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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突出的“三农问题”，也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户籍制度本身以及它的各种负面作用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口诛笔伐。改革乃至彻底取消户籍制度，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关于解决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共识。 不仅如此，按照中央关于“城镇化”、“城乡统筹”的战略思路，在一些地方例如成都市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日前中央电视台报道，成都市已经取消了农民的“农村户口”，致力于“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同时，成都市政府从各个方面（例如教育、文化、社保等）开始改善辖区农民的待遇。日前吉林省也宣布将逐步取消农村户口。 在从前的一篇博文中我已指出，解决二元结构问题或三农问题，不仅涉及到政策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经济问题。 显然，要让所有的中国农民享受跟城市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不知道有人计算过没有，如果让中国农民都享受到跟城市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各种待遇，到底总共需要多少钱？ 当然，我这里决没有反对发展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意思，也决没有意思反对一些地方政府现在正在作出的各种努力。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单一的城市化、城镇化思路，从根本上来说，不仅缺乏足够的可行性，而且也不符合建立真正的城乡和谐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 首先第一个理由，中国是一个农口人口巨大的国家，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因而，中国不可能像一些外国那样，依靠单向的城市化道路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第二条理由，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非农化必须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和前提。而中国的工商业，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根本上就是依靠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来支撑的。去年美国的《时代周刊》将中国的“打工妹”作为封面人物就是极好的说明。显然，在中国的工商业在技术水平上还没有真正跻身世界发达与先进行列的阶段，指望它们能够提供足够的剩余价值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不现实的。眼前沿海一些城市再次出现“民工荒”是对十年不涨民工工资这一事实的最有力的回应。“民工荒”的出现，并不表示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不足了，它只不过是表示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落后与对于产业工人的残酷剥削这种局面不可持续了。 第三条理由，从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来说，单一的和单向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本来就是与这一目标是相冲突的。世界经验表明，过度城市化和城镇化，必然会形成新的城市中的二元结构。因而，单一的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很可能不过是把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了城市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因此，解决中国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应该采取“双向流动”的发展道路。即一方面，采取各种可行的办法，让一部分农民成为城市和城镇居民，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必须采取各种可行的办法，让一部分城市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与性质是不同的。前一方面主要是要解决农民的身份和待遇问题，而后一方面则主要是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以及其他各种资源的合理布局问题。 农村，并不意味着只是农业和农民的生存之地，农村同时也是容纳人口和劳动力的巨大场所。进一步说，农村本身也是发展工商业的巨大场所。从起源上来说，一切城市，莫不起源于农村。必须通过各种办法，使人口和人力资源以及资金向农村地区流动。 要让城市和城镇人口以及社会资金和各种资源往农村地区流动，当然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进一步大力发展农村与城市和城镇之间的交通条件，进一步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城市和城镇人口和人力资源向农村流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当然，还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农村管理制度，为人口和其他社会资源向农村地区的流动创造优良的软环境。 只有这种“双向流动”的模式，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才是符合构建城乡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根本出路。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彻底取消户籍制度、消除人为制造的国民间的不平等和歧视，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这一点，与中国的城市和城镇是否能够容纳大部分农业人口无关。当然，户籍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要消除国民间不平等的待遇，关键不在于取消农民的农村户口本身，而在于实实在在解决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待遇问题。试想，假如中国的农民有比城市居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待遇，那么，农民的户口还是个问题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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