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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利里打滚的收藏江湖

 牛人的尾巴 2010-06-0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收藏界也毫不例外。

 

平日里,我们常常被娱乐圈、体育圈里盛行的八卦、潜规则所恶心,所哑然,也常常对其津津乐道。事实上,收藏界比这些圈,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们不常在凡人的视阈之内,故而被忽视,或者说遮蔽。

 

在文物鉴赏家,出版有《中国明清木雕精粹》(上下两卷)、《中国传统瓷器艺术鉴赏》、《中国传统佛像艺术鉴赏》、《中国传统木雕艺术鉴赏》、《中国传统金银器艺术鉴赏》、《中国传统年画艺术鉴赏》、《中国传统玉器艺术鉴赏》、《吉祥百子——中国传统婴戏图》等书的李飞眼里,收藏家群体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素质良莠不多的团体。在国内,目前真正的收藏家非常少,大多数是投资客。由于对艺术品缺乏真正的认知,他们忽悠了一些附庸风雅的富豪,自己也往往会栽倒在收藏上。

 

如果我们剥下收藏界充满着“文雅”、“艺术”、“品位”的画皮,其实里面“收藏”着的,也无非“功名利禄”这四个字。

 

 

 王千马:如果说娱乐圈是一个盛行潜规则的地方,事实上,据我理解,文物圈似乎也干净不到哪里去。有为了买古董显富的人,当然也就有贩卖古董赚钱的人。更糟糕的是,古董变得像当下的房地产,已经被哄抬得很离谱。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一些假冒古董也掺合进来,蒙蔽他人的眼睛。更有为“为虎作伥”的“专家”——为了在圈子里混一口饭吃,不惜出卖良心,随便给人出具文物鉴定书,最后将假文物“弄假成真”,到最后,骗得很多人倾家荡产——原来自己收藏的所谓价值多少千万的玉,都是什么假田黄,假玉,根本值得不了多少钱。有文物研究学者对当前艺术市场的评价就是,“疯子买,疯子卖,疯子在等待;傻子买,傻子在卖,傻子在等待。”有人甚至认为,现在收藏变成了一种一本万利的诈骗生意,在这个流水线上的很多人,对宝贝都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大家都在投机,没有人把这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当成一种精神追求。在民国,一般的大学问家多是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反之亦如是——所以,在我们当下的浮躁社会语境下,不仅大学问家难觅,大鉴赏家大收藏家也难觅。你怎么看待当下文物圈这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你觉得当下谁能担当得起来大鉴赏家大收藏家这样的盛名?!

 

李飞:仿制古物在中国历史悠久,上可追溯先秦时期,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尊礼好古的文化精神。像宋代,是一个文人当政朝代,儒学盛行的时代,崇古之风远胜于前朝,对古器物的崇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人好古,于是形成了收藏、著录、研究的风潮。宋徽宗赵佶,当皇帝是个昏君,但对古物的鉴赏眼光极高,还绝对是个大艺术家。他不仅在崇宁四年(1105年)“奠九鼎于九成宫“,仿制了12336枚大晟钟,而且在政和、宣和年间还仿制了两批礼器。宋徽宗之后,南宋、元、明、清,不但铜器仿古,而且玉器、瓷器、陶器也开始仿古、不同材质的器物互相模仿,比如用瓷器仿铜器、仿玉器。铜器仿陶器,玉器仿铜器等等。南宋的一大批仿古铜器和玉器形制而制作的瓷器堪称仿古的高峰之作,在仿制的过程中体现出伟大的创造力,它们所仿的只是器物的形体,内在的精神气质却在仿制中推陈出新,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前代的气度。我认为古人仿古的目的是复古,是追寻更古之人的境界,今人的目的则是通过高仿复制而牟利。高仿作伪要求最大程度的逼真酷肖,复古则毫不掩饰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幻想中是钱!钱!钱!深陷钱眼不能自拔。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是近现代中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堪称收藏界的翘楚。今年3月猝然离世的收藏家徐展堂亦是我敬重的人。他一度拥有逾5000件珍贵藏品,曾被誉为“世界十大中国文物收藏家”之一。1991年成立香港徐氏艺术馆,是香港第一家私人博物馆,收藏其2000多件珍品,被公认为“全球五大私人博物馆”之一。他生前先后向港府、香港大学捐赠大批珍贵文物。这样的人,以光大中华文明为己任,当然称得上真正的收藏家。,还有登上百家讲坛而大红大紫的“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普及文物基础知识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千马:正因为今人的目的是牟利,来自台湾铜器鉴赏大师徐志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直言,很多收藏者都跟他抱怨,为什么自己的收藏史就是一个骗局连着另一个骗局的惨痛经历?为什么自己就走不出迷魂阵?有些时候,骗局让人防不胜防,就连徐志诚本人,也遭遇过被骗的经历。在35岁的时候,他在河南从一位张姓卖者那得到一件春秋晚期的四虎蟠龙纹豆,从锈色,花纹与款式,声响与手感,铜制和器式上均看不出有任何问题。那个时候,他已经帮助很多艺术机构与国家部门鉴别了众多的铜器宝物,无一失误,于是自视微微甚高。最后,他就花重金买下了这个铜器。然而,2个月后,他才发现了这个铜器有点“怪异”——铜锈和豆盘外壁开始有些点微微的变色——原来,当时铜器出现了一种新的造假技术名为“电解锈”,在器皿表面涂上泥,浸在有化学药水里,棒状的导体插进液体里,通电后药品发生化学反应,两天后就给器皿上了一层铜锈。完美的程度几乎跟真品的铜锈一模一样。等到他气极之下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去河南,结果已经人去楼空……我说这个故事,意思是想问你,你在介入收藏的时候,有没有类似这种受骗的经历。你现在的收藏心态,是不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在你看来,该如何做,才能有效避免受骗上当的结局?

 

李飞:我在介入收藏的时候,几乎没有类似这种受骗的经历。因为我不是特别有钱,买一件东西既小心又谨慎,宁愿错过也不愿投钱进去打水漂。还有,因为是学美术的缘故,有一定鉴识古董的天赋,这个比一般人要有先天优势。还有就是心态一贯很平和,即使不拥有“宝贝”也无所谓,本来皆是“云烟过眼”嘛。我今天就揭一下全国各地造假基地的老底!


青铜器造假主要在安徽蚌埠、湖北荆州、河南、陕西和安徽阜阳等地。在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定做,也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所仿之物遍布各大古玩市场地摊等地,但仿制水品低劣。古代青铜器上的锈色颜色丰富,锈色有陈旧感,最重要的是底子和锈色是分开的,而蚌埠的仿品锈色鲜艳,浮、松动,用手刮一下就剥落。湖北荆州造的仿战国青铜兵器,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整体造假,也有真器错假金银文字,臆造纹饰的,并且采用出土的棺木做剑鞘,漆鞘做出长期掩埋的腐烂效果。有的器物仿战国大尺寸器物,工艺流畅,重量很轻无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故意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鉴定这类器物,主要看铸造方法和铸缝、铸痕,古代为陶铸法,现在均为失蜡法铸造。河南很多地区在仿制青铜器,且仿制历史悠久,其仿造青铜器多为陕西、山西、河南,器物为蓝本。主要以假电解作伪铜器。锈色以染色为主,长时间水浸泡易掉色。所仿青铜器多是素鼎素瓶,刻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但细心辨认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无古拙味。陕西老铜后错做得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阜阳水坑做的亦逼真,素的老铜器贴上树脂合成的战国工,堪称一流。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拼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得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鉴定这类器物,使用丙酮或稀料,酒精等擦、泡或火烤,即露原形。

 

王千马:最近有一本新书,叫《谁在拍卖中国》,据说是“揭开收藏界黑幕”的,作者吴树定居北京,住的地方离潘家园很近——你知道,潘家园是北京很有名的古玩城,当年我住在蒲黄榆的时候,它离我家只有几站之地,但我从来没想过去那里。因为,一则我搞不懂那里古董之真假,另外,我心理上觉得,那地方肯定是鱼龙混杂,你要是想淘到好东西,怕费点眼光和精力。不过吴树倒没事就经常去转转,并由此知道了(文物)有真品和赝品的区别。同时,出于个人爱好,根据报道,他常逛博物馆和文物市场,在这期间接触到各类人,包括国家级文物鉴定大师、文物理论家、古董商、收藏大众,更有一些“另类”朋友,如盗墓里手、制假大师、文物走私客,从中发现的问题,让他觉得有话要说。比如有一对父女,小女孩子大概五六岁,在一个厅里看唐三彩、北魏陶俑、青铜器,看到一件问一件,爸爸这个我们家里有,她爸爸就嗯……这些对话让吴树觉得问题大了,“我们的博物馆,在这种市场下,赝品、仿品的冲击,以后博物馆藏了大量的这种赝品,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被歪曲了。”你对此又是怎么看的。我知道,你经常来北京淘古玩,不知道你又喜欢逛北京的哪些地方?淘到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没有?

 

李飞:吴树先生的两本书《谁在收藏中国》和《谁在拍卖中国》,我都稍稍翻阅过。他在书中描述的事情其实古玩行都心知肚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认为此书作者还是外行人自以为是说内行话,很多观点都值得商榷。例如外籍华人宁志超所藏的一大批元代青花瓷,是文物界公认的仿品,但吴树先生在书中言之凿凿认定为真品。我至今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级的专家会联名签字讲宁志超所藏瓷器认定为真品。有的老先生岁数大了,老眼昏花,我可以谅解。有的老先生或许是碍于情面,胡乱签字。还有本身就是眼光一塌糊涂,理论狗屁不通,那就不应该原谅。但是有几位,例如吕成龙先生,我认为是目前国内文物专家青黄不接时期,难得理论水平和鉴定眼力都不错的少壮派,为什么也会认定是真品而签字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史树青先生从地摊上捡漏欲献给国家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确系赝品,在文博界早已定论。这场风波已逝,史先生已作古,为什么还拿出来炒冷饭呢?至于佳士得,苏富比的仿品屡屡拍出高价,也不是什么秘密。例如近期,林风眠的《渔获》在香港苏富比以1634万港币成交。苏富比的拍卖介绍中说,该画为1960年丹麦驻华大使彼得森收藏,可丹麦大使馆工作人员查过档案,发现“查无此人”。同样,佳士得上拍的《松树》,作者吴冠中得知后,认为是仿冒自己的作品,亲自致电拍卖公司的北京办事处,要求撤拍,但拍卖会根本不理会,这幅《松树》最后还是以高价拍卖成交。这些都是非常可笑之事。我在北京淘古玩,基本上没有遇见过眼前一亮的东西。北京除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琉璃厂等地,有一个地方值得一去,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叫白明,在北京收藏界很有名,被称作“片儿白”。耿宝昌先生曾对我说:“实践得真知。”耿宝昌先生的得意弟子丘小君也曾对我说:“鉴定瓷器,瓷片是好老师!”确实,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片,对鉴别珍品整器时能提供有力的特征。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集中了历朝历代所有瓷器的瓷片,为古陶瓷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真正能学习的场地。

 

王千马:听说你在北京,经常要和文物收藏界的高手待在一起,并向他们拜师学习。不知道有没有这类事情?你都跟哪些位老师学习过?他们在文物收藏上有什么样的宝贵经验,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知道,你还跟王世襄有过交往。这位活到了95岁的老文物学家,曾被为京城第一大玩家、比故宫还要生动的“活故宫”,只可惜终于20091128日,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玩了。我记得,王世襄曾把花费了自己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就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他的友人、音乐家王昆问了他这到底为什么,“世襄说,因为买主满足了我的条件,即: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件拆散用于自留;也不做商业用途;只能完整地转赠给上海博物馆,供人参观。当时世襄谈这件事情的表情,仿佛是自己嫁出去了一个亲闺女,并且是 ‘陪嫁’丰盈金贵,从心里非常得意、非常轻松、非常荣耀。”据报载,也曾有人问王世襄,散尽一生心血难道真的舍得?他回答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你是否觉得,王世襄已经到了一种极高的收藏境界,而这种收藏境界,对当下文物圈的乱象,无疑是一种讥讽和鞭笞?!能说说你和这些大师之间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么?!

 

李飞:2006年起至今,我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文物鉴定家有了紧密的交往。除了拜师学鉴赏外,我在写一本《文物鉴赏家》的书。缘起是我得知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先生生前就有此愿望,将鉴定委员会的专家的文博生涯和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及学术观点抢救性地整理,记录下来。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以个人之力来完成这件事。


《文物鉴赏家》一书计划写张伯驹、马衡、陈万里、孙瀛洲、沈从文、顾廷龙、徐森玉、启功、谢稚柳、朱家溍、刘九庵、冯先铭、马承源、汪庆正、徐邦达、杨仁恺、史树青、耿宝昌等一百名文博专家,采访的工作量很大,也很艰难。但我通过与这些文博专家的接触,深深感到,采访他们,宣传他们,将他们毕生的研究,鉴定成果表现出来,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近现代史,风云激荡,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国宝沉浮及国宝守护人经理了凡人难以承受的坎坷命运。他们不应该被淡忘,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留给后人一笔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年来,为了写《文物鉴赏家》一书,我心力交瘁。与很多先生的沟通,其实是赴一场心灵之约。就象是一件宝物,例如和氏壁,你能鉴识它,它就是无价之宝,你不认它,它就消逝在尘埃里。在越来越浮躁的这个世界,更多的人追逐的是“超级女声”与“快乐男生”,还有更多的人寻求的是狂欢、纵欲、在名利场上打滚,不知作孽所欠下的恶债如何偿还!


我最钦佩的是古陶瓷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在采访中,他刚正不阿的性格非常直接地表达他最真实的思想。他不仅学问做得好,人品亦是正气凛然,为人非常低调,从不显山露水,他的书法作品,堪称一流。他从不介入任何商业活动,坚守书斋做学问。他给我的题字内容是他最喜欢的陆放翁的名言:“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对我说的一番话,我每次回想起来都精神一振。“人活一世,不能一事无成,你那么喜欢古陶瓷,多看书,多去博物馆看实物,有不明白的尽管来问我。一个人,没有真材实学,再急功近力都是枉然。再是炒作,我是某某大家的入室弟子或我是名家之后都没有用!那只是虚名!”叶喆民先生出身陶瓷世家,师从陈万里,孙瀛洲两位大家,又结缘丹青翰墨,师从罗复堪、溥心畲、徐悲鸿三位先生,深受教益,临池七十载未辍研习。孙瀛洲先生发表的系列极有影响力的学术文章包括那篇名作《元明清瓷器鉴定》,其实是孙先生与叶先生这对师徒“搭档” 的作品。孙先生总结宝贵经验,叶喆民查找资料和执笔,但在发表的时候,叶先生从不署自己的名字。故宫老院长吴仲超曾指示以二人合著的名义发表,但叶先生不同意,他将尊师重道的思想贯彻在实处。这在当今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古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就是请叶先生作的序。

 

在我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先生的接触过程中,我觉得史先生是一个不谙世俗人情世故,心性极单纯的老先生他性格散淡,脾气好得不得了。说话慢条斯理,颇具古代文人的遗风。关于他在2005年发现“越王勾践剑”的风波,几乎遭到了外界一致的口诛笔伐。我认为,一个坚持晚节清亮的老人,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居住于苏州的文物鉴赏大家张永昌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在2005年以前,我所听到的“南张北耿”的称谓是耿宝昌先生与张浦生先生,但实际上文博界公认的“南张”是苏州的张永昌先生。张永昌先生很低调,而张浦生先生在多种场合频频露面,尤其在江浙地区,曝光率很高。因此,张永昌先生很少被外界知道,我在与张永昌先生多次见面后,与张先生及他的子女建立了深厚的情谊。2007年2月25日晚,张永昌先生的弟子于卓思女士告知我张先生已去世的消息,我悲痛万分。张先生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外界又有几人知晓,他的职称,直到2005年才解决。他的退休工资全部加起来只有1400多元。他曾经拍着桌子愤慨地对我说:“我这样的人,还要子女养着!”外界误认为“南张”是张浦生先生,张永昌先生从不辩解,也不作任何评论。最让我感动的的是,张永昌先生与耿宝昌先生两位先生之间长达60多年惺惺相惜的友情,还有经过潜心钻研均成为秦斗级的文物鉴赏家的经历以及对我国文博事业的巨大贡献,将流芳百世。耿先生曾对我说:“张永昌先生第一次来北京,从车站到‘敦华斋’店时坐马车,与他一见如故,十分投缘。”张先生对我说起耿宝昌先生,同样也是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说:“我与耿先生年轻时一认识就成为好朋友,情同手足,无话不谈,几乎到了同吃一碗饭,同睡一张床的地步。”遗憾的是,张永昌先生驾鹤西去,“南张北耿”从次残缺,再也无人可以替代!


唯一未答应采访的孙机回绝我的理由亦使我感慨万分。他说:“我看了您采访的名单和大纲,我觉得自己够不上文物鉴定家的资格。当然还有一些人也是不够资格的。我对如今文博界很失望,也可以说很绝望。艺术品市场混乱到如此地步,真是悲哀到极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的投机、赌博行为匪夷所思。别人我管不了,我只能独善其身。”对孙机先生的学识人品,我也是十分敬仰的,但我尊重也赞同他的观点。

 

的确有一些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这种公开走穴,为一己之利,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有的专家原本很安心做学问,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一夜之间艺术品市场火暴了,专家们成了“香馍馍”,于是就动摇了,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毁了一世清白。也有的是夫人坏事,为了敛财只要给钱就题字,就开证书,迫使先生晚节不保。于是,造成了眼下十分严重的专家诚信危机。另一方面,古玩商出于各种目的,贬低专家,在策划将一件器物高价出手前,先将水搅混,说某某专家眼光极差,根本不会看东西。这样,专家一旦发表正确观点,就被责问声淹没了,就拿日前在南方十分活跃的一位古陶瓷鉴定专家来说,我觉得他看青花瓷器确实有独到之处,绝没有一些古董商所说的那么差。但是,地域性极强的瓷器如龙泉窑、越窑、磁州窑等,就很难说了。一个专家如果什么都能看,那就等于什么都不会看。随着我采访的深入,了解到一些所谓的专家根本不是搞研究的,而只是在某个国家级的博物馆任职过,或者只是个行政工作人员,结果辗转全国鉴宝就什么都能看,书画瓷玉铜器家具杂项样样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只为国家机构服务,于是打着各种权威部门的艺术品评估委员会、收藏协会鉴定委员会等多种机构应运而生,完全走市场化运作道路。明码标价开证书,睁着眼睛说瞎话,真是厚颜无耻!


2006年9月18日,央视二台中国财经报道中暗访曝光,记者用暗摄像头拍下全程,在工艺品批发市场随意花30元卖的仿红山玉后,直接去了北京古玩城鉴定中心,找到文物专家孙学海,先是花了100元鉴定费,要求做鉴定,孙学海瞄了几眼,认定是红山文化的真品。开鉴定证书,孙学海开价二千,最后以对折一千的价格成交,几天后记者拿到孙学海开的证书,写的什么“沁色严重,呈鸡骨白”等,还有一个大红印和一个钢印。我对事不对人。现今85岁的孙学海也是国家级的文物专家,走眼不是一次两次了,成为收藏界的笑柄。此事使他被国家文物局逐出国家鉴定委员会。但他在“文革”中保护文物的功绩,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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