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京士人的交游遍布朝堂内外的都市空间，他们日常的往复过从，营造出特有的社会氛围。身处北宋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的交游与朝堂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诸人，在宋仁宗时开始登上东京的活动舞台，在朝堂之外游从聚合。宋神宗即位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幻，嘉祐四友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彼此的关系也出现微妙的变化。基于在变法上政见的歧异，昔日的好友在政治上开始对立和斗争，个人关系也渐行渐远，朝堂外的交游更无从谈起。朝堂之外与朝堂之内既有不同，又密不可分。官场的纷争往往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交织互动，伴随着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 关键词：北宋；东京；士人；交游；朝堂 对于宋代士人交游问题的研究，以往多从属于政治史或人物个案的考订，而对于士人群体在东京的交游情形，还少有宏观上的考察。时至北宋，士人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参加科举考试或出仕做官乃宋代士人的重要身份特征[1]，这也决定了朝堂乃其生存、发展中密切关注的焦点。因而，以朝堂作为关照背景来研究士人的活动，既有助于解析其中所蕴涵的社会意义，也有助于探讨士人社会的世态人情。然而，以往对于士人交游的研究，尚未见有以此为视角的探讨。
北宋时期活动于东京的士人不计其数，本文不可能论及所有这些士人的交游，而主要是基于现存史料，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嘉祐四友”为例，探讨士人交游与朝堂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试图透过个案来综观整体，希望能够对东京士人交游全景的一些侧面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 一 身居天子脚下，东京士人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们的交游也难免会受到时局的影响。
宋太祖、太宗时期，天下局势未稳，随意宴饮、寻欢作乐当然不合时宜，朝廷对于臣僚的交游行为也有所约束。如果从时段上来纵向考察，北宋前期的宴饮、雅集等交游材料明显少于中后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至道元年（995），李昉“欲寻洛中九老故事”，筹备过一次雅集，“议将集，会蜀寇而罢。”[2]由于时局尚不稳定，即使热衷宴饮的李昉也不敢恣意畅饮尽欢。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真宗年间。时任枢密副使的周起“尝与寇凖过同列曹玮家饮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独起与寇凖尽醉，夜漏上乃归。明日入见，引咎伏谢。”显然，周起自己也认为夜宴聚饮违反了朝廷的规定。意外的是，宋真宗不以为然地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3]周起为枢密副使至少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西祀汾阴之后。“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4]，宋真宗发起了一系列诸如东封西祀这样的活动，其目的即为了个烘托、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气氛。“天下无事”这句话，既解释了之前禁止臣僚宴饮的缘故，也对随后宴饮之风的盛行表示了默许。
经过宋初三朝的恢复发展，到宋仁宗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平稳，文化教育蒸蒸日上，涌现出一大批在宋代，乃至整个古代历史上卓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可谓群英荟萃，盛况空前。当时的士人既有学术上的追求，又有治国经世的抱负。由于心之所系，在日常的游从酬唱中自然会关注、谈论朝堂上的政治问题[5]。正如欧阳修所云，他们习惯于“开口揽时事, 论议争煌煌。”[6]
身居政治中心的京城，特别是与当权者交游之时，即使自己无意于朝堂，但也难保不引起外人的联想与猜测。比如：
唐待制肃先与丁晋公为友。后居水柜街，宅正相对。丁将有弼谐之命，唐迁居州北。或问其故，唐曰：“谓之入则大拜，数与往还，事涉依附；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耳。”[7]
丁谓拜相之后，其身份的政治色彩也随之强化，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与之往来者即使无意于政治的纷争，也难免不受到猜疑，甚至牵连。明哲保身的唐肃主动迁居，意在通过在空间上与丁谓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远离朝堂政治的是非。
类似的情形再如北宋晚期的王黼。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王黼受赏昭德坊的赐宅一区[8]，左邻为已故的门下侍郎许将的府邸。王黼为了与梁师成毗邻而居，竟然“逼许氏夺之，白昼逐将家”[9]。王黼备受宋徽宗的宠遇，其住的楼阁被徽宗名曰“得贤治定”。一次王黼家的堂柱长出灵芝，宋徽宗“乘舆临观”，发现“梁师成与连墙，穿便门往来”，“帝始悟其交结状。还宫，黼眷顿熄，寻命致仕。”[10]王黼因受宠而得到赐宅，进而恃宠逐邻，择邻而居，并穿墙开门，私相勾结，最后由此失宠，罢官致仕。
身居京城的官员，在空间上毗邻王朝的政治核心，交游的对象又大都出入于朝堂，因而彼此的游从往来难免与朝堂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影响下，东京士人的交游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呈现出不同的情形：既有至交密友的分道扬镳，亦有政治压力下的交谊深笃；既有不同派别的根连蒂结，亦有同道同调的心心相印。 二 千百年来，王安石变法持久地吸引着后人的关注和研究兴趣[11]。这一政治运动不仅对宋朝乃至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波及当时众多人物的交游关系，其中极富戏剧性和代表性的，当数被称为“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诸人。他们在宋仁宗时开始登上东京的活动舞台，常常游从聚合，堪称至交密友；在宋神宗、宋哲宗时又先后执掌朝纲。以他们为中心，关涉到一个庞大复杂的交游网，彼此之间的恩怨纠葛伴随着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绵延数十年。在此拟以“嘉祐四友”为例，考察东京士人交游活动的一个侧面，藉以探讨士人在朝堂外的交游与朝堂内的政治活动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 王安石与吕公著在庆历二年（1042）同登进士第[12]，之后分别到地方为官。嘉祐（1056－1063）年间，二人与司马光、韩维等人齐聚东京，“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13]在“嘉祐四友”的周边还活跃着他们的兄弟、友人，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交游圈。
韩氏家族乃京城的名门大族[14]。韩氏兄弟活跃于当时的士人交游圈，东京的寺观、园林等各种场所都留下了他们与友人诗酒游从的足迹。比如皇祐四年（1052）正月二十七日，韩维与梅尧臣、江休复、杜挺之以及刘敞、刘攽兄弟在定力院聚会饮酒[15]。再如，韩维有诗写到与吴充在金明池、骐骥池的游赏唱和之事[16]。
王安石进京之后与韩缜毗邻而居，遂结为挚友。王安石有诗，题曰：“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相近，而两家子唱和诗相属，因有此作”[17]。这里所说的结识时间当为嘉祐年间安石在京为馆职时，玉汝乃韩维之弟韩缜的字。由于住宅邻近，二人常相过从，韩缜也由此发现安石“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18]，遂拉其同浴，并为其备新衣。由这些日常琐事的往来，更显出彼此关系的亲厚。《曲洧旧闻》亦载，王安石“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常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19]吕惠穆即吕公弼，韩献肃即韩绛。可见，通过韩缜，王安石进而与韩氏兄弟的其他成员也相识、相交。而且，这种交谊还延续到双方的子弟后辈。安石在诗中云：“羁旅儿童得近邻，相知邂逅即情亲。当时岂意两家子，此地更为同社人。”看到子弟们和睦友好，唱和往来，作为父辈也甚感欣慰，彼此的感情进一步增进。嘉祐四年（1059）秋，韩维前来王安石宅中造访，安石赋诗向韩维倾诉身在宦途沉浮中的内心感慨[20]，足见二人关系的深笃。
通过韩氏兄弟，王安石逐渐融入到他们的交游圈中。嘉祐中，韩维与老朋友刘攽、吴充等人在骐骥池上会饮，其中即出现安石的身影。二十年后，刘攽有诗追忆这次聚会，诗题曰：“嘉祐中，与王丞相、吴枢密、韩端明、王学士会饮骐骥池上，去今将二十年，王有感事诗见示次韵”[21]。
友人之间的日常走访并非都抱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但是，如果交游的对象拥有权势这一稀缺资源，旁观者往往会产生某种联想。朋友之交与势利之交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交游中一旦渗透出利益与权力的交易，朋友之交往往就发生质变，从而惹人非议。关于王安石与韩维等人的交游，《西塘集耆旧续闻》云： 嘉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将老，置辅非韩即吕。故王介甫结韩持国，又因持国以结子华。持国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经术，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学士召。又与子华同入爰立，遂用晦叔为中丞。[22]
即使《宋史·王安石传》也没有将这些朝堂外的“琐事”加以过滤，对此亦有大同小异的记述[23]。这些文字无非是为了表明，王安石远道而来，没有什么家族背景和政治根基，他有意通过结交韩氏、吕氏兄弟，以引起神宗的注意、赏识和重用。不过，已有学者考证指出，王安石与韩、吕两家的交游并非出于攀附的考虑[24]。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错位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但也不能就此否认没有明确动机的交游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从客观效果来看，韩维兄弟在宋神宗面前为安石多有赞誉引荐之辞，这确实为王安石步入朝堂起到过关键作用。权贵手握荐贤举官的权力资源，士人在与其交游之时无形中也增加了被知遇、荐拔以至升迁转官的机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过庭录》载，王安石“最为子华（韩绛）所服，事多折衷于介甫”[25]。韩绛与富弼爱安石之才，遂“皆力荐于朝”[26]。吕公著“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另外，王安石年少时亦与曾巩相交甚欢，曾巩将其荐于欧阳修[27]。应该看到，王安石确有真才实学，得到荐拔和重用也在情理之中。
更耐人回味的，是王安石第一次拜相前的政治运作。据《石林燕语》所载：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28]
治平四年（1067）正月，赵顼登基，闰三月即命安石知江宁府，数月后欲召其进京重用。神宗本想让韩维先写信告知安石，而韩维对此的第一反应是不甚妥当。毕竟是相知甚深的故人，韩维意识到，以安石的为人，欲通过这种私人的方式召其进京，肯定会让其感到不快。于是，韩维就在安石之子王雱前来造访之时，向其透露神宗打算起用乃父的旨意。这样，通过私人交游的渠道，不露声色地向王安石传达了朝堂上重要的人事信息。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自知江宁府调任翰林学士，进京后找房子居住，非要与司马光“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29]。显然，此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非常友好。不过，交游主体的相互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与交游活动相伴始终，即使良好的关系得以生成，也需要在之后的交游中继续维系。如果认同基础发生变易，双方的认同程度、关系亲疏也可能发生变化，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也莫过于“嘉祐四友”。 （二） 宋神宗即位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幻，嘉祐四友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彼此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基于在变法上政见的歧异，昔日的好友在政治上开始对立和斗争，个人关系也渐行渐远，朝堂外的交游更无从谈起。他们共处的主要空间也由朝堂外的宅园、僧坊转移收缩到朝堂之上。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实行变法。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30]，认为公著必定会支持、匡助自己实施变法。然而，方行青苗法，公著就极言不便，安石大失所望，其怨怒之状可想而知。神宗欲用吕惠卿为御史，公著又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安石“益怒，诬以恶语”，公著遂出知颍州[31]。随后，司马光草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神宗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32]
在新法上，吕公弼与安石也政见不合，“数言宜务安静，又将疏论之。从孙嘉问窃其稿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乐，遂罢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33]。
随着变法的实施，在对待保甲法一事上，韩维也与安石发生了冲突。时知开封府的韩维上言“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神宗以此问安石，安石虽然加以辩解，但由此与韩维的关系开始由亲转疏。熙宁三年（1070），韩维为御史中丞，以兄绛在枢府，力辞之。“安石亦恶其言保甲事，复使为开封。”后维考试制举人，孔文仲对策入等，以切直罢归。维言：“陛下毋谓文仲为一贱士，黜之何损。臣恐贤俊解体，忠良结舌，阿谀苟合者将窥隙而进，为祸不细。”安石“益恶之” [34]，二人结怨愈深。
韩绛与安石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变法之初，韩绛与安石政见多有契合，深得安石信任，并“恃以为助”。当时，吕公著、韩维与安石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韩绛还曾“极力弥缝”，但未能奏效。韩维、公著与安石“几若世仇”[35]。熙宁三年，韩绛任参知政事。七年（1074），复代王安石相。“既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且数与吕惠卿争论，乃密请帝再用安石”。然而，安石返回东京再次拜相后，政见“颇与绛异”。二人的矛盾在是否任用刘佐之事上激化。不久，绛离京，出知许州[36]。
一方面，士大夫在政治上恪守着各自的原则性立场，不受私交的左右；另一方面，朝堂外的结成的深挚感情，也不会被朝堂上的纷争所轻易割断。比如曾巩与王安石，同出自人文荟萃的江西。景祐三年（1036）相识于京师，二人可谓惺惺相惜。曾巩有《寄王介卿》云：“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可见曾对王的不胜倾慕。庆历二年，安石有《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激赞曾巩云：“吾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问。”对曾巩的文学才华，他更是给予高度的评价。《西塘集耆旧续闻》载：“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37]曾巩向欧阳修称誉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如此人古今不常有”[38]。作为同乡兼好友，他们彼此尊重，相互推挽。同为欧阳修的门生，巩与安石皆蒙修的教诲提携，为其道德文章所薰蒸浸渍。曾、王自身的学养及所受到的影响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他们的文章也有相近的特点，如长于道古，长于说理，简洁明畅，不事雕饰等[39]。虽然二人私交甚厚，但这并不能够左右各自对待变法的态度。王安石当政之时，曾巩“遂与之异。”[40]另一方面，政见的不同并未割断双方的友情。据《南游记旧》所载：“南先生病中，介甫日造卧内。”[41]这一记载出自曾巩之侄曾纡之手，当属可信。曾巩病卒之时为元丰三年（1080），当时曾巩与王安石均在江宁府。曾巩卧病之时，王安石每天都前往探视，这已不能被视作礼节性的行为，而是饱含着深厚的交情。当然，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推测，或许安石此举正是为了弥合政见分歧所造成的感情裂痕，毕竟相知半生的友人病入膏肓，大限之期似已不远。
居于高位的当权者，既对于带有明显势利色彩的应酬退避三舍，也需要亲密的友情。熙宁三年冬，王安石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前来拜贺之人络绎不绝。安石“以未谢恩，皆不见之，独与余坐西庑之小阁。”[42]宰相的人选自然备受瞩目，朝中官员将来在仕途上的沉浮荣辱无不与宰相息息相关。因而，百官争相登门拜贺也就不足为奇，也不会单单是王安石拜相时所独有。升官不仅对士人自己而言乃一件快事，与之能够搭上关系者也多觊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少人都乐于借此机会登门拜贺，以增进感情，密切关系。不过，正由于升官拜贺成为官场的礼俗，反而不容易看出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比如此前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丁谓除参知政事[43]，与其私交不合的杨亿也前往祝贺，私下却对同列曰：“骰子选尔，何多尚哉？”[44]然而，这位“拗相公”王安石并不屑于这些锦上添花的虚文缛节，前来拜贺之人大都吃了闭门羹。
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对宋朝社会的总体走势影响深远。此外，这场政治变革也波及士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诸如嘉祐四友的分道扬镳，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的由亲转疏，等等。对于当时的士人社会，王安石推动的变法就像一场大地震，不仅影响到身在东京的“嘉祐四友”，而且波及京城之外的士人交游。熙宁初年，王正甫人在洛阳，监西京粮料院。一日约邵雍同吴处厚、王安国一起吃饭。邵雍“辞以疾”。次日，王正甫再来，邵雍解释说：“吴处厚者好议论，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执政行新法，处厚每讥刺之；平甫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会也。”[45]这场变法对于士人的交游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邵雍正是预见到了吴处厚与王安国会因新法而发生龃龉，所以谢绝了王正甫的邀请。
当时的西京洛阳聚集着众多的士大夫，他们虽然身在江湖，也大都关注着京城的政治风云，因而其游从往来自然与朝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士大夫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即使在野的官员也会密切关注着朝中的政治动向。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以宫观闲职居洛阳的司马光来到东京，“谒时相于私第”[46]。元丰八年三月的“时相”，当为王珪或蔡确[47]。早在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之时，对于是否起用司马光，王珪与蔡确的确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宋史·王珪传》载： 先是，神宗谓执政曰：“官制将行，欲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珪、确相顾失色。珪忧甚，不知所出。确曰：“陛下久欲收灵武，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珪喜，谢确。帝尝欲召司马光，珪荐俞充帅庆，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至。已而光果不召。[48]
东京是政治波澜动荡起伏的漩涡中心，回到京城的地方官员，前往权贵宅中拜谒，既在礼节上合情合理，也是捕捉政治讯息的便捷途径。随着神宗的病逝，高太后的当权，司马光的进京，朝廷正暗藏着一场政治波澜。而此次司马光拜谒“时相”之举颇有新旧交接的意味。一个多月后，王珪病卒，蔡确升任左相、章惇升任知枢密院事，司马光则任门下侍郎为执政[49]。不久，新法就开始被逐个废除。
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疾作二十八日，执政往问”。当时的执政官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尚书左丞李清臣，尚书右丞吕大防等人。重病在身的司马光预感到大限不远，希望通过前来探望的这些同僚能够将其未了的心愿付诸实施，因而嘱托曰：“某有数札子，切为留意，若不蒙施行，光死不瞑目。”[50]由于宾主双方特殊的政治身份，这一私宅中看似普通的探病，承载了重要的政治内容和意义。
参与政治活动为大多数士人实现人生抱负的主要途径，游从过往乃士人在朝堂外的重要活动。士人游走于朝堂内外，不仅其政治行为与交游难以剥离，而且官场的纷争往往与个人的恩怨交织互动。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交游空间的宅第，无形中承载着超出个人生活起居的政治意蕴。 三 一般而言，“朝堂”可以视作朝廷的代称，主要意指百官治事之所。作为处理政务的机构，衙署本为朝堂的空间载体。因而，在物质空间的意义上，朝堂之内即意指各种衙署机构。朝堂之外的范围则更加广阔，包括寺观、园林等休闲娱乐空间，酒楼、茶坊等商业消费空间，以及住宅、庭园等私人生活空间，等等。
作为行政机构，衙署本质上虽是处理公务的场所，但其中也渗透着私人性质的交往活动。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现象：一是同僚之间谈笑、聚食、宴饮、宿直、唱和等交往过从，一是衙署外的非办公人员前来私谒。东京的一些大型寺观、园林也承办朝廷的游宴庆典，这些活动既是朝堂事务的延伸，又具有交游的性质；而一些私人饯行活动的背后，也往往折射出朝堂风云的讯息。作为商业性交游空间的酒肆、茶坊，虽然与朝堂有一定的距离，但其中发生的交游活动一直受到朝廷的关注。宋初，朝廷明令禁止朝中的某些官员到茶坊、酒肆饮酒。社会步入承平时?%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