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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从渴求电话到告别手机

 蚂蚁移文局 2010-05-02

郑渊洁:从渴求电话到告别手机

(2010-05-01 2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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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从渴求电话到告别手机

                                                 郑渊洁

 

    20世纪80年代以前,住宅电话在中国大陆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只有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才可以拥有和享受住宅电话。未踏上仕途的人,就算您有万贯家财,也难有安装住宅电话的权利,何况那时鲜有腰缠万贯的平民。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本埠联络方法一般有3种:一是见面。二是使用单位的电话。三是通过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很少,我记得距离我的住宅最近的一部公用电话需步行10分钟。普通百姓同外埠联络主要靠写信,再就是打电报,或到开办长途电话业务的邮局排队打长途电话。

    大约是从1985年起,私人住宅电话开始进入官员以外的北京市民家庭,但安装一部电话非常之难,申请者到位于北京西单的市内电话局交齐5000元安装费后往往要翘首以待半年甚至1年才能装上电话。当时住宅电话是紧俏商品,绝对的卖方市场。

    1985年底,写作渐入佳境的我愈发感到时间不够用。当时《童话大王》创刊不久,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到日子不交稿就得跳楼的期刊写作方式,心理压力颇大,写作时最怕听到敲门声。那时或编辑或朋友有事找我,因大家都没有住宅电话,人家直接骑自行车就来了,当时门镜这种伟大的发明尚未进入百姓家,何况就算有,你能残忍无情到不开门?那时的来访者十有八九属于不速之客。我正在写作时,突然来了客人,少说也得陪着聊上半个小时。人家兴致勃勃地告辞了,我却在之后的3个小时内心猿意马收不拢心。记得一天下午我在家写一篇名叫《老虎药店》的童话,是1986年第1期《童话大王》中的一个短篇,那期《童话大王》的稿子就差这一篇了,我必须在次日交稿。当我刚写了一行时,有人敲门。下面的事我不说你也能猜出来,那朋友一直呆到吃完晚饭才凯旋,而没有熬夜习惯的我愣是通宵未睡一直把太阳写出来。

    我梦寐以求家中有一部电话。如果有了电话,起码能节省我70%的时间。很多在电话上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事,人家亲自来了,在那个重义轻利的时代,你能等人家说完事就下逐客令?不可能。尽管我知道安装电话难于上青天,但为了写作,我还是决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85年12月,我到西单电话局填写了申请安装住宅电话的表格,营业员告诉我说由于遥遥无期,他们连初装费都不能收,让我回去听信儿。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获得交费权。电话局什么时候通知我交费我再来。营业员说,交了费保守估计还得等半年以上才能装上电话。装上电话也不是马上就通,还得等一段时间。当时我很羡慕大厅里那些排队交电话初装费的人,尽管我多次在报纸上看到消费者抱怨交费1年后还安不上电话的文章。

    此后就是石沉大海了。我去问过几次,营业员总是让我回去等。那时我从媒体上听说美国的穷人家都有电话,我根本不信。

    我住处附近的一些小学生知道我是写皮皮鲁的人,一来二去就和我认识了,他们时常到我家来玩。1986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接待一位不速之客,恰逢那些小学生来找我借书,他们看见我有客人,就在一边和两岁的郑亚旗玩。客人大概是看出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接他的话时老驴唇不对马嘴,就对我说郑渊洁你当一本期刊的唯一撰稿人实在应该安一部电话,大家有事找你打个电话就行了,不必登门占用你的时间。我说我申请了,安不上。

    客人走后,一位叫刘静的女孩儿问我:

    “郑叔叔,你想安电话?”

    “想。”我叹了口气,“写到一半时,来客人了,我就写不成了。可现在安电话太难了。”

    “我让我爸爸给你安电话。”刘静说。

    “你爸爸?”我看她。

    “刘静的爸爸是咱们这儿电话局安装班的班长。”一位叫王钰的女孩儿告诉我。

    我没有当真,因为她们毕竟是10岁左右的孩子,我的小读者,童言无忌。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刘静把她爸爸带到我家来了。刘先生对我说他女儿爱看我的书,刘静昨天回家给他下了必须给郑渊洁安电话的命令。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我头一次感受到读者的“威力”。我对刘先生说现在安电话太难,孩子的话不必当真。刘先生说这个地区的电话局为了缓解电话紧张状况,暂时设立了一个总机,用安分机的方法可以多安装一些电话,他说先给我安一部这样的分机电话以解燃眉之急,估计1年后就可以“转正”改为直线电话了。

    1986年3月22日,我拥有了我的第一部住宅电话,号码是763361转352,初装费400元,月租费9元,随便打,没有计次费。

    安装电话后,我的写作环境有了较大的改观,朋友们有事找我先打电话,我尽量诱导双方在电话上聚会,由此登门拜访者与日递减。再后来我得寸进尺犯坏给电话安了一个开关,写作时一关了之,人家打电话一听没人接,料定郑宅无人,谁也不会傻到爱吃闭门羹。

    朋友见我先有了电话,很是眼红和羡慕。一位朋友向我取经问我送了多少钱安上的,我说送什么钱?他说郑渊洁你别装傻,现在不送钱能安上电话?我说我真的没送。他信了后说你赶快补送,要不然人家能停你的机,或者1年后不给你改成直拨电话。见我疑惑,他说他的邻居以为交了初装费就万事大吉了,人家来给他安电话时,他烟也不给茶也不倒,结果通话才两天就断了线。后来他经高人指点,等人家来修时,猛塞红包,线路这才畅通无阻了。

    联想到媒介上经常能见到的抨击电信部门不正之风的文字,我惶惑了,我担心我大意失荆州,煮熟的鸭子飞了,使得来之不易的创作安宁丧失怠尽。我告诉那朋友,我从来没这样送钱给别人过,我向他请教该送多少,怎么送?朋友说100元就行,当面给双方都难堪,可以夹在一本我写的书里。

    当天晚上,我将100元钱夹在我的一本书中,我当时的感觉是亵渎了我的书,不管怎么说,我认定这是行贿。但我实在是太需要电话了,我不得不为此铤而走险。我先打电话给刘先生,说我想去他家送他一本书表示感谢,刘先生说很荣幸并告诉我住址。我带着书去了他家。一番寒喧后,我留下书告辞了。说得好听是告辞,其实是夺路而逃。刘先生家住6层,当我下到2层时,刘先生追下来了,他拿着那100元对我说,郑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骂我!我女儿喜欢看您写的书,我能为您做点儿事觉得很荣幸,您把钱拿回去。

    我当时拿着那100元贿金真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我无地自容,用今天的话说,像犯罪嫌疑人。

    次日我找到教唆我的朋友臭骂了他一顿,他嘀咕说怎么可能肯定是嫌少要不你再多送点儿试试,我说去你X的。

    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行贿,以惨败告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动行贿的念头,生怕再经历自惭形秽和羞辱。

    1987年5月12日,我的住宅的分机电话改为直线电话。

    而我在电话的保驾护航下,将《童话大王》一直写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地将时间据为己有,我还不断变更电话号码。

   1993年6月,我产生了购买移动电话的念头,那时人们管移动电话叫大哥大,叫手机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北京人买手机需要先到位于西直门的无线通讯局营业楼申请。填写申请表格后,回家等候消息。等两年都有可能。

    1994年4月26日,我接到北京无线通讯局的通知,批准我在次日上午去该局买移动电话。我自然非常高兴。

    当时我正在写《舒克和贝塔历险记》,每天上午写1集。我写作有指标,如果遇到干扰没有完成,次日要补回来。1994年4月27日,为了既完成写作定额又不耽误买手机,我起得比较早,写作《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第273集。

    当写到“草棚子很黑,没有窗户”时,我一看表,已经是7点30分了。我赶紧丢下读者,匆忙驾车从蒲黄榆赶往西直门。当我在50分钟后赶到西直门无线通讯局营业楼时,我被等候购买手机的人数吓了一跳。被批准今天购买手机的人起码有上百人,长长的队伍已经从大厅排到了停车场。一问才知道,有人半夜12点就捷足先登来排队了。

    当时买手机不像现在买手机比买菜还容易,当时除了填写各种表格外,还要清点巨款,每部手机的价格在3万元左右。于是队伍行进得十分缓慢,用蜗行形容属于极度夸张。

    排到下午3点时,饥饿难当的我终于买到了我的第一部移动电话,那是一个体积比常规矿泉水瓶子还大的物件,后来有人戏称其为砖头。我的第一部手机的号码是9039455。

    当天晚上,我将早晨未写完的《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第273集补写完成,你能从里边看到我有手机的影子吗?我写《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第273集的前半部分时,还没有手机。写后半部分时,有手机了。手机对于作家的作品能产生什么作用?

    拥有手机后,我的确感到现代通讯给我带来的方便。当然那时网络还不健全,盲区很多,但是我已经知足了,毕竟可以在行驶的汽车上打电话了。这之前,我曾经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描述美国总统汽车的文字,那文章说,美国总统可以在汽车上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通电话。当我自己也可以在汽车上打电话时,我很是阿Q了几天。

    1995年4月18日,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信息,说是4月20日北京将开通数字移动电话。我看了好几遍才似懂非懂什么叫数字移动电话,原来我的手机是模拟移动电话,技术含量和数字移动电话没法比。那文章还极力描述数字移动电话的小巧玲珑,照片上显示一个女士的手心里放着一部数字移动电话,手机竟然比女士的手还小!早就为手机的体积苦恼的我怦然心动,决定4月20日去购买号称全球通的数字移动电话。那时购买手机已经无需申请,凭身份证即可购买。

    已经有了排队购买手机经验的我,清楚要赶早去排队。1995年4月20日凌晨3点30分,我赶到西单移动电话营业厅门口,排了个第一。

    女营业员对我说:“您是中国第一个购买数字移动电话的人。”我说:“那我就把第二名也囊括了吧。”

    1995年4月20日,我买了两部数字移动电话,一部是诺基亚,另一部是爱立信。每部18000元。号码分别是90611***和90611***。后来,号码改为1391011***和1391011***。再后来,号码升级为13901011***和13901011***。这是中国售出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数字移动电话。有案可查。

    这两部数字移动电话,都由我使用。其中一部号码公开,见谁给谁。另一部则属于小范围保密电话。公开号码的那部基本不开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不透风的墙。知道保密电话的人越来越多。我只能将这两个号码过户给了亲友,属于嫁祸于人。

    2009年3月15日,当我从央视315晚会的得知手机垃圾广告短信都是电信运营商为了盈利发布的后,我告别手机。

    随着电话的普及,写信的人越来越少。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当你老态龙钟的时候,看昔日的信能使你返老还童。而面对一部你当年使用过的旧电话机,你的脑子肯定一片空白。

    如今,住宅电话在中国已经是很普通的事了。在北京,没有电话的家庭已经罕见。“穷人家都有电话”的神话在我们这里也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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