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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蘭性德的詩學思想與詩作 - 文论 - 中国古代文学

 昵称191190 2010-06-04

納蘭性德的詩學思想與詩作

一、導言

相對於納蘭詞的「家家爭唱」、「傳寫徧於村校郵壁,海內文士競所摹仿」,納蘭詩要寂寞得多。但這並不是說納蘭詩不好,無所足取,清人詩話曾評其詩「纏綿秀麗」、「吐屬清雋」,「一代詩才,俊逸飄飄淩雲」[1],即使放在整個清初詩壇而論,他的詩亦有其特定的地位。只是他的詩為其詞名所掩而已。

 

這固然與納蘭性德著力於詞的創作有關,徐乾學〈通志堂集序〉就曾說道:「容若病且殆,邀余訣別,泣而言曰:『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鑽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生平詩文本不多,隨手揮寫,輒復散佚,不甚存錄。辱先生不鄙棄,執經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語以讀書之要,及經史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然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今方欲從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長負明誨,歿有餘恨。』余聞其言而痛之。」
「詩餘」是古人對詞的別稱,「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一語,可看作是納蘭性德的精神旨趣。

 

而從整個清代看,是詩歌的又一高峰,名家輩出,名篇絡繹,特別是乾隆以後,清詩自具面目,真的是超明越元,抗衡唐宋,別開生面。納蘭性德既著力於詞,精力所限,詩必相較不濟。且「前修未密,後出轉精」[2],詩為後來者超越,自是意料中事。因此對納蘭詩,不能過於苛求。

 

歷來談納蘭性德者,多著力於他的詞,鮮有將他的詩納入研究視角的。本篇論文,擬就前人未曾涉獵過的納蘭性德詩及其詩歌理論,做一探索性的嘗試。本篇論文分四個部分:首先從清初詩壇的風尚談起,因為任何一位作家的創作與思想都不能超越他生活的時代,希望通過歷史的比較分析,還原納蘭性德詩及其詩歌理論的本來面貌。其次,談納蘭性德的論詩之旨,這是本篇論文的重心。第三部分,談納蘭性德詩的形制、類型,依類來談,同時略作賞析,以便使讀者更易窺得納蘭詩的「廬山真面貌」。最後是一篇總論,談納蘭性德詩詞的藝術風格。



二、納蘭性德的生平與著述

(一)納蘭性德的生平
納蘭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州正黃旗人,康熙朝大學士明珠長子。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655年1月19日)[3],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7日),享年虛齡三十一歲。性德原名成德,康熙十四年(1675)二阿哥胤礽被冊立皇太子後,為避皇太子嫌名(胤礽小名保成)[4],更名性德。[5](是年性德已二十一歲,已參加過癸丑科的會試。)性德生於順治十一年臘月,小時家中喚作冬郎,長大成名後,因詩風近似唐代韩偓,世之論之者有「於唐人最近韓冬郎」[6]之語。韓偓是李商隱連襟韓瞻的兒子,小名亦喚冬郎,是晚唐小有名氣的詩人,著有《翰林集》、《香奩集》等,以此比擬,算是嘉話。[7]
性德履歷,最可靠的是徐乾學的《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和韓菼的《進士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8]
二種皆附見《通志堂集》卷十九。健庵和元少是性德生前最親密之人,敘述當較可信。
[9]
《清史稿》卷484、《清史列傳》卷71納蘭性德本傳,即自二種文字節刪而成。據《墓志銘》,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年十八(康熙十一年,1672)應順天鄉試,中舉人。十九歲(康熙十二年,1673),「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竢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應殿試,條對凱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
[10]
從《墓志銘》的記載看,性德本望在康熙十二年成進士,因患寒疾未能參加三月殿試,故延至十五年(康熙十五年,1676)方參加廷對。中國科場慣例,會試中式,即算終身底定鮮有廷試被涮下者。然殿試終算一過場,故坊間談性德履歷,或稱其為康熙十二年癸丑科進士,或稱其為十五年丙辰科,分歧即在此。
[11]
癸丑科的會元和狀元都是江蘇長洲人韓菼,他也是徐乾學鄉試錄取的學生,康熙朝有名的大才子,據傳康熙朝的許多詔敕文誥多出其手,《清史列傳》卷十三曾引康熙帝上諭說:「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所撰文,能道朕意中事」[12]《清史稿》韓菼本傳記:「〔康熙十二年(1673)〕應順天鄉試,尚書徐乾學拔之遺卷中」[13],又說:「菼負文章名,而立朝樹風概,敢言,與人有始終。其再假歸也,乾學方罷官家居,領書局洞庭山中。兩江總督傅臘塔構乾學,將興大獄,素交皆引去。菼旦暮造門,且就當事白其誣,乃已。」可見是個令後世貴風義而思企慕的人。生平與與性德友善,性德歿后,曾為撰寫《神道碑》。
榜眼是康熙朝後來鼎鼎有名的王鴻緒,王長性德十歲,長康熙九歲,江蘇華亭(即今上海)人,康熙十二年成進士後,曾做過翰林院編修、工部尚書、戶部尚書等職,是康熙帝十分親信的臣子。後世知道他,還有一重公案,就是他曾擔任過《明史》的總纂官。據説他有向皇帝專摺言事的權力,金庸先生爲此還寫過一篇〈康熙朝的機密奏〉,討論其事。他也是性德生前日從過密的朋友,性德歿後,與明珠和揆敘多有往還,互通聲氣,時目為明珠一黨。
探花是徐乾學的弟弟、徐元文的哥哥,徐家老二徐秉義,徐氏三兄弟皆有文名,號稱「三徐」,其聲名在當時不下於乃舅顧炎武。
[14]
這一科的三鼎甲都是江南人,主考亦非等閒之輩,主考官中有龔鼎孳和熊賜履,最為著名。龔是安徽合肥人,字孝升,號芝麓,一生歷仕三朝,見主就依,最為人譏病,然詩名卓著,與錢謙益、吳偉業並稱「江左三大家」。《清史稿》龔鼎孳本傳稱:「鼎孳天才宏肆,千言立就。世祖在禁中見其文,歎曰:『真才子也!』嘗兩典會試,汲引英雋如不及。朱彝尊、陳維崧游京師,貧甚,資給之。傅山、閻爾梅陷獄,皆賴其力得免。臨歿,以徐釚囑梁清標曰:『負才如虹亭,可使之不成名耶?』釚後以清標薦試鴻博,入史館。自謙益卒後,在朝有文藻負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著有《定山堂集》。」[15]
後世意見認為他詩歌成績實不及牧齋、梅村,唯以勢位顯赫,士流所歸,故與齊名。
熊賜履名位要晚於龔鼎孳,其字敬修,湖北孝感人,清初理學名臣。唐鑒之《學案小識》將他與陳廷敬、于成龍、陳鵬年等人並舉,列入《守道學案》,名在陸隴其、湯斌、魏象樞等人之下。孝感舊城孝昌,後世提到他,多稱「孝昌先生」。熊氏是順治十五年(1658)的進士,康熙初鰲拜伏法,曾立奇功,以致歿後十數年,康熙帝「每念舊勞,不忘於心」。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三〈本朝时事〉記賜履,曾有「名甚盛,又得君,……今上惟清岳之言是聽」的話;當時人評價他也曾說:「以王佐之才,為聖天子輔,啟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
[16]
一生主持會試四次,得人無數。

丙辰科的會元和狀元,也是一個人,是蘇州的彭定求,他是後來《全唐詩》的總纂官,在康熙朝聲名卓著。性德殿試中的是二甲七名,即第十名。這一科進士與性德的關繫遠不如癸丑科之密,不再贅述。
性德二十二歲成進士,康熙帝玄燁「以其世家子,授三等待衛,再遷至一等」,出入扈從,深得隆遇。《墓志銘》記:「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喇,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萬壽節,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詩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
當然,康熙帝不會因為性德是世家子而特別青眼有加的,他看中的是性德的才,《墓志銘》也記:「當入對殿廷,數千言立就,點面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又說:「其在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苦勞,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逸。類非綺襦紈絝者所能堪也。」

性德才氣縱橫,待人接物絕不類彼時世家子弟,喜讀書,時有警見。徐氏《墓誌銘》記:「容若數歲即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雕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為人謀,謀必竭其肺腑。……間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於色也。」[17]
董訥〈進士納蘭君誺詞〉亦稱性德「字追米蔡,詞抗蘇黃,詩則拾遺、王、孟之間,無不各臻其妙」。這些均為康熙帝深賞。《通志堂集》錄有不少應制詩,覈以《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足見旨趣之同,據傳性德歿後,康熙帝每見明珠,則將臉側過,不忍睹其容顏,反為明珠勸要節哀,想來聖祖當引性德為知音。另據《清實錄》,康熙帝還曾委派性德到黑龍江呼倫﹐查勘沙俄侵擾情況﹐並安撫達斡爾邊民,不斷委以重任。但很可惜,納蘭性德年僅三十一歲就死掉了,否則,會是康熙朝很有名望的大臣。

納蘭性德以詞名,後世知道他,泰半因為他的詞[18];然在三百餘年前的康熙初期,他的清譽可能要超過他的詞。徐乾學《墓誌銘》說:「君所交遊,皆一時俊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名,贖而還之。坎坷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貲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為哀輓之詞者數十百人,有生平未識面者。」梁佩蘭〈祭文〉也說:「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固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真。」都突出他待人接物的一個「真」字。而從《通志堂集》所附的詩文、書信看,真的是虛己納交,竭至誠,傾肺腑。這樣的人物,也許歷史上只有日本的聖德太子可與比,都是少年英特,享一時聲譽,而又不幸早夭的人物。


(二)納蘭性德的著述
古人有「立德、立言、立功」之謂,納蘭性德除「功」乏善可陳外,其餘二者,皆為當時及後世所重。從納蘭性德同時人的記載看(即從《通志堂集》卷19-20所附載的師友雜憶看),性德天資聰穎,深受漢文化的薰陶,能詩擅詞,長於書法,精於書畫鑑賞,個人創作外,曾輯有《全唐詩選》和《詞韻正略》。其為人耿介,鄙視宦海傾軋,追求清狂通脫的生活。而從今日能看到的納蘭性德的著作看,文如其人,他的這些性格,在其詩文中,均可尋得端倪。
性德的著述,最主要的是《通志堂經解》和《通志堂集》(尚有《納蘭詞》,係後人據《通志堂集》卷6-9、《側帽詞》、《飲水詞》整理而成)。《通志堂經解》是坊間今尚艷稱的儒門經解叢書,是有清三大經解叢書之一(另兩部是《學海堂經解》和《續皇清經解》),輯集唐宋元明學者解經之書而成,都138種;另附納蘭性德自著《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二種,總1800卷。此書是宋學的集大成之作,乾隆皇帝弘曆評介說:「是書薈萃諸家,典贍賅博,寔足以表章六經。」[19]
然其作者則存在疑問。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九日上諭:


《四庫全書》館進呈補刊《通志堂經解》一書。朕閱成德所作序文係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幼稚,何以即能淹通經術?向即聞徐乾學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經解》之事。茲令軍機大臣詳查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徐乾學係壬子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間柄用有年,勢燄熏灼,招致一時名流如徐乾學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即夤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刊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尚不能覃心闡揚,發明先儒之精蘊,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廣搜博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證為徐乾學所裒輯,令成德出名刊刻,俾藉此市名邀譽,為逢迎權要之具耳。[20]

乾隆還在《通志堂經解》補刻本的御撰序中直斥說:「[url=]徐乾學阿附權門,成德濫竊文譽,二人品行,本無足取。但不以人廢言,故補刊齊全,訂正訛謬,以臻完善。[/url][Fan-Chih1] 」矛頭直指徐乾學。顯然,由於明珠和揆敘的原因,乾隆對納蘭家族的成見在這裡表現得甚為充分。
清末民初長沙葉德輝著《書林清話》,卷九專辟「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條三則,其第三云: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通志堂經解》,納蘭成德容若校刊,實則昆山徐健庵家刻本也。高宗有成德借名,徐乾學逢迎權貴之旨。成德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經解之書,薈而付梓,鐫成德名,攜板贈之,序中絕不一語及徐氏也。書中有宋孫莘老《春秋經解》十五卷,而《目錄》中無之。山東朱鳶湖在武英殿提調時,得是本,以外間無此書,用活字板印之,蓋以通志堂未曾付刻也。其時校是本者,為秦編修敦甫恩復,秦家有通志堂刻本,持以告朱,朱愕然,不知當日《目》中何以缺此也。秦云據其所見,為《目》中所無者,尚不止此,豈是書有續刻歟?」吾按:是書隨刻隨印,亦隨時排目,故其目錄有多寡之不同,據邵《注四庫書目》,亦云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當時已經刊成,因栗曾劾朱子,遂毀其板。然則《目錄》與刻書之不合,信有之矣。[21]

誠然,葉氏這裡重點談的是《通志堂經解》版刻情況,於作者問題稍有涉及。其「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條第二則云:「蓋納蘭即明珠之子,當時徐乾學、高士奇與之結納,故徐為作序,盛推其校刻之功,其言雖不免過於誇侈,然納蘭成德究為貴介中有才德者,世傳所著《飲水詞》、《側帽詞》,饒有宋人風格。平生與無錫詞人顧梁汾貞觀交契,吳漢槎兆騫以『科場案』牽連,謫戍寧古塔,顧寄吳《金鏤曲詞》為納蘭見之,讀之泣下。白于明珠,以輾轉道地赦歸,其人其事,皆藝林美談。然則《通志堂經解》一書,或不必盡為徐氏所代刻,百年公論,後世自有知者。」[22]
可見葉氏於是書作者,依在存疑之間。

今檢性德生前摯友朱彝尊的著述,朱氏不僅在《經義考》卷六十八著錄了納蘭性德〈大易集義粹言序〉全文,而且自己也寫了一篇〈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收在《曝書亭集》卷三四。朱氏在〈序〉裡敘述了《大易集義粹言》成書經過,並說:「吾友納蘭侍衛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淥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溫陵曾氏種《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書昆山徐公嘉其志,許鏤版,布諸通都大邑,用示學者。」
聚訟如是,難以衡裁,故《四庫總目》卷183〈通志堂集提要〉提到《通志堂經解》時,寥寥數語涉過,不加評說:

《通志堂集》十八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性德生長華閥,頗喜文翰,鄉試出徐乾學之門,遂受業焉。《九經解》即其所刻,而徐乾學顧湄校正之,以書成於性德歿後,板藏徐氏,世遂稱《徐氏九經解》;並通志堂而移之徐氏,實相傳之誤也。是編乾學所裒輯,凡詩五卷、詞四卷、文五卷、《淥水亭雜識》四卷;又附錄碑誌哀輓之作為二卷。[23]

所言《九經解》即是《通志堂經解》。「《九經解》即其所刻,而徐乾學延顧湄校正之,以書成於性德歿後,板藏徐氏,世遂稱《徐氏九經解》」數語不確,《通志堂經解》刻板於康熙十九年(1680)[24],性德序署康熙十二年(1673)夏五月,疑係陸續纂輯而成;《通志堂集》刻成於康熙三十年(1691),據傳係性德歿後,乾學受康熙唆使彈劾明珠,旋亦遭罷,畏忌報復,討好明珠而刻。[25]
《經解》作者存在問題,很難以判定哪些是納蘭性德的手筆,因此談納蘭性德著作,重點還是《通志堂集》和《納蘭詞》。
《通志堂集》二十卷,上引《四庫總目》已有交待,徐乾學《通志堂集·序》:「余里居杜門,檢其詩詞古文遺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對巖、顧梁汾所藏,並經解、小序合而梓之,以存梗概,為《通志堂集》。碑、志、哀輓之作,附於卷後。」[26]
全集包括賦一卷,詩、詞、文、《淥水亭雜說》各四卷,雜文一卷,附錄二卷。其中賦收錄五篇,如〈金山賦〉、〈五色蝴蝶賦〉、〈自鳴鐘賦〉等;詩收三百二十九首,古近體詩皆備,如〈曹子建七哀〉、〈和友人飲酒〉、〈擬古四十首〉、〈新晴〉、〈歲晚感書〉、〈即日又賦〉、〈古北口〉等;文四卷中,《經解序》有三卷六十七篇,如〈子夏易傳序〉、〈吳氏易圖說序〉、〈文公易說序〉等,一卷是序、記、書等內容,有十篇;卷十四收雜文十六篇;卷十五至卷十八為《淥水亭雜識》;卷十九至卷二十,附錄性德歿後,師友所贈誄詞、哀祭文、輓詩、輓詞等一百三十篇。

集中諸體,以詞為最具特色。清代前期,浙西詞派聲勢頗盛。該派奉周邦彥、姜夔為圭臬,而實不足追蹤周姜。性德詞題材雖狹窄,然盡洗模擬餖飣之習,純以自然勝;多數篇章詞風凄婉,而雄渾之作尤為擅場。其成就實在浙西詞派之上,為清詞中代表作家之一。集中卷六至卷九共收有詞三百首。詞集初名為《側帽》[27],增補後又取名為《飲水詞》。[28]
性德詩和詞,下文將重點辨析,先不贅述。單就賦和文而言,性德之賦今存五首,或呈沉雄之皇威,或抒輕捷之性靈。文的部分,三卷《經解序》是性德為其所刊經書作的序(即解題),每書一序,「敘其大義」,足見平生之抱負及博識。[29]
四卷《淥水亭雜識》為性德早歲披覽經史之心得,其卷前小序云:「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蒞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淥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流覽云爾。」內容所涉甚廣,多有警語。(《雜識》後被刊入《昭代叢書》、張氏《適園叢書》,流佈甚廣。)

卷十九至卷二十,附錄部分,資料豐富,為歷來研究納蘭性德之第一手材料。然前人或有評說,如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條下:「《通志堂集》附刊碑志哀祭詩文為二卷,篇什既富,所作皆當時名流,然往往稱述其家世勳貴,無足當性德生平者。其中惟嚴繩孫、姜宸英、梁佩蘭諸篇,皆敘述交誼,而懇切真摯,尤以顧貞觀一篇為最。」[30]
頗須引起注意。

《通志堂集》最常見的是康熙朝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曾據康熙三十年(1691年)刻本影印。影印本分線裝、平裝兩種,平裝二冊,線裝四冊。此書板毀甚早,流佈極少,目前所見主要為1979年影印本。然印數有限,彌足珍貴。
《飲水詩集》二卷、《詞集》三卷,康熙十七年(1678)顧貞觀、吳綺選刻
[31];之前已有詞集《側帽集》行世,徐釚《詞苑叢談》所言「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貞觀《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即是指此。二種於道光中經汪珊漁整理,合編為《納蘭詞》,共收入詞三百五十首。此書有《四部備要》本、世界書局本、「人人文庫」本,甚為常見;其中1954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保留原版面目,最具特色。此外,嘉慶中,袁通在南京選刻《飲水詞鈔》二卷,列入「隨園三十六種」之一,光緒十八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曾予重印,亦甚常見。
上述均是研究納蘭性德及納蘭詞的絕好材料,俱可參看,本篇論文的撰述,即依據了上述材料。

 


三、[url=]清詩的地位及清初詩風的轉換[/url][Fan-Chih2]

(一)清詩的狀況
談納蘭性德的詩學理論,須得從清初詩壇的風氣談起。因為任何一個作家的創作或思想,都不能脫離他生活的時代。而若談清初的詩風,則須先得了解清詩在中國古文學史上的地位。
清代詩文(過去重視詩文,貶低詞曲,稱一代文事,多詩文並舉),過去的看法,認為在中國文學史上已處於衰落時期。認為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曲小說,一代有一代的文學特色;詩文在元明以後,不過陳陳相因,不再有新的開拓。
此種意見雖有一定道理,但未免是一種絕對化的偏見。對於清詩,從目前的研究情況看,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餘地。

一代有一代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新興的文學體式,這固然是事實,所謂「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32]。但問題應該看全面,「新的文學體式登上文學舞臺以後,並非是原有的文學體式便一定無發展餘地,便不可能有傑出的作家作品出現,原有的文學體式便不可能反映時代現實。」[33]
宋代文學雖說是詞的天下,但宋詩仍足以與唐詩分庭抗禮,不能說詩到唐人已經寫完,宋以後大可不作了。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大家,難道其成就便低於唐人中的大家嗎?兩宋大量名家的優秀作品,難道便遜於唐人嗎?

而元明以後的情況則是無庸置疑的。元明兩代詩文,出現了倒退的摹古逆流。元詩摹唐,元文沒有越出宋六家樊籬;明人變本加厲,出現了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摹古流派。雖然有唐宋古文派出與抗衡,但唐宋派本身也乏創新。詩則復古之風一直泛濫到明後期,公安、竟陵二派意圖輓此狂瀾,然並未奏效,明末以陳子龍為首的幾社詩人的詩,實可看作是七子派的迴光返照。——整個元明詩文,可說是比較衰落的時期,當然,這其中也有少數優秀的作家與作品,不能一筆抹煞。
元明兩代詩文復古道路走到盡頭,弊病暴露無遺,於是窮則變,變則通。誠如劉勰《文心雕龍·通變》所言:「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製奇,參古定法。」[34]
清王朝初期,詩文作家正是在總結元明兩代復古逆流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怎樣繼承和發展前代遺產的實踐中,在滄桑變革時代風暴的振蕩下,開出有清一代詩文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的。


(二)清初詩壇的風氣
清初的詩風轉換,與清初幾位詩文大家的好尚及努力是密不可分的。錢仲聯在〈清詩簡論〉一文中說:

清詩的初期,正當滄桑變革的時代,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作家和作品。在詩歌理論方面,有錢謙益、黃宗羲、王夫之諸人,他們在學古上反對墨守唐人,提倡宋詩,提出許多寶貴的創作意見,給明代詩風以大力的掃蕩,對清代詩風的轉變,作出了貢獻。愛國的遺民詩人,數以百計,其作品又有不同的風格特色,如顧炎武詩質實深厚,嗣響杜甫;錢秉鐙、吳嘉紀、邢昉同樣學杜,卻以白描真摯取勝;屈大均兼學李杜,則又能奇思馳騁,富有浪漫精神。藝術風格各異,而反映現實,各具真面目,突出愛國主義精神則一。顧、錢、吳雄視江南,屈高步嶺南,代表了不同地區。而向來稱為開國宗匠的錢謙益、吳偉業,雖因為降臣而削減身價,但對清初詩壇的影響,卻大於遺民詩人。

又說:

謙益在降清後又反清,寫了大量反清內容的作品,激楚蒼涼,律詩尤勝。偉業創造「梅村體」,五七言古近體詩,也是名篇絡繹,號稱一代詩史。謙益以兩朝詩壇領袖的資格,對清初重要詩人,如吳偉業、屈大均、宋琬、施閏章、王士禛都有影響,論定他們的詩,並給他們的詩集都寫了序。特別是對王士禛有「代興」的期許。士禛因謙益的揄揚,繼謙益而起,逐步成為康熙時期詩壇的領袖。[35]

上引錢氏論述中,「他們在學古上反對墨守唐人,提倡宋詩」一句,最需注意。前面說過,明人摹古變本加厲,出現了何景明、李夢陽、王世貞、李攀龍等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摹古流派。但至明代中後期,鑒於「前後七子」復古主義詩派濫捧唐詩而貶抑宋詩的偏見,就有人出來反對,如袁宏道、陶望齡、譚元春等人,這時便開始大力鼓吹宋詩。這一風氣,在清初由於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葉燮的大力倡導而更為高漲。吳之振、呂留良、吳自牧所編《宋詩鈔》就是這一風氣下的產物,它也是當時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宋詩選集。正如吳之振的朋友宋犖《漫堂說詩》所說:「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36]
當然,這一反摹古之風的摹古之風也有流弊,就是宋詩開始引起人們注意的同時,伴隨的是極度貶抑唐詩的思潮。清初人將兩者視為水火不容的兩種文藝趨向。納蘭性德的許多理論即是針對這一現象而發的,我們會在下面談到。

說到這裡,我們需知道,「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為疑,似未聞誠齋此論。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恉。」[37]
這是錢鍾書在《談藝錄》裡的話,於唐詩、宋詩理解,最是精辟。但明人和清人則未必這樣理解,從今日能看到的明清人別集看,他們大多都是極為盲目的,認為唐詩即是唐人詩,宋詩即是宋人詩,主唐詩者必一概反對宋人詩,主宋詩者則一概詆毀唐人詩。流弊所之,社會思潮隨之涌動。這也是為納蘭性德所特別反對的,納蘭性德所謂「萬戶同聲,千車一轍」、「俗學無基,迎風欲僕,隨踵而立」、「如矮子之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即是針對這一現象而發的。

錢謙益是清初詩壇的領袖,他的詩論表現出了明末清初詩學批評的轉折和發展。他反對明代的摹古傾向,繼承了公安派的「申寫性靈」思想,他在重視真情感的同時,又強調外在事物以至時代對於真情實感觸發的重要性,提出「窮於時,迫於境」而「發為詩」,才是「古今之真詩」。他的理論對清初進步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影響很大。而王士禛是對整個清代詩壇影響至巨的人物,被目為「一代正宗」[38],「神韻」說是其詩歌理論的核心。[39]
他們兩個最大的貢獻,一是將清初詩人的視野從「盛唐詩」擴大到了整個唐詩(這一思想對康熙帝影響甚大,最後成為主政者的文藝思想,《全唐詩》可說是這一思想的產物),二是引領清詩從單純的宗唐,發展到兼取宋詩。(有清二百六十餘年詩學,起首和最末,都是「宋詩派」的天下,最是耐人尋味。)

而王士禛眞正主盟詩壇,已是康熙中期,南明政權消失,全國統一的時候了。清詩在他手裡初具規模。他被後來的詩論家譽為「清代第一詩人」((譚獻語,見《復堂日記》)),他的神韻說影響了清前期的詩壇,幾達百餘年之久。[40]
清代詩文,沒有初期這一風氣的轉變,以後的發展是難以想像的,沒有初期作家的巨大努力,要取得超越元明的地位也是不容易的。清初風氣一經轉變,「驊騮開道路,鷹準出風塵」,接著,就呈現出眾星爭耀的偉觀了。


(三)康熙帝的文藝思想
清初詩風的轉變,差不多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嚴迪昌《清詩史》第三編〈「昇平盛世」的哀樂心聲:清中葉朝野詩壇〉的引言部分談到:

愛新覺羅氏皇族揮師入關,君臨天下,歷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政局趨於穩固,經濟漸見復蘇,「文治」亦隨「武功」而日益強化,宋明理學重新成為整肅人心的統制教義,以為整飭社會秩序服務。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起伏消長,作為大文化範疇的高層精神領域,清代詩歌也隨著歷史的推移,已然由「變」返「正」,儒家傳統詩教再次被確立為「一尊」,詩壇從整體上看在「雅」化的歷程中行進,從而氛圍亦雍容而沉悶。
清詩從變調而重被納入正音,其完成時間在康熙中期,玄燁五十「萬壽」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時的「上諭」可視為詩文化被統入「御覽」的一個標誌。……清代詩歌從那時起已總體進入這樣的運動軌跡,「清雅」、「醇正」之風正蕩滌或消解被視為不合「指歸」的一切變徵變雅之調。由雍正朝進入乾隆「十全」盛世後,這種趨勢走向在更為嚴酷的文字獄的威劫下,以及一大批新一代更能體察聖意的文學侍從、鄉會試考官、學政督使甚至封疆大吏的八面鼓動導揚中、進一步得到推進。必須注意的是,由於學政命官和封疆大吏的愈趨於風雅化,詩人與朝廷名宦的密合為一,詩界的貴族化、縉紳化傾向必更加嚴重。他們的「嘉惠士林」,極一時詩酒流連之盛,對心態處於驚悸和抑鬱之中的才士們也確實構成別樣的溫馨感,從而既多少淡化了一些文字大獄造成的恐怖氛圍,又必圓融入更見濃重的清真雅醇風調。

 

這裡提到了詩壇宗匠之外的另一因素,即政治的因素。從後世的角度看,無論錢謙益,還是王士禛,還是後來的翁方綱,他們都是朝中的大員,他們都曾主持過鄉試或會試,有一大批的門生故吏。他們能取得天下讀書人的尊崇,奉為盟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們勢位顯赫,士流所歸。《三國志·袁紹傳》說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便天下」,就是這種影響。他們的文藝思想和風尚好惡,很容易成為天下人追逐競尚的方向。

 

當然,論影響,還是帝王最大。清代十二位皇帝,都比明朝出色,其中關心文藝思潮、才思出眾者,要推康熙帝和乾隆帝。康熙帝的《御製文集》和《御製詩集》今天很容易看到,從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的文藝思路,結合有清二百六十餘年的文藝思想,很難以忽視他的貢獻。

 

康熙帝的文藝思想主要有三個:一是重性靈。如〈詩說〉曾說:「詩者,心之聲也。原於性而發於情,觸於境而宣於言。」[41]
〈全唐詩序〉亦曾說:「又堂陛之賡和,友朋之贈處,與夫登臨讌賞之即事感懐,勞人遷客之觸物寓興,一舉而託之於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攄寫性情,則其致一也。夫性情所寄,千載同符。」
[42]
這一思想可說是與王士禛頗為暗合的
[43],納蘭性德亦堅持這一理路。這點是清詩自具面目的第一要義。清詩能脫穎而出,即堅持了這一理論,可說是清詩的立國之本。
二是反對摹擬。此條與上一條相輔相成,是清以降詩家所遵奉的最基本原則。清人論詩,最重無獨創。然源頭實自清初詩壇宗匠及康熙帝的提倡。康熙帝〈全唐詩序〉言:「夫詩盈數萬,格調各殊,溯其學問本原,雖悉有師承指授,而其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至,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其甚者,寧為幽僻竒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絶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又說:「學者問途於此,探珠於淵海,選材於鄧林,博收約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則真能善學唐人者矣。豈其漫無持擇,汎求優孟之形似者可以語詩也哉?」

三是重詩教,看重詩的教化之功用。如《御製文集》三集卷20〈全唐詩録序〉言:「在昔詩教之興,本性情之微,導中和之旨,所以感人心而羙謡俗,被金石而格神祗,故大舜以教胄子,樂正以造俊秀。」
〈全唐詩錄序〉裡也說:「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躬自撰著,一時文人才士將相名臣,詠吟遞發,藻采繽紛,踵襲雅騷之迹,光昭正始之音,而歌行律絶,獨創兼能,自遐古以來未嘗有也。」
結合康熙帝的文治武功,這可說是他在文治上的抱負,欲追蹤三代,步法太宗,開一代聖明政治。此類再如寫於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歴代詩餘選序〉言:


然則詞亦何可廢歟?朕萬幾清暇,博綜典籍,於經史諸書有闗政教,而裨益身心者,良已纂輯無遺。因流覽風雅,廣識名物,欲極賦學之全,而有《賦彚》;欲萃詩學之富,而有《全唐詩》刊本、《宋金元明四代詩選》。更以詞者,繼響夫詩者也,乃命詞臣輯其風華典麗悉歸於正者為若干卷,而朕親裁定焉。夫詩之揚厲功德,鋪陳政事,固無論矣。至於〈桑中〉〈蔓草〉諸什,而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蓋蕙茝可以比賢者,嚶鳴可以喻友生。苟讀其詞而引伸之,觸類之,範其軼志,砥厥貞心,則是編之含英咀華、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該之也?若夫一唱三歎,譜入絲竹,清濁高下,無相奪倫。殆宇宙之元音具是,推此而沿流討源,由詞以溯之詩,由詩以溯之樂,即《簫韶》九成,其亦不外於本人心以求自然之聲也夫?[44]

 

「詩餘」是詞的別稱,舊時地位甚低,《四庫總目》卷198,集部51,詞曲一就曾說過:「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其於文苑尚屬附庸。」
康熙帝能如此重視,足見其胸襟之大,抱負之深,而反看有清二百餘年的詞學,直與宋詞抗衡,不能說沒有康熙帝的倡導之功。

 

 

康熙帝在位六十年,武功之外,文事實足彪炳,曾主持編纂《歷代賦彙》、《全唐詩》、《宋金元明四代詩選》、《歴代詩餘選》、《康熙字典》、《淵鑑類函》、《古今圖書集成》(《古今圖書集成》實編成於康熙之手,最後刊刻印刷是在雍正朝)等一系列大型圖書,對清代的文藝思潮影響至偉。以往談清代思潮,多忽略他的影響力,這是不對的,因為一種風氣的轉移及趨向,有時是與政治氣候及大人物的提倡密切相關的。

 

納蘭性德小康熙帝一歲,二十二歲中進士後,即在康熙帝身邊服役,深得隆遇,一再擢升,日從可謂之密。從《通志堂集》附載的詩文看,許多詩文都是應康熙帝之命而寫的,二人必有公事之暇談論文藝的機會,因此談納蘭性德詩文創作及文藝思想,除大潮流外,康熙帝實在是位繞不開的人物。

 


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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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納蘭性德的詩歌創作主張
上章談到清初詩風的情況,這節談納蘭性德的詩歌主張。

納蘭性德生活於康熙朝的早期。在他生活的時代,詞壇是朱彝尊思想籠罩的天下,詩壇是錢謙益、王士禛「代興」的時代。[45] 納蘭性德與朱彝尊的關繫眾所周知,是以學問相尚、以詩詞互為友聲的摯友,朱彝尊〈納蘭性德祭文〉言:「我按樂章,綴以歌詩,剪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為絕倒,百過誦之……自我交君,今逾一紀,領契披襟,敷文析理,若苔在岑,若蘭在沚」[46],「苔岑」和「蘭沚」都是指志同道合的朋友[47],用此,足見二人交誼非同一般。納蘭詞的創作,很大程度受了朱彝尊思想的影響。朱長性德二十六歲,年二十即以詩名令天下側目[48],無論年齡及詩詞創作,於性德都是前輩。《通志堂集》卷13有納蘭性德〈與梁藥亭書〉,言:「近得朱錫鬯《詞綜》一選,可稱善本。聞錫鬯所收詞集凡百六十餘種,網羅之博,鑑別之精,真不易及。」[49] 朱氏論詩,亦與性德相近,如其〈曝書亭著錄序〉云:「緣情以為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於己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醞於中者深,斯出之也善。」「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感於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倣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以為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50] 參以性德詩說,與其「詩乃心聲,性情之事也」,最為契合。

然性德與漁洋,除《通志堂集》卷三所載〈為王阮亭題戴務旃畫〉一題外,餘則至今未見有明顯交往的痕跡。但這並不代表納蘭詩歌的創作及思想理論未曾受到過王士禛的影響。性德歿後,陸肯堂所寫輓詩的第二首有句說:「例從文選起,語自衍波傳。」[51] 士禛曾撰有詞集《衍波詞》,當是指此。[52] 王是山東新城人,生於明崇禎七年(1634年),長性德二十一歲,十六歲便名滿天下,被錢謙益認為是後輩中的翹楚人物,「所為詩,立追漢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53];性德孩提時,士禛在詩壇的盟主已基本確立,深得朝野上下的眷顧。宋犖《西陂類稿》卷31(同見錢儀吉《碑傳集》卷18),〈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王公士禛暨配張宜人墓誌銘〉記:「時(康熙十七年,1678)上留意古學,特詔公懋勤殿試詩,稱旨。次日傳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本朝由部曹改詞臣由公始,實異數也。上令入直南書房,頒賜飲食文綺無算。」備見隆遇。而坊間彼時推崇阮亭,更是視為天下盟主,「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納蘭性德的詩歌創作及思想理論,實在是在「王學」的空氣下進行的。

納蘭性德的詩歌理論,主要體現在他的《淥水亭雜識》及《通志堂集》卷十四的雜文(如〈賦論〉、〈原詩〉等)中。在他生活的時代,盡管王士禛已被尊為天下盟主,引領清詩新的走向,但當時的情致並非如後世看的那樣明朗,詩界的創作也存在不斷反復、摸索前進的情致。如上節所引錢仲聯在《清詩簡論》中的論述,清初人在掃蕩元明摹古遺風的同時,自身其實也在摹倣。只不過針對元明兩代的「詩必盛唐」,他們一方面將視眼擴大到整個唐詩,同時更看重宋詩而已。這固然與清初的學風有關。清人與元明人在詩詞寫作上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們更看重文字背後的學養與「經世致用」(當然,走到被人詬病的另一極端是之後的事,並非初衷),不純以「詩人」、「詞人」、「文人」面世。黃宗羲、呂留良[54]、高旦中等當世一流學人,就都曾花了極大的心血,協助吳之振[55]編《宋詩鈔》。[56] 這中間固然有用世的思想在內,但亦不能說沒有流弊。[57] 針對這種反元明摹古之風的摹古之風,納蘭性德別具慧眼,其《淥水亭雜識》四云:「宋人專意於詞,實爲精絶;詩其塵飯塗羹,故遠不及唐人。」[58]「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柄,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59]〈原詩〉一篇亦說:



世道江河,動成積習,風雅之道,而有高髻廣額[60]之憂。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宋。近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唐。萬戶同聲,千車一轍。其始,亦因一二聰明才智之士深惡積習,欲辟新機,意見孤行,排眾獨出。而一時附和之家,吠聲四起。善者為新豐之雞犬,不善者為鮑老之衣冠,向之意見孤出、排眾獨出者又成積習矣。蓋俗學無基,迎風欲僕,隨踵而立。故其於詩也,如矮子之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寧不悲哉![61]



指出這一流弊所之,語皆中肯。然納蘭性德並非反對摹仿,他反對的是那些一味摹仿不能自我創新的文學現象。《淥水亭雜識》四進一步闡述說:「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過日。」[62]又說:



有客問詩於予者曰:「學唐優乎?學宋優乎?」予曰:「子無問唐也,宋也,亦問子之詩安在耳?《書》曰『詩言志』,虞摯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此為詩之本也。未聞有臨摹仿傚之習也。古詩稱陶謝,而陶自有陶之詩,謝自有謝之詩。唐詩稱李杜,而李自有之詩,杜自有杜之詩。人必有好奇縋險、伐山通道之事,而後有謝詩;人必有北窗高臥、不肯折腰鄉里小兒之意,而後有陶詩;人必有流離道路、每飯不忘君之心,而後有杜詩;人必有放浪江湖、騎鯨捉月之氣,而後有李詩。近時龍眠錢飲光以能詩稱,有人譽其詩為劍南,飲光怒;復譽之為香山,飲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為浣花,飲光更大怒曰:『我自為錢飲光之詩耳,何浣花為?』此雖狂言,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客曰:「然則,詩可無師承乎?」曰:「何可無也。杜老不云乎:『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凡騷雅以來,皆汝師也。今之為唐、為宋者,皆偽體也。能別裁之而不為所誤,則師承得矣。」[63]



這是一篇很重要的詩論,從中可以看出納蘭性德詩歌創作的旨趣來。在納蘭性德看來,「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64] 性德認為,韓愈過於逞才,蘇軾過於逞學,皆與性情隔絕。

在這一重性情理論前提下,納蘭性德進一步主張根據表述需要,擇取創作體裁樣式,反對一味摹擬,借題發揮。如其《通志堂集》卷十八云: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強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



又說:



樂府題今人多不能解,則不必強作。李于鱗優孟衣冠,徒為人笑。[65]



皆是有見之言。從《淥水亭雜識》、致友人的書信以及〈原詩〉、〈填詞〉、〈賦論〉等詩文中的論述看,納蘭性德強調創作應貫穿真情實感,「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詩取自適,何以隨人」,主張以真實的感情為詩歌創作的第一要義,堅決反對明代以來文壇流行的模擬風習,指出「萬戶同聲,千車一轍」現象的根源在於「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他認為真實的性情或感情只能來自具體的生活實踐,「人必有好奇縋險、伐山通道之事,而後有謝詩;人必有北窗高臥、不肯折腰鄉里小兒之意,而後有陶詩;人必有流離道路、每飯不忘君之心,而後有杜詩;人必有放浪江湖、騎鯨捉月之氣,而後有李詩」,指出「無其情」是絕對寫不出好詩來的。因此,詩人必須立足於生活實踐從事創作,抒寫自己的喜怒哀樂。

性德十分重視繼承與創新的關係,要求人們正視文學形式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他主張廣泛汲取前人創作長處和經驗,「凡騷雅以來皆汝師也」,但決不可拘泥於仿效某個朝代或某個作家。他還指出,「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但向古人學習的目的在於形成自己獨特的創作個性,他反對為復古而學古,反對只以拾掇古人牙慧為能事,「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過日」。

性德還提倡文學創作力求做到內容與形式完美的統一,反對形式束縛內容,他把詩歌創作中撇開內容表達需要而盲目搬弄故實的文字稱為「死句」,同時堅決反對「自縛手臂」的步韻詩。[66]

在詞論方面,性德的〈填詞〉詩集中批評了人們重詩輕詞的錯誤看法,從理論上提高詞的地位。另外,他還提出在史傳文學的創作中要避免滲入作家主觀色彩,以保持評價、敘述的客觀公允。

性德的這些見解和詩歌理論,都顯示了他清醒的認識,體現了他在文學批評方面的修養和才具。







五、納蘭性德詩的分類與辯說
相對於納蘭詞的「家家爭唱」、「傳寫徧於村校郵壁,海內文士競所摹仿」,納蘭詩要寂寞得多。但這并不是說納蘭詩不好,無所足取,清人詩話曾評其詩「纏綿秀麗」[67]、「吐屬清雋」[68],「一代詩才,俊逸飄飄淩雲」[69],即使放在整個清初詩壇而論,他的詩亦有其特定的地位。只是他的詩為其詞名所掩而已。

這固然與納蘭性德著力於詞的創作有關,徐乾學〈通志堂集序〉就曾說道:「容若病且殆,邀余訣別,泣而言曰:『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鑽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生平詩文本不多,隨手揮寫,輒復散佚,不甚存錄。辱先生不鄙棄,執經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語以讀書之要,及經史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然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今方欲從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長負明誨,歿有餘恨。』余聞其言而痛之。」[70] 「詩餘」是古人對詞的別稱,「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一語,道出納蘭性德的精神旨趣。

而從整個清代看,是詩歌的又一高峰,名家輩出,名篇絡繹,特別是乾隆以後,清詩自具面目,真的是超明越元,抗衡唐宋,別開生面。納蘭性德既著力於詞,精力所限,詩必相較不濟。且「前修未密,後出轉精」[71],詩為後來者超越,自是意料中事。因此對納蘭詩,不能過於苛求。

歷來談納蘭性德者,多著力於他的詞,鮮有將他的詩納入研究視角的。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選錄納蘭詩六首,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選錄三首,錢仲聯《清詩紀事》康熙朝卷稍多,不過十首,餘則不見有選本。其詩名遠不如乃弟揆敘之盛。[72]

《通志堂集》卷二至卷四為納蘭詩,總三百二十九首,想非全璧,當有遺珠。詩古近體皆備,核其目,凡五言古詩100首,七言古詩9首,五言律詩18首,七言律詩29首,五言排律3首,五言絕句8首,七言絕句162首。其寫作年月多不可曉,唯依其書寫題類分述如下。

第一類為擬古詩和詠史詩。見《通志堂集》卷二至卷三。其中《傚江醴陵雜擬古體詩二十首》和《擬古四十首》,最為人稱道。如《傚江醴陵雜擬古體詩二十首》之第十一〈陶淵明田家〉:「結廬柴桑村,避喧非避人。當春務東作,植杖躬耔耘。秋場登早秫,酒熟漉葛巾。采罷東籬菊,還坐彈鳴琴。磬折辱我志,形役悲我心。歸華托陳荄,倦鳥棲故林。壺觴取自酌,吟嘯披予襟。」 第十七〈謝玄暉觀雨〉:「冉冉敬亭雲,泠泠北崎風。仰見城西隅,崇朝隮蝃蝀。霢霂散帷幔,霏微入簾櫳。訟庭滋草碧,鈴閣泫花紅。之子期未至,琴尊誰與同。登樓一以望,山城如畫中。青笠巖際叟,綠蓑溪上翁。白鳥詎有營,飛飛西復東。嗟予徇微祿,潤物慙無功。」語質清麗,頗有魏晉人的風致。[73]

《擬古四十首》,其第十三最為著名。一般看作是納蘭性德的自述詩,後世談論納蘭性德者,多有引述。詩云:「予生未三十,憂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風吹已斷。行當適遠道,作記殊汗漫。寒食青草多,薄暮煙冥冥。山桃一夜紅,茵箔隨飄零。願餐玉紅草,一醉不復醒。」語極寥落,「予生未三十,憂愁居其半」兩句最為觸目驚心。引發後世論定,實緣此二句。 再如第十:「天地忽如寄,人生多苦辛。何如但飲酒,邈然懷古人。南上有閒田,不治委荊榛。今年適種豆,枝葉何莘莘。豆實既可采,豆秸亦可薪。」雖自《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三「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化來,然凄涼之情,溢于言表,遠不如第四十詠趙孟頫句清雋。其第四十云:「吾憐趙松雪,身是帝王裔。神采照殿廷,至尊歎昳麗。少年疎遠臣,侃侃持正義。才高興轉逸,敏妙擅一切。旁通佛老言,窮探音律細。鑒古定誰作,真偽不容諦。亦有同心人,閨中金蘭契。書畫掩文章,文章掩經濟。得此良亦足,風流渺誰繼?」

《擬古四十首》的第三首,寫漢代楊震拒賄的故事,後世論者,或有認為是規勸其父親明珠的。詩云:「乘險歎王陽,叱馭來王尊。委身置歧路,忠孝難並論。有客齎黃金,誤投關西門。凜然四知言,請自貽子孫。」 明珠為康熙朝大學士,深得康熙帝信用,勢焰薰灼,奔走其門者,絡繹不絕於途。《清史稿》卷269記:「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飭,貨賄山積」,又說:「康熙中,滿洲大臣以權位相尚者,惟索額圖、明珠,一時氣勢熏灼,然不能終保令名,卒以貪侈敗。」卷270〈郭琇傳〉亦說:「大學士明珠柄政,與余國柱比,頗營賄賂,權傾一時。」清人筆記亦有類似說法,今不贅引。[74] 性德可能早就感覺其父事久必敗,但又不能明說,故有此詩。誠是借古發端,借他人之酒,澆自家塊壘;然明珠終不悟,故有後來之敗。

康熙初用兵頗多,性德亦有倣古人寫征人之作,如《通志堂集》卷五所錄《記征人語》十三首。如其第三云:「樓船昨過洞庭湖,蘆荻蕭蕭宿雁呼。一夜寒砧霜外急,書來知有寄衣無?」其第十一:「一曲金笳客淚垂,鐵衣閒卻臥斜輝。衡陽十月南來雁,不待征人盡北歸。」詩中描述了南征清兵久戍不歸的幽怨之情,流露了性德對戰爭的態度。納蘭詞〔滿庭芳〕:「堠雪翻鴉,河冰躍馬,驚風吹度龍堆,陰燐夜泣,此景總堪悲。待向中宵起舞,無人處、那有村雞。祗應是,金笳暗拍,一樣淚沾衣。  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歎紛紛蠻觸,回首成非。賸得幾行青史,斜陽下、斷碣殘碑。年華共,混同江水,流去幾時回。」描述的,均是同類感情。

納蘭詩的第二類為紀行游的山水詩。第二章談納蘭性德生平,曾引徐乾學《墓誌銘》所記,說「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喇,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另外《墓誌銘》裡也說曾「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沿途皆有詩,或描摹山水,或抒發幽思,董訥〈進士納蘭君誺詞〉所說「字追米蔡,詞抗蘇黃,詩則拾遺、王、孟之間,罔不各臻其妙」[75],即是指這類詩。著名者如〈虎阜〉:「孤峰一片石,卻疑誰家園。煙林晚逾密,草花冬尚繁。人因警蹕靜,地從歌吹喧。一泓劍池水,可以清心魂。金虎既銷滅,玉燕亦飛翻。美人與死士,中夜相為言。」〈金陵〉:「勝絕江南望,依然圖畫中。六朝幾興廢,滅沒但歸鴻。王氣攸雲盡,霸圖誰複雄。尚疑鐘隱在,回首月空明。」〈秣陵懷古〉:「山色江聲共寂寥,十三陵樹晚蕭蕭。中原事業如江左,芳草何須怨六朝。」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先是駐蹕古北口,九月沿京杭運河南巡,十一月回鑾。上述諸詩,當作於此時,尚有七絕《江南雜詩》四首,皆同一風格。如《江南雜詩》第四:「妙高雲級試孤攀,一片長江去不還。最是銷魂難別處,揚州風月潤州山。」此類詩混入唐人詩集,多不易辨出。

性德曾多次隨康熙出巡北方邊塞,寫下了一首首蒼涼清怨的邊塞詩篇,以其獨特的筆觸,描繪了北國滿族發祥地的遼闊、壯美。如〈古北口〉詩:「亂山如戟擁孤城,一線人爭鳥道行。地險東西分障塞,雲開南北望神京。新圖已入三關志,往事休論十萬兵。都護近來長不調,年年烽火報昇平。」〈山海關〉詩:「雄關阻塞戴靈鼇,控制盧龍勝百牢。山界萬重橫翠黛,海當三面湧銀濤。哀笳帶月傳聲切,早雁迎秋度影高。舊是六師開險處,待陪巡幸扈星旄。」

「扈從……恭紀」詩亦屬此類,如〈扈從聖駕祀東岳禮成恭紀〉、〈扈駕馬蘭峪賜觀溫泉恭紀十韻〉、〈扈蹕霸州〉、〈興京陪祭福陵〉、〈駕幸五臺恭紀〉等。此類詩屬應制而作,是呈給皇帝看的,頗具程式,但寫的亦甚清雋自然,不為凡品,如〈扈駕馬蘭峪賜觀溫泉恭紀十韻〉:「御天來鳳輦,浴日啟龍池。野迥紆皇覽,春濃值聖時。落花縈綵仗,初柳拂朱旗。行漏三辰擁,停鑾萬象隨。瑞徵泉是醴,喜溢沼生芝。特許觀靈液,相將涉禁墀。氣凝漿五色,味結露三危。仙蹕程遙度,慈闈駕近移。倍隆長樂養,兼採廣微詩,扈從誠多幸,重華賞薦辭。」再如〈凈業寺〉:「紅樓高聳碧池深,荷芰生涼豁遠襟。湖色靜涵孤刹影,花香暗入定僧心。經翻佛藏研朱莢,地賜朝家布紫金。下馬長堤一吟望,梵鐘雜送海潮音。」

納蘭詩第三類為閒情雜詠之作。包括友朋贈答、相和之辭。此類詩在納蘭詩中比重亦不小,如《通志堂集》所錄〈幸舉禮闈以病未與廷試〉、〈有感〉、〈四時無題詩〉、〈秋意〉、〈為王阮亭題戴務旃畫〉、〈填詞〉、〈題趙松學畫鵲華秋色卷〉、〈題趙松學水村圖〉、〈新晴〉、〈歲晚感舊〉、〈題照〉、〈淥水亭〉、〈初夏月偕仲弟作〉、〈雪中和友〉、〈西苑雜詠和蓀友韻〉、〈淥水亭〉,及寫丁香、杏花之作,皆屬此類。此類以心情程度,風格各異,然多體物細膩,真切自然,用語清麗流暢,每為後世稱道。如《秋意》其三:「雨声池馆秋,漠漠横塘水。水鸟故窥人,飞入荷花里。」〈中元前一夕枕上偶成〉:「酒醒池亭耿不眠,帳紋漠漠隔輕煙。溪風到竹初疑雨,秋月如弓漸滿弦。殘夢遠經吹角戍,明河長亙擣衣天。哀蛩餞曉渾多事,也似嚴更古驛邊。」

〈幸舉禮闈以病未與廷試〉寫成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即徐乾學《墓誌銘》所敘「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事,語極抑郁。詩云:「晚榻茶煙攬鬢絲,萬春園裡誤春期,誰知江上題名日,虛擬蘭成射策時。紫陌無遊非隔面,玉堦有夢鎖愁眉。漳濱強對新紅杏,一夜東風感舊知。」再如〈雨後〉:「宿雨蘆村暑乍清,歸雲天外一峰晴。蟬四柳陌多相應,燕踏琴絃別作聲。白日旋消高枕過,秋風又向亂砧生。傷心咫尺江干路,擬著漁簑計未成。」 題詠之作,則如〈題趙松雪水村圖〉:「北苑古神品,斯圖得其秀。為問鷗波亭,煙水無恙否。」〈題蘇文忠黃州寒食詩卷〉:「古今誠落落,何意得斯人。紫禁稱才子,黃州憶逐臣。風流如可接,翰墨不無神。展卷逢寒食,標題想後塵。」〈為王阮亭題戴務旃畫〉:「心與西山清,坐對西山雪。山空多幽響,芳草久雲歇。白雲如滄州,縹緲不可越。丹青意何長,宛此山徑折。臥游失所見,空林一片月。」

第四類為師友贈別、懷念遠人及悼念亡友之詩。此類詩寫得真摯感人,在納蘭詩中最具特色。〈暮春別嚴四蓀友〉、〈送施尊師歸穹窿〉、〈寄朱錫鬯〉、〈送梁汾〉、〈輓劉富川〉、〈送馬雲翎歸江南〉、〈長安行贈葉訒菴庶子〉、〈送蓀友〉、〈寄梁汾並葺茅屋以招之〉等,即屬此類。如〈輓劉富川〉詩云:「人生非金石,胡為年歲憂。有如我早死,誰復為沉浮。我生二十年,四海息戈矛。逆節忽萌生,斬木起炎州。窮荒苦焚掠,野哭聲啾啾。墟落斷炊煙,津梁絕行舟。片紙入西粵,連營倏相投。長吏或奔竄,城郭等廢丘。背恩寧有忌,降賊竟無羞。余聞空太息,嗟彼巾幗儔。黯澹金台望,蒼茫桂林愁。卓哉劉先生,浩氣淩鬥牛。投軀赴清川,噴薄萬古流。誰過汨羅水,作賦從君遊。白雲如君心,蒼梧遠悠悠。」揣其辭,當寫於吳三桂叛亂、西南平叛之時。劉富川今不可考,事跡不詳,想是當時的一位英雄。詩語質雄渾,頗有少陵遺意,可稱一代詩史。再如〈送蓀友〉:「人生何如不相識,君老江南我燕北。何如相逢不相合,更無別恨橫胸臆。留君不住我心苦,橫門驪歌淚如雨。君行四月草萋萋,柳花桃花半委泥。江流浩淼江月墜,此時君亦應思我。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無成已如此。平生縱有英雄血,無由一濺荊江水。荊江日落陣雲低,橫戈躍馬今何時。忽憶去年風雨夜,與君展卷論王霸。君今偃仰九龍間,吾欲從茲事耕稼。芙蓉湖上芙蓉花,秋風未落如朝霞。君如載酒須盡醉,醉來不復思天涯。」 《清詩別裁集》所選六首即有此篇,沈德潛評曰:「酣嬉淋漓,一起警覺,深情人轉作無情語也。」[76] 即使今天讀來,依然回腸蕩氣,頗有〈春江花月夜〉的風致,而豪健則過之。此類的作品在納蘭詞中最為人稱述,與詞相較,無論詩詞,在藝術上的最大特色都是感情真率,在信筆揮灑中流露出天然的美。



上述四類是在讀納蘭詩時隨手做的分類,當然還可以細分。第一類詩可看出納蘭性德的胸襟和抱負。第二類詩和第三類詩,可以見他的才學。清以降的評論家評論文士,喜歡以才情和才性來區分,「才情」是指才思、才華。如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篇:「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唐司空圖〈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詩之五:「才情百巧鬪風光,卻關雕花刻葉忙。」 而「才性」則是指資質性情。《世說新語·賞譽》「諸人當來尋溫元甫」句,南朝梁劉孝標注引〈晉諸公贊〉言:「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 假如第二類、三類詩歌可以見納蘭性德才情的話,前者則可以看出他的才性。 這三類詩皆寫得風格清新﹐抒情狀物不落窠臼,別開生面,在清初人的詩集中,誠屬上品。

第四類詩,最見納蘭性德的真情和柔情。納蘭一生篤於交誼,生平交際半天下,摯友如嚴繩孫、顧貞觀、朱彜尊、姜宸英等,初皆不過布衣,而他禮賢下士,虛己納交,竭至誠,傾肺腑,「凡士之走京師,侘傺而失路者,必親訪慰籍;及邀寓其家,每不忍其辭去;間有經時之別,書札、詩詞之寄甚頻。」[77] 韓菼撰神道碑亦曾說:「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 而從這些詩看來,皆寫得真切自然,感情直率,在其詩集中最具特色。



縱觀納蘭性德的詩,清新雋秀,自然超逸,哀婉動人,間有雄渾之作。王國維評價納蘭性德,說:「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78] 這固然是針對納蘭詞的情況而言的,但移來評價其詩,亦不為過,因為納蘭詩的創作,同樣體現了「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真切」、「自然」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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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亦曾說:「其詩飄忽要眇,絕句近韓偓,尤工於詞」。

[2] 語出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略說》:「顧炎武為《唐韻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廣森《詩聲類》分十八部。王念孫分二十一部。大氐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3] 韓菼《神道碑》云:「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高士奇《疏香詞·摸魚兒》題注:「臘月十二日,成容若生日,索賦,有句云:『恰十九東坡,十二君初度。』」

[4]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三:「皇二子廢太子贈理密親王允礽,其初行次為第六,康熙十三年甲寅五月初三日巳時生,孝誠仁皇后赫舍哩氏出,小名保成,明年十二月立為太子。」

[5] 語出《禮記·中庸》:「誠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又《易·繫辭》:「一陰一陽之為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性」代「成」,由此。

[6]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卷九有同樣的話。陳融《顒園詩話》:「詩纏綿秀麗,張南山謂似韓冬郎,當是切評。」今人評論二者的詩,有「女郎詩」之評。

[7] 韓偓兩《唐書》皆有傳。毛晉〈韓内翰别集跋〉:「按《列傳》云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計有功云字『致堯』,今曰致光誤矣。胡仔云『致元』,未知孰是。自號玉山樵人,小字冬郎。開成六年進士。韓瞻之子。李義山與瞻同年,偓童時即席為詩送之,一座盡驚,李因贈詩云:『十嵗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鳯清於老鳯聲。』《藝文志》載詩一卷,《香奩集》一卷。」

[8] 徐乾學另有《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文字略同《墓誌銘》,然甚為簡略,不及《墓誌銘》詳審。亦可參。

[9] 《清史稿》卷484、《清史列傳》卷71納蘭本傳,皆依據此《墓志銘》文字。錢儀吉《碑傳集》卷138亦收錄此《墓志銘》,微文字略有差異,疑經改竄。

[10] 《通志堂集》(上海古籍 1979),卷十九,附錄上。

[11]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納蘭條題引最是折中,言:「成德,字容若,遼陽人。康熙癸丑科進士,丙辰殿試,官侍衛。著有《通志堂集》。」

[12] 《清史列傳》,卷十三。

[13] 《清史稿》,卷266。

[14] 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1659)的狀元,徐乾學是康熙九年(1670)的探花。三兄弟皆屬鼎甲,是中國科舉史上的佳話。

[15] 《清史稿》,卷484,頁13325。

[16] 熊賜履:《學統》卷首,康熙乙丑李振裕序。康熙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17] 同前註。

[18] 徐乾學《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碑文》說他「執友四五人,攷訂經史,談說古今,吟詠繼作,精工樂府,時謂遠軼秦柳,所刻《飲水》、《側帽》詞傳寫徧於村校郵壁,海內文士競所摹仿」。

[1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乾隆上諭檔》(檔案出版社 1991),第12冊,頁501。

[20] 同上。陳融《顒園詩話》亦云:「容若本擅一代詞名,詩亦不俗。徐建菴乃強以經術附之,致有乾隆己酉(1789)諭旨,錄載《通志堂經解》書首一事,弄巧適反拙耳。」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四庫全書總目》,卷183。《八旗通志》卷120著錄文字,誠屬據此迻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通志堂集》,卷前〈出版說明〉亦說:「傳世的《通志堂經解》,題為性德撰,實係乾學匯裒集。」

[24] 據同治十二年刻本《通志堂經解》首卷卷前徐乾學序。序署「康熙十有九年庚申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崑山徐乾學謹序」字樣。

[25]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六:「乾學素附明珠,盛稱成德之學,先於己未(十九年,1680)為刻《通志堂經解》,復於辛酉(三十年,1691)輯刻其詩文,為《通志堂集》二十卷。是時明珠已罷相,實由乾學受聖祖密旨嗾使郭琇劾罷之。旋乾學亦解尚書任回籍修書。明珠外甥傅臘塔官江南總督,正督過乾學兄弟,為明珠報復,徐元文憤恚而死。乾學之刻此集或意在釋嫌修好。」

[26] 《通志堂集》,頁2-3。

[27] 本義指斜戴帽子。《周書·獨孤信傳》:「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後以謂灑脫不羈的裝束。宋陳師道〔南鄉子〕詞:「側帽獨行斜照裏,颼颼,卷地風前更掉頭。」 劉國鈞〈并遊俠行〉:「疲驢側帽傲王侯,萬金三卻權門聘。」

[28] 「飲水」本義指喝水。語出《禮記·檀弓下》:「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孫希旦集解:「飲有漿醴之屬,今但飲水而已,飲之貧也。」 唐韓愈〈復志賦〉:「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 清沈初《西清筆記·紀名跡》:「其詩有『人到心閒飲水甜』之句,餘甚愛之。」亦指喝的和做飯用的水。後引申為清廉。語本《晉書·良吏傳·鄧攸》:「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唐杜甫〈贈裴南部〉詩:「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納蘭性德的詞集《側帽集》於康熙十七年(1678)問世,是年性德僅24歲。繼而,另一詞集《飲水詞》在吳中刊行。而綜合編纂他詩、詞、文、賦為《通志堂集》的,則是他的漢文老師徐乾學。

[29] 經解既非性德自輯,後人或疑此等文字亦係他人代筆。

[30] 《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上冊,頁43。

[31] 此本刻於吳中。康熙三十年張純修在揚州重刻《飲水詩詞集》,與十七年吳中本相較,略有增益,據言此本刻工極佳,然流傳極少,世之罕見。

[32] 《通志堂集》,卷十六,〈淥水亭雜識二〉。

[33] 錢仲聯:〈怎樣研究清代詩文〉,《夢苕盦論集》(中華書局 1993),頁165。

[34] 劉勰 著、周振甫 注:《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通變第二十九〉,頁331。

[35] 錢仲聯:〈簡論清詩〉,《夢笤盦論集》,頁176-177。

[36] 唐宋詩之爭,至乾隆時猶有爭端,袁枚《隨園詩話》卷六,第79,言:「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

[37] 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 1984),頁2。

[38] 袁枚《隨園詩話》,卷二,第三九:「本朝古文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為一代正宗。」

[39] 然王氏「神韻」說並不局限於字面層意,是既重風調,又重雄渾,漁洋〈跋陳說嚴太宰丁丑詩卷〉言:「自昔稱詩尚雄渾則鮮風調,擅神韻則乏豪健,二者互交譏」,主張「去其二短而兼其兩長。」 參見《蠶尾續文》,卷20。

[40] 俞大綱,《寥音閣詩話》,三四:「家伯兄嘗為余言,曹雪芹於其《紅樓夢》說部中,假史湘雲香菱之問答以論詩,其宗旨實淵源於王漁洋詩主神韻之說,可證以漁洋所撰之《唐賢三昧集》序言及其所選詩,此說甚精。雪芹身世,今人考證綦詳。其詩集久佚,然零篇斷句,猶存人間。屬辭清雅,而格調殊不高,似尚不及其紅樓夢中「姽嫿將軍辭」,及「寒塘度鶴影,冷月葬詩魂」等警句也。以雪芹之才,造詣誠若不止此;或者其一生精力,寄於說部,詩詞拋餘力為之,故未能盡工耳。然當時詩體,類皆著重神韻,清麗有餘,而雅健不足;曹詩如此,亦風習使然。雪芹之詞,世無傳什,《紅樓夢》有〔粉墮白花州〕一闋,亦嫌纖弱。然其神貌,似得之於納蘭容若;曩蔡孑民先生以《飲水詞》有「葬花天氣」一語,而《紅樓夢》有黛玉葬花故事,因謂《紅樓夢》影射明珠家世,似不如謂雪芹詩詞受當時風會所染,無論詩詞,皆與當時文藝潮流相迎合也。」

[41] 見《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1。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42] 《御製文集》,三集,卷20。

[43] 其中談唐詩分期的,如「論次唐人之詩者,輙執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揚軒輊之過甚,此皆後人强為之名,非通論也。自昔唐人選唐詩,有殷璠、元結、令狐楚、姚合數家,卷帙未為詳備。至宋初撰輯《英華》,收録唐篇什極盛,然詩以類從,仍多脱漏,未成一代鉅觀。朕兹發内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籤》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時代分置次第,其人有通籍登朝嵗月可考者,以嵗月先後為斷;無可考者,則援据詩中所詠之事與所同時之人繫焉」,可說是明顯受到王士禛學說的影響。

[44] 《御製文集》,三集,卷22。

[45] 王士禛並非不能詞,其不為耳,氏早年嘗著《衍波詞》,嗣響絕代,自離揚州後,便絕口不再言詞,甚為可怪。嚴迪昌《金元明清詞精選》(江蘇古籍 1995)頁214作者題註:「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初名士禛,因避雍正帝胤禛之諱,曾被改作士正,乾隆時命改士禎。山東新城(今屬桓臺)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初授揚州府推官,調內累官至刑部尚書,乾隆朝追謚「文簡」。著有《衍波詞》。王士禎為清初詩壇宗師,倡『神韻說』,領袖一代。詞為前期所作,調離揚州後,即絕口不言詞。其詞清雋處類其詩,惻艷之作則追摹『花間』。」朱彝尊長漁洋五歲,同書頁190記:「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師,又別署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明大學士朱國祚之曾孫。順治二年(1645)清兵入浙,一度參與抗清事。十三年(1656)起遠走嶺南、雲中、通潞,歷為幕賓。康熙十七年(1678)以『名布衣』應『鴻博』徵召,翌年春中式授翰林院檢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書房。中經浮沉,於三十一年(1692)告歸鄉里,著述以終。長於經義研攷,詩與王士禎並稱『南朱北王』。詞名尤著,為『浙派』宗師,有《眉匠詞》、《靜志居琴趣》、《江湖載酒集》、《茶煙閣體物詞》、《蕃錦集》等。又編輯《詞綜》三十四卷。其詞以清空醇雅為審美旨歸,宗尚南宋姜夔、張炎一派。一生詞創作成就以『江湖載酒』時期為高,《琴趣》情愛之寫亦多佳構。」

[46] 《通志堂集》卷十九,頁818。性德歿後,竹垞有輓詩六通,其第五云:「主客披圖得,雲煙過眼諳。吟花成絕筆,聽雨罷深譚。畫裡韶顏在,尊前麗語耽。憑將腸斷句,流轉到江南。」痛失知音,語極沉痛。

[47] 典出郭璞〈贈溫嶠〉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余(爾)臭味,異苔同岑。」赵翼〈哭筠浦相公〉:「交誼苔岑五十秋,喜聽揆席懋勛猷。」

[48] 朱氏《曝書亭集·亡妻馮孺人行述》言:「予年二十,即以詩古文辭見知於江左之耆儒遺老,時方結文社,興詛誓,樹同異,予概謝不與。」

[49] 《通志堂集》,頁533。

[50] 《曝書亭集·曝書亭著錄序》。

[51] 《通志堂集》,卷20,頁877。

[52] 趙秀亭《納蘭叢話》四五:「張任政《納蘭性德年譜》稱:性德、馬雲翎定交康熙十二年,是年雲翎初應會試不第,性德為作〈送馬雲翎歸江南〉詩。康熙十七年,雲翎再上春官不第,性德重以〈又贈馬雲翎〉詩為別。今人黃天驥亦同張氏說。按,此說實誤。據秦松齡《馬雲翎傳》,雲翎為壬子(康熙十一年)舉人,旋入京應癸丑(十二年)禮部試,不中。丙辰(十五年)復赴京再試,又不中。戊午(十七年)秋,病歿,壽僅三十。雲翎至京,僅癸丑、丙辰兩度耳。十七年(戊午)雲翎未入京,是歲亦非會試之年,『落第』、『贈詩』顯無可能。又,〈送馬雲翎歸江南〉作在先,〈又贈馬雲翎〉作在後,然〈又贈馬雲翎〉有『一朝傾蓋便相歡』句,可知〈又贈〉詩亦定交初之作。如是,則知二詩乃同年同次相別之贈,其先後相差,不過旬日間耳。若以二詩繫於康熙十二年,亦於理不通。雲翎既卒,性德猶以〔柳枝詞〕寄其懷思之情,知其交誼終始無變。倘以十二年定交並贈二詩,則十五年舊友重逢,當不少倡和過從;雲翎再試不售,更當有作以慰之矣。今性德集中再無贈馬之章,固知十二年定交、贈詩之說為不可信。綜以前論,性德、雲翎交誼之實已見,即定交、贈詩必在康熙十五年。舍此而外,他說皆難從信。另,馬雲翎以詩名鳴京師,原藉王士禛之揄揚。雲翎癸丑初次入京,時漁洋遠在川中;丙辰再次至京,漁洋方任戶部郎中,始得以賞譽助成雲翎盛名。性德以《側帽》詞顯名,恰在同一年,竊疑性德、雲翎曾並承王氏稱賞,由得定交之機緣。陸肯堂輓性德詩云「例從文選起,語自衍波傳」,即容若嘗得漁洋稱美之證。容若〈為王阮亭題戴務旃畫〉詩,猶存與王一度交好之跡。未幾,阮亭惡明珠,且忌父及子,拒不與性德接,反頓成陌路。漁洋集中無性德名,甚有暗示譏諷處,即由此。性德之諸般煩惱,此為其一。漁洋之鄙棄作詞,疑亦有故意貶抑性德之目的。顧貞觀有云:『國初輦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為斯道總持。最後吾友容若,其門第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頗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視花間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雖云盛極而衰,風會使然,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浸淫而入于風雅,可為太息!』性德生前身後名,每受累於其父若弟,此等不幸,自古才人少其比焉!」(見 http://blog.163.com/lst_rongruo/ ... 929020082183336730/

[53] 語出孫星衍〈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見錢仲聯 編《廣清人碑傳集》,頁   。

[54] 呂留良(1629-1683)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早年與黃宗羲交往,曾拒舉清廷博學鴻詞,隱居家鄉,後出家為僧。他與吳之振是同鄉密友,著有《晚村先生文集》等。

[55] 吳之振(1640-1717)字孟舉,號橙齋,別號黃葉村農,浙江石門人。據《清代學者像傳》第一集說,他在年輕的時候,曾從倡導宋詩最力的黃宗羲問學,後以貢授中書,不就還鄉,與王士禛、施閏章等人為詩友,著有《黃葉村莊集》。《國朝耆獻類徵》卷431引《文獻徵存錄》,說吳詩得「宋人精髓」,其集中如〈寒食口占〉、〈乞蘭〉〈送黃晦木東歸〉等,確實有宋詩韻味。

[56] 吳之振和呂留良選編《宋詩鈔》始於康熙二年(1663)癸卯初夏,成書於康熙十年(1671)辛亥之秋,歷時九年。除吳之振、吳自牧叔侄和呂留良外,還有黃宗羲(太沖)、高旦中等人也參與了《宋詩鈔》的選編工作。

[57] 朱則傑:《清詩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頁190:「入清伊始,明代詩歌餘風尚熾,不少詩人依然墨守『詩必盛唐』的框框。自錢謙益出,人們逐漸從『盛唐』擴大到整個唐詩,又從單純的『宗唐』發展到『兼取宋詩』,甚而至于還從學唐為主而變為以學宋為主。這樣,無形中就出現了宗唐與宗宋的分歧。這種分歧的極端表現,就是宗唐與宗宋各成派別,互為攻擊,指摘對方在文學方面的流弊。」

[58] 《通志堂集》頁699。「塵飯塗羹」以土作飯,以泥作羹,比喻以假當真或無足輕重的事物。《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鄒容《革命軍》第二章:「復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亦作「塵羹塗飯 」。 錢謙益〈答唐訓導論文書〉:「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

[59] 《通志堂集》,頁699。

[60] 「高髻廣額」,不知所本。案高髻本指高綰之髮髻。《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廣額,本義指寬廣的額頭,左思〈嬌女〉:「鬢發覆廣額,雙耳似連璧」;後引申為放寬考試錄取的名額,顧炎武《日知錄·中式額數》:「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為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為美論。」

[61] 《通志堂集》,頁557-558。

[62] 《通志堂集》,頁699。

[63] 《通志堂集》,頁558-560。

[64] 《通志堂集》,頁697。

[65] 《通志堂集》,頁705-706。

[66] 《小說月報》1923年1月期(總第14卷第1號),有鄭振鐸一篇談步韻詩的文章,文章引用了納蘭性德的話,說:「中國詩裡,有一個束縛真情最甚的桎梏,便是步韻,在作步韻詩者的意見,不過以步和前人或同時人的韻,而能工切,益可顯出他們的雕斫的才能。而不知五七言的格律,已足限制真情的流露;如並選韻的自由而更剝奪之,則恐即詩才極盛的人,也決不能暢其所欲言了。納蘭容若有一段話說得極好:『今世之大為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群玉》。今世非步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既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韻,誰曾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參見《淥水亭雜識》卷四)

[67] 陳融:《顒園詩話》。

[68]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六。

[69]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 》,卷37,《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1629冊,頁633。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亦曾說:「其詩飄忽要眇,絕句近韓偓,尤工於詞」。

[70] 《通志堂集》,頁1。

[71] 語出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略說》:「顧炎武為《唐韻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廣森《詩聲類》分十八部。王念孫分二十一部。大氐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72] 楊鍾羲《雪橋詩話》(不詳卷次,轉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冊六康熙朝卷,頁3783):「凱功為初白弟子。初白詩以透露為宗,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得宋人之長而無粗直之病。凱功〈歸化城觀打鬼〉詩,波瀾不二,其功力實過於乃兄。孫愷似序《益戒堂集》,謂其辭必達意,語必肖題,非虛譽也。」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六:「揆敘少師吳兆騫、查慎行、唐孫華。詩筆通敏,篇翰甚富。二十年間,謁陵游幸,南巡出塞,無役不從,詩皆編年,于山川道里產物風俗,紀載特詳。域外見聞,多可徵信。屬辭巽雅,多作恬退語。」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不詳卷次,轉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冊六康熙朝卷,頁3783):「〔詩話〕凱功纓組承家,篤尚風雅。延查初白於邸第,請受詩法,集內詩多瓣香初白。才調雖亞於其兄容若,亦一時佳公子也。」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20錄揆敘詩一首,即〈鷹坊歌〉,引末評其詩曰:「議論正大,不及唐東江作,而筆力亦自矯健。」

[73] 其十六〈盧子諒時興〉詩,沈德潛評語:「砥礪志節,傳出子諒心聲。」足見浸淫之深。

[74] 昭槤《嘯亭雜錄》:「時納蘭太傅明珠掌朝柄,前撫軍某,歲以萬金饋之,習以為常。」

[75] 《通志堂集》,頁804-805。

[76]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10,頁407-408。

[77] 張任政《清納蘭容若先生性德年譜·自序》,見林慶彰、蔣秋華 主編:《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5),頁2。

[78] 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8),卷上,第52條,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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