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王长者墓志铭稿》
《王长者墓志铭稿》，纸本，书约于元祐元年（1086），30.3X78.5l厘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黄庭坚为何能在宋代书坛脱颖而出？
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变动时期，国家统一后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对于当时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影响很大。城市经济繁荣（清明上河图就再现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诗歌、书法、绘画盛极一时，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更是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可以说是文学书画艺术极盛，人才辈出，同时又是政治党派争相斗争的典型时期。作为北宋一个重要的诗人，文学家和宋四大家之一，其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艺术水平可以说是宋四家之中最富有个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位。
通常而言，一个书法家，能够在某一种书写形式，或某一种技法、理念上，对前人有所突破，并取得成功，便不失其历史的价值和地位。黄庭坚同时在草书、楷书、行书三个不同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不仅在宋代找不到第二人，在近千年书法史上也无人与之抗衡。由此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谈，为什么宋、元、明、清历代论者皆以黄庭坚为宋代第一大家。今日书坛崇米书者为多，米芾笔势的翻腾变化，也颇能迎合当代人趋于浅表化的欣赏心理。至于山谷书笔法内敛，没有长期的磨练功夫和心性修养，不能达到其线条精、气、神合而为一的超迈境界，所以山谷很早便提醒别人：吾书不可学，学之辄笔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近千年书法史上，习米芾、苏轼书法者皆不乏形神兼具，甚至可以乱真者。唯独山谷书法，学者虽多，却罕有能兼得其形神者，这也是当代山谷书法研究不能深入，存在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
黄庭坚出生于江西的文学名门，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其父亲是著名诗人，岳父是苏轼的挚友，另外，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都是他的远亲。他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世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亦师亦友，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更是政治上的追随者，无论是文学诗词还是书法都受到苏轼影响很大。
黄庭坚最早学书是学时人周越的书法，后转学“二王”，尤其对杨凝式的字学习有佳，他曾写诗赞颂杨“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风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又评其书法：“无一不适徽入妙当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再就是黄庭坚的手札行书很大成就上受苏东坡影响，黄作为苏东坡的门生，书法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山谷题跋书论中，他对苏东坡书评多为推崇备至，顶礼膜拜。
黄庭坚有自己的艺术气质和审美趣味，他主观上也“尚意”，他在学书过程中能够对同时代的书家和古典名作的风格进行适当的吸收、取舍，化为己用，这使他能够远远超越所有同时代的艺术典范的规限，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书法形式语言。
黄庭坚在书法艺术探寻上，非常强调向“古人”学习，在学古的基础上广泛兼收并蓄而自得，他学书范围极广，即广博兼容，他论书言论中常有议论：“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令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跋与张载熙书卷尾”，又论：“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格。”（书赠福州陈继月）他还说：“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从这些言论上可以看出黄庭坚在学书上是学古、临摹、多看、多领会，即用“心”去感悟，他的这种主观上学习书法的理解，决定其行为上学习非常努力，对古代书家根据自己的取舍选择性的学习，他同他的老师苏东坡相比，更能体现其在书法上的努力与刻苦。苏东坡是一位天才横溢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全由他的天才而来，所以，黄庭坚曾云：“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因此当时“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同时期的怪才米芾评其“画字”。但是，黄庭坚却不然，他非常勤奋，下苦力临帖，他完全是一个功力性书家。
文学艺术素养对黄庭坚的书法影响
黄庭坚同北宋其他书家相比，除了他的老师苏东坡外，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他的诗词文学艺术修养极高，除苏轼外几乎无人能匹敌，这可能从另一方面也对他的书法个性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黄是江西诗派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是开创诗词流派的艺术大匠。他的诗，后人论及宋诗以“苏黄”并称。但苏诗气象澜大，如长江大海，浪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高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文学诗词艺术上创造了极高的意境，这也对黄草书创新起到了作用，这种诗性气概，这种极致修养，不仅提高了他自身审美趣味和文化艺术水平的修养，也陶冶了黄书法上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超凡脱俗的成就。
黄庭坚在书法艺术上非凡的艺术个性和对后世艺术产生了重要作用，他的草书艺术成就对两宋书风起到了一个标杆作用，其影响意义深远，以至于从他去世后一直延续到南宋和明中期至清朝，并远播日本。王世贞评论他的草书：“以侧险为势，以横逸为功，老骨颠态，种种槎出。”也就是他的草书以侧面的奇险取势，以横向的飘逸，线条苍劲，姿态颠逸，种种出槎，态势多变，显示出很高的艺术趣味。黄的行草被后世推崇，他与同时代的苏、米成为书法人心中的偶像。
黄庭坚草书特点
由于宋代“尚意”书风盛行，尚意支配下的个人抒情为主产生下的个性、人品对书法作品影响很大，对书法创作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黄庭坚极具个性的书法创新在北宋书法独树一帜。
黄的老师苏东坡不仅重人品而且在书法创作上提出“不践古人”曾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作为苏门四士之一的黄庭坚对苏东坡的这个口号加以阐发，在实际创作上更出新意，创出比其老师苏东坡更具新意的书法作品。他曾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这是他在诗学、书学上的典型的创新精神。他强调创意，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古创新，《宋史·本传》称：“山谷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黄庭坚书法追求高古的同时，将个人的性格、感情、才气等主观的要素都化为客观的表现，使客观境界代替主观达到物我融合的境界，即所谓“天人合一，一一自然”。
他的书法常以“韵”来体现其纯朴平淡的“自然”，代表其“超逸绝世”的境界。他学古而不泥古，崇古而出古，依靠自己对书法上不同常人的理解，结合自己的个人性格、才气、感情等特性，“学古而创新”，最后自成一家，将“自成一家”的“创新”化为“自然”，达到书法境界最为高尚的一种理想程度。
黄庭坚草书的用笔特点
黄庭坚和同时期的书家有一个典型的不同之处，对于草书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他的草书独自面目的成熟还得益于书法以外的功夫参悟，即借助其博学广闻，用“心”感知，提升其对草书的理解升华。他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同。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此可知，黄庭坚学书首先学的是周越。周越的书法苏东坡以为“险劣”，米芾评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但是由于初学周越，因为时人范帖的缘故，故十年不脱俗气，后看出旭、素作品的飘逸，知其笔法，才脱去俗气。据说有一次，黄庭坚作书，苏东坡在一旁称赞，钱勰却惋惜黄庭坚没有见到怀素《自叙帖》，后黄庭坚在涪陵石杨休家见到《自叙帖》真迹后悟到草书笔法，下笔飞动，自谓得草法于涪陵。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巾有书数干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两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感悟。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中途学草书，由于运笔不到家，笔画缺少气势，不灵活到位，后看到众人划桨，才有启发，悟出笔法笔势，划桨不到位，力度、节奏不够，船就不会行走。由此想到用笔运笔，假如黄庭坚没有博学的知识，就不会悟出此道理。他曾说：“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部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横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靠心悟，以意使笔。用心参禅妙悟古人笔意，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黄庭坚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黄庭坚对后世的影响有精神上也有形式上的影响。当然他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远未他的诗歌影响大。但正因为他的“江西派”诗词上的巨大成就也从另一方面提携和加注了他的书法传播及影响。他的书法表现出来的极具个性的个人风格，对后世书家个性创新突破启发意义很大。他在行书上的鲜明笔法特点，在草书上个性突破都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
南宋时期，黄庭坚书法的形式特点在宋高家的早期书风中表现明显，对于明草书大家祝允明（1461-1527），黄的影响很大。文徵明（1470-1559）他是明代最有才华的书法家。他真、草、隶、篆四体皆能，对黄庭坚书法偏爱有加，尤其黄带有尖长笔画的张扬的清瘦对他影响很大。
黄庭坚的书法艺术成就，对我们现代后学者启发很大。我们在学习草书当中，必须要善于观察生活，提高悟性，要在草书创作上逐步探索，研究黄庭坚纯熟的用笔和布局平衡原则，提高自己的技法水平，涉足书外知识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美学素养，练好内力，借鉴和学习黄庭坚的笔法精髓，勤学苦练，用心揣摩，在临摹与实践中达到自身对草书的感悟个性，形成自己特有的面目，在草书艺术上成就作为。 （董江海，有整合删节）
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后世称他黄山谷，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
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他著名的书迹有《松风阁诗》、《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
宋代书坛之“乱”，给黄庭坚提供了一个展示创新的平台。两派之争，即以李建中、蔡襄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创新派，让年轻气盛的黄庭坚敏感而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后者的立场上，尚意抒情，独辟蹊径，并终身为之奋斗，同苏轼一道开辟了“书坛乱象”中的金光大道。
黄庭坚与苏轼的书法“心有灵犀一点通”，有尚意之为，有仙灵之妙。其书法个性却因人生之迥而异。苏轼的书法体现了无为而治、大淡无味的老庄思想，而黄庭坚是“菩提坊里病维摩”，对佛教禅宗有着精深的造诣，所以其书法深得佛家三昧，处处弥漫着见性成佛的禅意。清朝书画家笪重光说：“涪翁精于禅说，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无裘马轻肥气，视海岳眉山别立风格。”
黄庭坚书法的骇俗之处，主要表现在“乱花飞舞不离其树”，纵敛有度，散中寓整；还有大动飞跃之中的靖安之气。换一种说法，他书法的恰似“点源的辐射”，重心稳当，肢体夸张，自由度很高，一反晋、唐流行的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传统。这种“背叛”传统的锐气远在苏轼之上，真所谓“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
骨瘦形散，宛若袈裟加身的清癯老僧，开步行走，合法合度，又在法度之外。因此读黄庭坚的书法，时时听见寺钟宏响和山涛的起伏，禅意之美跃然纸上，直抵心胸。
黄庭坚的草书，当为宋人翘楚。恰如他自己所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旭）、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在《李太白忆旧游诗》、《诸上座帖》中，我们感受到山谷书法的飞纵有如江南三月烟草，繁花乱坠迷人眼，却又“左规右矩”，无一轻率之笔，真正做到了“锋在笔中，意在笔前”、“心能转腕，手能转笔”、“直达如来境”，步入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黄庭坚《制婴香方》
《制婴香方》，纸本，纵28.7厘米，横37.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凡9行，8l字。无书写时间，从笔法、书风判断，应是早年所书，大约书于1086—1093元祐年间。钤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等印记。《装余偶记》、《石渠宝笈续编》等著录。
释文：
婴香，角沉三两末之，丁香四钱末之，龙脑七钱别研，麝香三钱别研，治弓甲香壹钱末之，右都研匀。入牙消半两，再研匀。入炼蜜六两，和匀。荫一月取出，丸作鸡头大。略记得如此，候检得册子，或不同，别录去。
黄庭坚《苦笋赋》，纸本，31.7×51.2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帖凡11行，181字，书于元符二年(1099年)。曾经吴桢、安岐、陈定等人收藏.《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仁聚堂法帖》、《墨缘堂藏真帖》、《宋四家墨宝》等收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徽宗曾说：“黄书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駟马之上，横钳上下，无不自如。”山谷书法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受到极高的评价，為北宋四大家之一。此帖笔势遒劲，中宫敛结，长笔外拓，英俊洒脱，显示出山谷纵逸豪放的雅韵，并充分发挥倾侧的动向美感。选自《宋四家墨宝》册。
释文：
余酷嗜苦笋，谏者至十人，戏作苦笋赋。其词曰：僰道苦笋，冠冕两川，甘脆愜当，小苦而及成味，温润稹密，多啗而不疾人。盖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多而不害，如举士而皆得贤。是其钟江山之秀气，故能深雨露而避风烟，食肴以之开道，酒客为之流涎，彼桂玫之与梦汞，又安得与之同年。蜀人曰：苦笋不可食，食之动痼疾，使人萎而瘠。予亦未当与之下。盖上士不谈而喻；中士进则若信，退则眩焉，下士信耳，而不信目，其顽不可裯。李太白曰：“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
黄庭坚《小子相帖》
《小子相帖》，纸本，纵31.3厘米，横33.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此帖行书七行，计一百零四字。未见作者款识。从内容看，可知书与其子名相者，所谓寓教于书。从通篇书写风格看，其用笔结体与元祐间所书已有不同，而与其晚年益见萧散的笔意相近。
黄庭坚《荆州帖》，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庭坚《教审帖》，纸本，27.1×43.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教审帖》亦称《与立之承奉书》，行草，凡9行，81字。书于元祐三年（1088年）左右。钤有“缉熙殿宝”、“友古轩”等印记。《石渠宝笈初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停云馆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等收录。
释文：
庭堅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爲慰。承讀書綠陰，頗得閑樂，甚善甚善。欲爲索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尚未就爾。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立之承奉足下。
《杜甫寄贺兰铦诗》帖，黄庭坚书，纸本，草书，纵34.7cm，横69.6cm。北京故宫藏故宫博物院藏。
该帖系《宋元宝翰》册中的一开。笔法圆劲，笔势连绵，如龙蛇飞舞，达到心手两忘的境界。尾“寄贺兰铦”四字写作行楷书，矫拔精健，与前草书诗文的飞动气势相映生辉。虽短短八行,却是黄庭坚的草书佳作。此诗帖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庭坚《花气诗》帖堪称双美。
释文：
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相随万里日，摠作白头翁。岁晚仍分袂，江边更转蓬。勿言居（此字点去）俱异域，饮啄几回同。寄贺兰铦。
鉴藏印钤“内府书印”、“归来印”、“希之”。
黄庭坚《致景道十七使君书》，行书，纸本。信札一则，纵27.8厘米，横47.4厘米。
《戏鸿堂法书》卷十三、《玉烟堂帖》卷二十一、《海宁陈氏藏真帖》卷四、《懋勤殿法帖》卷十六、《谷园摹古法帖》第十四卷、《宋贤六十五种》卷四收录。
释文：
昌州使君景道。宗秀也。往余与公寿景珍游。时景道方为儿童嬉戏。今颀然在朝班。思公寿景珍不得见。每见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诸公多学余[道]书。景道尤喜余笔墨。故书此三幅遗之。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余书不足学。学者辄笔愞无劲气。今乃舍子瞻而学余。未为能择术也。适在慧林。为人书一文字。试笔墨。故遣此。不别作记。庭坚顿首。景道十七使君。五月七日。
黄庭坚《徐纯中墓志铭》，行楷，72*63厘米，24行，行25字，计548字。1988年出土于江西修水县。现藏江西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
释文：
宋故徐君纯中墓志铭金华黄庭坚撰并书
君讳佖，字纯中。赠宣德郎徐君陟之子，庭坚之姑长安县太君，君母也。徐氏世为豫章人，不知其流迁所自，或曰盖出于后汉聘君稚。其族人避兵乱，买田于西安山中，稍稍堙替不学．故君曾王父光、王父赏，皆治生货殖于田间。宣德君始筑书馆，延诸生，而君昆弟皆化为儒者。君总角，蔚然负文采，不事家产，独喜游学。故太师王恭公，在翰林号为时文宗匠，君往从之学词赋，恭公称之。同门生皆台阁知名士，乡曲以为荣。再荐于有司，而诎于礼部，同时进士皆谓君不耦，非艺之罪。君既倦游归，而自放于酒中。元祐六年十二月以疾卒，享年五十。娶黄氏，予女兄也。初生两男子，皆下殇。晚得男曰多老。五女子：长嫁临江军法曹参军李森，余在室。君病革时，室中二女刲股肉以进，人皆哀之。君崭崭嶷嶷，在丑不诤，坦坦施施，持论不回。家居孝顺怡怡，长安君尤爱之。初予世父长善，有大名于四海，试礼部，赋天子外屏，声动朝廷。及当试于崇政殿，病不能兴，天子遣中人问疾于其邸舍，赐之药齐焉。早世而嗣不立，世母张夫人年少守义，保其孤女。及孤女成人，为择对以归君。张夫人以谓文章之秀气，不丽于本枝，或发于外孙也。今多老越在怀绷，又可冀其成立耶。于是长安君年八十而器其少子，孀妻拥诸女负婴儿啼不成声。使来告曰：“将以七年十一月甲申，葬纯中于田浦之原，先舅之墓次。子为我作铭，以慰荐纯中于下泉，它日亦以示多老。”呜呼!其忍不铭。铭曰：艺文以为耜，孝弟以为田。师友以芸之，自古有年。于戏!纯中力耕而不泽，多稼而不穡。匪其耜之不碧，维岁不若。
黄庭坚《西山南浦行记》
《西山南浦行记》碑高1米，宽2.6米，共21行，173字，字径10厘米左右。清代学者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及况周仪《万邑西南山石刻记》曾有著录。此碑现存万州高笋塘流杯池亮内，1961年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民国《万县志》记载：清代咸丰年间，万县知县冯卓怀曾将此碑拓片寄呈其师曾国藩，曾氏有“海内存世黄书第一”的美誉。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黄庭坚到达万州（今重庆万州市），太守高仲本留山谷暂住时，黄庭坚与高仲本游西山南浦，并与其同游三游洞。
《南浦行记》拓片装成线装书式。书高530毫米，宽320毫米，厚50毫米。内有11面，22页，拓本文字磨泐之处。封面题签为“蒙恩东归记”。
《南浦行记》今本作《西山南浦行记》见《别集》卷十一。《南浦行记》全文云：“庭坚蒙恩东归，道出南浦。太守高仲奉置酒西山，实与其从事谭处道俱来。西山者，盖郡西渡大壑，稍陟山半，竹柏荟蔚之间，水泉潴为大湖，亭树环之，有僧舍五区，名曰勒封院，楼殿台院，重复出没烟霏之间，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岁修禊事于此。凡夔州一道，东望巫峡，西望存鄢，（古地名，汉置，今宜宾），林泉之胜，莫与南浦争长者也。寺僧文照喜事，作东西二堂于茂林修竹之间，仲本以为不奢不陋，冬燠而夏凉，宜于游观也。建中靖国元年二月辛酉，江西黄鲁直题。”
黄庭坚《君宜帖》，纸本，行书，纵26.9厘米，横37.7厘米。
此帖是黄山谷写给友人德舆的便札，告知其病酒之事。该帖因系酒后“大醉”，一宿“未醒”之时所书，所以笔画与平时有别，颇显颤抖衰颓，间有残破处，显得精神稍逊，但字间紧凑，行间宽松，欹侧之势，依然是黄书本色。
鉴藏印记：“洞印”（朱文半印）、“吴廷”（朱文）、“项子长父鉴定”（朱文）、“吴惇宽粟仲审定考藏”（朱文）、“王延世印”（半朱半白文）、“安仪周家珍藏”（朱文）、“心赏”（朱文葫芦印）、“石墨书楼”（朱文）、“江德量鉴藏印”（朱文）等。
黄庭坚《致天民知命大主薄书》
此帖亦称《与天民知命书》，《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释文》称《家书》，《大观录》称《家书帖》，《墨缘汇观》称《天民知命帖》，《珊瑚网》称《手简一通》。行书。纸本。信札一则。纵25.5厘米，横45.9厘米。书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十三册、《谷园摹古法帖》第十三卷、《宋黄文节公法帖》卷二收录。
黄庭坚《题王诜诗帖》，纸本，行楷书，纵29.2厘米，横22.3厘米。
此四行诗跋，写得中规中矩，几乎不见黄山谷他书中的欹侧、纵横、飞动之势，字里行间深露出对王诜诗才的钦佩之情。末款“庭坚”略小于正文，似显拘促，难怪清乾隆帝将其与苏轼、蔡襄三跋皆定为伪迹（实为苏、黄二跋真，蔡跋伪）。但细观之，不难看出黄书的显著特征，结体严紧，中宫紧收，字间紧密，行间宽绰，在“余”、“不”、“晋”等多字中，仍可见左低右高之态。山谷曾云：“余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能近也。”实际上他不肯学古不化，而是出古创新。此帖正是山谷从笔法、结体上习柳、颜而变化出新的典型例证。
鉴藏印记：“八徵耄耋之宝”（朱文）、“自强不息”（白文）、“仙客”（朱文）、“卞永誉印”（朱文）、“式古堂书画”（朱文）、“完颜景贤精鉴”（朱文）等。
释文：
余旧多不见晋卿诗，不谓琢句精巧，乃能如是，所谓亥欠唾成珠玉也。庭坚。
黄庭坚《山预帖》，行书，纸本，31.2×26.8cm，凡6行，84字。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五月间。钤有明内府稽察司半印、“张应申印”、“清鉴堂图书印”、“笪重光印”等印记。《石渠宝笈初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清鉴堂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宋黄文节公法书》等收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庭坚《山预帖》，行书，纸本，31.2×26.8cm，凡6行，84字。
《山预帖》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五月间。钤有明内府稽察司半印、“张应申印”、“清鉴堂图书印”、“笪重光印”等印记。《石渠宝笈初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清鉴堂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宋黄文节公法书》等收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庭坚《致明致步少府同年尺牍》，亦称《尺牍》、《明叔少府》，行书，纸本，信札一通。纵28.8厘米，横17.5厘米。
释文：
庭坚顿首。承见谕。早当过此。延伫甚久。何以不至耶。雪寒。安胜否。大轴今送。然勿多示人。或不解此意。亦来索。匠石斫鼻。则坐困矣。庭坚顿首。明叔少府同年家。
延伸阅读（一）
黄庭坚的“食时五观”
北宋文学家兼书法家黄庭坚曾写过一篇《食时五观》的短文，表达了自己对饮食生活的态度。他认为士君子都应本着这“五观”行事。其具体内容如下：
“计功多少，量彼来处” 饮食要经过耕种、收获、春碾、淘洗、蒸煮等许多环节，还有畜养杀牲等事，自己一人饮食，需得十人劳作。在家吃饭靠的是父母积攒的钱财，当官吃的是百姓的粮食。食物来之不易，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饮食观。
“忖己德行，全缺应供” 要检讨自己德行的高下，具体表现在对亲人的孝顺、对国家的忠贞、对朋友的诚信，如果这三方面都做到了，那就可以对所用的食物受之无愧。如果有所欠缺，则应感到羞耻。切不能放纵食欲，无休止地追求美味。
“防心离过，贪等为宗”。一个人修身养性，需先防备饮食“三过”，不能过贪、过嗔、过痴。见美食则贪、恶食则嗔，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来则痴，是为“三过”。
“正事良药，为疗形苦” 要懂得五谷五蔬对人体的营养作用，了解饮食养生的道理。身体不好的人，多是不注意饮食所致，要以食当药，做到“举箸常如服药”。
“为成道业，故受此食” 任何时候都应有远大抱负，使自己所做的贡献与所得的饮食相称，不能不劳而获。《诗经·伐檀》所说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黄庭坚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观点放到今天仍有可取之处。南宋时曾任礼部尚书的倪思也极赞赏黄庭坚的观点，他说：“黄庭坚作《食时五观》，其言深切，可谓知惭愧者矣。余尝入一佛寺，见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吃三口。第一，以知饭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杂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食，则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从来；第三，思农夫之艰苦。此则‘五观’中己备其义。” （余力）
延伸阅读（二）
黄庭坚:生前之乐身后之名
生前坎坷落寞，身后荣名备至，才人高士的际遇，往往如此。宋代并称“苏黄”的苏轼、黄庭坚两人，因为不容于蔡京、赵挺之等当政者，结果惹来莫须有的文字祸，分别被远贬到海南、广西，双双客死他乡。他们的名字均列入蔡京所立的“党人碑”，被骂成是反对“新法”的奸党，诗文书画一概销毁。一些本来关系密切的人士，为了避嫌，也遮遮掩掩地和他们划清界线。
等到宋室南渡，已把杭州作汴州的时候，黄庭坚的身价忽然高涨起来，那是因为宋高宗赵构很喜欢黄的诗和书法，令人到处搜集他的手迹和作品。上有所好，下边的人自然卖力，不但是诗文书画，连黄庭坚的日记居然也被搜罗来进献高宗。这部日记名叫《家乘》，黄庭坚直到被流放广西宜州，仍然没停止记。宋高宗得到这部手稿，爱不释手，天天放在御书房桌上，一边欣赏其书法，一边也玩味其内容。他发现日记里多次提到一个叫“信中”的人，看来是黄庭坚在宜州时的知交，于是把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召来，和颜悦色地问他知不知道“信中”究竟是谁。
因为甥舅关系，徐俯年轻时颇得黄庭坚指点(黄写给他教导如何写诗的信至今还收在黄的文集里)，并被当时人列入以黄为鼻祖的江西诗派。有人称赞他“外甥像舅”，他也没拒绝。但当黄庭坚被扣上了“奸党”的帽子之后，他便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了，不但不承认从舅舅那儿学得了本领，甚至连这样决绝的话都说出来了：“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那意思是：你们说黄庭坚(涪翁是黄庭坚的号)诗文妙绝天下，这事儿我不清楚，你们爱上哪儿打听就到哪儿打听去；至于写作之道嘛，我自有心得，这可是自家修行得来的。
不过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赏识黄诗、黄字的高宗上台之后，徐俯的态度马上又变回来了，套用王维咏西施的话就是：“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他以黄氏外甥的身份被征召为翰林学士，摇身一变成了黄庭坚研究专家。高宗指示他为黄庭坚的墨迹写题跋，他感恩戴德地说：“我舅父的文章妙绝天下，承蒙陛下您赏识，摆在御案上随时观览，他可真是虽死犹荣啊！”但显然，徐俯对舅舅在宜州的那段流放生活也很生疏，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信中”是谁，不过既然曾与黄庭坚零距离接触过，就不能“不知为不知”，他斟酌了一下回答说：“宜州乃岭外荒陋之地，‘信中’之流，不会是什么风雅的士人，或许是个和尚罢。”高宗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其实，“信中”乃是黄庭坚在宜州时的朋友范寥的字。范寥此时正在福建做官，高宗假使知道这些，很可能征召他去谈谈黄的晚年生活，范也不难由此获得升迁机会。然而高宗听了徐俯的话，便放弃了打探的念头，范寥最终也没沾上黄的光而发达起来。不过在这种“黄庭坚热”的大气候下，到底还是有人知道范寥与黄的关系，他也将黄晚年的境遇讲给人们听：
黄庭坚被流放到宜州后，正如徐俯所说，这是岭外荒陋之地，设施很不完备，州里没有亭驿(招待所)，连民居也租借不到。本来有一处寺庙可以住，但这所寺庙偏偏是崇宁万寿寺，皇家专用的，依照法令不许住人，黄庭坚只得住进城楼上一间小屋，屋里又潮湿又狭窄，当秋老虎肆虐的时节，简直没法儿待，黄庭坚就在这样的地方苦捱。有一天忽然下了一阵小雨，暑气暂消，顿得清爽，黄庭坚小酌了几杯，喝得微醉，他坐在凳子上，把双脚从栏杆中间伸出屋外去淋雨，一脸满足的神情，回过头来对来访的范寥说：“真是畅快呀！信中老弟，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畅快过！”过了不久，黄庭坚就病死了。
记下这个故事的，是后辈诗人陆游。
后人称赞黄庭坚自从第一次被贬黔州之后，诗艺大进，句法尤高，堪称天下之奇作。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有个著名的论断：“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个穷，不光指物质贫乏、住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更主要的是指政治、仕途上的穷愁潦倒。黄庭坚的遭遇，恰给这段话又下了一个注脚：穷途到只能写诗的时候，焉能不好？ （巫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