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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人，这一沉重的数字其实还不到被731部队残害的人体实验受害者人数的四分之一。1467人，其中只有大约30名受害者的家属得知了亲人的悲惨遭遇，更多的家属尚不知道亲人命运，甚至直到弥留之际还在盼望着他们回家。1467人，他们都是被日本宪兵队以“苏联间谍”的名义抓捕的，其中主要是抗日地下情报人员，还有部分中国战俘。这些抗日志士的功绩一直无人知晓，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身背“汉奸”骂名，有些受害者的家属也几十年含冤受屈。
日本侵略者曾想将他们从历史中永远抹去，但是我们不应也不能忘记他们。 冯玉祥、李厚宾、王振达、朱云彤、桑元庆、王乐甫……1467个名字，曾是1467个鲜活的生命，却在731部队的魔爪下被当作“人体实验材料”痛苦地死去，而他们的悲惨遭遇长久以来不为人知。随着部分受害者名单曝光，今年5月，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为1467名确定身份的日本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设立碑位，以此纪念那些惨死的同胞，控诉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兽行。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忧心忡忡：1467人的名单是经过研究人员多年的研究和走访调查才得来的，但现在，那段历史的证人已纷纷离世，在世的也年事已高。目前，1467人名单中又有新线索，研究人员将根据线索赶往实地取证。“731部队历史罪行的取证和发掘工作已经到了最后时刻，”金成民说,“我现在感到时间不够，该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做晚了，现在是在抢救。” 731受害者·数字 ■已确认姓名的受害者 还不到受害者总数四分之一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哈尔滨近郊平房区，以原731部队本部大楼作为基本陈列厅对外开放。记者一进入馆内，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长时间在馆内的工作人员甚至穿起了羽绒服。这阴森的气氛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参观者：这里曾发生过一段灭绝人性的历史。 在陈列馆一层中心走廊的两侧,挂满了3000多个殉难者的姓名碑位。金成民介绍，这其中不仅有1467名日本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还包括在日本于中国南方发动的细菌战中丧生的人们。 记者看到，写下这些姓名的文字，不仅有中文，还有俄文、朝鲜文和蒙古文，只有极少的几个碑位上有照片，很多只有“许某”、“张某”等字样。走廊的尽头挂着一串串日本团体和个人送来的千纸鹤。 二战结束后，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部长、战犯川岛清曾供述，1939年至1945年间，每年至少有500人在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本部被用于人体实验而受害。 “保守估计，731部队在华期间，至少有6000人被用于人体实验而遭到迫害。”金成民馆长分析，川岛清供述的情况发生在1939年至1945年间，但以石井为首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从1933年就已开始在哈尔滨用活人进行实验。根据档案馆档案分析，1938年到1945年间，每年向731部队输送活体实验受害者近千次，每次数量不等，少则一人多则数十人。1939年8月9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一次就将90名中国八路军被俘人员“移送”给731部队。 照此分析，1467人这一数字，还不到保守估计的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1939年到1945年，在全中国还至少有30万人遭到日本细菌战的迫害和屠杀，中国南方的细菌战受害者名单，目前也已确认8000余人。 731受害者·解密 ■被“特别移送”的 大部分是抗日地下情报人员 1938年3月15日黎明，侵华日军佳木斯宪兵队和富锦宪兵队突然袭击，将正在集贤镇开会的中共富锦县委书记冯玉祥等5人逮捕，四个半月后，这些人被“特别移送”至石井部队。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彦君介绍：“‘特别移送’是关东宪兵队及731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石井的731部队。从进入731部队驻地开始，被‘特别移送’的人就不再有名字，而只有编号。731部队将被实验者称为‘马路大’，这在日语中是‘圆木’的意思，在这里，他们被当作实验材料。”杨彦君还介绍，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移送”，1943年再次下发文件，把“特别移送”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 记者在哈尔滨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翻阅当年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些受害者大部分是被日本宪兵队以“苏联谍者”名义抓捕的。经过研究人员走访，这些受害者中，不少人都在被捕前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武装。此外，名单中还包括中国战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档案中，不乏“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等词语。 金成民介绍，被“特别移送”的人士，经过秘密审讯后，不经法庭审判，直接交送731部队用作人体实验材料。如冯玉祥，只有“特别移送档案”，研究人员综合查找，未发现其他相关信息，至今也未能找到冯的家属。金成民表示，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人，许多都是无名的抗日志士，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组织，但都是在隐秘战线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人员。他说：“他们的身份是不公开的，这样的人太多了。” ■受害者被换上日军军服 秘密运送到731部队 “我从小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几层警戒，根本无法靠近，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今年75岁的赵桂芳老人告诉记者，她就住在731部队驻地周边的村屯，1945年731部队撤退后，未销毁的带菌老鼠和猴子窜入周围3个村屯，引发霍乱，导致197人死亡，其中包括赵桂芳家的多名亲属。 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即使在731部队内部，也有严格的互相保密规定。“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金成民介绍，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就意味着不可能活着走出来，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 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作为特种部队的731部队提前接到指令，忙着销毁罪证提前撤退。他们炸毁了主要建筑，还将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 731受害者·取证 ■跨国调查得到日本老兵协助 1997年10月,金成民在黑龙江档案馆发现了66件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原始文档,是证明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最有力的罪证史料。这份1467人的名单，就是数年来通过查阅寻找各地档案馆日本“特别移送”档案总结而来。 金成民告诉记者，到日本取证时，曾担任过“特别移送”任务的原日本宪兵提供了有力证据。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承认，他曾押运沈得龙、王耀轩等4人作为“马路大”送往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这几人是当时中共大连地下交通站的成员，以照相馆作掩护，用电台发送情报，就在他们被捕前的瞬间，还发出了一条情报。 金成民还告诉记者，跨国取证期间，曾经得到过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山边悠喜子就是其中一位。 记者在哈尔滨采访时，恰好遇到山边悠喜子老人，她告诉记者，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后来这支部队被编入四野，作为解放军部队中的一名医护兵，她跟随部队一路打到南方，1953年才回到日本。回国后，她和志同道合者组织成立了“731部队展览实行委员会”，通过物证和知情者的证言，向日本人民揭露731部队为发动细菌战而进行人体实验的罪行。 “石井回国后，威胁731部队老兵：谁敢对外说实情就杀了谁。”山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社团曾于1993年在日本组织了一场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行展览，在那次展览上，三尾丰到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开场白是：“我不是人，我是鬼。” 金成民告诉记者：“许多日本老兵也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三尾丰在去世前几天不顾医生劝阻，一直开着录音机叙述自己的罪行。” 731受害者·家属 ■兄弟二人先后被日本宪兵抓走 全家人蒙冤几十年 “我没入过党，没入过团，连少先队都没有资格入。” 朱玉芬今年70岁，她的父亲朱云彤和叔叔朱云岫都在1467人的名单中。由于父亲朱云彤曾在伪满洲国做过警察，从小她就听惯了别人骂自己爸爸“不是好人”。 朱玉芬说，她从记事起，就知道全家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家里也穷得不像样子。不过奶奶一直告诉她，爸爸和叔叔是抗日的，参加了抗联，还为苏联红军提供情报，是好人，是被冤枉的。 “我爸被抓走时25岁，我二叔23岁，当时我还没出生。”1941年，朱玉芬的二叔朱云岫和父亲朱云彤先后被日本东安宪兵分队逮捕，当年11月出生的朱玉芬从未见过父亲。 朱云岫被抓后，一个亲戚在密山县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恰巧遇到了在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后来那位亲戚描述，当时朱云岫双手倒背，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朱云岫被捕后几个月，有一天，朱云彤回到家中，对怀孕的妻子说：“你改嫁吧，我活不了多少时间了，如果生的是儿子，以后就让他参军。”三天后，朱云彤被日本宪兵从家中带走。 ■从“特别移送”档案中 发现朱家兄弟死于731部队 2001年7月发布的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特别移送”档案中，朱云彤和朱云岫两兄弟的名字在日本关东宪兵队《昭和16年度逮捕谍者处理一览表》中紧挨在一起。 记者查阅到日本东安宪兵分队《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朱云岫对情况的报告通告》，报告中对朱云岫的描述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 朱云岫被捕后4个月，1941年9月16日，朱玉芬的父亲朱云彤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侵华日军东安宪兵队对两兄弟的处理意见是残忍的“特别移送”。 “我奶奶一直抱着一线希望，觉得两个儿子也许是找苏联红军去了，盼着他们能一起回家”，说到这里，朱玉芬掩面而泣。上个世纪80年代，朱玉芬的奶奶去世了，至死也没有等到两个儿子回家。朱玉芬和三叔一起，给父亲朱云彤、二叔朱云岫立了碑，“只有两座空坟”。 ■几十年后终于挺直了腰 2005年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出具了认定书，为朱云彤和朱云岫兄弟正名，认定书证实，朱云彤及其弟朱云岫作为抗联战士，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替苏联红军搜集日军情报。1941年9月16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将此二人以“特别移送”的方式送至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用作人体实验材料。 朱玉芬告诉记者，她曾拿着省里的材料去为父亲和二叔办理烈士的认定手续，不过当地有关部门说“不知道怎么办，没办过”，后来她就没有再去。她说：“我也不看重这些待遇，最重要的是心里敞亮了，现在屯子的人都知道了我父亲和二叔是抗日的，几十年了，我感觉腰挺直了。”朱玉芬告诉记者，第一次走入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行陈列馆，“眼泪就没停过，一进门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 朱玉芬表示，她还会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不是为钱，如果获得赔偿，就捐给陈列馆。 朱玉芬的四个子女都下岗了，现在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但她说：“我每个月有一千多退休金，够花了，比那时候强多了。” 731受害者·证言 ■日本731老兵供述实录 原侵华日军731部队卫生伍长大川福松： 调入731部队是1944年的事情。此时，我知道来到一个不一般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里首先有“不许看、不许说、不许听”的三训命令。在这个三训命令下，每天做病毒及“立克次氏体（按：引起斑疹伤寒的微生物）”等科目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冻伤、霍乱、鼠疫人体实验，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这就是日常工作。……一天大概解剖2至3人，多的时候能够解剖5个人。……我的原名叫村田福松，回到日本后改了名字，隐藏起来。 原731部队运输班铃木进： （1945年731部队撤退前）“马路大”被毒死后，被抬到室外，排在地上，花三天时间烧掉。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尸体已用草袋装上，然后我开着车运到松花江，在松花江一个铁桥下游扔下。我运了大约80具尸体。 我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入狱时，小孩非常小，非常可爱，后来被毒死了，这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归国兵每年能开一次战友会，可是千叶县不开，好像有意回避（按：731部队指挥官石井四郎的家乡在日本千叶县，部队中有许多人员来自千叶）。 ■文并摄/本报特派记者 资料图片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 ----2010年5月23日《北京青年报》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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