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邬介人
宋叔和院士是著名地质学家，是我国海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领域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是终身献身于地质科学事业从事地质工作长达七十多年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是地质学界后来者的良师益友，更是年轻地质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宋叔和院士为区域成矿学、矿床地质学、矿产勘查地质学和成矿学研究以及古生物学和地质教学培养人才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地质人生平凡而伟大，并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成功的找矿实践为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功勋卓著，是共和国不应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的一位地质英才。 一、青少年时代立志“实业救国” 二、与清华共命运 为找矿勘查学地质。宋叔和在唐山受开滦煤矿的启发，初露找矿兴趣，1934年为立志找矿勘查考入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当时的清华大学很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第一年地学系只开一门普通地质学，而其它课程，如中国通文、数学、文学和化学等都是外系的课，宋叔和就利用大量时间勤奋读书，尤其读了许多有关矿业方面的中外书籍。此外，他还读小说、打网球、游泳、踢足球，大学生活丰富多彩。那时的宋叔和求知若渴，博览群书，找到了人生最大的乐趣。大学二年级他写了《中国的玉石》一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并转载于北京晨报。 1937年，宋叔和与冯景兰老师正在河北省小五台山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为撰写毕业论文做准备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不得不放下论文的编写，随着学校迁往长沙又辗转到了昆明。清化大学与一同南下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1938年春，宋叔和与同学们共同参加了由湖南迁往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步行团，沿途在袁复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地质观察，徒步行走了两个月，经受了背井离乡迁校的磨练，也不忘沿途观察地质现象，增长地质知识和地质工作才能。 1938年，宋叔和大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助教到1942年，他不因一批学友先后出国留学而后悔，却满怀激情地走上教学育人的岗位，想尽快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在四年教学之余，宋叔和先后随冯景兰老师、张席提老师等赴云南西部与贵州西部进行地质与矿产资源调查，并且撰写了“云南保山仁和桥中志留世笔石” ①一文，首次以确凿的化石依据，论证了我国云南西部地区中志留世地层的存在，为该区志留纪地层研究工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宋叔和论证的“Monograptus Tlexilis Elles” （单笔石）②，不仅在当时得到好评，至今，有关中国滇西地区的中志留世标准化石论述，仍以这一论证为重要依据。他与张席提老师共同研究黔西三叠纪瓣鳃类化石，合作采集并鉴定③由张先生执笔撰写了“贵州海相三叠纪之新产地”一文。宋叔和在清华（西南联大）大学八年间，通过学地质、教地质、研究地质，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地质理论知识，熟悉了地质教育和室内外地质工作方法，获得了地质科学综合研究能力，为其后来的地质生涯准备了腾飞的起点。 三、到西北去，到艰苦的地方去 1942年，正值抗战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为地质找矿，为开发大西北，宋叔和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放弃稳定的教职，毅然决定调到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任技士、技正。当年他就与关世聪等一行人到新疆进行综合性地质矿产普查，出行于高山戈壁，靠的是马或骆驼驮行李和装备，人还要靠两条腿。在沙漠里，宋叔和无论多热他都把裤脚塞到高统皮靴里，再用绳子系紧。原来他怕蛇，可偏偏比别人更多的碰上蛇，为了不让蛇咬，就这样委曲自己了。这里的气候环境变化大而快，日温差极大，常言道“早穿皮袄，午穿纱，夜晚围着火炉吃西瓜”。有时说不定还要遇上风暴，天气无论多热，你都要在马背上绑件皮袄以备急用。要是吃了西瓜，你要把瓜皮朝下倒扣在沙漠里，迷路的人还可能因你放置的一块西瓜皮而获救得以延续生命。宋叔和一行人在天山南北人迹罕见的野岭荒漠中体会到了夕阳染红大漠的浪漫和战胜死亡威胁的男子汉豪气，他填制了当时尚少有地质人员去过的地区（如库鲁克塔格等）的路线地质图，亲手纪录了古远地质的演化历史。他们在矿产地质调查中，研究了新疆八道湾煤田的地质构造环境和煤层的分布规律。最早划分出早和中侏罗世燃料煤以及三叠纪炼焦煤，他仅用罗盘就地估算出了煤层比较准确的厚度，对嗣后的开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一找煤的重大收获，在1951年新疆和平解放时，发挥了直接支援作用，然而至今鲜为人知。1943年和1944年宋叔和编写了“八道湾煤田初步调查简报”、“对新疆八道湾煤田开采之建议”、“迪化八道湾煤田”等报告。这为20世纪50年代新疆乌鲁木齐（原迪化）煤田的地质勘探、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地质资料。 1947年，宋叔和应甘肃省资源厅制酸公司的邀请，调查硫铁矿资源，去了白银厂和厂坝等地开展矿产地调查。白银厂老的采矿区位于兰州市东北百余公里外，它包括折腰山、火焰山和铜厂沟等几个矿区，是一古采矿遗址，其开采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这一地区的金矾沟日产斗金，所产金和银汇聚于兰州，因而使其得名“金城”。受到清乾隆3年（1737）一场地震的影响，白银厂从此衰败、烟没，留下的是到处布满先辈古采坑、古冶炼的遗迹和荒芜、苍凉、人烟稀少的境地，只有那山上的古庙还孤独地守候着那块“宝地”。宋叔和乘马车来到白银厂矿区，从考查光绪三十三年重建的老君庙内的匾文开始了解矿区的开采史，到爬山测制地质剖面、找露头、探老硐、找矿体，经过艰苦调查，终于完成了白银厂古老采矿点及其相关黄铁矿床的评价工作。他首次查明白银厂并非是大铁矿，而是大铁帽，并且获得在大铁帽之下可能存在有大型黄铁矿矿床的结论，初步估算的黄铁矿储量在100万吨以上。通过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详细的室内研究工作，宋叔和首先提出了白银厂地区的含矿变质岩是古生代海相变质火山岩系，可与世界著名的西班牙里奥廷托黄铁矿型铜-铅-锌矿床类比，同时获得白银厂地区金属矿床是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的结论。宋先生提交的矿产地质调查报告，加上1948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甘肃皋兰杂岩之初步研究”、“甘肃皋兰白银厂南山系中之变质火山岩”等论文，为以后找到白银厂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奠定了坚实基础。宋叔和先后组队在天山和祁连山一带进行矿产地质调查达8年之久。通过研究地层、古生物、岩石和矿床，并且进行大面积的区域地质调查和综合性矿产普查工作，除在白银厂和八道湾等地的地质找矿认识上有所突破外，另外，还发现有哈满沟的煤、托克逊的食盐、劈里沟的重晶石、温泉的钨、精河的钼、焉耆的铁-铜、照壁山和博乐的铅锌以及伊宁的砂金等，并且提出了地表评价意见，其中“新疆矿产资源”一文对全疆的开发和各矿种的地质找矿工作提出了初步意见。十分遗憾的是，宋叔和在大西北长年累月，含辛茹苦所获得的地质找矿成果，在旧中国却成了一堆弃置无用的废纸。从事地质工作15年，他终于认识到只是主观努力找矿，缺乏客观环境，必是劳而无功。所谓“实业救国”、“科研救国”，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1951年宋叔和听说迪化（今乌鲁木齐）煤的开采规模扩大了，还是参考了他和关世聪共同提交的“八道湾煤田找煤采煤报告”，很感欣慰。当宋叔和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对学生提出了“腿勤、眼勤、脑勤”的要求。其实这正是他自己多年地质生涯的历史经历，严谨治学、勤奋工作的成功秘诀。 四、新中国大展宏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叔和任南京地质调查所工程师。新中国的诞生，各族人民迎来了春天，但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急需工业原材料，地质队伍是工业尖兵，宋叔和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1950年他率队去辽宁青城子铅锌矿和岫岩铜矿进行矿产地质调查，首次查明了青城子铅-锌矿赋存于辽河群（元古代）特定的层位中，这是我国层控矿床概念的早期萌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951-1961年间，宋叔和再次转辗祖国的大西北，站在地质找矿的第一线。 铜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国家急需铜，急需找铜矿。宋叔和主动请战去西北寻找铜矿床，并且建议把白银厂做为铜矿找矿靶区进行详细的地质勘探。全国地质工作委员会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组建地质部直属地质大队—641地质队，到白银厂进行铜矿找矿勘查。 1951年5月，宋叔和及同事二进白银厂，当时，641地质队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地质矿产资料，技术力量也十分薄弱，除宋叔和外，只有五六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间破旧的老君庙是他们的住处兼办公室，几张芦席围起来的就是厨房。白银厂的风多是有名的，吃掺和沙子的馒头和米饭是常事，喝含硫酸盐的苦水，苦涩难咽，喝后腹胀腹泻更是十分烦人的。宋叔和及同事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每天爬山头，探老硐，请来当地石匠用钢钎、手锤和黑火药开凿平巷。到1952年，他们发现了许多线索，铜厂沟的绿水（含铜）、小铁山的铁帽，后来又发现了一种含铜20%的烟灰色粉末（辉铜矿），查明了铜次生富集带的存在，为深部原生铜矿找矿勘探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证据。所有地质证据均有力地支持了宋叔和早先的论断，白银厂不是铁矿，金、银和硫也属其次，铜矿床才是主要的。 在白银厂找到铜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迎来国庆三周年之际，宝（鸡）-兰（州）铁路线首趟列车送来了东北老工业区的钻探队，从此，白银厂一场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开始了。一群群的姑娘、小伙子来了，一座座钻塔竖起来了，沉寂了几百年后的白银厂又喧闹起来。找矿勘查的道路是曲折的，1953年6月，正当白银厂矿区上下一派繁忙，全国矿业界上下一致看好白银厂铜矿的时候，打钻取出厚达几十米的原生矿芯，实在喜人，后经化验为块状黄铁矿矿石，含铜竟是零，顿时“军心”开始动摇。在这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宋叔和沉着应对，从实际出发，说服苏联专家，团结国内陆质同仁，率领大家坚持下来，终于在深部找到规模巨大的富铜矿带，获得了历史性突破。到1955年4月，仅仅4年多，首次成功探明了这一大型铜矿闯。这一发现为西北地区一座铜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白银厂铜矿床除了满足当时国家急需的铜矿资源外，还在铜矿石中发现了伴生的金、银、铅、锌和硫等诸多有益金属元素，使一矿变为多矿。在白银厂勘查期间，宋叔和主编了白银厂矿区地质勘探报告（1954），撰写了《祁连山一带黄铁矿型铜矿的特征与成矿规律》论文（1955）。对宋叔和而言，旧社会一上白银厂时的梦想，在新社会二上白银厂时首战告捷，可以与西班牙黄铁矿型铜多金属矿床相类比的大型铜矿床在白银厂终于找到了，在祁连山找到了，在新中国找到了。该项地质找矿工作开创了在中国地槽褶皱带海相火山岩地层中寻找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成功和进行此类矿床成矿理论研究的先河。 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的找矿成功来之不易，作为技术队长宋叔和严于律已、谦虚宽厚，善于同行政队长合作共事，使641地质队赢得有名的“将相和”单位美名，屡受地质部领导的表扬。作为技术队长宋叔和平易近人，因材施教，除办训练班外，在找矿实践中培养青年技术新手，使他们边干边学，迅速“成长”起来。他要求青年地质工作者树立为国找矿的雄心壮志，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找矿受挫不气馁的坚韧毅力，他经常对周边的同事们说：“干地质最辛苦，不仅要腿勤，还要眼勤”。现代地质科学和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对国外有关矿产地质论著和资料数据必须及时了解，与时俱进。为了尽快缩小与国际矿产地质研究水平的差距，宋叔和希望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至少懂一门外语。在宋叔和热情培养和严格要求下，641地质队既取得了找矿勘探的大成果，又培养出了一大批地质人才，其中部分地质人员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的地质找矿工作不仅为大西北的地质找矿提供了成功经验，而且也培育了一大批地质技术骨干。 1956年，白银厂矿区的大爆破拉开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矿山建设的序幕，一座新兴工业新城市拔地而起。 在此之后，宋叔和奔向新的工作岗位，任西北地质局副主任工程师；1959年任甘肃地质局总工程师；1960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兼职研究员。他在新的技术领导岗位上面对整个西北地区，负责矿产地质工作的布置和安排，并且指导了秦岭、祁连山和东天山地区的矿产普查勘探工作。 1956年，宋叔和与王恒升等一起，根据秦岭地质分队送来的含辉钼矿石英脉标本，到金堆城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考查研究，发现了大规模浸染状钼矿化体的存在。参照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评价的经验，他亲自与地质分队同志一起确定采样方案，并且进行了系统采样和化学分析，发现钼含量达到工业要求。根据上述矿产地质工作，西北地质局决定组织队伍对金堆城钼矿化体进一步详查，最后勘探证实为大型斑岩型细脉浸染状钼矿床。陕西金堆城大型钼矿床的发现是西北地区找矿史上又一重大突破。1958年，根据在白银厂变质海相火山岩中寻找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经验，在祁连山进行普查找矿的过程中，地质队发现了小型镜铁矿矿床。宋叔和和田奇隽一起通过野外观察、确定其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类型，有找矿前景。在此工作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他立即组建地质队，结合群众报矿线索，深入进行找矿普查工作。经过几年上下共同努力，终于找到了主矿体，并且将其命名为“镜铁山式”铁矿床。在此期间，宋叔和提出了在优地槽褶皱带内基性-超基性岩中普查铬、镍的正确战略决定，对后来评价祁连山系铬、镍矿床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金川矿床的发现就是在宋先生任甘肃省地质局总工程师期内发现的特大型铜-镍矿床。 1956年4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原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在报告中指出：“谈到先进生产者的事迹，不能不先注意到地质技术人员的重大作用，例如宋叔和等，他们对地质普查勘探的指导和研究，对地质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对勘探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有显著贡献”。宋叔和在20世纪50年代被推选为全国第二届政协委员（1954），这是祖国人民对他的褒奖。20世纪80年代，原地质矿产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在甘肃白银市的金鱼公园里竖立“铜城”纪念碑，表彰以宋叔和为首的641地质队（功勋地质队）-“铜城”开拓者们。由于诸多原因，宋叔和没有参加当年的纪念碑揭幕式，几年后，他在甘肃金昌市参加国际硫化物矿床学术会议后应邀去白银市参观访问。当宋叔和首次见到铜城纪念碑时谦虚地说：“怎么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大家的功劳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