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网-- 略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略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发布时间： 2007-10-10 11:08:36 被阅览数： 1754 次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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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卷二十三），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论之：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卷三）。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卷七，《魏》第四）。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卷六）。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卷二）。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李善注，卷二十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举以下几例以明之：     《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清•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这首诗是他全部咏怀诗的序曲，为其咏怀诗奠定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基调。统观全诗，诗的主人公从夜中不寐而披衣弹琴，看到月映薄帷，感到风动衣襟，再听到或想象到孤鸿翔鸟，诗人以情观景，以景衬情，正如王国维曰：“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卷下），“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人间词话》卷上）。诗人通过大胆的想象，层层变幻，把那难言的忧思和愤懑生动地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其抒情的一大特色。     《咏怀》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蚩。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虽崇尚诗书、效法颜闵，但由于社会动荡，司马氏集团凶残地陷害天下有识之士，所以他只有在极其苦闷的精神状态下“登高望所思”，至于“所思”什么呢？任后人去评说。联系他的《咏怀诗》写“思人”的地方，如：     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其二）     临路望所思，日夕不复来。（其三）     登高眺所思，举袂向朝阳。（其十五）     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其二十九）     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其三十七）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其四十六）     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其五十八）     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其六十四）     以上“所思”之人，大概是其钦慕时人。由其“所思”发出了“千秋万代后，荣名安所之”的深沉叩问，可见他内心是何等痛苦。苦闷无处发泄，于是道出了“噭噭今自蚩”的悲壮呐喊。《晋书•阮籍传》曰：“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作家那复杂的情感显然融化在这些“所思”与“噭噭”的呐喊声中，情动于而形于言，故作家在理与情，爱与恨，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的各种矛盾心情中，情至笔随，故而发诸于诗，情感的渲泄最为强烈。     《咏怀》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陈沆《诗比兴笺》曰：“终身薄冰之思，此其粗豪浅陋轶荡形骸者哉！”全诗抒情率直，语句如泣如诉。“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写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容颜憔悴，精神消损的窘迫遭遇，“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巧妙地道出了终日惴惴不安的内心恐惧，作家那种生活于乱世之中而又难于全身的忧患，那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深沉眷恋，对人生无常的哀叹，于诗行间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 司马师曰：“阮嗣宗至慎，每与言，终日言皆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世说新语•任诞》）。正由于此，作家在不能向司马氏集团倾诉而又不便倾诉的情形下，才“使气以命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故其表现于诗中则言辞激烈，情绪怨愤，感慨良多。     （四言）《咏怀》其十三：     晨风扫尘，朝雨洒路。飞驷龙腾，哀鸣外顾。揽辔按策，进退有度。乐在哀来，怅然心悟。念彼恭人，眷眷怀顾。日月运往，岁聿云暮。嗟余幼人，既顽且固。岂不志远，才难企慕。命非金石，身轻朝露。焉知松乔，颐神太素。逍遥区外，登我年祚。     此诗措辞较微婉、平和。“命非金石”至“登我年祚”，不仅抒写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还表达了仰慕隐逸之情，同时那种无拘无束，“逍遥区外”的精神世界追求，显然与老庄思想一脉相承。诗情与玄学结合，这是阮诗抒情的又一特色。     又如《咏怀》其三十四（一日复一朝）：诗人认识到，一切都是短暂的，是非曲直也都无差别。这显然是一种虚无的哲学，这种哲学既是对人生悲哀的解脱，但在其根底里却渗透着人生悲哀；《咏怀》其五十二（十日出暘谷）：诗人发出了“计利知术穷，哀情遽能止！”的呼号，黄节评此诗：“计利虽善，未有不穷。以此思哀，哀能止乎”（《阮步兵咏怀诗注》）；《咏怀》其五十四（夸谈快愤懑）：此诗初读不知所云，但深究之，可以见出诗人的深切用心，在于抒发出诗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心境；《咏怀》其七十一（木槿荣丘墓）：此诗发出了人生短暂，古今同忧的深广情怀，语言慷慨，意绪悲凉，有一种激昂向上的生命力。     以上诸例可见出阮诗长于抒情的特点，其情或激越，或缓和，或深广，都与作家所处的险恶的时代环境以及中国美学重视抒情的民族特色不无关系，加之作家心灵负荷的沉重、对老庄哲学的仰慕、嗜酒佯狂的放达性格，其《咏怀》组诗中的抒情味可见一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概论》见其《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鉴赏》一文）。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卷四），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八），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以下结合阮诗具体论之：     《咏怀》其十四：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此诗开篇感物起兴，黄节引吴淇曰：“古之劳人，多托兴于蟋蟀，蟋蟀感时而鸣，人又感蟋蟀之鸣而悲”（陈伯君《阮籍集校注》P265. 中华书局.1987.），从“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可见出他感到世上无可与语者，故“触物以起情”（明•李仲蒙《斐然集》卷十八），意在表明自己的志向操守与世俗不合。     《咏怀》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齐景升丘山 ，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此诗首句以“朝阳”、“白日”起兴，慨叹人生短促。“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惜逝忽若尘”，更以形象的比喻写出了世事之无常，黄侃曰：“人道之促，自古所嗟，唯有从赤松，随渔父，庶几永脱世患也”（陈伯君《阮籍集校注》P312）。此诗运用比兴，使其诗意遥深，以冷谈的语言表达炽烈的情感，这与诗人成熟地运用比兴手法是分不开的。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时诗人直接用黄昏来比喻人生，如《咏怀》之八十、八十一，这里不再赘述。     四言《咏怀》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气寒。桂旗翠旌，珮玉鸣鸾。濯缨酿泉，被服蕙兰。思从二女，适彼沅湘。灵幽听微，谁观玉颜。灼灼春华，绿叶含丹。日月逝矣，惜尔华繁。     王夫之评此诗曰：“章法奇绝，兴比开合，总以一色成之，遂觉天衣无缝”（《古诗评选》卷二，P89）。黄节云：“宋玉悲秋思君之辞《九辨》曰：‘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又曰：‘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嗣宗此篇盖有同感”。（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P101）。诗中的大量比兴之辞委婉含蓄地道出了诗的旨意。“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宣和画谱•花鸟叙论》•《画史丛书》第二册P163），诗人运用比兴的艺术腕力不辩已明。     中国诗歌贵在含蓄。反观阮诗的比兴，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个艺术技巧，诗中那生动的形象，高度概括的描写，显与其深厚的思想内容和丰富的现实意义密不可分。袁枚曰：“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随园诗话》卷二，尗坎校点本P41），可见，诗人运用“比兴”传情达意，除了上文所述“不便直言”的政治原因外，更主要的是诗人为了把诗写得含蓄蕴致，这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最佳表达，与诗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有关，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可见诗人的艺术境界一旦付诸于诗，显然是悦人耳目、美不胜收的，这即是阮诗“可以陶性灵”（钟嵘《诗品•上》）的缘由之一。     关于象征，吴功正在《我国古典风格理论概说》一文中说：“西方美学重视的是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中国美学强调的则是自然物的象征意义。 这一民族美学影响及于创作，就有楚辞的所谓美人香草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从刊》第九辑P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作为一位封建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阮籍匡世而不得，济世而不成，又为逃避政治的迫害,故而学《离骚》，发泄愤忧，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大约不深解《离骚》不足以读阮诗”。诗中香草、云、鸟、美人等意象深含象征性，又加之他“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崇尚自然、诗酒风流，故其笔下的山水声色无不体现出一种旷达超时的情怀，正如刘勰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文心雕龙•体性篇》）。     《咏怀》其八：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咏怀》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谶罗衣，左右珮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鹞恍惚中，流盼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咏怀》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酿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徹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咏怀》其八，以黄昏下的诸多物象“回风”、“寒鸟”、“燕雀”、“黄鹄”等，象征昏乱社会里诗人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其十九，借美人象征济世之志不得施展的郁闷以及漆黑夜里诗人对理想的热切渴求；其七十九状写凤凰的悲剧，以凤凰象征诗人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迫于时代的凄风苦雨，凌云壮志终无法实现。     阮诗充满苦闷、孤独之情绪，诗人把来自现实社会的压抑发而为诗，正如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之“苦闷象征”说认为：诗人生活中存在着“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力”与“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人生因此充满痛苦。唯有文艺超脱于这种生活之外来观照和表现人生的苦闷，故产生了“苦闷的象征”。阮诗产生于人命危贱的乱世，其或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其十八、其三十二），或写树木花草的凋蔽（其三、其十二、其五十），或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象征意象，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更成其为诗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写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其四、其五、其六十五），或写功名富贵之难保（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无不让其从自然到人事都深发慨叹，心中那难以排遣的苦闷不得不寄托于诗，面对污浊的社会、短暂的人生，诗人“立象以尽意”，让其象征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不愧为诗中的神来之笔，故其情慷慨激昂，如雷贯耳，达到了震摄人心的艺术效果。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卷十）。     五言《咏怀》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環珮，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此诗运用了大量典故：开篇四句用江妃二女与郑交甫始好终弃的神话爱情故事，“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化用宋子侯：“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诗句，“倾城迷下蔡”化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蔡”的典故，“萱草”以下三句，皆用《诗经•卫风•伯兮》诗意，结尾二句中“金石交”出于《汉书•韩信传》：“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禽也”。此诗用典微露端倪，并不明言，故其旨意隐微迷离，引起不少诗论家的争论，沈约认为是讽刺爱情不专，何焯言为喻君臣遭际，元代刘履则认为是嗣宗婉其词以讽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背叛，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体现了诗人用典入微，别有所托，后人对其典故之旨的猜度，恰好证明了其诗艺术魅力之所在。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咏怀》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族无俦匹，俛仰怀哀伤。     此诗用典颇为精切。诗人开篇便将时空转移到遥远的战国大梁，给人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假象，“鹑火”二句虽暗点时间线索，却巧妙地借用《左传》（僖公五年）晋侯伐虢的典故加以掩护，而“君子”、“小人”的褒贬似乎又太露骨，于是诗人又大胆倒用《荀子•天论》：“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的句子，如此苦心孤诣，至少在凶残的司马氏集团眼中，不易引起太大的怀疑，可见得诗人是何等的惨淡经营。     《咏怀》其三（嘉树下成蹊），前两句“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套用《汉书•李广传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张玉谷《古诗赏析》：“此首言世事有盛有衰，避乱宜早也”，此典故正好道出了世事盛时的情况，七八两句“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用了伯夷、叔齐隐居之典，言要快速离开乱世追随伯、叔而到西山隐居。诗人求仙问道，旷达脱俗的心态已暗藏于典故中；《咏怀》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全篇化用楚辞，描绘楚景，讽咏楚事，托喻深微，令人品味；《咏怀》其三十二（朝阳不再盛），借“齐景公游牛山”、孔子“逝者如斯”的感叹以及《尚书》、《庄子》、《楚辞》、《史记》里的典故，以荒诞的口吻表达了严肃的主题，正所谓王闿运所说：“言不为魏死，耻与晋生”（转引自《阮步兵咏怀诗注》P42）。典故的使用致使诗意含蓄委婉，耐人寻味。     有时，诗人为了表达自己对超脱尘寰、远离人间、美妙绝伦而又虚无飘渺的神仙境界的追求（见其《清思赋》），组诗中多处运用“邓林”典。《咏怀》其十：“焉见王子乔，乘云游邓林”，《咏怀》其二十二：“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咏怀》其五十四：“夸谈快愤懑，情慵发烦心。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咏怀》其十，全诗主旨盖反世俗之纵欲，而主淡泊以养生，这里之“游邓林”，无疑与人生理想有关。《咏怀》其二十二，用“邓林”典，谓沧海桑田，人生短促，一切终会逝去，只有王子晋登仙之事，为历代不少骚人墨客所追慕。《咏怀》其五十四，诗人感喟茫茫宇宙，人生短暂，用“邓林”典，直承首两句：世俗污浊，令人愤懑，夸谈只能暂缓苦闷心情，如果要彻底摆脱痛苦，只有遗世远游，此处“望邓林”，应指向往超脱尘世之境界。“邓林”典在诗人心中，是其理想的人生境界的寄托，我们不可不察。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节. 阮步兵咏怀诗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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