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
汉(前206年~公元220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400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为帝)、新莽(8年~23年)、东汉(25年~220年)。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篆 汉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1、碑刻 2、碑额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3、铜器铭文 新莽时期有些例外。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4、砖文和瓦当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5、墨迹 二、西汉隶书 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石刻和简牍帛书。 简牍帛书有: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遣策》、3号墓《遣策》和帛书;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2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9号、10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湖北光化县3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县115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14年)的木牍;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而堪称代表的,当属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时。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三、东汉隶书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赵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清杨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史晨碑》点划含蓄圆润,结构修饬整密,风格相对朴厚。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现存西安碑林。清张廷济评:“貌如罗绮婵娟,神实铜柯石干。”清杨守敬《平碑记》引孺初说:“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曹全碑》以横为主笔,点划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方圆并用,结构注重疏密对比,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如长袖舞筵、仙鹤远举,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此碑:“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 ”此碑刻工较粗,但反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笔画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斩钉截铁,显得极为古朴刚强;结构时出别体,而或横或方,敦穆方严,饱满厚重,与《曹全》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 2、砖刻 (1)洛阳、偃师刑徒墓砖1956年和1962年出土,后者发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砖820馀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终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2)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一为1973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238块,画像砖3块,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样。一为1976年至1977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140块、画像砖6块,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纪年。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有隶书、草书和篆书,笔划运行自如,总体上比较率意。 3、简牍 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简。1972年在武威县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92件,其中木简78件,木牍14件。《武威简牍》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 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简。字体为成熟隶书。《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四、草书和行、楷书 1、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字体。草书分为章草、今草两种。有文献说张芝在东汉晚期将章草逐渐推进到今草,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明。许慎说“汉兴有草书 ”,指的是章草,是隶变过程中成熟的,带有隶书的波磔,又省减笔画、改变笔顺、增加牵丝映带,基本可以看作是隶书的草体。章草具有隶书的渊雅静穆与草书的灵动活泼,气息比较古朴高远,是极有审美价值的一种字体。 现存汉代的章草有三类作品: 第二类,砖刻,代表作品为《急就奇觚砖》和《公羊传砖》等。此类则点划凝重,结体纵横奔突,大气磅礴。 第三类,刻帖,代表作品张芝《秋凉帖》。此类温文尔雅,矩度森严,一般认为经过了后人翻刻的改造。 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体,行书一般被认为是它的快写体。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母同胞,行书可能还早于楷书。它们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隶变时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凝聚成一种字体。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题字、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瓶题字、光和年陶瓶题字、永元四年陶瓶题字,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1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标志着楷书、行书作为字体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五、两汉书法家 两汉以来,社会对于书法的重视又超过了秦代,特别是汉末以后。《后汉书·宗室传》记载:“(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卫恒《四体书势》记载:“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又记曹操喜爱梁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这些情况,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富于审美价值,表明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欣赏、追求和研究书法的美,预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曹喜(生卒不详),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70年~83年)为秘书郎。能篆隶,尤长于篆书。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学书于崔、杜,极为刻苦,《四体书势》说他“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最擅草书,后人誉为“草圣”。传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阁帖》中的《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等。其中只有《秋凉帖》较可靠。其弟张昶,字文舒,也擅长草书,与张芝相似,后人以为筋骨不及,而妍华继之,誉为“亚圣”。 蔡邕(公元132年~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擅长篆、隶,创造“飞白书”。梁萧衍说他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张怀瓘《书断》说:“八分书则伯喈胜,出世独立,谁敢比肩。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篆隶绝世,中岁之迹,笔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穷其妙,动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经》的主持人,但是否亲自参加书写,则不得而知。后人曾附会《刘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于其手,皆未足徵信。 刘德昇(生卒不详),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约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擅长行书,为锺繇、胡昭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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