴为黄帝之后，这自然是有相当根据的。至于说禹娶涂山为江州之涂山，则与《左传》等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当涂说等大相径庭，学者多以　　《左传》所记为是。郦道元认为：“（江州）江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当于此也。”[1]郦说无疑是正确的。根据新出土的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景云碑铭文看，[2]江州的帝禹庙和涂君祠，可能与大禹后代帝杼“帷屋甲帐”、巡狩回蜀途经江州时所建有关。据此，江州帝禹庙和涂君祠的来源当是十分古远的。
   （二）太皞之后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太皞是上古东方和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时屡见记载。史称太皞风姓，[3]居陈。[4]《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杜预注曰：“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 《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皞”，高诱注云：“太皞，伏羲氏。”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亦均以太皞为伏羲氏，均本于《世本》之说。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并不混同，至汉代才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证，无须再考。
    潘光旦先生采取汉代以后太皞伏羲氏的说法，据以认为巴人发源于西北地区。[5]按，《帝王世纪》记载说伏羲“生于雷泽，长于成纪”，成纪在今甘肃东南部西汉水以北的成县。由成县沿西汉水往东，经陕西略阳入嘉陵江，经过勉县，即是汉中，这里正是巴地的所在。而在甘肃东南的成县、武都、西和、天水、秦安等地，均发现不少历史时期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遗存。看来，从甘肃东南到陕西汉中，其中的一些巴蜀文化遗存应与巴人当中的某一支系有关，或许与汉中地区巴人的西迁有关，所以才产生出伏羲与巴人关系的传说。不过，从太皞伏羲氏这一称谓可以看出，巴人源于伏羲的传说当为晚出之说。但伏羲氏的问题以及与巴人的关系等问题，还很复杂，尚需深入研究。
《山海经·海内经》说“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咸鸟，或认为即《诗经·商颂》所谓“玄鸟”。乘釐、后照，未详。或以为乘釐即廪君，后照即楚之昭氏之后，均无确切证据。《海内经》这段记载所说的太皞远裔的巴国，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寻绎，当有所本。但所说巴国，却不当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而应如李学勤先生所分析的，是巴国的一部分民众，[6]是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三）丹山之巴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孟涂，或作血涂、孟徐、孟余，均形近而訛。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江水》引此经作血涂，《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九卷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据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是此经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之讹。”可知乃后人将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当作“丹阳，巴属也”，居、巴形近而讹。丹阳，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郝懿行笺疏云：“《晋书·地理志》建平郡有秭归，无丹阳，其丹阳属丹阳郡也。”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在西陵峡上游。《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据此，丹山当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峡峡区。
    夏后启，夏代开国君主。据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长江三峡地区不曾成为夏之统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7]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可见，这个巴与巴国王族的起源谈不上有丝毫联系。
（四）廪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史迹最早见于《世本》，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有一段文字，李贤注谓“并见《世本》”，知为原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于《世本》之说。《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夷水，今清江，古又称盐水。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注》谓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境。
廪君的族属，《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獽、夷、賨、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8]属于濮越民族系统。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9]廪君实出濮系（详后），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有“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在那里与被称为“盐水神女”的土著居民争长的传说。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清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都亭山。”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盐水神女”之称。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10]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代更要晚一些。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夷水本在汉水中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据《水经·沔水注》等书的记述，蛮河在东晋以前均称夷水，因“桓温父名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温执政时为避父讳“改曰蛮水”，取蛮、夷义近之意。1975年在宜城县南楚皇城内出土一方汉印，文曰“汉夷邑君”，[11]确切证实当地至汉代仍称为夷，乃自先秦而然。宜城西山直到北魏时仍然称为“夷谿”，[12]更是明证。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记有一条水道名为丹水，即今丹、淅之会的丹江。这一带在商周时代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13]
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徙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绝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世本》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水经·夷水注》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他地方也有之。《盐铁论·险固》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扞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扞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既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么又如何解释《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才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巫诞所在，历代史籍记载未详，学者多有争议。今按巫诞当即《史记·楚世家》所记载的楚熊渠封其长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14]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诞(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诞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即将此两韵归于同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诞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的北端。《盐铁论·险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南，可知竹山古亦称巫。《水经·江水注》载：“捍关……弱关……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关、弱关所在之地均称巫上。《晋书·地理志》“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由此可证，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县，古代皆属巫地。竹山南称巫，《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中叶楚熊渠伐庸，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正在其地。[15]长子康，《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当作庸，此可谓铁证。句亶在竹山以南，其东南即是蛮河，即古夷水，[16]正是廪君先世巫诞的所在。廪君所浮夷水，原名盐水，由于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将夷水之名带至，故改称夷水。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代百濮的活动区域。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17]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人来源于鄂西北巴地。
廪君的年代，据《太平寰宇记》卷168引《世本》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这表明，廪君早在史前时期已南迁清江流域，我们不能将其同《左传》所载周初分封在汉水上游与大巴山之间的姬姓巴国混为一谈。何况，在《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门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这就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
三 巴地八族的来源
先秦巴国只有一个，即姬姓巴国。除姬姓巴国外，其余所谓的巴国，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称为巴的族群。《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显然这八个族群是巴国境内的属民，而不是与巴国并驾齐驱的另外八个巴国。以下对巴地八族略作分析，以明其来源。
《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川东其他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
濮人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短狗为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当即孔安国所说的“西南夷”，亦即杜预所说的“建宁郡南”的“濮夷”，[18]即云南之濮。濮或作卜，见于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卜子，《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初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曰：“盖濮人也。”卜、濮一声之转。先秦时代生产丹砂最为有名的是今重庆彭水，[19]故此以丹砂为方物进贡的濮，当指川东土著濮人。《尚书·牧誓》记载西土八国中也有濮，是殷畿西方之濮。可见，商周之际的濮，业已形成“百濮离居”之局，而不待春秋时期。这些记载说明，濮人支系众多，分布广泛，是一个既聚族而居，又与他族错居的民族集团。
西周初年，西方的濮人已东进与巴、邓为邻，[20]居楚西南，[21]分布于江汉之间。西周中叶，江汉濮人力量强大，周厉王时铜器《宗周钟》铭文记载濮子曾为南夷、东夷二十六国之首，足见其势盛焰炽。西周末，楚在江汉之间迅速崛起，发展壮大，给濮人以重大打击，使其急剧衰落。“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22]春秋初叶，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23]大片濮地为楚所占，从而造成江汉濮人的大批远徙
春秋时期江汉之间的濮人群落，已不复具有号令南夷、东夷的声威，部众离散，“无君长总统”，[24]各以邑落自聚，遂成“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之局。[25]在楚的屡次打击下，江汉之濮纷纷向南迁徙。文献中战国时代楚地已无濮人的记载，除留居其地的濮人改名换号，或融合于他族外，大批濮人的远徙是其重要原因。
江汉濮人的远徙，多迁往西南今川、黔、滇三省。究其原因，当为西南地区原来就是濮人早期聚居区之一的缘故。过去多有学者认为西南之有濮人，是由于春秋时期江汉百濮的迁入，其实不然。前引《逸周书·王会篇》提到商代初叶云南有濮人。川西南的大石墓，即《华阳国志》所记载的“濮人冢”，即是邛都夷所遗。川南的僰人，是濮的一个支系，至少在商代即在当地定居。《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临邛县有布濮水(《汉书·地理志》记为仆千水)，广汉郡郪县也有濮地之名，均为濮人所遗。而商代晚期由滇东北至川南入蜀为王的杜宇，也是濮人。至于川东之濮，有濮、賨、苴、獽、夷、蜒诸族。其中，居于渝水两岸的賨、苴和长江干流两岸的獽、夷为土著，蜒则是从江汉之间南迁濮人的一支。《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诸族中作为专门族称的濮，也是从江汉迁来的濮，故虽徙他所，名从主人不变。
先秦长江上游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即已在当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时代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支系。分布在川境的濮人，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他们名号虽异，但在来源上却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后来，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发展和演变，以及与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秦汉时期及以后历代史籍对这些民族集团或称夷，或称蛮，或称僚，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百濮虽分布极广，但春秋时代直接称之为濮的，仅见于江汉之濮，其他地区的濮人则各以其名号为称，“随方立名，则各从方号”。[26]由此可见，《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地区这支专称的濮人，既无方号，表明是从江汉百濮迁徙进入的一支。
这支濮人主要分布在今涪江下游，中心在今重庆市以北之涪江、嘉陵江和渠江相会的合川一带。《舆地纪胜》卷159引《益部耆旧传》载：“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铜梁，山名，在今合川附近。濮江当即今涪江，濮、涪音近而讹。《舆地纪胜》引《图经》说合川钓鱼山双墓的来历：“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说明合川一带是这支从江汉迁徙入川的濮人的分布中心。
賨人是板楯蛮的别称，为川东土著族群之一。秦昭王时，因板循蛮射白虎有功，秦“复(免除)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27]汉初，板楯蛮因“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28]称其为賨人，则如谯周《巴记》所说，“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本由交纳賨钱得名，秦汉以后逐渐演化为族称。
板楯蛮之名，来源于木盾。东汉刘熙《释名·释兵器》：“盾，遁也，跪其后辟以隐遁也。大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2说：“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本由使用木盾得名，后遂成为族称。
板楯蛮古居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曰：“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按指賨民，即濮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载：“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舆地纪胜》卷162引《元和志》载：“故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太平寰宇记》卷138：“古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流江县为今渠江县。板椐蛮居此，当从嘉陵江东进而来。按盾又称为渠，《国语·吴语》：“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曰：“文犀之渠，谓楯也。”宕渠、渠江等名称，当由板楯蛮所居而得名。
据《华阳国志·巴志》，巴东朐忍(今重庆云阳)和涪陵郡也有板楯蛮错居。同书《汉中志》和《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汉中亦有板楯蛮。《汉书·地理志》则说：“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可见，板楯蛮分布甚广，包括整个川东地区，北及汉中东部之南，都是板楯蛮的活跃出没之地。诸书记载说明，板楯蛮不仅是构成川东巴地，而且也是构成川东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主要族群之一。
板楯蛮是百濮的一支。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互百濮”，这是賨人(板楯蛮)为濮系民族的确证。《华阳国志·巴志》所载阆中渝水有賨民，郭璞注《上林赋》则记为獠人。賨、獠互代，可见两者皆一。
苴也是川东地区的一支土著族群。《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同书《汉中志》载：“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又入汉川。”地在今四川广元市以西、剑门关之北，嘉陵江西岸的老昭化。
苴古读为巴。《史记·张仪列传》集解引谯周《古史考》说：“益州‘天苴’，读为“苞黎’之包，音与‘巴’相近，”《索隐》曰：“苴音巴。”又曰：“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论巴，遂误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注‘益州天苴读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谯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读为‘芭黎’之‘笆’。按，芭黎即织木葺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可见，苴不仅读为苞、芭，且意义也与巴同。《汉书·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喻蜀父老文》所说“略斯榆，举苞蒲”，“苞蒲”即“巴濮”。[29]说明苴即巴，是百濮的一支。
苴地本为巴濮所在地，故地名苴。后为蜀取，蜀王封侯于此，故曰“苴侯”，乃以居为氏。但此时苴地的被统治族群仍然是原居其地的苴人。1951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的巴人船棺葬，实非入主其地的蜀人遗存，也非巴国王族的遗存，而应是秦灭巴后，为秦戍边的苴人的墓葬。至于《史记·张仪列传》所载“苴、蜀相攻击”，这里的苴则不是指苴人，而是指苴侯。由于蜀王开明氏并非巴人或楚人，故其弟苴侯也不是巴人或楚人，这是应当顺便指出的。
獽人史迹不详。据《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和巴郡都分布有獽人群落。《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东迳壤涂而历和滩”，地在今重庆万州境内。《水经·江水注》又说鱼复故城东傍“獽溪”，地在今重庆奉节。长江干流和峡区这两处獽地，均因古獽人所居而得名，[30]说明是獽人的主要分布地。
夷本为中原华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通称，但川东之夷既为专称，显然就不是泛指。《华阳国志》记载巴东郡有夷人，也分布在长江干流和峡区一带。
獽、夷均为濮人。《隋书·地理志》“梁州”下记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太平御览》卷76亦载：“有獽人，言语与夏人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遭丧乃立竿悬布置其门庭，殡于其所。至其体骸燥，以木函置山穴中。李膺《益州记》云：‘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与獽类一同。又有僚人，与獽、夷一同，但名字有异而已。”明确指出獽、夷与僚一同，足见两者均属古代濮人系统。
蜑字又作蜒、诞、蛋，形近音通。川东之蜑主要分布在巴东郡、涪陵郡。《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下载：“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巴东郡”下载：“有奴、獽、夷、蜑之蛮民。”与涪陵郡相接的清江流域的廪君，《世本》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称，巫诞即是巫地之诞，可见廪君也是蜑人。
蜑人属百濮支系，秦汉以后史籍亦屡有记载，常与獽、夷、賨等杂居。《蛮书》卷10引《夔府图经》：“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郊，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隋书·地理志》“梁州”下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蜀人，因蜀王杜宇、开明皆濮人，故西周以后蜀人的濮系民族特征愈益突出，一般即将蜀人视为濮系。僚本即濮。可见，蜑人确是濮人的一支。由于蜑人主要分布在峡区以至清江流域，为古代巴中之地，[31]故左思《蜀都赋》说：“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此亦蜑为百濮的确证。
奴，应即卢。[32]卢是巴地八族之一，是一个单独的族类，与板楯七姓中的卢(罗)毫无关系，应当区分开来。卢，最早见于《尚书·牧誓》，跟随武王伐纣，为西土八国之一。西周春秋时活动在汉水中游地区，《左传》桓公十三年楚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楚师。其地，《续汉书·郡国志》“南郡”下记有：“中卢，侯国”，原注引《襄阳耆旧传》云：“古卢戎也。”《元和郡县志》卷21“义清县”载：“本汉中庐县地也，西魏于此置义清县，后因之。中庐故县在今县北二十里。本春秋庐戎之国。”其地在今湖北襄阳县西。《水经·沔水注》记载：“襄阳县故城，楚之北津戍也……其土，古鄢、都、卢、罗之地。” [33]又载：“中卢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县即春秋卢戎之国也。”《括地志》亦载：“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34]房陵为今湖北房县。这应是春秋早期楚灭卢后，卢之一部迁于鄂西山地的居所。以后，鄂西这支卢人又辗转西迁于渠江流域，居今渠县境内。《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实即这支卢人入川东以后的定居之地。
关于卢人的族源，据史籍可以考定，来源于今山西境内，为舜后。《国语·周语中》记载富辰谏周襄王曰：“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坛，聃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韦昭注云：“卢，妫姓之国。荆妫，卢女，为荆夫人。荆，楚也。”此处的卢，即《左传》桓公十三年的卢戎。卢为妫姓，而妫姓出自帝舜。《史记·陈杞世家》记载：舜“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妫姓后代，“夏后之时，或失或续”。[35]其续国承祀者，西周初年，武王褒封妫满于陈，为陈胡公。卢为妫姓，是未能承续舜所传国者，因之居西方，故称卢戎。但按其起源，却属于华夏民族系统。
春秋早期卢国见于《左传》，很快便从历史上消失，当在鲁桓公十三年后不久被楚并灭。[36]其后，卢人一支西迁鄂西，春秋中叶，由于庸国日强，这支卢人不得不再西迁入川。以此看来，卢人入川的年代应在春秋中叶以后。
共也是巴地族群之—，《华阳国志·巴志》记其为巴国之属，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族类。共人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具区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孔晁注曰：“共人，吴越之蛮。”据此，在殷周之际，共人原为东方滨海地区的越系民族。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共人沿江西上进入川东。共人的分布，据《太平寰宇记》卷120载，唐麟德二年移洪杜县于“龚湍”，即今重庆酉阳之“龚滩”。共、龚字通，当为共人所居得名。[37]
这个越系的共，与板楯七姓中的龚不同。板楯之龚，《蜀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作“袭”，二字形近而讹，当以作龚为是。虽然板楯之龚与越系之共音同可通，但同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却是将板楯七姓全部纳入賨人一系加以叙述，而共人则单出，不与巴地其他任何族群同系，可见两者非一。
由上可见，《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巴国之属“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尽管其各自来源不同，但均属先秦濮越集团这一包容面十分广泛的民族系统。从他们的来源不难看出，他们均非先秦巴国的统治者即巴国王族。恰恰相反，巴国王族是在西周初年由周王室分封到巴地建立诸侯国去统治巴地各族，用以藩屏周室，镇抚南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