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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60年我从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时，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已去世，由著名的诗人兼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继任所长。他当时给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开列了一份必读的三百部经典名著的书单。除了马列的经典著作外，大多都是古今世界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谈到如何写好文学评论时，又指点我说：“要写好评论，一定要多读世界著名的经典作品。正如你要知道乒乓球打得好不好，你一定要观览世界冠军的比赛。不然，你就会把三流的球员也当成一流的。评论作品需要有鉴赏力，而鉴赏力是从比较产生的。没有比较，你就难以分出好坏。所以，你一定要多读世界性的经典名著。”半个世纪过去，何其芳先生开列的那份书单已难找到。但他的话依然如在我的耳旁。我想，他虽然是针对评论工作说的。其实，他讲的道理完全适用于从事创作的作家。尽管创作需要创新，也贵在创新，但创新也总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前进的，即推陈出新。如果不知道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你就很难攀登得比他还高。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道理，恐怕同样适用于评论和创作。 经典作品之所以会成为经典，决非偶然。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大量的作品。而经过时间的淘洗，只有少数优秀的作品才会在广大读者中得到流传，慢慢成为大家共认的经典。在经典作品形成的过程中，评论家、选家和文学史家自然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有人说，经典作品总是内容比较深厚，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矛盾和冲突，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这话很有道理。但这样的作品有许多，比如写历史题材的作品，我国从《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直到《民国演义》，不下上百种，为什么只有《三国志演义》才被认为是经典呢？言情的描写家族的小说也有许多，为什么《红楼梦》会成为经典呢？而且有的作品，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刘禹锡的《陋室铭》和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都不过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并无多么深厚的内容，篇幅也不长，甚至很短，何以会被选入《古文观止》，成为千古名篇，也位列经典之作呢？扩而广之，我们知道，《诗经》和《离骚》成为经典，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都成为经典，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诗，以迄李白、杜甫的许多诗，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散文，乃至李清照、辛弃疾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词，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施耐俺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直到鲁迅的《阿Q正传》也成为经典。世界各国的名著更多，有诗歌、有小说、有戏剧、有散文，内容与形式、风格都非常多样，为什么也能成为经典之作呢？我想，独创性，包括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崭新开拓，艺术形象描写的真实、生动和形式的审美创造恐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有的艺术都为人们提供审美鉴赏的魅力。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也不例外。开风气之先，言前人所未言，写前人所未写，在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品，如果艺术形象生动真实，特别是创造了成功的典型形象，在表现形式方面又有独特的美的创造，包括语言的美的选择和加工，这在唤起读者的美感方面都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真实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典型艺术形象的塑造，无疑是许多作品所以位列经典的重要原因。如果《三国志演义》只是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矛盾和冲突，而没有诸葛亮、关羽、曹操、周瑜等生动、鲜明而深刻的艺术典型的创造，它要成为经典恐怕很难。这样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不但要通过引人入胜的系列情节的描写，还要通过许多生动的细节的真实刻画，才能达到。而所有的描写又离不开语言的表现。不同的作品虽然语言风格各异，但以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式，来鲜明、生动地表达各具性格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情感与行为，使之凸现于读者面前，却是语言艺术所共同要求的。精妙的语言，一字之差，境界往往大为不同。所以，选词练句，历来为文学大师所重视。他们总是追求简洁、灵动、传神，追求意在言外，追求语言的最大表现张力。《三国志演义》的语言就受到许多评家的嘉许。一篇《隆中对》就把青年政治家诸葛亮的高旷心境和雄才大略渲染得淋漓尽致。唐代诗人贾岛为诗曾有“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选择，以故，“推敲”成为典故式的佳话。同样写愁，李清照就是写得好。她那首《声声慢》，堪称写愁绪的千古绝唱。那些富有表现力的词句，非常具独创性，真是亏她想得出。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宋词“红杏枝头春意闹”，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也说明在文学创作中，重视形式创造和锤字炼句的重要。当然，一部作品，如果既有生动真实的形象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独特创造，又有深厚的内涵，那就更好，它会成为跨越世代的人们普遍喜爱的经典的可能性就更高！ 以我看，经典的文学作品还在于作家总有一种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和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具有对弱势群体的深切怜悯之情。因而，经典作品不但因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矛盾与冲突和创造了真实的形象、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具有历史的认识意义和审美的魅力，还因为作家的那种崇高的理想和情感，使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体系，蕴涵一种冲击读者心灵的思想力量，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精神的陶冶，也变得崇高起来，内心更加善良和优美。这样的作品产生一种不仅表现民族灵魂，也铸造民族灵魂的伟大作用。我们读屈原的《离骚》，会为诗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伟大情怀所激动！我们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深为他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所感染！我们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不仅会对玛丝洛娃的悲惨命运产生深切的同情，对聂黑留道夫的真诚忏悔，也会产生深切的理解，内心深处正为作家人道主义的思想之光所照耀而对人类美好的未来产生憧憬！ 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都重视对经典作品的阅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像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库罗斯等这些伟大的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汇合，另一股则蕴藏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直到现在，它还滋育着新的时代。”这里，罗曼·罗兰想揭示的是经典作品内涵方面魅力恒久的原因。而鲁迅说到：“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讲的则是艺术形式技巧正也是经典作品所以成为经典作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因素。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万卷书虽不一定都是经典，自然也包括经典。我国的现代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都是读了大量世界范围的许多经典作品的。 对经典作品不但要浏览，还要精读。草草浏览也会得益，而只有精读，反复读多遍，细细体味，才能更好地领会经典作品的精妙，特别是要从中学习和借鉴经典作家的艺术匠心，没有慢读细嚼的工夫，是很难有收获的。当然，读经典作品的目的不在于模仿，而在从中得到思想与艺术的营养，得到创新的启示。毕竟文学创作的价值不在重复前人，而在超越前人。读经典是为了超越经典。如果不读，不知道前人所达到的高度，那恐怕会自以为超越了，其实，离前人所达的高度还很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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