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官书》记载的“中国”
——兼析刘玉文先生似是而非的“中国”说
董宝瑞
前几个月，山东无棣的刘玉文先生在无棣方圆网站贴出《“燕南有碣石”辨析》，以“在燕文侯时代，今昌黎县境不归燕国管辖”这样一个与史实根本不符的说法为主要依据，硬说那时属齐国东北境的今无棣一带已成为燕国的南境，断言“苏秦所说的‘燕南有碣石’绝不是指今河北昌黎碣石，而是指山东无棣碣石”，拿出的是一篇有悖历史地理常识的“燕国”说文章。笔者在国庆节期间写出《燕国“南有碣石”辨析》（http://jieyangren.blog.hexun.com/5928481_d.html），对他的这篇文章错误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近一两个月，刘先生侈谈“碣石”的劲头不减，又连篇累牍地写出一些类似的文章，对笔者二三十年来写的一些考证和介绍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的文章吹毛求疵，为其根本站不住脚和经不起推敲的所谓“无棣碣石”说强辩。在其新写的文章中，又出现了一篇把古碣石地区“划”出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记述的“中国”范围的文章，试图以此来说《史记·天官书》所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的“勃碣”不是指的是位于今河北昌黎城北的碣石山，而是在今山东无棣一带某个地方（未再明说是指所谓的“无棣碣石”）。细细研读中国现存比较早的天文文献之一的《史记·天官书》的全文，笔者发现这位写文章常常错漏繁出的无棣人士，又有意无意地犯了像写把燕文侯时代的燕国疆域无端缩小的《“燕南有碣石”辨析》那样的毛病，又在一厢情愿地把《史记·天官书》记述的“中国”缩小到黄河中下游的南岸地区，弄出了曲解《史记·天官书》记述的“中国”不是指战国末期中国腹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地理研究笑话。
刘玉文先生在无棣方圆论坛发表的文章题为《〈史记·天官书〉“中国山川东北流”浅析》（http://www./forum_view.asp?forum_id=78&view_id=3750）。他在这篇文章中，找出《史记·天官书》在记述“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之前，记有“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 而唐朝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其中的“自河山以南者中国”的注解是“河，黄河也。山，华山也”，据此认为“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而在黄河、华山以北的“三晋、燕、代”均“不属于被称之为‘中国’的地域”。继而，他引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阿祥写的《释“中国”》关于“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它与上述的中国‘指诸夏国家’含义近同；把吴、越、楚、秦、燕等国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诸国，则是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的论述，就此说“显然，《史记·天官书》的‘河山以南者中国’，不包括秦、晋、燕、吴、越、楚等诸侯国”，“今昌黎境远在‘河山以北’的滦河流域，无论是古属孤竹、北燕，还是秦属辽西，都远离黄河中下游流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显然，它不属于司马迁定义中的‘河山以南者中国’之地域、文化概念的‘中国’”。在文章中，他又说：“《史记·孝武本纪》和《史记·封禅书》均载：‘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按：即嵩山）、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由此可知，连舜帝巡狩过的北岳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阳县西北）、南巡的苍梧之山，大禹会天下诸侯的会稽山等名山的所在之地都不算‘中国’地域内。那后世所命名的黄河以北的‘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等远在‘河山以北’的北方、远离华夏文化圈的山当然也不在‘中国’地域内，即便是后世有人把昌黎城北的某某山叫做‘碣石山’也无可非议，但它绝不可能是《史记·天官书》中所指的‘中国’地域之内的碣石山。”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综上所述，《史记·天官书》中的‘中国山川东北流……尾没于勃、碣’与今昌黎一带的‘山川’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山川东北流’必然是流在‘中国的’地域；‘尾没于勃、碣’也必定没于‘中国的’地域内。毋庸置疑，‘碣石’必然在‘中国的’地域之内，决不会跑到北距‘中国’五百余里之外的辽东湾边上去。《天官书》中的‘尾没于勃碣’，与晋代伏琛《齐地记》中云：‘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旧唐书·天文志》：‘渤海，尽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今为德州、棣州、沧州其北界’、《新唐书·天文志》：‘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史梦兰先生在光绪三年重修的《乐亭县志》中‘皆幽之东南，青之东北，濒海之区，渤碣之地也’等史志中的记载‘勃碣’是一致的。”又说：“唐人孔颖达曾说‘碣石在平州东’，但他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前提，即误认为古黄河在‘平州入海’。即《正义》所云：‘黄河自胜州东，直南至华阴，即东至怀州南，又东北至平州碣石入海也’。如果黄河真的至平州碣石入海，按照‘河山以南者中国’的标准去衡量，平州的河阳之地及‘平州碣石’理应在‘中国’地域。但是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界已否定了黄河在平州入海这一错误假设。而确认古黄河在天津之南，谭其骧先生进而认定‘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下游以走（至今黄骅县东入海的）《汉志》河为常’（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那‘平州山川’只能算在‘四海之内’山川，而不能算‘中国山川’，明矣！显然‘平州碣石’与‘中国山川东北流……尾没于勃碣’毫不相干。”并云：“河北昌黎原文联主席董宝瑞先生在《〈山海经〉与〈禹贡〉中的碣石》一文中也论述道：‘《禹贡》……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由此看来《禹贡》‘导山’在黄河下游也没超出‘中国’的地域。”“不能用今天‘领土主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去替代具有华夏文化、地域概念的‘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轲尊’，铭文中讲到周武王定都洛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中国’（中或），指的是伊、洛地区，即成周。‘中国’，在《诗经》中多有出现，这时的‘中国’以及后世文献中的‘中国’，指的都是华夏古族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含义与‘中原’、‘中州’、‘中土’、‘中华’类似。司马迁《天官书》中的‘中国’含义，与此相同，显然是指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指代表华夏文化内涵的特定的地理区域，而不是指‘领土主权国家’。”最后，刘先生言外有音地说：“有人以为今天的昌黎县境在领土主权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的‘中国’，就误以为今天的昌黎就理所当然地属于《史记·天官书》中含义并不相同文化概念的‘中国’。如果不顾司马迁对‘中国’特别的限定，而断章取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的历史依据，那不单单是对历史的无知，那才是‘妄自穿凿’，实实在在地‘没有保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刚刚读到刘玉文先生的这篇文章，笔者被他的这一番貌似振振有词的“论述”一下懵住：莫非自己当初写碣石考辨文章在引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记述的“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这句话时，把其中的“中国”概念并没有理解正确，误以为那时的“中国”范畴理所当然地包括古碣石地区了？笔者急急查阅唐朝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自河山以南者中国”的注解，旋即发现，《史记正义》对“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有明确地标明山脉“渡河”之释的：“言中国山及川东北流行，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尽碣石山。”而《史记正义》的这句注释，显然是在说“自河山以南”的“中国”的“山及川”是向“东北流行”的，“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由此“渡河东北”而“尽”于“碣石山”；也就是说，“中国”的山川是在华山一带越过黄河而向东北而去，尽于渤海岸边的碣石山的，这与《汉书·地理志》把“碣石山”的确切位置记载在今昌黎一带是完全相符的。
当即，笔者根据自己初步的分析与研究，写出对刘玉文《〈史记·天官书〉“中国山川东北流”浅析》一文的答辩帖子《对“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的确当解释》：
司马迁的《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云：“……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此更为客主人。”《史记正义》确实有“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的注释，但对“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这一句，《史记正义》是这样注释的：“言中国山及川东北流行，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尽碣石山。”《史记正义》的这句注释，显然是在说“自河山以南”的“太白主“的“中国”的“山及川”是向“东北流行”的，“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由此“渡河东北”而“尽”于“碣石山”；也就是说，“中国”的山川是在华山一带越过黄河而向东北而去，尽于渤海岸边的碣石山的，这与《汉书》等地理志对“碣石山”位置的记载，完全相符。我们今天从中国地形图上看，也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出，秦岭由华山一带向东北，经中条山、太行山，到达燕山，在昌黎碣石山一带至于海。
其实，司马迁的这句“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说的“中国山川”的流行方向，并非说的是“中国”境内的“山川”都有哪些，都在哪里，其“山川”是同“中国”之外的“山川”一脉相连的，不会截然而止于当时人们所认为的“中国”境内，其流行方向肯定会超越当时界定的“中国”山河的，说“尾没于勃、碣”，也正符合“中国”之北的山川形势。因此说，《史记正义》云其“言中国山及川东北流行，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尽碣石山”的注释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北中国山川的走势的，刘玉文先生硬将其说到地处九河下稍的一马平川的无棣一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云皆为强辩，这也像当地根本无以说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中的“碣石”所在地一样，当时既无“碣石”，又不处在高原和山地的边缘地带。此处的碣石山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中的“碣石”，都是当指昌黎城北的碣石山而无疑。
这篇短文在无棣方圆论坛贴出后，刘玉文先生紧跟贴出《〈史记正义〉的错误前提，必然导致错误结论》，说《史记正义》对“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的解释，之所以可以说是指秦岭一带的山脉由华山一带越过黄河，向东北经中条山、太行山，到达燕山，在昌黎碣石山一带至于渤海而尽，是因为“唐代人在注释《禹贡》大都主张古黄河在碣石入海”，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解释九河碣石时也误认为“古黄河从平州入海”，“把黄河的入海地点搞错了，人为地向东北斜拉了五百余里”，“这样今昌黎境就占了大便宜”，又说什么“董先生对《禹贡》研究造诣很深，本来是自己心知肚明的事情，怎么一说到昌黎碣石，就装起糊涂来了？”笔者读到他这篇又在误读古代学者的有关记述的文章后，遂开始写答辩文章《古黄河并非在碣石入海》：
刘玉文先生写出《〈史记正义〉的错误前提，必然导致错误结论》，云“唐代人在注释《禹贡》大都主张古黄河在碣石入海，这无疑是正确的”。笔者认为，而这恰恰是不正确的，这正是“必然导致”所谓“无棣碣石”说的“错误结论”的“错误前提”。对于这一点，不少古代学者多有论述，笔者仅想指出的是，《禹贡》的作者认为古黄河在碣石入海的话，就不会在“冀州”记“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夹右”，经行其右，即其西南也），而云“岛夷皮服，至于碣石入于河”（这样才能说古碣石山在古黄河口）了；此外，《禹贡》在“导山”还记有“……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处的“至于”表明碣石山是与“太行、恒山”等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海畔之山”，尽管没有“太行、恒山”等大山那样高大，在山与海衔接处的大海边上也得称得起有“碣石”特貌的“大山”，这正是清朝迁安学者马恂在批评宋朝学者蔡沈在《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一句之后“自增河口之地”时所说的“不必繁称博引，即《禹贡》之文思之，可晓然矣！”之意所在。反观在今无棣县境内的马谷山，尽管名“大山”，是无以称与“太行、恒山”等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山峰的，其地理位置也无以言“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何况在明、清以前从未有人认为其是《禹贡》记载的“碣石”，也不见于任何正史地理志的记载，并且从来也未叫过“碣石山”，何以言古“中国”之“碣石”和“渤碣”呢！其仅仅是存疑的一说或是诸多“碣石”误说之一而已。这是现今的无棣谈“碣石”者必须正视的史实，是怎么设法去绕，也绕不过去的。
《史记正义》的“黄河自胜州东，直南至华阴，即东至怀州南，又东北至平州碣石入海也”的认识主要出自《水经注》的“河之入海，旧在碣石”的说法。其实，不管《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认为不认为古黄河入海“旧在碣石”，他是认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是流行到“中国”的东北方向的黄河北岸去了，一句“渡河”就足以说明，这也符合刘先生所认为的“故中国山川”和与之相连的“山川”的走向。若说刘先生所界定的“故中国山川”不管走向哪里，都不能到“河”之北，那么，刘先生界定意义的“故中国山川”之“山”之“尾”当“没于”嵩山，即今郑州一带，如果越过一大片广袤的平原地区也算的话，也是在泰山一带又出现，连延到山东半岛的蓬莱一带而“没”于海边，与根本无山脉相连相通的无棣一带无涉。实际上，《史记·天官书》的“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与《禹贡》“导山”记载的“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一脉相承的。若按照刘玉文先生对“中国”一厢情愿的认识，“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在靠近今无棣的沧州一带的话，“川”未断脉，“山”却在今郑州一带就断脉了。
此外，笔者是在《〈山海经〉与〈禹贡〉中的碣石》一文中说过“《禹贡》把大禹治水的传说发展成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它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刘先生借此振振有词地说：“既然董先生自己明明白白‘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怎么‘导山’中黄河下游的‘碣石’，就偏偏蹦到五百里之外的滦河流域去了呢？如何自圆其说。”笔者不知道刘先生这“滦河流域”离古黄河流域有“五百里”这话从何而来。古代人可能不完全清楚，现代人基本清楚了，古黄河最北从今海河流域入海，海河流域与被古人误认为古黄河入海处的滦河流域紧紧相连，何言滦河流域在海河流域“五百里之外”？“导山”中黄河下游的“碣石”，之所以被大多数古今学者认定为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是因碣石山属于与太行山等山脉连接的燕山山脉（在古黄河在今天津一带入海时，亦属黄河流域），正在古黄河流域一大山系的入海之地，而在“蹦到”古黄河流域的山系“五百里之外”的小山峁马谷山，是无以当此义的“碣石”的，这倒是怎么“自圆其说”也“圆”不了的。刘先生在写文章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无棣靠近中原近一些的语气，云什么“孤竹，四荒之一也”，其实，在“孤竹”被称为“四荒之一”时，今无棣一带极可能也是在孤竹国君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在“蛮夷”地域范围呢！“无棣”的本义就在“荒”，不然，孤竹国城不会被一些人称作“无棣”的。《禹贡》记载的“碣石”在“冀州”，不是今人谁一说就能说到“兖州”去的。至于《汉书·沟洫志》记“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那显然是在记神话传说，笔者仅在整理神话传说时引之，无须多谈。
最后，说一句，笔者根本谈不上“对《禹贡》研究造诣很深”，仅仅较早读过《禹贡》研究专家辛树帜先生的《禹贡新解》一书而已。笔者从不对“心知肚明的事情”，在写文章时去“装”什么“糊涂”，笔者倒觉得刘先生的文章却是越来越有这个味道了。不过，笔者对刘先生刻苦钻研古书的精神倒是还很佩服的，尽管常常有理解错了，甚至错到不知多远地方的时候。
这篇文章写完以后，笔者仍觉尚有大的疑窦没有解开，这就是刘玉文先生依据《史记正义》“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的注释所界定的“中国”地域概念，究竟确当是否，是不是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经过仔细推敲与斟酌《史记·天官书》有关“中国”的论述，笔者发现，司马迁在其《史记·天官书》阐述的“中国”，实际指的是战国时的“七国”的大部分疆域，并非《史记正义》解释的“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也就是说，根本不是刘玉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机械地理解的那个以“华山及黄河”为界，南为“中国”，北在“中国”之外的定义。
通读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不难发现，“太史公”在略论春秋以降的“天变”时所说的“中国”的范围，基本上就是战国时的“七国”领土，亦为秦始皇夺得天下以后的秦朝的主要国土。其实，仔细阅读《史记·天官书》，就会发现，司马迁是把“中国”的定义说得比较清楚的，他并没有把“华山及黄河”以北的几乎占了战国时的“中国”一半地区的疆域定在“中国”之外。“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这句话，是说的前因后果，其本义是：待到秦国并吞被称为“三晋”的韩国、魏国、赵国和赵国公子嘉出奔的代郡之际，“河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自此皆为“中国”了。也就是说，这里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那么，这个时间点是指何时呢？是指的战国的历史即将结束或基本结束之际。翻开战国史，我们不难得知，占据华山以东不算很远的位于洛阳一带黄河两岸一个较大地区的韩国，在公元前230年就被发愤图强的秦国吞并了，秦国的疆域扩大到华山一带黄河南北的大部分地区；紧接，秦国又于公元前228年大举进攻赵国，占领了黄河北岸的赵都邯郸，赵国公子嘉被迫出奔到今山西大同与河北张家口交界地带的代郡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6年，秦国乘势进攻燕国，攻占燕都蓟（今北京市一带），燕王喜逃往辽东苟安；同年，秦国又进攻“华山及黄河”以南的楚国，轻取楚国十余城。公元前225年，秦国同时准备征服在黄河两岸有大面积疆土的魏国和在“华山及黄河”以南占有大面积疆土的楚国，结果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被秦军引河水、鸿沟水冲坏，魏王假投降被杀，魏国灭亡，而进攻楚国由于轻敌而兵败。公元前224年，秦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于蔪（今安徽宿县南），先后夺取陈（今河南淮阳）以南至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一带）之间的大片土地；次年，秦军攻取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灭亡。公元前222年，秦国再次兴师北伐，一举攻下辽东，俘虏燕王喜；又攻代，虏获代王嘉，终使赵、燕彻底灭亡。至此，山东六国仅剩下曾是战国两强之一的齐国独占山东半岛及其邻近地区而未归于秦，秦国大军遂又于公元前221年从燕国边境南下，猝然攻占齐都临淄，导致齐国灭亡。至此，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并吞三晋、燕、代”，显然是在说秦国“以兵灭六国，并中国”的大业即将或已经完成之际，即公元前222年或公元前221年。在这样一个历史时间点上，说已经“并吞三晋、燕、代”的秦国不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说原来的韩、赵、魏、燕等国也不在“中国”范围之内，就更说不过去了。懂得一些历史知识的都知道，“三晋”是指战国初期“三家分晋”而建立的韩国、赵国、魏国，说设都邯郸的赵国在“华山及黄河”以北地区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国都邯郸距离那时的黄河很近，疆土当属黄河流域），而说韩国和魏国也是设置在“华山及黄河”以北地区的诸侯国，就不是小问题了；要知道，韩国是设都在今河南洛阳一带的西周（即洛阳），魏国是设都在今河南开封的大梁的，假设《史记·天官书》所说的“中国”果真是指所谓“华山及黄河”以南地区的话，不包括原来的韩国和魏国疆域，那还能包括哪里呢？若把“三晋”也摈弃在外，那时的“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就可能仅仅包括还没有被秦国征服的齐国了（倘若齐国也算是“狭义的中国”的话），这种人为地以“华山及黄河”来“划”南北之“界”，显然不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很明显，这里说的“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的“河山”，并不是实指“华山及黄河”，而是指北部中国的“大河大山”，即后文所说的“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中的“山川”，其中即包括“大河”黄河，也包括由“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尽碣石山”的一系列主要“大山”，其中也自然包括“后世所命名的黄河以北的‘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等山脉。刘玉文在其文章中说“那后世所命名的黄河以北的‘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等远在‘河山以北’的北方、远离华夏文化圈的山当然也不在‘中国’地域内，即便是后世有人把昌黎城北的某某山叫做‘碣石山’也无可非议，但它绝不可能是《史记·天官书》中所指的‘中国’地域之内的碣石山”，这显然也是一个非常糊涂的地理概念。燕山山脉靠北一些，姑且不论，而靠南的太行山脉纵行河南、山西、河北等省的一个较大范围，而春秋、战国时最狭义的“中国”范围，就是濒于太行山脉的（至少是在其南部），我们怎么能信口开河，轻易断言“后世所命名的黄河以北的‘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等山脉是“远在‘河山以北’的北方、远离华夏文化圈的山”呢！这真是有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非常明显，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记“自河山以南者中国”时，特别强调“及秦并吞三晋、燕、代”，是在说传统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定义的“中国”概念，随着“天变“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不仅“河”之南是“中国”，而且“河”之北的“山”之南地区也是特定意义的“中国”了；也就是说，原来的小“中国”概念已经变成了大“中国”的概念。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他是在紧接说“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之后，才强调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的。“天街”指的是“昴西二星”（《晋书·天官书》），星相以“天街”为届，“昴主之”的“为阴”的“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占据的是“街北”之下的“西北”一带；而“毕主之”的“为阳”的“中国”则在“街南”之下的“东南”。因此，此处的“故”字，非指以往或过去，而是指的“因此”，即因此“中国”的“山川”，亦即上文所说的“河山”，是“东北流”的，“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这其中的“勃碣”显然是指在东北方向的与“太行”、“恒山”等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渤海的“海畔之山”，可作北中国地理坐标的高耸于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史记·天官书》还记有：“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恆山之北，气下黑下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司马迁特意强调一下此时的“中国”文化、地理概念，显而易见，是为了说明此时的“中国”文化、地理概念，已经有了区别于原来的“中国”文化、地理概念之处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知，刘玉文先生依据《史记正义》“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为“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的解释，演绎出来的“言外之意，黄河、华山以北的‘三晋、燕、代’地方就不属于被称之为‘中国’的地域”的结论，是根本架不住认真分析和细细研究的。其关键之处在于，《史记·天官书》在记“自河山以南者中国”时，已经把时空限定在“及秦并吞三晋、燕、代”的特定时期了，这并不是在说远古传说中的黄帝常游的“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相传那时“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时期，也不是在此前多年的“把吴、越、楚、秦、燕等国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诸国，则是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时期，而是与“中国‘指诸夏国家’含义近同”的“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时期。刘玉文先生忽视《史记·天官书》限定的“及秦并吞三晋、燕、代”的特定时期概念，仅凭《史记正义》解释“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为“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就说“《史记·天官书》的‘河山以南者中国’，不包括秦、晋、燕、吴、越、楚等诸侯国”，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按照他这样说的逻辑，“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的“中国”，倘若仅指黄河以南地区的“诸侯国”的话，那时恐怕就仅剩有远离华山的齐国了，这显然不是司马迁说“河山以南者中国”的“中国”本义。说“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不符合战国时中原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别的不说，韩国和魏国等诸侯国的疆域都是跨越黄河的，分布黄河南、北两岸的，谁也不能说这些诸侯国的河南部分是“中国”，河北部分是中国之外的“四海”范畴吧！再者，《史记·天官书》在记述“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之前，是有明确论述的：“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从中不难得知，“河山”以北者的“中国”之外的地方，主要指的是星相“占于街北，昴主之”的“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生活和居住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地区。更应注意的，是在这一段记述之后，《史记·天官书》在记“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之后，是明确记有“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的。此“并中国”，是指秦国并吞韩、赵、燕、魏、楚、齐等“山东六国”，并不是指并吞刘玉文先生在其文章所认为的专指“华山及黄河以南”地区的“中国”也，这是不言自明的。此外，《史记·天官书》还有一些涉及“中国”的记述和注释，从中也根本看不出刘玉文先生的所谓“中国”说有什么确当之处。
“中国”一词出现很早，所指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一。新版《辞海》指出，最早的“中国”，“或指京师”（《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裴驷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以其在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和《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飒”中的“中国”就是指的华夏族、汉族地区。新版《辞海》又指出，因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此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初时，“中国”本指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甚至把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为“中国”。就此，新版《辞海》特意选取了《史记·天官书》记述的“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这句话为证。应当说，这才是历史地理概念的“中国”正确的解释呢！说《史记·天官书》记述的“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和“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中的“中国”，不是与后面记述的“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的“中国”是一个概念，而为把“勃碣”生拉到今无棣一带，以为所谓“无棣碣石”说“正名”，想当然地将其缩小到黄河中下游的南岸地区一个范围，这显然是在误解或扭曲《史记·天官书》记述的“中国”的本义。
近些年，无棣县某些人士为了“对当地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一心想把碣石山这样“一个千古名山胜地”从河北昌黎“争”到山东无棣，为此写出不少文章。在这些人士中，自认为能钻研一些古书的刘玉文先生文章写得最多，但纵观其文章，不难发现，他几乎根本没有写出真正有根有据、理辩清晰，能像无棣县请的“名人”所奉承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解破了学术界”，也包括他在内的“多年来的疑惑和成见”的“结论”那样的文章，仅仅是在千方百计地与历代地理志清楚记载的在秦皇岛一带的，众多古今学者考定为《禹贡》记载的“碣石”的昌黎城北碣石山，“争”历史名山的言论而已，说的大部分是置历史地理的常识而不顾，南辕北辙、似是而非的东西。像《史记·天官书》这样的古文，刘先生并非根本读不太懂，而他却能又读出如此大的一个偏差，只能说明是有某种偏差极大的心理一直在作祟。笔者就此，极想奉劝常常读错古书和别人的文章的刘先生一句，还是不要心浮气燥，急急忙忙、草草率率地写侈谈“碣石”的文章了，而是塌下心来，心平气和地把古往今来有关“碣石”的著录和论述好好阅读和研究一番，再来向大家指“误”说“谬”，以免弄出更多的历史地理研究的笑柄。
2006年12月11日于碣阳书斋
“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示意图
《史记·天官书》所记“中国山川东北流”走势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