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纯粹人性,却远离不了世俗政治的樊篱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一位作为卢安克学生的孩子
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德国人,究竟凭借什么神奇的力量能够让广西板烈小学的贫苦学生们愿意为其作出不可能的改善,能够引起国内媒体的竞相追逐乃至央视面对面的专访，能够在当代中国连生死别离都见多不怪的社会中泛起阵阵涟漪、引起一而再再而三的喧嚣与躁动？
可以说，众多的疑惑与不解皆来自于当代中国式样思维下的世俗与人类恒久存在的纯粹品性下的巨大心里反差。
理解与反感
我是最近才接触到这个早已被社会热议过德国人——卢安克，是由于看到了校内网上的一个央视记者柴静对于他的面对面专访视频。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德国人的坦率与真诚，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贫苦的留守儿童是如何与他们打成一片而视他如爸爸，而他又是如何的对待那些调皮乖戾的孩子们，我发现有个细节，就是孩子们缠着他，搂着他的脖子，揪着他的衣服，坐在他胸部上还是用他的腿坐滑梯，用记者柴静的话说——这会让你们的老师卢安克“活的很累”，在我们的眼里这是不尊师重教，在儒家大师孔子那里这显然是“大不敬”，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即便在充满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国家的教育体系里面也不会达到这种有时在我们看来近乎不可理解与容忍的程度。而卢安克却这样回答：“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但是理解够吗？”“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是的，卢安克就这样理解之后自然地去接受而不是不理解之前就反感地去拒绝，哪怕现在我们还是不可以理解，但我想知道这些乖戾的孩子们在若干年长大成人之后再回忆这些情节时，是理解之后地感觉很亲密自然还是理解之后地感觉很懊悔还是一如处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这样不加理解。
期望与自由
——做自己认为世界上需要有人做与最有价值的事
在《和孩子的天性合作》一书中，卢安克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借用一下一位网友的文字简单介绍下：卢安克出生于德国。13岁那年想自杀，因为同学常欺负他，欺负他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反抗，越不反抗越受欺负，卢安克精神濒于崩溃。为救儿子，时年45岁、做建筑师的卢安克父亲改行学教育，成了华德福小学教师。在华德福学校里，卢安克得到一个任务，负责礼堂灯光调试，这个任务使他找回自信。在华德福教育下，成长为能够实践自己独特价值的人。
卢安克所在的家庭也有些易于常人，在别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他父亲原来是位建筑师，卢安克还有位孪生兄弟--卢安思，还有个妹妹，在卢安克就读华德福学校，他的父亲改行做华德福老师后，他们兄妹三人都成了华德福学校的学生。在他的父亲从建筑师改行做老师后，他父亲的朋友圈子都很不理解，甚至疏远了和他父亲的联系，但是他的父亲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卢安思是个以替电视台和各种制作机构从事摄像工作为职业的人，同时，他又是著名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欧洲的积极活动者。他的妹妹从华德福学校毕业后，受聘于非洲纳米比亚的一所幼儿园，领着一份并不高的工资。
之前，卢安克的父母对孩子也有一些传统的期望，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希望卢安克能有好的收入、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生活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中不用受苦。“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会让我失去理想。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好时，他们就放弃了对我们的所有期望。这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卢安克说，渐渐地，他父母也开始这样想——这样做不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件意想不到、让人骄傲的事——我们的儿子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追求高贵纯粹的人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都是政治性的动物”，我不是想证明古希腊哲人的这句话是错误的，而是来说明，有的人是可以真正地去远离政治，追求一些更为纯粹性的东西。政治在我看来是世俗性，即便是政治哲学，也免不了世俗，因为在政治的范畴里面是不可能没有诸如国家、社会、公民、民主、法治、管理等一系列字眼的。而相反，人性却可以超越这个界限，去追寻人的本性，这里所说的人性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类似于英文中的Humanity。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卢安克已经被这种纯粹的人性所俘虏，或者说卢安克恰是这种人性的最完美的附体，而且已经被他所适应从而掌控自如，所以“追求”二字也就有些许的不大契合。
在我看来，卢安克毫无疑问是在那种纯粹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在追逐自己的理想，而在坚守自己理想的路途当中毫无“痛苦”而言，或许有艰难，或许有困惑，或许有所改变，但是仿佛不会有那种“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似的那种克服艰难险阻继而完成既定目标的宏伟气魄，因为他是如此的平淡和真实，如此地看得透和放得下，你会感觉在和他的对话当中感受到曾为有过的一种宁静，犹如在接受佛家偈语一般，如诗如画，但却很富有哲理与逻辑。
卢安克在视频的末尾说道：学生理解我就说，如果一个为了他的家，那么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那么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显然卢安克远离家乡，只身来中国农村执教达十余年之久，对自己的家人的关怀和照顾，在我们眼里应该是“未尽孝道”。而他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广西一个村子里的孩子们，将他的命与那些留守儿童们捆绑在一起，使自己的命扎根于此，无法逃离和自拔，当然卢安克是甘愿守候而不愿逃离。我总在想说出“为了人类的发展”这句宏伟壮阔目的的话语的主体究竟除了作为整体的国家、社会、组织之外还可不可以包含每一个个体？但却当国家在作为主体发言时总又感觉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和泛泛而谈，而当每个个体性的存在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一理念时总又感觉是如此的坦诚和真实，更有分量，更加高贵。
逃离不了世俗政治的藩篱
1997年10月，在广西南宁残疾人职业学校义务授课的卢安克，就被南宁市公安局扣留过护照，并罚款3000元。而卢安克在广西义务执教十几年，从未收受过学校一分钱工资。他每年三四千元的生活费均由其远在德国汉堡的父母提供，月支出不超过200元，还要节省下一部分来印制有关的教学材料，或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原因包括“要有中国籍配偶”、“需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4年以上”等等。由此年底签证到期的卢安克不得不又一次离开中国， 这个他已经交付出了自己命运的国度。2007年，执著的卢安克又回到了板烈，继续以志愿者身份做他的乡村教师，直到现在。从2001年起，卢安克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和博客：网站中有他翻译的上百万字的教育论著；在博客中，他还无私地把自己所有成熟的研究成果和作品，都张贴了出来，力求对别人有所帮助。年初，当一直躲避媒体的他再次审慎地接受采访，想满足更多人的需要时，得到的，却是来自中国地方公安部门的警告。
当一个人越想逃离某个地方，忘却某件事情，抛下某种感情之时，结果反而事与愿违，想逃离的想忘却的想抛下的种种总是纠缠着你不放，直到你不再有这种冲动，而它们越是纠缠你就越是产生这种冲动。世间最藕断丝连和难舍难分的也莫过于此。卢安克想逃离世俗性的政治，想与政治不发生纠葛，想有某种东西把他们屏蔽在两个不相连的世界里，平静地做自己想做的教育研究，安心地去创造和培养那些贫苦的留守儿童，哪怕是在心灵和精神上给予他们小时候最需要的养分。卢安克在专访中说道：“当大人缺失、只有很多小孩子在一起时，他们会进入一种“疯起来”的气氛，变得很野。大人可以给孩子带来‘文明’——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这种文明的缺失是致命的，让你甚至在长大成人之后漫无目的的生活，过着如同行尸走肉的日子，我想最近连续发生的校园袭击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在幼小的年龄阶段也缺少这种文明的教化，当他们手中拿着的道具挥向那些含苞待放的孩童时，停下来，自己想一想正在做什么，是否还有最基本的人性——人类起码的良知和怜悯之心。
我总是倾向选择政治象征性地作为纯粹的人性的对立面，因为政治在我看来除了世俗性之外，几乎每个个体都无法超越它的束缚的藩篱。护照、签证、行政处罚、国籍问题无疑是属于政治性范畴，从法律角度来讲，根据相关国内法律的规定来看，是非在法律的层面早已且必须划得清楚界限，这确实没有什么好协商和讨论的，护照到期而没有得到延期或者没有离开本国就可以而且应当受到处罚，如若没有到期则相关行政部门处罚则毫无法律依据应当撤销。而除了法律层面是不是掺杂了更多的可以自由裁量和考虑的因素呢？比如危害国家安全，比如有损我们中国泱泱大国之光辉形象，比如影响上海世博会的盛大气氛，诸如此类。
卢安克在被关闭的博客上写到：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难受？如果卢安克是真是在搞自己教育研究，在开启板烈小学的孩子们的心智，在教化他们那份单纯而当你不拥有时却又对社会可以致命的“文明”，那我们泱泱中华里大写的中国人难受何为呢？或许有很多种因素，但我想比较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国际层面上担心卢安克的这些追求纯粹的人性的行为当被某些国际势力所利用和加以“引鉴”时，则将大大有损我国的一贯重视教育和树立的人权卫道士形象，为别国增加“谴责”我们的筹码。二是在国内层面上担心会有中国民众在轻易之间将卢安克的举动与国家及政府的表现相对照（事实上你很难做到不去对照）从而对国家教育的谴责继而会有相当责任的官员落马。
第一层面，如果卢安克没有那种“有目的”的生活（似乎我们都能从卢安克的眼神、话语和行为中捕获到某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则又何必去耿耿于怀而穷追不舍呢，又何必逼良为娼呢，毕竟中国已经缺少这种追求纯粹的人性的人，中国更多的是需要而不是排斥这种感动式人物的存在，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层面上予以道德精神上的支撑和为续，相反若逼良为娼引来的必将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精神人性层面的再一次的剧烈打击和对中国的中流砥柱人群的道德观的摧毁，继而对国家政府丧失更多的信心，长此以往，校园暴力袭击案何以绝灭？
第二层面，如果有人不想落马，那么请不要拒绝卢安克，不要阻止卢安克，出路唯有一条——长此以往地加大教育投入。这才是正道，才是人性之道，才是国家之道，社会之幸，孩童之福。
围城——城里城外
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其著作中《围城》里写道，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墙就仿佛是诱惑的界限，城外人的由于对城里面的诱惑的好奇和把持不住一心想冲进去，而城里的人们却已经感受到了那份诱惑的利弊得失、苦痛哀愁、奋斗与颓废、荣光和无情，一心想逃离。而那种纯粹的人性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城墙，城里面的人——卢安克深深沉浸于此，不愿出来；城外的——我们想进去而由不得自己，只能望洋兴叹，只能感慨，所以就将自己的这份对不泯的被迫埋藏在内心的人性价值观寄托在卢安克的身上，对他倍加敬畏和感动，他不再是具体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外国人，而是已经抽象成为我们自己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不泯的人性真知与良心。自己本身无法坚守和追逐自己的那份纯粹的理想与追求，岂能再一次地被我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不负责任的政府代表所摧毁，所以我们一直在呐喊，一直在谴责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容不得这样式的人物。事实上卢安克已经是我们内心虚拟幻化的自我救赎形象，所以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德国人能够让广西板烈小学的贫苦学生们愿意为其作出不可能的改善,能够引起国内媒体的竞相追逐乃至央视面对面的专访，能够在当代中国连生死别离都见多不怪的社会中泛起阵阵涟漪、引起一而再再而三的喧嚣与躁动。
命运与遗憾
卢安克说道，“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再配上他那种低沉而又有点柔和的声音说出来让人顿觉震撼不已。要知道刚过不惑之年而尚未谈上一场真正恋爱的人、尚不知道爱情何种感觉地人说出这么一句话，是在何种情境之下，他看到了多少，听到了多些，做到了多美，走到了多远，才敢对命运的终结与遗憾一词挂钩。除非卢安克做了自己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做了自己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事情，做了在其他人看来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否则每个人包括他绝对不会作出这样的提前时日的告白。从1997年至今，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十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城市中人难以忍受的简陋生活，坚持做他的教育研究,不领取一分钱工资，不喝酒不吃肉,这是一种以何种精神动力作支撑?不仅记者柴静与我们这些平凡之辈想不通,甚至连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内心都无法真正理解与解释,你在他面前会顿时感觉到很害怕,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所思考的东西是否真实是否具有价值和理性,有无怀揣着一种“特殊的目的”去生活,有无在执著地坚守自己的单纯理想而十年如一日，而且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心态，是一种自由的心性使然，而且你并无改变它的目的，只是在做自己认为需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却相信它终归还是会在一点一点地悄无声音的改变。
对于他是否喜欢物质，对于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去生活，对于他是以何种动力去支撑自己的常人不敢想象的十年异囯异乡执教生涯。他是如此回答：“（你不喜欢物质吗？）不是不喜欢，我喜欢自由；（说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那你为了什么去生活？）我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啊；（一个很强的精神力量的人，他需要有一个支撑他的动力，那你这个动力是什么？）肯定是我观察到的一些因素，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我也值得，没什么遗憾。”因为他的学生孩童们已经抒发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相当有分量的话语：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政党的包容，国家的良知，社会的价值，个体的人性
卢安克那种近乎憨厚的低沉的坦率与真诚，在当下的中国式样的社会里不说绝无仅有，也已经鲜有存在，或者说鲜有得能够象征性地表达出对整个社会民众的心灵精神支柱产生这么大冲击与碰撞，不由得不得不为卢安克的这种纯粹的人性追求所折服和倾倒，为之震撼，为之所感染，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仁人志士在为了一个德国人呼求，在为了一个德国人而呐喊，在为了一个德国人而谴责我们自己所热爱着的伟大的国家，正如作家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因为我们社会民众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才深爱着这个国家里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的追求而忽略了去培养所亟需的已经近乎消失殆尽的构造和谐社会的必备养分——国家的良知和整个社会的被由奔波于生计的艰难和苦痛产生的无奈和彷徨所被迫埋藏在内心的真正价值观追求。
毋庸置疑，一个政党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在统治或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中必有些许的艰难险阻，包括内忧外患、对外开放、金融危机、民主改革、法治建设等一系列政治系统工程，正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然而，却也不能忽略一条，就是必须注重自己国家乃至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当然内嵌着当然也内嵌着个体作为基本存在的人性与政党的包容与兼容并蓄。这不是一个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本或者口号就能够胜任的，应当而且必须尊重整个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深层次文化底蕴，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具有普遍民众性的价值观基础，正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背后的现实，把握国际化的时代气息与脉搏——自由、民主与法治的正向化，而不是负向化，不是倒退，不急不躁，不骄不馁，一步一个深沉的脚印，哪怕是在踽踽独行，哪怕每一小步跨越一点一滴，那也是进步，也是民心所向，正如荀子《劝学篇》中所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中华民族饱含博大的胸怀与气魄才能而且相信必将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
吕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